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窪文房 供稿
天水城南，藉水流焉，往昔垂楊夾道，風景殊勝。清宋琬有“碧雲草色合，素練波光明”之句，可見昔日城南氣象。
水月寺（今秦州區公園小學）即建於城南水木佳處。作為佛教寺院，水月寺和瑞蓮寺、南郭寺等同屬臨濟正宗，清朝時，寺內佛事由專設的“僧正司”管理。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秦州知州費廷珍主纂方誌，記水月寺甚略，僅“南門外臨南湖”一句，但水月寺建寺逾兩百四十餘載，當無疑問。光緒元年（1875年），浙江秀水人陶模（陶子方）任知州後重新修葺水月寺。光緒十四年（1888年），餘澤春主編《秦州直隸州新志》“地域卷”中有關於水月寺最詳細的記載：“南鄉出南門，逾南湖，有水月寺。東為文昌宮，宮前為宋公祠，祀巡道萊陽宋琬者。祠前為荷塘，其西為魚塘。南為藉水新堤，舊有宋公堤、費公堤、玩芳亭，今皆廢。”
宋公祠，即宋荔裳祠，是水月寺的重要組成部分。宋琬號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時分巡鞏秦階道，駐秦州，地震後重修州城，有德政，秦州士民遂設宋荔裳祠於水月寺緬懷之。水月寺改建為城南公園後，馮國瑞先生有《謁宋荔裳先生祠》一詩：“傳遍闌干故老知，蕭疏衰柳舊花池。人民城廓公應見，亭榭壺觴我已遲。詞賦清初表東海，關河塞外俯南施。風流最是譚公子，低度山雲說李詞。”譚公子即譚壯飛，曾隨父官秦州；李即臨洮人李榕石，能詩工畫。譚李二人交好。另按馮國瑞先生所記，宋荔裳祠配有一副楹聯：
北枕堅城，勞公百堵經營，不放山雲低度；西襟蕭寺，為我一池寫照，頓教水月通明。
此聯嵌“水月”二字，絕佳。餘澤春方誌中所記費公堤，是以費廷珍之名作記的堤防。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知州費廷珍為防藉水夏秋間氾濫危及城垣而修堤，士民建坊以志之。費公堤東西橫亙三百六十丈，面寬一丈，底寬一丈二尺，是古秦州城南之屏障。
水月寺自清順治(17世紀中葉)以降，除設過宋荔裳祠外，還設有陶模祠、董文煥祠、丁體常祠等。陶模光緒年間任知州時也修築過藉水堤，有功地方，光緒三年（1877年）秦州大旱，賑災辦理尤善。董文煥，字研樵，山西洪洞人，咸豐丙辰進士，分巡鞏秦階道，光緒二年（1876年）創設隴南書院，聘任其昌主講，大興秦隴文風。丁體常，字慎五，貴州人，任鞏秦階道，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平河湟回變，民賴以安。此四者皆有功社稷，設祠於水月寺，可見水月寺已是緬懷先賢之所。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邵力子先生捐贈的16000多冊（5萬餘卷）圖書運回天水後，天水縣政府成立了天水縣圖書館，館址即定於水月寺西側花木扶疏、藤蔓掩映的王公祠，門庭是兩層木樓，樓下為門道，寺內分前中後三個院子，後院新建大廳為書庫和閱覽室，中院東房為于右任先生題寫的“邵力子先生紀念館”(據金勇、王樞《邵力子先生與天水圖書館》文)。解放後，圖書館遷出，原址又被作為天水市九中的校址。水月寺漸廢。
想百年之前，秦州城南一寺靜處，水月澄明，清溪浣紗，秋菜連堤，童稚提蟋蟀，老柳拂荷塘，何等的寧謐愜意，真應了蘇東坡那句詞——水連芳草月連雲。是的，天水城南水月寺，坐於水木佳處。
水月寺遺址出土唐代水月觀音鎏金銅像（現藏市博物館）
水月寺遺址出土唐代水月觀音鎏金銅像
1952年，公園水月寺後邊是天水市文化館辦公之地，這年秋天陰雨連綿，水月寺後牆即將倒塌，竇建孝先生在清理牆角時，發現被掩埋牆角處有一尊唐代鎏金十一面銅觀音，當時交放文物室，至今還陳列在天水市博物館。
水月觀音，又稱水吉祥觀音，或水吉祥菩薩，是觀音菩薩三十三個不同形象的法身之一，因一般畫作觀水中月影狀，故稱水月觀音，見《法華經·普門品》。
張彥遠在其所著《歷代名畫記》的前言中提到，周昉（740—800）在長安聖光寺畫了一幅水月觀音，他是畫水月觀音的第一人。那幅畫描繪一輪滿月將觀音團團圍住，周圍有片竹林。
最早有紀年的水月觀音是在敦煌發現的，那是一幅現藏於巴黎吉美（Guimet）博物館的絹幡（後晉出帝天福八年，943年）。
由畫面上可見，在千手觀音像下方右側的題記中，可以辨識出這尊菩薩是水月觀音菩薩。他右手持楊柳枝，左手持淨瓶，以“如意坐”的姿勢悠閒地坐在水中的一塊岩石上，水中長滿蓮花，他的左腳踏在其中一朵蓮花上，在他的背後有片茂密的竹林，這景象使人想到觀音就在他神聖的島嶼家鄉——普陀洛迦。雖然佛經中的普陀洛迦島是在印度南方的海上，但五代時的中國人卻認為普陀洛迦就是在浙江外海的普陀島。這個新圖像最獨特的特色，無疑是包圍著菩薩像滿月的祥光。對敦煌的畫家們而言，水月觀音是平易通俗的主題，在完整的敦煌石窟壁畫目錄（1982）中，水月觀音佔了十五幅，其中六幅完成於十世紀，其他的則完成於十一至十三世紀。
另一幅著名的水月觀音作品是由弗瑞爾美術館收藏的唐代供養絹幡南無大慈大悲水月觀音菩薩，採用傳統觀音造型，觀音並不是如意坐姿，而是結跏趺坐於蓮臺上，手持楊柳淨瓶，端坐在圓月中，整個場景佈局仍延續普陀洛迦山的山水意象。
唐代的水月觀音是男性造型，臉上留有鬍鬚。到了宋代以後，水月觀音逐漸出現女性造型。元代顏輝的水月觀音，背景依然有圓月、湖水、楊柳淨瓶以及瀑布，觀音卻是身披長袍、坐姿優雅的端莊女性。此時，水月觀音也完全變身成為女性觀音的造型。
榆林窟水月觀音壁畫
【宋荔裳祠】
水月寺曾設宋荔裳祠。
宋琬（1614—1673），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清初著名詩人，“八大詩家”之一，順治時分巡鞏秦階道隴右道兵備僉事，駐節秦州。康熙十一年（1672年），授通議大夫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翌年進京述職，適逢吳三桂兵變，家屬遇難，憂憤成疾，病死京都，時年59歲。
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宋琬分巡隴右道。分巡隴右道相當於今隴東南地區主管行政、軍事的最高長官，應是一個正四品的官員。天水市政府後院現存兩座古代建築，分別用作接待室和會議室，這就是當年鞏秦階道衙署的大堂和二堂，也就是宋琬分巡隴右道時辦公的地方。
宋琬到任天水不久，秦州發生了一次特大地震。“年餘不止，凡城垣、官署、民房崩圮殆盡，壓死男婦萬餘口。”宋琬目睹慘狀，憂心如焚，他在一首記事詩中寫道：“板屋盡丘墟，堅城無遺堞。餘也對殘黎，呼天眼流血。”面對突如其來的天災，宋琬一面組織群眾重建家園，一面採取措施賑濟百姓，他還告天祭神，祈求“顧恤下民”。國庫不足，除了拿自己的俸祿救濟外，他還給萊陽的家人寫信，毀家紓難，“出家財，從萊陽郵致，以恤其災”。因其救災有功，清廷“欽賜蟒服加一級，優升永平副使，管軍餉”。
宋琬詩名很盛，他的詩入杜、韓之室，與施閏章齊名，有“南施北宋”之說，又與嚴沆、施閏章、丁澎等合稱為“燕臺七子”。著有《安雅堂集》《二鄉亭詞》等。
宋琬在天水政聲極好，在任三年，主持修築了秦州城南河堤預防水災，時人稱之為“宋公堤”；重修了因地震而城崩樓傾的秦州城牆，並撰《重修秦州城垣記》一文以記，文錄入乾隆《直隸秦州新志》卷十一藝文中；編修了天水清朝時期的第一部州志《秦州志》；主持鐫刻了後來被稱作“二妙軒”的秦州杜詩石刻，功莫大焉。因其有德政，三年後宋琬任滿離開秦州時，吏民感念不已，戀戀不捨。宋琬走後不久，秦州百姓在城南水月寺東側為他建了一座生祠，刻石畫像，永志紀念，祠堂匾額題“宋荔裳先生祠”。清光緒年間，秦州知州陶模為宋琬祠撰聯：“北枕堅城，勞公百堵經營，不放山雲低度；西襟蕭寺，為我一池寫照，頓教水月通明”。這副對聯不僅描寫了城南水月寺周圍優美的景色，還巧妙地把宋琬在秦州築城牆、修河堤兩大功績蘊含其中，成為一代名聯。
民國年間，馮國瑞先生曾有《謁宋荔裳先生祠》一詩：“傳遍闌干故老知，蕭疏衰柳舊花池。人民城廓公應見，亭榭壺觴我已遲。詞賦清初表東海，關河塞外俯南施。風流最是譚公子，低度山雲說李詞。”
詩載《絳華樓詩集》卷三。注曰：“天水城南有水月寺，寺東為宋祠，又東有山雲閣。光緒間，秀水陶子方模重葺焉。桃花世界，楊柳樓臺，春夏之交，景物尤甚。臨洮李榕石（景豫）與譚壯飛善，壯飛少時嘗從父官秦州，榕石能詩工畫，其遺詩散見瀏陽筆識中。”又云：“宋荔裳官秦州時，政多偉跡，詳《州志》。”
【陶模祠】
水月寺曾設陶模祠。
陶模（1835—1902），字方之，一字子方，秀水（今嘉興）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初任甘肅文縣、皋蘭知縣，光緒元年（1875年）冬任秦州知州。官至新疆巡撫、陝甘總督、兩廣總督。
陶模自幼家貧，一邊讀書一邊操勞家務，把母親紡織的絲綢拿去市集上變賣，以維持生活。早年刻苦讀書，諸子百家無所不窺。文宗桐城派，不喜八股文章，以為“禍亂之基由於人心不正，空言文章”，立志治國。入仕後專心務實，以清廉幹練知名。政聲甚好，自知縣至總督30餘年，尤以治理西北邊疆政績最著。任甘州知府時，左宗棠向清政府奏稱陶模“治行第一”；在對待西北少數民族特別是回民起義的問題上，以安撫為主。甘肅文縣當時編的縣誌立有陶模生傳，蘭州、迪化建有專祠。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病逝廣州後，贈太子少保，諡勤肅，歸葬嘉興郊區荷花鄉顧店橋，墓今已無存。著作有《陶勤肅公奏議》12卷、《養樹山房遺稿》2卷。
陶模任秦州知州時，天大旱，饑民數十萬，他於是拿出積累的俸金並公款四萬餘兩設立粥廠，修建養濟院，增義田撫卹孤兒寡婦以救濟災民。又在州南筑堤浚池，興修水利，並在堤上廣栽樹木，人稱“陶公堤”。
據《秦州直隸州新志續編》載，陶模於光緒乙亥年（1875年）冬抵任，丙子（1876年）春捐廉八千餘緡修藉水廢堤，親臨督工。丁丑（1877年）大旱，同紳民步禱累月。“自縣令至開府從未攜眷，身後老屋蕭然，無千金產，尤近今循吏之罕睹者，州人請於朝建專祠於三臺寺。”
水月寺原有《陶公堤碑記》一通，現遷至伏羲廟西碑廊，嵌於牆體。此碑為光緒三年（1877年）立石，高113釐米，寬50釐米，記載陶模興修城南藉河河堤之事。碑首“德政”二字為篆書，餘為行楷，正文以“昔蘇文忠公牧杭州浚二河”起首，內有“國初萊陽宋公以監郡駐節”“宋荔裳先生遺像”等字樣，碑尾輟人名數行，餘皆漫漶不清，字不成句，句不成文，識讀困難。
《德政陶公祠碑記》(現藏伏羲廟)
創建陶公祠碑記
【清】任承允
古之官之去也，聞臥轍攀轅矣！其歿也，聞巷哭立祠矣！讀史者驗其民情，想象其盛意，特古風之厚，今世則烏有也。雖然，今吏之良者抑有異焉，有仁心仁聞矣。而煦煦娖娖，不澤民，反殃民者，政不達也。廉無奢取，敏足集事矣，而愛人之誠摯又不足以結物。噫！是實心實政之無交盡顧致疑於甘棠之愛歟。
胡不觀吾陶公，以光緒乙亥來牧秦州。越一年，政通廢舉。丁丑，關隴旱荒，禱而籌賑，瘁力焦思，活居民以萬計，流民以數千計。捐俸移粟于山岔、兩當，又以數千百石計賑，餘緡錢厥用保嫠哀煢，經遠風教是維。及政之成，士服其訓，農工商遍其德。以寬以嚴，良安剔蠹，輕役免徭，與民休息。州城南有藉水，又有呂二溝水，灌輸交漲，齧蝕隍堰，為居人患。舊有宋堤、費堤，廢矣。公下車之明年，築藉堤，堤北建祠，祀宋公。又明年，以工代賑，築呂二溝堤。工浩用博，鹹自官出，民不知役而知利焉。水災之淡，迄今三十年。
壬寅秋，淤沙壅水，呂二堤始決。不兩月，公訃自粵至。逾年，周本齋孝廉監修堤傍衝沒之菩薩洞。州人士走而告曰：“昔公炙日淋雨，旰食執撲，躬相版幹，成堤以惠民，曷闢寺南隙地立祠，識遺愛，且企後政目斷堤而心惕乎？”僉謀曰“宜”，閎構乃立。凡建正殿三楹，拜庭稱之，齋、息、庖、濯之所備焉，基石移木，幽邃敞爽。經始之日，百匠獻技，子來歡洽，萬牛之棟，輕如槁葉，若有神助。經營不日落成之日，冠裳絡繹，士庶駢闐，陳牲設醴，密餌朱筵，苾苾芬芬，於萬斯年。籲！公精神之鼓舞吾民者，豈偶然哉！
昔公去秦也，民借寇君不得，則相與刻石紀德政，送者白叟黃童擠道周。訃聞，家吊巷哭，而又祠而祭之，以崇報於久且遠。大學引詩，終不可喧釋以盛德，至民之不能忘。公位方面，久歷他省矣，凡秦人晉謁，雖賤者必召見慰勞，問年穀豐歉，官吏之賢否，與其河堤、恤嫠諸政。及移督陝甘，首檄築東關城，又頒洋炮若干，為桑土綢繆備。是公於吾民，尚未能一日忘之，而謂吾民，或能一日忘公，豈情也哉！
公歸葬於浙矣，然白沙綠柳之間，風車靈旗，儼然有呵護吾民者在，萬里雖遙，當不棄我奉嘗，則朱邑桐鄉，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公德業在天下，姑述吾州政績與祠之沿起以記。
【董文煥祠】
水月寺曾設董文煥祠。
董文煥(1833—1877)，字堯章，號研樵，山西洪洞人。清鹹、同年間名詩人、詩律學家。同治十一年(1872年)分巡鞏秦階道。
董文煥著述甚富，計有《研樵山房文集》《藐姑射山房詩集》《集韻編雅》等，《聲調四譜圖說》被學術界評為“清人聲律研究之集大成者”。其書法瘦健有柳氏風骨，行草亦動峭名雋。更特異者，董文煥還精通武藝，能超越丈高障礙。
董文煥在天水的最大功績是擇“豐裕倉”為院址興建書院，光緒二年(1876年)落成，取名“隴南書院”，董文煥作《隴南書院落成示同舍諸生》，敦請秦州進士任其昌(士言)先生為書院山長，隴南文風由是大振。次年鄉試，道屬中舉至三十名。
隴南書院東西齋房門楣上所書“含英”“茹實”“研經”“敷文”皆為董文煥所題，他還為書院題寫過一幅楹聯：“有民心焉，可與共學；非吾徒也，不得其門。”
隴南書院落成的第二年，即光緒三年(1877年)，董文煥歿於天水道署，年四十五。秦州吏民在水月寺為之立祠。
【丁體常祠】
水月寺曾設丁體常祠。
丁體常(1841—1909)，字慎五，今貴州織金縣人，山東巡撫丁寶楨長子。曾任分巡鞏秦階道、廣東布政使，為官甚有政績，工書善畫，所作花鳥畫取法惲壽平，設色清淡素雅，其楷書主要取法初唐褚遂良，形成自家風格。
1889年，丁體常分巡鞏秦階道。據任承允《前任鞏秦階道丁公專祠碑記》介紹，丁體常“馭吏以廉，不為驕偽刻激之行；撫民以安靖不擾，弗求赫赫名。採風問俗，重闥洞開，士氏上謁，晉接不倦而將之以誠，故利弊周晰，設施裕如。居秦七年，政以成，民以大和。”1895年，河湟地區撒拉族暴發反清事件，丁體常為預防鞏秦階道出現民族之間的戰亂，一方面編保甲法，嚴禁謠言傳播，一方面約見本地回族首領，開誠佈公，“怵之以威，申之以大義”，保證了地方安全。丁體常後升甘肅按察使，天水百姓極力挽留，一年後才到任新職。
《秦州直隸州新志續編》卷一《敕建丁公專祠》條目如下：“河湟之亂，前巡道丁公練團募兵，和輯回漢，地方得以無虞。宣統元年公卒。二年，京朝官奏在秦州建立專祠，至三年世局驟變，誰暇及此，然朱邑桐鄉豈可無奉嘗之所，群議以山雲閣陶勤肅公神位歸併三臺寺之專祠，即以此殿祀丁公，一時權益，蓋不得已，世運隆平之日相地經營，俟後之君子。”可知在丁體常去世後的第二年即1910年，在京的天水籍官員上書都察院，請求在天水建立丁體常專祠獲批，並請任承允做文以紀念。但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世局驟變，誰暇及此”，於是把山雲閣陶勤肅公的神位歸併到三臺寺之專祠，以騰出之殿祀丁公，並說明這是“一時權益，蓋不得已”。
【文昌宮】
文昌宮在水月寺之西，是費廷珍任秦州知州時，於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主持興建的。
光緒年間餘澤春主編《秦州直隸州新志》地域卷載：“南鄉出南門，逾南湖，有水月寺。東為文昌宮，宮前為宋公祠，祀巡道萊陽宋琬者。祠前為荷塘，其西為魚塘。南為藉水新堤，舊有宋公堤、費公堤、玩芳亭，今皆廢。”
民國《天水縣誌》卷二建置志載：“水月寺，在城南。內有文昌宮、宋荔裳祠、山雲閣等處。今改為城南公園。”
【山雲閣】
《秦州直隸州新志續編》卷之一記山雲閣：“在藉水堤之內，宋公祠之東，州紳蘇統武以修雲章閣、關帝廟、文昌宮餘材，河堤每歲節省餘貲，罄十餘年之力，陸續成之。西一院分二層，後殿祀鞏秦階道董研樵，前殿祀陶勤肅公，再東之群廟則祀前知州李宗笏、王鎮鏞，前主講天水書院衛淇園、蒲修政暨其妻王烈婦。門樓之上前位託剛烈公像，後位二龍王像。極東之院為八蜡廟。”
【南湖】
南湖是明清民國時期天水城南的一處重要湖體。已故資深文史工作者李振翼先生認為，南湖實際上是羅峪河故道與藉河交匯形成的一片溼地，東至呂二溝入藉河的飲馬巷(天水電視臺)南口，西至後寨，北抵南城外的官泉、水月寺，南抵藉河均為南湖區域。因為湖邊多柳，所以這裡又叫柳蔭村。
天水自古以湖出名，南朝郭仲產《元和郡縣誌》稱“郡前有湖”，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說“北城中有湖水”。但南湖的出現則要晚於上述史籍記載。
南湖形成於何時？
民國時，馮國瑞先生在其輯佚的《秦州記》中認為，“唐宋以後”南湖即已出現。此外，部分當代志書和研究論文認為，南湖於“明初”已經出現，其根據在於：明洪武六年(1373年)，千戶鮑成築大城時，南以南湖為界。但康熙六年(1667年)《陝西通志》、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鞏昌府志》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直隸秦州新志》等方誌均無“明初築大城時南垣以南湖為界”的相關記載。較晚的光緒十五年(1889年)《重纂秦州直隸州新志》卷二地域卷最早記載州城“東西北有壕，南南湖水界焉”。此後民國《天水縣誌》卷二建置志、民國《甘肅通志稿》之建置等沿襲了這一記載，但均沒有指出時間是“明初”。可見，“明初已有南湖”一說成疑，故文史學者劉雁翔先生認為“此湖清代之前不見記載”。
劉雁翔先生認為，南湖“所在低窪，經藉河水侵，地下水位升高，自然湧漏而成”。也有學者認為，南湖的形成不僅是由於城南藉水的北侵，還有羅峪河貫城的泛濫之功。南湖出現在史料中的時間是明末至清乾隆，這正好是羅峪河氾濫侵城最為嚴重的時期。因此可以說，羅峪河在泛濫侵城的同時也塑造了南湖。
清順治十一年(1655年)，山東萊陽人宋琬(1614—1673)分巡隴右道，駐秦州，創作了多首和南湖有關的詩歌，如《雨後湖亭》《雨後南湖即事》等，“柳重低顏色，荷枯碎雨聲”“涼雲依岫斷，秋水照衣明”“碧雲草色合，素練波光明”等優美的詩句使我們領略了南湖風光，說明南湖在清初是天水城區一處重要的水體景觀。這從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鞏昌府志》所附《秦州境圖》中的“南湖”圖上也可得到證明。由此可知，南湖的形成應在17世紀中葉前後。
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費廷珍知秦州時，南湖已經有所淤積。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費廷珍“既築堤御藉河，因復南湖故跡，開池種藕”，並“於池北創建(文昌)新祠”。此時的水月寺在州城南門外，“臨南湖”。(乾隆《直隸秦州新志》卷三建置)根據南湖、文昌祠(即文昌宮)和水月寺三者之間的位置關係，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直隸秦州新志》卷首所附“秦州城南門外”圖上，我們可以大體確定此時南湖的範圍。此時的南湖已經演變成若干池塘，而非一個整體的湖泊。
清乾隆以後，南湖面積不斷萎縮，這與天水城市水災應對措施有著密切的關係。乾隆九年(1744年)，羅峪河河道治理，使其主流從城東北注入藉水，僅留支流穿城而過以“濟用”。支流水量較小，不僅大大減小了水災發生的可能性，也減弱了水災塑造城市水體的功能。與此同時，天水城南防洪堤壩的建設，在抵制藉水北侵的同時，也消弭了水災營造城市水體的可能性。
天水城南堤防的修築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天水城南的藉河，古稱洋河，自甘谷的石鼓山發源流至天水西郊。“其兩涯畦圃佈列，溝澮相望，運舂磨，灌菘韮，為利滋大。”但也常常發生水患。
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分巡隴右道宋琬為“障籍水”在城南主持修築河堤，即“宋公堤”。
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知州費廷珍為防藉水夏秋間氾濫危及城垣，又修堤，士民建坊以志之，稱“費公堤”。費公堤東西橫亙三百六十丈，面寬一丈，底寬一丈二尺，是古秦州城南之屏障。餘澤春方誌中有記。
至光緒初年，“宋公堤”“費公堤”皆毀，秦州知州陶模再築“陶公堤”防洪。
光緒元年(1875年)冬十一月，陶模蒞任秦州知州，“閱視城垣，譙門之外，彌望皆坎，水道北衝，齧城隍十幾去二三，心憫焉，欲為堤以障之”；三年(1877年)春，陶模親自督工在城南開始修築藉水新堤，“凡費緡錢若干，皆出廉俸為之，未徵役”。“堤以內舊有禪剎曰‘水月’，於其東建一亭為休息之所。”此堤修成後，“而茲堤也，綠楊白沙，吾民日往來遊嬉其上，似有所甚樂者”。(任其昌代陶模撰《藉水新堤記》，碑佚，文存光緒《秦州直隸州新志》卷二十一藝文三)陶模還在南湖一帶植柳：“內外各樹柳數百本，冀其根虯結，可以堅堤址也。”光緒三年(1877年)，陶模又在城南宋公祠(文昌宮南)外“鑿兩池，種菡萏，當花時，與民田瓜瓠紅綠相影涵”。
可見，乾隆至光緒期間，隨著藉河治理進一步完善，南湖進一步淤塞。
民國時期，城南宋公祠“拜庭檻外原有方池，宜蓮宜魚”，但不知面積幾何；而八臘廟故址“迤南、迄西則設滑板、鞦韆種種體育之需”，可見八臘廟故址前已經沒有池塘了。(民國《天水縣誌》卷二建置志)
建國後，南湖地面水體減少，但地下水仍然非常充沛。李振翼先生說，“南湖一帶地下水飽和著呢，你隨便一挖，水就出來了，小娃娃手一挖，都比賽著挖冒眼，你的五個、我的六個地比賽著哩，你挖個池子它就是水。”
李振翼先生在天水電視臺播出的節目中描述：“出了天水城的豬羊市也就是中城，從中城的水城門一出來到城外，就都是南湖的範圍，也就是大城的城巷巷，以後叫光明巷嘛，光明巷以南的這些地方就都是。一出城，兩面就是幾個人抱不住的大柳樹，一直通向公園。在這裡面大致有四五道水渠，人工改的水渠，迂迴地在公園裡流著，一般那個水渠都是一丈開外的，靠北邊從西向東有一排寺院，這一排寺院第一個寺院就是水月寺，水月寺一進是兩院……”
南湖現在雖然不存在了，但天水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還保留著“南湖電影院”，現在仍存“南湖車站”，且在南湖故址上，人民公園湖泊猶在，這一帶仍然是天水城區除人工天水湖之外唯一的水體，且楊柳樓臺，環境清幽。
【城南公園】
人民公園民國時也叫城南公園、中山公園，是在原南湖的基礎上設立的，以前水量流盈，現在則靠人工蓄水。
民國《天水縣誌》卷二建置志載，城南公園“由製革廠改造而成，西端構北庭三間，捲棚覆簷，下繚欄楯，前為圓池，積水空明如鏡。池前建樓三楹，樓前有亭，形成八角，簷牙高啄，相映成趣。四周花園溝洫縱橫。此皆清神祇壇之舊址也。樓東則水月寺，再東則宋公祠。拜庭欄外原有方池，宜蓮宜魚。祠左則山雲閣，今已稍更舊制矣。閣左則八蜡廟故址，現改為病院，蓋傷兵養痾處也。迤南迤西則設滑板、鞦韆種種體育之需。”
上世紀五十年代，整個城南家家泉水，戶戶垂楊。城內尚有蘆葦坑、白家坑、後楊場、漆家坑、石家坑等地名，足見昔年天水城區水源之豐富。故過去天水民間有“半城寺院半城湖”之譽。直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南城外自雙橋均為渠溪茅濱，戶戶綠蔭，“西堤煙柳”的景色，令人至今難以忘懷。1946年霍松林遊覽當時的城南公園後，寫下了“逍遙出城來，成樹擁高榭”“盈盈一水濱，亭亭幾茅舍”的詩句。
【天水縣圖書館】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天水縣政府成立天水縣圖書館，館址定於水月寺西側王公祠。王公，似指前知州王鎮鏞，同治末、光緒初在位。
門庭是兩層木樓，樓下為門道，寺內分前中後三個院子，後院新建大廳為書庫和閱覽室，中院東房為于右任先生題寫的“邵力子先生紀念館”，收藏邵力子先生捐贈的16000多冊(5萬餘卷)圖書。
1950年2月，天水市政府將解放前的天水縣民眾教育館、天水圖書館、天水國術館合併為天水市人民文化教育館，館址設在原圖書館即公園王公祠內，將民眾教育館的館址劃給大城玉泉小學，後改名公園小學。
文化教育館的大門是三間兩層樓閣式建築，樓下靠東三間大廳為宋琬紀念館，簷下懸天水名人汪劍平所書“片石千秋”匾額。東為水月寺，仍為二層樓閣式建築，寺旁有三間水榭為宋公祠，門庭掛著甘肅名人李景豫先生撰寫的對聯：“北枕堅城，勞公百堵經營，不放山雲低度；西襟蕭寺，為我一池寫照，頓教水月通明”。水榭前為一個很大的荷花池，寺門兩側還有兩株高大旺盛的垂柳。
來源: 天天天水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