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思想空前自由、學術空前發展的歷史時期，一個是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不知道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時代的必然，這兩個時代分別產生了莊子和陶淵明這樣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邊緣文人”，當然，我們都知道，儘管他們都沒有進入主流社會，但是他們仍然是同時代文人中的佼佼者。
為何要將莊子和陶淵明放在一起說呢？有的朋友可能會問這個問題，我們從《莊子》書中看到的是誇張與奇特，荒誕不經與汪洋恣肆，從陶淵明詩中看到的是平淡質樸，自然雅緻，這二者之間難道有什麼聯繫麼?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思想空前自由、學術空前發展的歷史時期，一個是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不知道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時代的必然，這兩個時代分別產生了莊子和陶淵明這樣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邊緣文人”，當然，我們都知道，儘管他們都沒有進入主流社會，但是他們仍然是同時代文人中的佼佼者。
為何要將莊子和陶淵明放在一起說呢？有的朋友可能會問這個問題，我們從《莊子》書中看到的是誇張與奇特，荒誕不經與汪洋恣肆，從陶淵明詩中看到的是平淡質樸，自然雅緻，這二者之間難道有什麼聯繫麼?
當然有，二人的共同之處在於精神層面，陶淵明繼承了莊子的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人生境界，學習了莊子作品的美學風格而形成了自己的創作方法。正如當代著名學者陶德宗所言：“表面觀之，陶淵明詩文在藝術上的這種自然誠樸、沉穩藹如、和風細雨與《莊子》那大氣肆恣、儀態萬千、奇崛奇詭似乎是雙峰對峙、雙水分流的，但這僅僅是表面上的差異，其實，二者在內在神韻上有很多方面是一脈相承的。”探討二人思想觀念的傳承關係對釐清中國文人隱逸思想的傳承脈絡是有著巨大意義的，對於我們改善面對現實生活的態度也是有借鑑價值的。
莊子的思想對陶淵明的人生境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是這種思想層面的影響導致了陶淵在明創作理念上與莊子的接近，所以我們具體來聊一聊陶淵明在哪些地方繼承並發展了莊子的精神。
不一樣的社會背景，一樣的曠達人生
一、順其自然的人生態度
與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逃避態度不同，莊子和後來的陶淵明都能客觀地認識到“死”的存在，他們都認為“死”是一種正常的自然現象，並且能夠對其持有一個曠達超脫的態度。
《莊子·大宗師》中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莊子把死生當做是太陽東昇西落那樣平常而且必然的事情，認為我們不需要逃避死亡，而是像“真人”一樣“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在這個基礎上，他進一步闡釋說大家既然認為我活著是理所應當的，那麼也應當認為我的死亡也是理所應當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莊子·知北遊》中的論述看出來：“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那麼這裡的“大塊”又是什麼呢？《莊子·大宗師》中說：“大塊者，自然也”。可見，面對生老病死的人生，莊子所持的是“順其自然”的觀點，言語間我們可以這其中的曠達與超脫。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思想空前自由、學術空前發展的歷史時期，一個是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不知道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時代的必然，這兩個時代分別產生了莊子和陶淵明這樣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邊緣文人”，當然，我們都知道，儘管他們都沒有進入主流社會，但是他們仍然是同時代文人中的佼佼者。
為何要將莊子和陶淵明放在一起說呢？有的朋友可能會問這個問題，我們從《莊子》書中看到的是誇張與奇特，荒誕不經與汪洋恣肆，從陶淵明詩中看到的是平淡質樸，自然雅緻，這二者之間難道有什麼聯繫麼?
當然有，二人的共同之處在於精神層面，陶淵明繼承了莊子的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人生境界，學習了莊子作品的美學風格而形成了自己的創作方法。正如當代著名學者陶德宗所言：“表面觀之，陶淵明詩文在藝術上的這種自然誠樸、沉穩藹如、和風細雨與《莊子》那大氣肆恣、儀態萬千、奇崛奇詭似乎是雙峰對峙、雙水分流的，但這僅僅是表面上的差異，其實，二者在內在神韻上有很多方面是一脈相承的。”探討二人思想觀念的傳承關係對釐清中國文人隱逸思想的傳承脈絡是有著巨大意義的，對於我們改善面對現實生活的態度也是有借鑑價值的。
莊子的思想對陶淵明的人生境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是這種思想層面的影響導致了陶淵在明創作理念上與莊子的接近，所以我們具體來聊一聊陶淵明在哪些地方繼承並發展了莊子的精神。
不一樣的社會背景，一樣的曠達人生
一、順其自然的人生態度
與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逃避態度不同，莊子和後來的陶淵明都能客觀地認識到“死”的存在，他們都認為“死”是一種正常的自然現象，並且能夠對其持有一個曠達超脫的態度。
《莊子·大宗師》中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莊子把死生當做是太陽東昇西落那樣平常而且必然的事情，認為我們不需要逃避死亡，而是像“真人”一樣“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在這個基礎上，他進一步闡釋說大家既然認為我活著是理所應當的，那麼也應當認為我的死亡也是理所應當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莊子·知北遊》中的論述看出來：“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那麼這裡的“大塊”又是什麼呢？《莊子·大宗師》中說：“大塊者，自然也”。可見，面對生老病死的人生，莊子所持的是“順其自然”的觀點，言語間我們可以這其中的曠達與超脫。
陶淵明繼承了莊子的生死觀，認為有生就有死，這都是自然規律使然，我們大可以活得瀟灑超脫一點。但是，與莊子不同的是，陶淵明在主張順其自然的同時還會夾雜著一些對時光流逝的焦慮，這與他所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是緊密相關的。但是總體上，陶淵明仍然表現出了對生死的豁達。他在《與子儼等疏》中說：“天地賦命，生而有死”，承認了死的客觀性。表達意思與此相近的詩文還有：“運生會須盡，終古謂之然”（《連雨獨飲》），“既來孰不去，人理故有終”（《五月旦和戴主簿》）。除此以外，最能表現陶淵明對生死的豁達的當屬以下兩句詩：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擬輓歌辭三首》其三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
如上文所說，與莊子的完全超脫不同，陶淵明常常表現出一種矛盾的生死觀，他也常常為時光的流逝感到焦慮。他的《雜詩》其七中有“日月不肯遲，四時相逼迫”的句子。 這樣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不算少數，如：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己酉歲九月九日》）“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還舊居》）“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雜詩》之五）。陶淵明看待生死是更加人間化、現實化的，總免不了憂心生死，但是他仍然能對生死保留一個曠達的態度，我相信這也應該是我們現代人所應該要學習的。
二、對現實的不滿與批判
莊子所處的“戰國時代”是一個爭戰不休、社會動盪的年代，與此相同，陶淵明所生活的魏晉時期同樣是社會不安，烽煙四起的年代，兩個年代都是極度黑暗的。在這樣黑暗的社會中，統治者總是希望拉攏一些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力的大咖來擴大自己的威望的，莊子和陶淵明都曾經受過這樣的拉攏，但如我們所料，這些拉攏都被拒絕了。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思想空前自由、學術空前發展的歷史時期，一個是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不知道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時代的必然，這兩個時代分別產生了莊子和陶淵明這樣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邊緣文人”，當然，我們都知道，儘管他們都沒有進入主流社會，但是他們仍然是同時代文人中的佼佼者。
為何要將莊子和陶淵明放在一起說呢？有的朋友可能會問這個問題，我們從《莊子》書中看到的是誇張與奇特，荒誕不經與汪洋恣肆，從陶淵明詩中看到的是平淡質樸，自然雅緻，這二者之間難道有什麼聯繫麼?
當然有，二人的共同之處在於精神層面，陶淵明繼承了莊子的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人生境界，學習了莊子作品的美學風格而形成了自己的創作方法。正如當代著名學者陶德宗所言：“表面觀之，陶淵明詩文在藝術上的這種自然誠樸、沉穩藹如、和風細雨與《莊子》那大氣肆恣、儀態萬千、奇崛奇詭似乎是雙峰對峙、雙水分流的，但這僅僅是表面上的差異，其實，二者在內在神韻上有很多方面是一脈相承的。”探討二人思想觀念的傳承關係對釐清中國文人隱逸思想的傳承脈絡是有著巨大意義的，對於我們改善面對現實生活的態度也是有借鑑價值的。
莊子的思想對陶淵明的人生境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是這種思想層面的影響導致了陶淵在明創作理念上與莊子的接近，所以我們具體來聊一聊陶淵明在哪些地方繼承並發展了莊子的精神。
不一樣的社會背景，一樣的曠達人生
一、順其自然的人生態度
與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逃避態度不同，莊子和後來的陶淵明都能客觀地認識到“死”的存在，他們都認為“死”是一種正常的自然現象，並且能夠對其持有一個曠達超脫的態度。
《莊子·大宗師》中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莊子把死生當做是太陽東昇西落那樣平常而且必然的事情，認為我們不需要逃避死亡，而是像“真人”一樣“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在這個基礎上，他進一步闡釋說大家既然認為我活著是理所應當的，那麼也應當認為我的死亡也是理所應當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莊子·知北遊》中的論述看出來：“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那麼這裡的“大塊”又是什麼呢？《莊子·大宗師》中說：“大塊者，自然也”。可見，面對生老病死的人生，莊子所持的是“順其自然”的觀點，言語間我們可以這其中的曠達與超脫。
陶淵明繼承了莊子的生死觀，認為有生就有死，這都是自然規律使然，我們大可以活得瀟灑超脫一點。但是，與莊子不同的是，陶淵明在主張順其自然的同時還會夾雜著一些對時光流逝的焦慮，這與他所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是緊密相關的。但是總體上，陶淵明仍然表現出了對生死的豁達。他在《與子儼等疏》中說：“天地賦命，生而有死”，承認了死的客觀性。表達意思與此相近的詩文還有：“運生會須盡，終古謂之然”（《連雨獨飲》），“既來孰不去，人理故有終”（《五月旦和戴主簿》）。除此以外，最能表現陶淵明對生死的豁達的當屬以下兩句詩：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擬輓歌辭三首》其三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
如上文所說，與莊子的完全超脫不同，陶淵明常常表現出一種矛盾的生死觀，他也常常為時光的流逝感到焦慮。他的《雜詩》其七中有“日月不肯遲，四時相逼迫”的句子。 這樣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不算少數，如：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己酉歲九月九日》）“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還舊居》）“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雜詩》之五）。陶淵明看待生死是更加人間化、現實化的，總免不了憂心生死，但是他仍然能對生死保留一個曠達的態度，我相信這也應該是我們現代人所應該要學習的。
二、對現實的不滿與批判
莊子所處的“戰國時代”是一個爭戰不休、社會動盪的年代，與此相同，陶淵明所生活的魏晉時期同樣是社會不安，烽煙四起的年代，兩個年代都是極度黑暗的。在這樣黑暗的社會中，統治者總是希望拉攏一些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力的大咖來擴大自己的威望的，莊子和陶淵明都曾經受過這樣的拉攏，但如我們所料，這些拉攏都被拒絕了。
東晉末朝廷徵陶淵明為著作佐郎,不就。宋元嘉三年(426),陶淵明逝世前一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上門勸他出仕,也遭拒絕。當時淵明“堰臥瘩餒有日”,生活已經十分困頓了，刺史送給他肉,他卻“靡而去之”,這表現了他與統治階級決裂的堅定態度。其實在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汙這一點上他和莊子是十分相像的，《史記·莊子傳》載: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寧遊戲汙讀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子和陶淵明不願意入仕，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不願為世俗所累，他們所追求的都是一種人生的自由。在莊子看來，當時的整個社會都是黑暗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根本無法解決這種社會矛盾，所以他只能批判這個社會，然後去尋求超脫現實生活的自由。
我們都知道莊子在“逍遙遊”中著重講了“待”這個概念，他說萬事萬物都是“有所待”的，“有所待”就是有所依賴。這層意思可不僅僅停留在寓言故事中那麼簡單，莊子想表達的其實是對當前現實當中人與社會之間異化的依附關係的批判。這樣的“待”,對人是能產生巨大的心理和社會的壓迫和束縛的。莊子認為人已經到了被“物役”，“物累”,甚至“殉物”的地步。例如,在《齊物論》中莊子這樣寫道:
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進如馳,而莫能之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功,荼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
面對這樣物慾橫流的社會，莊子只能在文章中發出哀嘆，表達批判，他所能夠倡導的，也就是“若夫秉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只有不被功名牽掛，做到無慾無求，才能夠超脫出這個黑暗的社會。當然，這種自由是比較苛刻的絕對的自由。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思想空前自由、學術空前發展的歷史時期，一個是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不知道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時代的必然，這兩個時代分別產生了莊子和陶淵明這樣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邊緣文人”，當然，我們都知道，儘管他們都沒有進入主流社會，但是他們仍然是同時代文人中的佼佼者。
為何要將莊子和陶淵明放在一起說呢？有的朋友可能會問這個問題，我們從《莊子》書中看到的是誇張與奇特，荒誕不經與汪洋恣肆，從陶淵明詩中看到的是平淡質樸，自然雅緻，這二者之間難道有什麼聯繫麼?
當然有，二人的共同之處在於精神層面，陶淵明繼承了莊子的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人生境界，學習了莊子作品的美學風格而形成了自己的創作方法。正如當代著名學者陶德宗所言：“表面觀之，陶淵明詩文在藝術上的這種自然誠樸、沉穩藹如、和風細雨與《莊子》那大氣肆恣、儀態萬千、奇崛奇詭似乎是雙峰對峙、雙水分流的，但這僅僅是表面上的差異，其實，二者在內在神韻上有很多方面是一脈相承的。”探討二人思想觀念的傳承關係對釐清中國文人隱逸思想的傳承脈絡是有著巨大意義的，對於我們改善面對現實生活的態度也是有借鑑價值的。
莊子的思想對陶淵明的人生境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是這種思想層面的影響導致了陶淵在明創作理念上與莊子的接近，所以我們具體來聊一聊陶淵明在哪些地方繼承並發展了莊子的精神。
不一樣的社會背景，一樣的曠達人生
一、順其自然的人生態度
與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逃避態度不同，莊子和後來的陶淵明都能客觀地認識到“死”的存在，他們都認為“死”是一種正常的自然現象，並且能夠對其持有一個曠達超脫的態度。
《莊子·大宗師》中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莊子把死生當做是太陽東昇西落那樣平常而且必然的事情，認為我們不需要逃避死亡，而是像“真人”一樣“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在這個基礎上，他進一步闡釋說大家既然認為我活著是理所應當的，那麼也應當認為我的死亡也是理所應當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莊子·知北遊》中的論述看出來：“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那麼這裡的“大塊”又是什麼呢？《莊子·大宗師》中說：“大塊者，自然也”。可見，面對生老病死的人生，莊子所持的是“順其自然”的觀點，言語間我們可以這其中的曠達與超脫。
陶淵明繼承了莊子的生死觀，認為有生就有死，這都是自然規律使然，我們大可以活得瀟灑超脫一點。但是，與莊子不同的是，陶淵明在主張順其自然的同時還會夾雜著一些對時光流逝的焦慮，這與他所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是緊密相關的。但是總體上，陶淵明仍然表現出了對生死的豁達。他在《與子儼等疏》中說：“天地賦命，生而有死”，承認了死的客觀性。表達意思與此相近的詩文還有：“運生會須盡，終古謂之然”（《連雨獨飲》），“既來孰不去，人理故有終”（《五月旦和戴主簿》）。除此以外，最能表現陶淵明對生死的豁達的當屬以下兩句詩：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擬輓歌辭三首》其三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
如上文所說，與莊子的完全超脫不同，陶淵明常常表現出一種矛盾的生死觀，他也常常為時光的流逝感到焦慮。他的《雜詩》其七中有“日月不肯遲，四時相逼迫”的句子。 這樣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不算少數，如：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己酉歲九月九日》）“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還舊居》）“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雜詩》之五）。陶淵明看待生死是更加人間化、現實化的，總免不了憂心生死，但是他仍然能對生死保留一個曠達的態度，我相信這也應該是我們現代人所應該要學習的。
二、對現實的不滿與批判
莊子所處的“戰國時代”是一個爭戰不休、社會動盪的年代，與此相同，陶淵明所生活的魏晉時期同樣是社會不安，烽煙四起的年代，兩個年代都是極度黑暗的。在這樣黑暗的社會中，統治者總是希望拉攏一些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力的大咖來擴大自己的威望的，莊子和陶淵明都曾經受過這樣的拉攏，但如我們所料，這些拉攏都被拒絕了。
東晉末朝廷徵陶淵明為著作佐郎,不就。宋元嘉三年(426),陶淵明逝世前一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上門勸他出仕,也遭拒絕。當時淵明“堰臥瘩餒有日”,生活已經十分困頓了，刺史送給他肉,他卻“靡而去之”,這表現了他與統治階級決裂的堅定態度。其實在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汙這一點上他和莊子是十分相像的，《史記·莊子傳》載: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寧遊戲汙讀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子和陶淵明不願意入仕，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不願為世俗所累，他們所追求的都是一種人生的自由。在莊子看來，當時的整個社會都是黑暗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根本無法解決這種社會矛盾，所以他只能批判這個社會，然後去尋求超脫現實生活的自由。
我們都知道莊子在“逍遙遊”中著重講了“待”這個概念，他說萬事萬物都是“有所待”的，“有所待”就是有所依賴。這層意思可不僅僅停留在寓言故事中那麼簡單，莊子想表達的其實是對當前現實當中人與社會之間異化的依附關係的批判。這樣的“待”,對人是能產生巨大的心理和社會的壓迫和束縛的。莊子認為人已經到了被“物役”，“物累”,甚至“殉物”的地步。例如,在《齊物論》中莊子這樣寫道:
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進如馳,而莫能之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功,荼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
面對這樣物慾橫流的社會，莊子只能在文章中發出哀嘆，表達批判，他所能夠倡導的，也就是“若夫秉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只有不被功名牽掛，做到無慾無求，才能夠超脫出這個黑暗的社會。當然，這種自由是比較苛刻的絕對的自由。
雖然陶淵明也在批判現實，批判社會，但是他始終沒有像莊子那樣拋卻一切，追求絕對自由，他想要的是一種相對的自由。他“退休”後是很享受生活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他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哲理，“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是他對農業生產的重視，糧食就是他的“所待”，他卻並不迴避這些現實問題，而是試圖從繁雜勞累的現實生活中尋求自己精神的自由。也只有這樣，他才能寫出“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這樣的詩句。
可以看出，莊子和陶淵明都不滿於現實社會，都渴望追求自己想要的精神的自由，略有不同的是，陶淵明所追求的是相對的自由而不是絕對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更容易實現，也算是陶淵明對莊子思想的發展。
三、“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
如上文所說，莊子和陶淵明都是批判社會，逃避社會的，然而，魯迅先生說，不能有破無立，批判了舊社會還要提出一個新社會的設想。在這一點上，陶淵明是與莊子很像的，他們都構建了一個自己的烏托邦世界，以此寄託自己對現實世界的不滿。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思想空前自由、學術空前發展的歷史時期，一個是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不知道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時代的必然，這兩個時代分別產生了莊子和陶淵明這樣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邊緣文人”，當然，我們都知道，儘管他們都沒有進入主流社會，但是他們仍然是同時代文人中的佼佼者。
為何要將莊子和陶淵明放在一起說呢？有的朋友可能會問這個問題，我們從《莊子》書中看到的是誇張與奇特，荒誕不經與汪洋恣肆，從陶淵明詩中看到的是平淡質樸，自然雅緻，這二者之間難道有什麼聯繫麼?
當然有，二人的共同之處在於精神層面，陶淵明繼承了莊子的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人生境界，學習了莊子作品的美學風格而形成了自己的創作方法。正如當代著名學者陶德宗所言：“表面觀之，陶淵明詩文在藝術上的這種自然誠樸、沉穩藹如、和風細雨與《莊子》那大氣肆恣、儀態萬千、奇崛奇詭似乎是雙峰對峙、雙水分流的，但這僅僅是表面上的差異，其實，二者在內在神韻上有很多方面是一脈相承的。”探討二人思想觀念的傳承關係對釐清中國文人隱逸思想的傳承脈絡是有著巨大意義的，對於我們改善面對現實生活的態度也是有借鑑價值的。
莊子的思想對陶淵明的人生境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是這種思想層面的影響導致了陶淵在明創作理念上與莊子的接近，所以我們具體來聊一聊陶淵明在哪些地方繼承並發展了莊子的精神。
不一樣的社會背景，一樣的曠達人生
一、順其自然的人生態度
與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逃避態度不同，莊子和後來的陶淵明都能客觀地認識到“死”的存在，他們都認為“死”是一種正常的自然現象，並且能夠對其持有一個曠達超脫的態度。
《莊子·大宗師》中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莊子把死生當做是太陽東昇西落那樣平常而且必然的事情，認為我們不需要逃避死亡，而是像“真人”一樣“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在這個基礎上，他進一步闡釋說大家既然認為我活著是理所應當的，那麼也應當認為我的死亡也是理所應當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莊子·知北遊》中的論述看出來：“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那麼這裡的“大塊”又是什麼呢？《莊子·大宗師》中說：“大塊者，自然也”。可見，面對生老病死的人生，莊子所持的是“順其自然”的觀點，言語間我們可以這其中的曠達與超脫。
陶淵明繼承了莊子的生死觀，認為有生就有死，這都是自然規律使然，我們大可以活得瀟灑超脫一點。但是，與莊子不同的是，陶淵明在主張順其自然的同時還會夾雜著一些對時光流逝的焦慮，這與他所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是緊密相關的。但是總體上，陶淵明仍然表現出了對生死的豁達。他在《與子儼等疏》中說：“天地賦命，生而有死”，承認了死的客觀性。表達意思與此相近的詩文還有：“運生會須盡，終古謂之然”（《連雨獨飲》），“既來孰不去，人理故有終”（《五月旦和戴主簿》）。除此以外，最能表現陶淵明對生死的豁達的當屬以下兩句詩：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擬輓歌辭三首》其三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
如上文所說，與莊子的完全超脫不同，陶淵明常常表現出一種矛盾的生死觀，他也常常為時光的流逝感到焦慮。他的《雜詩》其七中有“日月不肯遲，四時相逼迫”的句子。 這樣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不算少數，如：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己酉歲九月九日》）“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還舊居》）“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雜詩》之五）。陶淵明看待生死是更加人間化、現實化的，總免不了憂心生死，但是他仍然能對生死保留一個曠達的態度，我相信這也應該是我們現代人所應該要學習的。
二、對現實的不滿與批判
莊子所處的“戰國時代”是一個爭戰不休、社會動盪的年代，與此相同，陶淵明所生活的魏晉時期同樣是社會不安，烽煙四起的年代，兩個年代都是極度黑暗的。在這樣黑暗的社會中，統治者總是希望拉攏一些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力的大咖來擴大自己的威望的，莊子和陶淵明都曾經受過這樣的拉攏，但如我們所料，這些拉攏都被拒絕了。
東晉末朝廷徵陶淵明為著作佐郎,不就。宋元嘉三年(426),陶淵明逝世前一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上門勸他出仕,也遭拒絕。當時淵明“堰臥瘩餒有日”,生活已經十分困頓了，刺史送給他肉,他卻“靡而去之”,這表現了他與統治階級決裂的堅定態度。其實在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汙這一點上他和莊子是十分相像的，《史記·莊子傳》載: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寧遊戲汙讀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子和陶淵明不願意入仕，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不願為世俗所累，他們所追求的都是一種人生的自由。在莊子看來，當時的整個社會都是黑暗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根本無法解決這種社會矛盾，所以他只能批判這個社會，然後去尋求超脫現實生活的自由。
我們都知道莊子在“逍遙遊”中著重講了“待”這個概念，他說萬事萬物都是“有所待”的，“有所待”就是有所依賴。這層意思可不僅僅停留在寓言故事中那麼簡單，莊子想表達的其實是對當前現實當中人與社會之間異化的依附關係的批判。這樣的“待”,對人是能產生巨大的心理和社會的壓迫和束縛的。莊子認為人已經到了被“物役”，“物累”,甚至“殉物”的地步。例如,在《齊物論》中莊子這樣寫道:
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進如馳,而莫能之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功,荼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
面對這樣物慾橫流的社會，莊子只能在文章中發出哀嘆，表達批判，他所能夠倡導的，也就是“若夫秉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只有不被功名牽掛，做到無慾無求，才能夠超脫出這個黑暗的社會。當然，這種自由是比較苛刻的絕對的自由。
雖然陶淵明也在批判現實，批判社會，但是他始終沒有像莊子那樣拋卻一切，追求絕對自由，他想要的是一種相對的自由。他“退休”後是很享受生活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他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哲理，“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是他對農業生產的重視，糧食就是他的“所待”，他卻並不迴避這些現實問題，而是試圖從繁雜勞累的現實生活中尋求自己精神的自由。也只有這樣，他才能寫出“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這樣的詩句。
可以看出，莊子和陶淵明都不滿於現實社會，都渴望追求自己想要的精神的自由，略有不同的是，陶淵明所追求的是相對的自由而不是絕對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更容易實現，也算是陶淵明對莊子思想的發展。
三、“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
如上文所說，莊子和陶淵明都是批判社會，逃避社會的，然而，魯迅先生說，不能有破無立，批判了舊社會還要提出一個新社會的設想。在這一點上，陶淵明是與莊子很像的，他們都構建了一個自己的烏托邦世界，以此寄託自己對現實世界的不滿。
莊子借推崇遠古社會的純樸來反對現實生活，他說：“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所謂至德之世，也就是老莊認為的遠古世界， 他不認為原始社會是愚昧落後的，相反他認為那時候的社會比現在要好多了：“昔者……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這倒是有點兒老子的“小國寡民”的意思。
其實，莊子想借遠古社會表現出的是一種對平等的追求，這種精神對陶淵明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陶淵明曾寫過不少懷念上古社會古樸真淳民風的詩文。在《飲酒》詩其二十的開頭,他寫道:“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臾,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此外，陶淵明還寫過一首《勸農》詩：“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讚美了上古人民的純樸，還歌頌了當時的統治者的勤儉：“舜既躬耕,禹亦稼穡”。
值得注意的是，陶淵明在寫了諸多讚美上古生活的詩作，吸收了莊子讚美遠古社會的思想以後，他自己也形成了對新的社會勞動,自給自足,沒有剝削壓迫,自由、平等、富裕、安寧的社會。這個全新的世界也就是他筆下的“桃花源”，桃花源不僅是他對隱逸世界的構想。這是一個民風淳樸,人人士的小天地,也是詩人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規劃的理想中的樂土。如果說,身為寒門貴族後裔的陶淵明賦《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等作品時還很少了解人民的痛苦和願望,只是注意自己的生活、德操,那麼他在創作此作品時,便已經較多想到勞苦大眾了。
可以說，雖然陶淵明與莊子對美好世界的構想都是“烏托邦式”的，但是總體上看，陶淵明的思想更加有“煙火氣”，更加真實。如果說莊子眼中的，美好社會是“真實的虛幻”，那麼陶淵明眼中的社會就是“虛幻的真實”。
結語
通過以上敘述，我們可以看到，在陶淵明的人生理念的形成過程中還是受到了許多莊子的影響。在莊子的影響下，陶淵明逐漸形成了豁達的人生觀，他鄙視世俗，同莊子一樣，他也積極地構想自己的理想世界，這些思想都是與莊子大同小異的。另外，在創作理念方面，陶淵明也形成了以自然為審美對象，追求真實純樸本質的特點，這與他的質樸本性也是相匹配的。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思想空前自由、學術空前發展的歷史時期，一個是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不知道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時代的必然，這兩個時代分別產生了莊子和陶淵明這樣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邊緣文人”，當然，我們都知道，儘管他們都沒有進入主流社會，但是他們仍然是同時代文人中的佼佼者。
為何要將莊子和陶淵明放在一起說呢？有的朋友可能會問這個問題，我們從《莊子》書中看到的是誇張與奇特，荒誕不經與汪洋恣肆，從陶淵明詩中看到的是平淡質樸，自然雅緻，這二者之間難道有什麼聯繫麼?
當然有，二人的共同之處在於精神層面，陶淵明繼承了莊子的思想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人生境界，學習了莊子作品的美學風格而形成了自己的創作方法。正如當代著名學者陶德宗所言：“表面觀之，陶淵明詩文在藝術上的這種自然誠樸、沉穩藹如、和風細雨與《莊子》那大氣肆恣、儀態萬千、奇崛奇詭似乎是雙峰對峙、雙水分流的，但這僅僅是表面上的差異，其實，二者在內在神韻上有很多方面是一脈相承的。”探討二人思想觀念的傳承關係對釐清中國文人隱逸思想的傳承脈絡是有著巨大意義的，對於我們改善面對現實生活的態度也是有借鑑價值的。
莊子的思想對陶淵明的人生境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是這種思想層面的影響導致了陶淵在明創作理念上與莊子的接近，所以我們具體來聊一聊陶淵明在哪些地方繼承並發展了莊子的精神。
不一樣的社會背景，一樣的曠達人生
一、順其自然的人生態度
與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逃避態度不同，莊子和後來的陶淵明都能客觀地認識到“死”的存在，他們都認為“死”是一種正常的自然現象，並且能夠對其持有一個曠達超脫的態度。
《莊子·大宗師》中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莊子把死生當做是太陽東昇西落那樣平常而且必然的事情，認為我們不需要逃避死亡，而是像“真人”一樣“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在這個基礎上，他進一步闡釋說大家既然認為我活著是理所應當的，那麼也應當認為我的死亡也是理所應當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莊子·知北遊》中的論述看出來：“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那麼這裡的“大塊”又是什麼呢？《莊子·大宗師》中說：“大塊者，自然也”。可見，面對生老病死的人生，莊子所持的是“順其自然”的觀點，言語間我們可以這其中的曠達與超脫。
陶淵明繼承了莊子的生死觀，認為有生就有死，這都是自然規律使然，我們大可以活得瀟灑超脫一點。但是，與莊子不同的是，陶淵明在主張順其自然的同時還會夾雜著一些對時光流逝的焦慮，這與他所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是緊密相關的。但是總體上，陶淵明仍然表現出了對生死的豁達。他在《與子儼等疏》中說：“天地賦命，生而有死”，承認了死的客觀性。表達意思與此相近的詩文還有：“運生會須盡，終古謂之然”（《連雨獨飲》），“既來孰不去，人理故有終”（《五月旦和戴主簿》）。除此以外，最能表現陶淵明對生死的豁達的當屬以下兩句詩：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擬輓歌辭三首》其三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
如上文所說，與莊子的完全超脫不同，陶淵明常常表現出一種矛盾的生死觀，他也常常為時光的流逝感到焦慮。他的《雜詩》其七中有“日月不肯遲，四時相逼迫”的句子。 這樣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不算少數，如：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己酉歲九月九日》）“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還舊居》）“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雜詩》之五）。陶淵明看待生死是更加人間化、現實化的，總免不了憂心生死，但是他仍然能對生死保留一個曠達的態度，我相信這也應該是我們現代人所應該要學習的。
二、對現實的不滿與批判
莊子所處的“戰國時代”是一個爭戰不休、社會動盪的年代，與此相同，陶淵明所生活的魏晉時期同樣是社會不安，烽煙四起的年代，兩個年代都是極度黑暗的。在這樣黑暗的社會中，統治者總是希望拉攏一些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力的大咖來擴大自己的威望的，莊子和陶淵明都曾經受過這樣的拉攏，但如我們所料，這些拉攏都被拒絕了。
東晉末朝廷徵陶淵明為著作佐郎,不就。宋元嘉三年(426),陶淵明逝世前一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上門勸他出仕,也遭拒絕。當時淵明“堰臥瘩餒有日”,生活已經十分困頓了，刺史送給他肉,他卻“靡而去之”,這表現了他與統治階級決裂的堅定態度。其實在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汙這一點上他和莊子是十分相像的，《史記·莊子傳》載: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寧遊戲汙讀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子和陶淵明不願意入仕，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不願為世俗所累，他們所追求的都是一種人生的自由。在莊子看來，當時的整個社會都是黑暗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根本無法解決這種社會矛盾，所以他只能批判這個社會，然後去尋求超脫現實生活的自由。
我們都知道莊子在“逍遙遊”中著重講了“待”這個概念，他說萬事萬物都是“有所待”的，“有所待”就是有所依賴。這層意思可不僅僅停留在寓言故事中那麼簡單，莊子想表達的其實是對當前現實當中人與社會之間異化的依附關係的批判。這樣的“待”,對人是能產生巨大的心理和社會的壓迫和束縛的。莊子認為人已經到了被“物役”，“物累”,甚至“殉物”的地步。例如,在《齊物論》中莊子這樣寫道:
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進如馳,而莫能之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功,荼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
面對這樣物慾橫流的社會，莊子只能在文章中發出哀嘆，表達批判，他所能夠倡導的，也就是“若夫秉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只有不被功名牽掛，做到無慾無求，才能夠超脫出這個黑暗的社會。當然，這種自由是比較苛刻的絕對的自由。
雖然陶淵明也在批判現實，批判社會，但是他始終沒有像莊子那樣拋卻一切，追求絕對自由，他想要的是一種相對的自由。他“退休”後是很享受生活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他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哲理，“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是他對農業生產的重視，糧食就是他的“所待”，他卻並不迴避這些現實問題，而是試圖從繁雜勞累的現實生活中尋求自己精神的自由。也只有這樣，他才能寫出“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這樣的詩句。
可以看出，莊子和陶淵明都不滿於現實社會，都渴望追求自己想要的精神的自由，略有不同的是，陶淵明所追求的是相對的自由而不是絕對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更容易實現，也算是陶淵明對莊子思想的發展。
三、“烏托邦”式的社會理想
如上文所說，莊子和陶淵明都是批判社會，逃避社會的，然而，魯迅先生說，不能有破無立，批判了舊社會還要提出一個新社會的設想。在這一點上，陶淵明是與莊子很像的，他們都構建了一個自己的烏托邦世界，以此寄託自己對現實世界的不滿。
莊子借推崇遠古社會的純樸來反對現實生活，他說：“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所謂至德之世，也就是老莊認為的遠古世界， 他不認為原始社會是愚昧落後的，相反他認為那時候的社會比現在要好多了：“昔者……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這倒是有點兒老子的“小國寡民”的意思。
其實，莊子想借遠古社會表現出的是一種對平等的追求，這種精神對陶淵明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陶淵明曾寫過不少懷念上古社會古樸真淳民風的詩文。在《飲酒》詩其二十的開頭,他寫道:“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臾,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此外，陶淵明還寫過一首《勸農》詩：“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讚美了上古人民的純樸，還歌頌了當時的統治者的勤儉：“舜既躬耕,禹亦稼穡”。
值得注意的是，陶淵明在寫了諸多讚美上古生活的詩作，吸收了莊子讚美遠古社會的思想以後，他自己也形成了對新的社會勞動,自給自足,沒有剝削壓迫,自由、平等、富裕、安寧的社會。這個全新的世界也就是他筆下的“桃花源”，桃花源不僅是他對隱逸世界的構想。這是一個民風淳樸,人人士的小天地,也是詩人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規劃的理想中的樂土。如果說,身為寒門貴族後裔的陶淵明賦《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等作品時還很少了解人民的痛苦和願望,只是注意自己的生活、德操,那麼他在創作此作品時,便已經較多想到勞苦大眾了。
可以說，雖然陶淵明與莊子對美好世界的構想都是“烏托邦式”的，但是總體上看，陶淵明的思想更加有“煙火氣”，更加真實。如果說莊子眼中的，美好社會是“真實的虛幻”，那麼陶淵明眼中的社會就是“虛幻的真實”。
結語
通過以上敘述，我們可以看到，在陶淵明的人生理念的形成過程中還是受到了許多莊子的影響。在莊子的影響下，陶淵明逐漸形成了豁達的人生觀，他鄙視世俗，同莊子一樣，他也積極地構想自己的理想世界，這些思想都是與莊子大同小異的。另外，在創作理念方面，陶淵明也形成了以自然為審美對象，追求真實純樸本質的特點，這與他的質樸本性也是相匹配的。
也許，從兩人的思想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人生的啟迪，人生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有些事情我們大可不必太在意，只要我們能能夠找到自己的本性，找到自己的歸宿，便可以從容應對人生路上的挫折了。
參考資料：《莊子》、《陶淵明集》、《莊子和陶淵明自由觀的比較》、《莊子思想與陶淵明的人生境界》、《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