來源：《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作者：法爾哈德·曼傑（Farhad Manjoo）
原文鏈接：http://www.nytimes.com/2019/07/24/opinion/doordash-tipping.html
DoorDash是美國最受歡迎的外賣配送服務公司，在硅谷和沙特阿拉伯的一些主要投資者的支持下，這家快速增長的獨角獸公司成立僅六年後，估值就達到了70億美元。
在這裡，我必須承認，我也常常在DoorDash上下單，每個月少則兩三次，多則五六次，具體次數取決於那段時間我有多懶得出家門。
硅谷有條“厚黑規則”——想讓公司長遠發展，你就必須劃分出一個永久性的數字時代下層階級（digital underclass）。
因此，當DoorDash一項長期執行的員工薪酬政策昭然於世，霸佔員工小費的想法浮出水面後，你可能都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
DoorDash的這項政策自2017年起生效，此後便經常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一陣陣小騷動。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記者安迪·紐曼（Andy Newman）近期在一篇精彩的反烏托邦文章中，詳細描述了他在紐約市擔任外賣送餐員時噩夢般的經歷，再次引起了軒然大波。
直到這時，DoorDash才出來做出迴應。
紐曼說，DoorDash承諾他能從首筆配送訂單中獲取6.85美元的最低保障工資。
但在他的顧客給了他3美元小費後，紐曼仍然只得到了6.85美元，而不是9.85美元，因為DoorDash挪用了顧客給外賣員的小費，來充當本應全部由公司支付的工資。
紐曼寫道：“如果顧客沒有給小費，DoorDash就會全額付給我6.85美元；而當她給了3美元小費後，DoorDash就只需要拿出3.85美元。可以說，顧客這麼做其實是在幫DoorDash省錢，而不是給外賣員小費以表示感謝。”
對任何頭腦清醒的人來說，這都是霸佔小費的行為。
然而，DoorDash一直混淆視聽，並指責外賣員和媒體，稱這看似不公平的政策實際上是最公平、經濟學上最優的模式。
而我對這件事的印象是，該公司似乎在暗示、引導公眾認為：員工們自己還挺喜歡這種“不公平”政策的——這些員工通常是單身媽媽和大學生，相比“斤斤計較”地追求每一筆小費，他們選擇這份工作，更看中的是零工身份帶來的靈活性和能鍛鍊自己性格的可能性。
至於“小費歸屬”問題，在外賣員眼裡，不過是精英階層為體現對下層人民的關懷，而在茶餘飯後討論的小事兒罷了；外賣員自己可沒有閒工夫討論這個。
但在長期為這一政策狡辯之後，DoorDash首席執行官託尼·徐（Tony Xu）終於在週二晚上坦白認錯了。他發表一系列推文，承諾將很快推出一項新的薪酬政策，以確保外賣員得到顧客給他們的全部小費。
“現在我們已經下定決心，必須要達成更好的平衡，”徐在電話裡對我說。
該公司的政策改變受到大家的歡迎。然而，事實上，DoorDash的小費政策執行已久，面對網上的公憤，該公司為自己進行了激烈的辯護——他們辯稱這是因為大多數顧客和外賣員都沒有充分了解這項政策。
公司的做法暴露出：整個數字經濟給下層勞動者帶來的不過是不穩定的工作和他人喜怒無常的態度。
這場關於外賣員報酬的辯論中，還有其他幾點值得注意。
這是一個人民極易收到鼓動的時代，也是一個反標籤化的時代，所以你可能會認為，在國家政黨中，有人會挺身而出，反對DoorDash的不公政策。
例如，向來被認為具有濃厚社會主義色彩的民主黨成員會出來“主持公道”。民主黨佔多數席位的眾議院剛剛通過了一項最低工資法案，其中不是包括了對小費的改革嗎？難道這樣的法案還不足以保護“奮戰在一線”的DoorDash外賣員嗎？
事實上還真的不能。
法案沒有提到DoorDash公司的外賣員或任何其他零工，因為嚴格來講，他們是臨時工，而不是正式工——對於這樣一個會產生嚴重負面影響的根本性漏洞，立法者對此幾乎無能為力。
而且也不是說，只要這項法案確實能保障Doordash員工拿到小費，他們的處境就會立刻有所改善，因為民主黨人的計劃只是在2025年將每小時最低工資調整到15美元。
我想，這樣做的目的是讓美國工人在2025年新總統上任（或許就是呼聲極高的伊萬卡·特朗普（Ivanka Trump））的第一年裡，有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
當然，我在開玩笑。即使真的是伊萬卡當選，也還是無法改變最低工資標準，因為儘管民眾呼聲很高，但這項由民主黨提出的法案將不會被共和黨執掌的參議院通過。
而且Fox News已經對一些支持這項法案的言論表示了不滿，認為已經被慣壞了的工人應該知足了。
是的，你沒看錯：民主黨在一項註定無法成為正式法律的法案中，提出了一個為期六年的分階段實施方案，作為對共和黨溫和派的讓步。
這就是工人權利和工人政治權力的現狀——即使是象徵性的勝利也難以實現。
我們被告知，我們正生活在史上最好的經濟環境中；我們被告知，我們有一位熱愛勞動者，並深受工人階級愛戴的總統。
我們還被警告說，左派中有一群反叛分子，他們過於強烈地熱愛勞動人民和其他在政治上沒有實權的少數群體。
一些專家甚至開始擔心民主黨人在發起改革時過於急迫，他們認為民主黨會提供免費醫療保健和免費大學，並承諾發放最低生活工資，而這樣將迫使廣大中部地區的人民更加懷念特朗普當選前的時代——畢竟這些人回看過往時，覺得2015年的每條政策都很好。
我擔心的是，沒有人能夠如此迅速地推動革命，使之跟上信息技術改變勞動力的步伐。
我擔心的是，DoorDash的薪酬不公只是社會弊端的冰山一角。科技正在美國乃至全球創造一個龐大的數字時代下層階級群體，這些人將在缺乏法律保護、體面全無的情況下，一直辛苦地工作下去。
我擔心的是，這些勞動者會成為隱形的“幽靈工人”。他們隱藏在屏幕、應用程序、算法和電子小費後面，幹著由人工智能分配的、不穩定的零星工作，賺著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的工資。在西裝革履的客戶操作完價值1000美元的智能手機後，工人們在戶外艱辛地滿足客戶的需求。
他們給你配送食物，開車送你去機場，迅速幫你打包好生活所需物品，這樣就能在一天之內把它們送到目的地，同時還要保證你的社交不受恐怖主義和色情信息的影響。
但我最擔心的是，這僅僅是個開始。軟件驅動的剝削行為和奴性政策，將轉移到整個經濟價值鏈。
今天我們接受DoorDash侵佔員工小費的行為，明天就會有更多人佔別人的便宜。因為沒有人站出來阻止這些剝削者。
DoorDash薪酬醜聞真正惡劣的地方在於，儘管它明顯並不公平，但該公司卻還是遲遲不予解決。這家公司確信這件事情會不了了之，正如之前出現的類似情況。
這種直覺可能是對的。數字時代的社會規則與模擬社會的規則沒有太大不同：受苦的還是勞動人民。
來源：《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作者：法爾哈德·曼傑（Farhad Manjoo）
原文鏈接：http://www.nytimes.com/2019/07/24/opinion/doordash-tipping.html
DoorDash是美國最受歡迎的外賣配送服務公司，在硅谷和沙特阿拉伯的一些主要投資者的支持下，這家快速增長的獨角獸公司成立僅六年後，估值就達到了70億美元。
在這裡，我必須承認，我也常常在DoorDash上下單，每個月少則兩三次，多則五六次，具體次數取決於那段時間我有多懶得出家門。
硅谷有條“厚黑規則”——想讓公司長遠發展，你就必須劃分出一個永久性的數字時代下層階級（digital underclass）。
因此，當DoorDash一項長期執行的員工薪酬政策昭然於世，霸佔員工小費的想法浮出水面後，你可能都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
DoorDash的這項政策自2017年起生效，此後便經常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一陣陣小騷動。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記者安迪·紐曼（Andy Newman）近期在一篇精彩的反烏托邦文章中，詳細描述了他在紐約市擔任外賣送餐員時噩夢般的經歷，再次引起了軒然大波。
直到這時，DoorDash才出來做出迴應。
紐曼說，DoorDash承諾他能從首筆配送訂單中獲取6.85美元的最低保障工資。
但在他的顧客給了他3美元小費後，紐曼仍然只得到了6.85美元，而不是9.85美元，因為DoorDash挪用了顧客給外賣員的小費，來充當本應全部由公司支付的工資。
紐曼寫道：“如果顧客沒有給小費，DoorDash就會全額付給我6.85美元；而當她給了3美元小費後，DoorDash就只需要拿出3.85美元。可以說，顧客這麼做其實是在幫DoorDash省錢，而不是給外賣員小費以表示感謝。”
對任何頭腦清醒的人來說，這都是霸佔小費的行為。
然而，DoorDash一直混淆視聽，並指責外賣員和媒體，稱這看似不公平的政策實際上是最公平、經濟學上最優的模式。
而我對這件事的印象是，該公司似乎在暗示、引導公眾認為：員工們自己還挺喜歡這種“不公平”政策的——這些員工通常是單身媽媽和大學生，相比“斤斤計較”地追求每一筆小費，他們選擇這份工作，更看中的是零工身份帶來的靈活性和能鍛鍊自己性格的可能性。
至於“小費歸屬”問題，在外賣員眼裡，不過是精英階層為體現對下層人民的關懷，而在茶餘飯後討論的小事兒罷了；外賣員自己可沒有閒工夫討論這個。
但在長期為這一政策狡辯之後，DoorDash首席執行官託尼·徐（Tony Xu）終於在週二晚上坦白認錯了。他發表一系列推文，承諾將很快推出一項新的薪酬政策，以確保外賣員得到顧客給他們的全部小費。
“現在我們已經下定決心，必須要達成更好的平衡，”徐在電話裡對我說。
該公司的政策改變受到大家的歡迎。然而，事實上，DoorDash的小費政策執行已久，面對網上的公憤，該公司為自己進行了激烈的辯護——他們辯稱這是因為大多數顧客和外賣員都沒有充分了解這項政策。
公司的做法暴露出：整個數字經濟給下層勞動者帶來的不過是不穩定的工作和他人喜怒無常的態度。
這場關於外賣員報酬的辯論中，還有其他幾點值得注意。
這是一個人民極易收到鼓動的時代，也是一個反標籤化的時代，所以你可能會認為，在國家政黨中，有人會挺身而出，反對DoorDash的不公政策。
例如，向來被認為具有濃厚社會主義色彩的民主黨成員會出來“主持公道”。民主黨佔多數席位的眾議院剛剛通過了一項最低工資法案，其中不是包括了對小費的改革嗎？難道這樣的法案還不足以保護“奮戰在一線”的DoorDash外賣員嗎？
事實上還真的不能。
法案沒有提到DoorDash公司的外賣員或任何其他零工，因為嚴格來講，他們是臨時工，而不是正式工——對於這樣一個會產生嚴重負面影響的根本性漏洞，立法者對此幾乎無能為力。
而且也不是說，只要這項法案確實能保障Doordash員工拿到小費，他們的處境就會立刻有所改善，因為民主黨人的計劃只是在2025年將每小時最低工資調整到15美元。
我想，這樣做的目的是讓美國工人在2025年新總統上任（或許就是呼聲極高的伊萬卡·特朗普（Ivanka Trump））的第一年裡，有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
當然，我在開玩笑。即使真的是伊萬卡當選，也還是無法改變最低工資標準，因為儘管民眾呼聲很高，但這項由民主黨提出的法案將不會被共和黨執掌的參議院通過。
而且Fox News已經對一些支持這項法案的言論表示了不滿，認為已經被慣壞了的工人應該知足了。
是的，你沒看錯：民主黨在一項註定無法成為正式法律的法案中，提出了一個為期六年的分階段實施方案，作為對共和黨溫和派的讓步。
這就是工人權利和工人政治權力的現狀——即使是象徵性的勝利也難以實現。
我們被告知，我們正生活在史上最好的經濟環境中；我們被告知，我們有一位熱愛勞動者，並深受工人階級愛戴的總統。
我們還被警告說，左派中有一群反叛分子，他們過於強烈地熱愛勞動人民和其他在政治上沒有實權的少數群體。
一些專家甚至開始擔心民主黨人在發起改革時過於急迫，他們認為民主黨會提供免費醫療保健和免費大學，並承諾發放最低生活工資，而這樣將迫使廣大中部地區的人民更加懷念特朗普當選前的時代——畢竟這些人回看過往時，覺得2015年的每條政策都很好。
我擔心的是，沒有人能夠如此迅速地推動革命，使之跟上信息技術改變勞動力的步伐。
我擔心的是，DoorDash的薪酬不公只是社會弊端的冰山一角。科技正在美國乃至全球創造一個龐大的數字時代下層階級群體，這些人將在缺乏法律保護、體面全無的情況下，一直辛苦地工作下去。
我擔心的是，這些勞動者會成為隱形的“幽靈工人”。他們隱藏在屏幕、應用程序、算法和電子小費後面，幹著由人工智能分配的、不穩定的零星工作，賺著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的工資。在西裝革履的客戶操作完價值1000美元的智能手機後，工人們在戶外艱辛地滿足客戶的需求。
他們給你配送食物，開車送你去機場，迅速幫你打包好生活所需物品，這樣就能在一天之內把它們送到目的地，同時還要保證你的社交不受恐怖主義和色情信息的影響。
但我最擔心的是，這僅僅是個開始。軟件驅動的剝削行為和奴性政策，將轉移到整個經濟價值鏈。
今天我們接受DoorDash侵佔員工小費的行為，明天就會有更多人佔別人的便宜。因為沒有人站出來阻止這些剝削者。
DoorDash薪酬醜聞真正惡劣的地方在於，儘管它明顯並不公平，但該公司卻還是遲遲不予解決。這家公司確信這件事情會不了了之，正如之前出現的類似情況。
這種直覺可能是對的。數字時代的社會規則與模擬社會的規則沒有太大不同：受苦的還是勞動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