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裡，有一萬個心眼的王熙鳳，是很有生意頭腦的，榮國府裡外，花銷無算，全靠她運轉手腕，廣開財源，一個人撐起了一家的體面。據說她的原型，是蘇州織造李煦的侄女，李煦的父親李士楨曾出任東南沿海的浙江布政使、廣東巡撫等職，專管洋船貨物的，和書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的說法完全一致。
最近熱播的《那時花開月正圓》，女主人公周瑩臨危受命，一個人將大廈將傾的周家扶了起來，重拾鹽業生意，又拓展商業渠道，兼營蠶絲、棉花、棉布、藥材、茶葉，從關中小妮做到了一品誥命夫人，很了不起。這都是清朝的例子，其實女性經商的歷史，要悠久得多。
漢朝時，手工業分類增多，其中紡績、編席織履、製作和縫補服裝等工作，大多是由女性承擔的，其收入，是家庭總收入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彭衛研究員估計，一個普通女子，一年大約可織布25匹，每匹布的價格在300—400錢之間，其總收入相當於一箇中等農戶家庭，這是理想情況。
將自己織的布拿去售賣，是很多漢朝女性補貼家用的常見手段。東漢人樂羊子外出遊學，他的妻子靠紡織、出售頭髮等方式，不但可以贍養公婆，還可以“遠饋羊子”，可見其勤儉。戍邊的兵卒之妻女，也多有靠出售縑帛為生的，因為此類書寫材料，是不予報銷的，只能自行在市場上採買。
和自產自銷的普通女性相比，有些專事手工業和商業的女性，其收入完全脫離了農業。《莊子》、《淮南子》等書，都寫到了越人披髮、紋身、跣足的習慣，有人總想把帽子和鞋子賣到越國去，都失敗了。這其中，一位魯人的妻子，《淮南子》寫她“善織履”。
高陵侯翟方進的母親，孤身一人將孩子拉扯大，靠的是織履，劉備的母親也是如此。她們共同構成了女商人的基數。這其中有不少靠著自己出色的商業頭腦，布料生意做得很大，東漢末年名將朱儁年少家貧，後來母親靠做絲綢生意積攢了不少財富，曾經一次出百萬錢為人還債。
有趣的是，以上的幾個例子中的女商，都是寡婦。由此可見，漢朝的寡婦靠手工業、商業為生的，應該為數不少。而歷史上有記載，最早也是最出名的女商人，就是寡婦——巴婦清。她靠著經營丹砂礦，守住了偌大的家業，歷經數世而不頹，《史記·貨殖列傳》贊她“能守其業”。漢武帝時，館陶公主面首董偃之母，結交了不少貴族，“以賣珠為事”，收入頗豐，這是中國最早的奢侈品女商人，也是一位寡婦。
唐朝時女性經商的範圍、行業、規模都有所擴大。唐朝船運業有一句俗話，叫“水不載萬”，意思是船的載重量不會超過一萬石，而大曆、貞元年間，有一位俞大娘，其航船最大， 船上有人家、街巷、甚至菜圃，居者養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間。俞大娘手下有船工數百，每年從江西到淮南，往來一次，獲利甚豐，她的船隊，何止載萬。這種大型航船，也因此被叫做俞大娘航船。
武則天時代，在洛陽有一位很有名的女商人叫高五娘，她也是一個寡婦，先是嫁給了一個姓高的商人，後來再嫁給李仙人，李仙人是煉丹的道人，專精黃白轉換之法，其實就是鍊銅和煉銀，高五娘學會了這門手藝，在李仙人死後，自己做起了冶煉生意，做得很大。《唐代墓誌彙編》中還提及過一位楊氏是種植業的高手，“經營財產，會陶公之法，固得水旱無懼，吉凶有資。”皇室及貴族婦女也常常直接參與經營性的商業活動。由於她們恃權弄勢、與民爭利，開元時，玄宗皇帝曾下詔“凡諸王公主及官人，不得遣官屬親事奴客部曲等，在市肆興販，及於邸店沽賣出舉”。
這是大商賈的情況。普通女商人，在唐朝，最常涉足的領域是飲食、旅店和快速消費品。《太平廣記》記載，司馬正彝行溧水道中，距離前方的驛站還有很遠，又飢又渴，正焦慮間，見到一家新草店，店主是位單身女性，燒的一手好飯菜。這一類女商人中，屬汴州的板橋十三娘最有名。她守寡三十多年，既無子女，也無親屬，名下有若干間鋪面，幾處房產，還“多有驢畜”。還是《太平廣記》，寫了賣菜的除氏，賣“胡粉”的姑娘，賣花的廣陵婦人。唐朝時，茶葉生意是新風口，也誕生了不少販茶的女商人，比如廣陵茶姥，七十歲了，還耳聰目明，生意做得很好，三門峽也有一位孤姥，也是販茶，這兩位也都是孤身一人的女性。
此外還有些稀奇古怪的生意，很有意思。馬嵬坡是楊貴妃身隕之所，有一位馬嵬的女商人得到了一隻馬鞍，據說是楊貴妃的遺物，她陳列在店中，有過客想要賞玩，每次收費一百錢，這位女商因此而發家致富。端午節在唐朝是購物節之一種，番禺街上有人賣相思藥，也賺到了不少眼球。
和漢朝時類似，唐朝的女商人中，寡婦的比例很高。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勾利軍在唐朝文獻中搜集整理女商人共32人，其中19人未有家庭狀況描寫，其餘有記載的13人中，12個是寡婦。而且女性經商，似乎和地理區位關係頗大，巴楚之交的峽江地區,地形破碎, 谷底狹窄, 耕地稀少，經商者眾多，其中有不少女性以背柴火為生，足見條件之艱苦。
據《中國經濟史》作者侯家駒的考據，“在北宋，婦女還從事茶肆、食店、藥鋪之經營，並作小販、賣卦及牙人。”這是一大變化，經濟史家全漢昇先生認為，宋之前婦女從事的商業行為，與農工仍脫離不了關係。到了宋代，婦女在商業方面則有純為商業行為的工作，侯家駒所舉，都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兩宋間，有不少女店主，將自己的名字經營成了品牌。北宋汴京城內有王小姑酒店、曹婆婆肉餅、醜婆婆藥鋪。南宋臨安有李婆婆雜菜羹、王媽媽“一窟鬼茶坊”、陳媽媽泥面具風藥鋪等店鋪。其中有幾位女店主名氣不小。葉適寫過一首《朱娘曲》，記錄的就是臨安城內一家酒店主朱娘，“自言三世充拍戶”，經營的還是老字號。
宋嫂也很有名，孝宗陪高宗去西湖邊遊船醒酒，在斷橋附近，聽見一婦人用汴京口音叫賣魚羹。高宗聽到鄉音，要了一碗。這種鱖魚或鱸魚蒸熟後剔去皮骨，加上火腿絲、香菇、竹筍末、雞湯等佐料烹製而成的羹湯，特別之處在於加了胡椒，口味有點類似胡辣湯。高宗非常喜歡，還題了匾給宋嫂。宋高宗臨死前唸叨的幾種小吃，除了宋嫂魚羹，還有李婆婆的雜菜羹，這兩位當然都可算南宋時優秀的女企業家。
這樣的女性，洪邁在《夷堅志》中記錄了不少，而生意做大的並不多，其中有一位比較典型。宣和年間，萊州膠水縣主簿董國慶的小妾，看見董家家貧，就扛起了家中賺錢的重任，傾其所有買了七八頭拉磨的驢，和幾十斛麥，磨出面來，就騎著驢進城去賣，晚上，就揣著錢回來。這樣三年，攢下不少錢，買了房子和地，她也被尊稱為俠婦人。
誰說女子不如男。但這樣瀟灑的女人，元明時並未有耳聞，再出現，就是周瑩和鄭一嫂了。究竟是什麼因素的變化，壓抑了女人們的經商天賦呢？或許可以這麼說，在明清時做了寡婦，是遠比漢唐宋時的寡婦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