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回贈田中角榮(右一)一套《楚辭集註》。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6月13日《南方週末》）
網上有位副教授替幾位名人“推敲詩意”，笑罵了一通他們的唱和，讀了很有點痛快，那些人確實像群魔亂舞。副教授自道“近兩年裡解讀了歷代流傳的詩詞作品二百多首”，足見有資格笑罵。末了他技癢，也賦詩一首，竟然全不識平平仄仄，這真是笑人齒缺，自己也狗竇大開。人在日本，便想到日本二三事。
前些天，茨城縣一座神社裡立起一尊塑像，頌揚一年前去世的該縣經濟界名人幡谷祐一。幡谷祐一生於1923年，83歲入學，86歲讀完筑波大學博士課程，研究“回收地溝油的地域環境及社會經濟影響綜合評價”，所以塑像的他身穿博士袍，頭戴博士帽。91歲那年給母校捐了一座女學生塑像，腳前還有塊方石臥地，上面銘了他作的“漢詩”：白面書生學筑波，發憤忘食紙筆耕，桃李滿門邦家豐，紫峰名聲四海奔（筑波山別稱紫峰，是茨城縣的象徵）。一時間大譁：這也算漢詩！堂堂國立大學，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懂漢詩！
日本自古把中國的詩（格律詩）叫漢詩，相對而言，日本傳承的詩叫和歌。以前單說一個“詩”字就是指漢詩，而今指的是新詩（新體詩）。日本人作漢詩，跟中國人一樣用漢語，依循格律。語言學家金田一春彥指出：“日語的語法、日語的發音，根底是古昔日語的原生態，從漢語大受的影響是大量拿來了詞彙，而發音、語法只受了一小點兒。”漢詩的規則及特色主要表現在語音語法上，所以對於日本人來說，掌握並創作可不是易事。幡谷祐一年已古稀開始寫漢詩，出版詩集好幾本，想來是自費，還結成茨城縣漢詩聯盟。莫非自知寫不來中規中矩的漢詩，自稱“平成自由詩”。想想當今連自詡“涉獵相關詩詞作品不計其數”的中國副教授賦詩也不過是湊夠字數分成行，怎麼好意思苛求外國人。中國有所謂漢俳，無非拿來了日本俳句的字數，並不去借鑑作法，確實要掛個“漢”字，但這招牌隱約還別有一種得意。
關於日本的漢詩，大町桂月寫過一篇《明治文壇之奇現象》，千把字概括了日本漢詩史。他生於明治初，死於大正末，是詩人、歌人、評論家，寫道：“到了明治之世，西洋的文學、思想忽地進來，但這還不足為奇。小說變貌而勃興，但這還不足為奇。新體詩勃興，這並不很奇。但本該衰亡的漢詩反而興盛，而且水平更高了，我們就不能不覺得匪夷所思。自漢籍傳入，兩千年作漢詩的技能之發達還不如明治時代。王朝時代能達到漢學的東西有很多，但漢詩極為幼稚，沒有一個像詩人的詩人，沒有一首可誦之詩。如後世奉為文學之神的菅原道真也不過是白居易的淺薄模仿者，其餘可推知。後來很久都沒有漢學，沒有漢文，沒有漢詩，到了足利時代，往來於中國的僧侶為數不少，日本又有了詩。不，才有了像詩的詩。僧絕海中津是我國開闢以來第一個漢詩人。不，直至德川幕府末年，如絕海者也幾乎沒有。其後到德川時代的元祿以後，有作得不好的唐詩，有作得不好的宋詩。菅茶山、樑川星巖等，作得略好些，但不是大才。星巖門下，森春濤、大沼枕山、岡本黃石、小野湖山、鈴木鬆塘等裝點明治前半的漢詩壇，也不那麼足以為奇。及至森春濤之子森槐南崛起，千餘年日本漢詩壇才出現天才。西洋文物文藝源源輸入，洋燈取代和燈的世上，那和燈的燈火將滅，卻明亮一時，這就是當今漢詩壇之謂乎。”
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明治維新不過是一個傳說，而且被無知地或者故意地加以誇張。幕末（江戶幕府末年）志士都寫得來漢詩，有漢文素養是他們搞維新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例如西鄉隆盛是維新三傑之首，最給人以武人的印象，他寫下這樣的漢詩：幾歷辛酸志始堅，丈夫玉碎恥磚全，我家遺事人知否，不為兒孫買美田。按譜作詩，特意把慣用的“瓦全”改成“磚全”，其苦心可感。若換了中國的名家，就是用“瓦全”，被諛為不拘一格也說不定。
日語由漢字和假名構成。起初假名是“女文字”，女人用它創作《源氏物語》《枕草子》，開日本文學的先河，所以日本文學壓根兒帶有女氣。男人用漢文辦公，寫漢詩附庸風雅，私下裡也用假名寫和歌，跟女人談情說愛。這樣一來，漢詩與和歌就有了“分工”，詩言志，歌抒情。各有各的用處，也難免偏失，好像漢詩是不能抒情的。對此，芥川龍之介說：“抒情詩式的感情似乎與漢詩不大有緣,卻也未必如此。”他舉出晚唐詩人韓偓的香奩詩,說這就是“漢詩的趣味”。據說魯迅曾批評日本人的漢詩只講道理，不講詩趣，勸告日本友人不要作漢詩，日本人不適合。恐怕這樣“只講道理，不講詩趣”正是漢詩與和歌的“分工”造成的。日本人喜好分工，做事才精細，其他定型詩也各有側重，俳句多寫景，川柳寫生活或社會，以諷刺為能事。
大町桂月一言以蔽之，曰：“明治二十年代實乃漢詩全盛時代。”明治二十年代是1887年至1896年，其間的1894年、1895年打了一場甲午戰爭，我大清慘敗。清詩人紛紛作詩，一朝瓦解成劫灰雲雲。開戰前一年，1893年，正岡子規發起俳句革新運動，翌年他作為隨軍記者踏上遼東半島，這時李鴻章在日本的下關簽約，割地賠款。正岡子規也說過：“當今文壇，比較歌、俳、詩三者，比較其進步的程度，詩為第一，俳為第二，歌為第三。”報紙上設有漢詩欄，1918年（大正七年）廢止，此後俳句、短歌霸天下，以至於今。
1774年杉田玄白等人費時四年把西方解剖書《解體新書》翻譯成漢文。百年後中江兆民為了用漢文翻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特意進漢學塾學習。三年後，明治十八年（1885）坪內逍遙出版《小說神髓》，由此模仿西方的近代文學起步，即明治文學的發端。日本人作漢詩千百年，終於登上了巔峰，然而下一步就是斷崖。所謂教養人依舊沉溺於漢詩文之外無詩文，對《源氏物語》《枕草子》等出自婦人之手的作品很不齒，但本來以攘夷為號召的志士當政後轉向西化，富國強兵，首當其衝的是漢文。具備漢學素養的人最先感應並因應英語的重要性，時代轉型，他們的對策是雙修，既上學校學洋學，又進私塾讀漢學。夏目漱石是一個典型。他比明治這個年號早生一年半，明治二十二年（1889）用漢文寫遊記《木屑錄》，令正岡子規驚歎。漱石從小學漢文，但考慮出路，只好上東京帝國大學讀英語，為之痛苦，到底走上了小說之路。他一生作漢詩二百零八首，水平之高，不愧為漢詩終結者。大正時代漢學不再是社會的基礎教養，變成了專家的擅場。足以為奇的是大正天皇酷愛漢詩，萬世一系裡最後一個作漢詩的天皇。
田中角榮比夏目漱石晚生半個世紀，1972年與中國恢復邦交，他也作了一首漢詩贈給毛澤東主席。詩曰：“國交途絶幾星霜，修好再開秋將到。隣人眼溫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気深。”毛澤東回贈他《楚辭集註》，當然意不在詩。從水平來說，和日本第一任總理大臣伊藤博文的漢詩相比，簡直有云泥之差，但這首所謂漢詩無疑是他自己寫的，也令人感動。
今天的日本除了漢詩愛好者，個別作家也重視漢詩，例如古井由吉。生於1937年，東京大學德語德文學碩士，1968年開始寫小說，以《杳子》獲得芥川獎，在日本文學史上屬於“內向一代”。有人贊他僅次於大江健三郎，有人斥之為“無聊的美學”。一個叫福田和也的評論家給日本小說打分，古井的長篇小說《假往生傳試文》被打了96分，和村上春樹的《發條鳥年代記》分數相同。古井記述過自己的讀書經歷：日本戰敗，被美軍佔領，這時他上小學二年級。漢字險些被佔領軍給廢了，作為封建教育、軍國教育餘孽的漢文課統統被取消。高中是一所老學校，有漢文老教師，多少教了些漢詩。年過四十，認識到缺乏漢文素養，耽讀唐詩宋詞，寫了一本《讀漱石漢詩》。
水村美苗生於1951年，12歲隨家去美國，讀完耶魯大學法文博士課程，在普林斯頓大學執教時開始用日語寫小說。為夏目漱石的未完小說《明暗》續貂，獲得藝術選獎新人獎。她說：接受戰後教育如我者，沒有“我喜愛的漢詩”，只有“我知道的漢詩”，感嘆“要是小時候被教給漢詩就好了，現在作為小說家，不禁為戰後日本感到悲哀”。
似乎只是用現代日語編故事的作家不大有這樣的認識。
李長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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