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年僅3歲的小女孩，被連砍23刀死亡。
原因只有一個——凶手無差別殺人。
看到這個新聞，你會怎麼想？
對三歲孩子都能下此狠手，凶手實乃窮凶惡極，千刀萬剮都不為過。
這大概是最常見的態度。
讓人意外的是，小女孩母親的態度卻是，堅決不處死凶手。
她向媒體表示：與其立即處死一個罪犯，不如好好了解這個人，是怎麼一步步走向犯罪的，從而從源頭上遏制犯罪。
這是一件真實的事情。
小女孩名叫“小燈泡”，2016年3月28日上午在臺北市，亂刀之下，身首異處。
菌菌今天要安利的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就改編自這個案件。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中，這樁無差別殺人案的嫌犯，是一個名叫李曉明的學生。
他一共在電影院槍殺了9人，並造成21人受傷。
最高法院對李曉明的判決是死刑，二審依舊維持原判。
看起來就和普通的犯罪題材影視劇差不多，
但是，它又和以往的犯罪題材影視劇不同——
它所聚焦的，並非凶手本人，抑或其作案手法與作案經過。
它關注的是在事發後，案件的受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以及在旁邊的審判者、辯護者等人的不同態度，及其面對的不同困境。
僅僅十集，拍出了一幅鮮血淋漓、直麵人性的眾生群像。
受害者家屬，是賈靜雯所飾演的喬安一家。
喬安是某新聞臺的主管，她的大兒子天彥死於李曉明的槍下。
失去兒子的傷痛，使得喬安長期失眠和夢魘，靠酗酒才能勉強入睡，忘記悲痛的現實。
喬安的丈夫，逐漸和她生出嫌隙。
就連她的女兒，也和她關係冷淡，甚至說出“你為什麼不和哥哥一起死掉算了”這樣的話。
備受煎熬的不只是受害者家庭，還有凶手李曉明的父母。
他們本來有一個小麵館，在兒子闖下大禍後，他們關了麵館，賣了房子，想盡一切辦法彌補受害者家庭。
炎熱的夏季，戴起口罩帽子，生怕別人認出來，活得像下水道的老鼠。
父母幫小女兒改名成“李大芝”，將她趕出家門。
從現在開始，你就叫李大芝，別人問起父母，就說我們死了。
看似絕情的舉動，其實是在為無辜的女兒討活路。
不能連你也葬在這裡。
即便如此，公眾和媒體對他們的口誅筆伐並沒有停止。
哪怕當著所有媒體下跪道歉，依舊會受到各種良心拷問：
“下跪是發自內心的嗎？
下跪是有人指導你們嗎？
下跪不能換回九條人命。”
不僅李曉明的家屬受到全社會的攻擊，就連為他辯護的律師王赦也難以避免。
恨屋及烏，王赦被潑屎，被罵，被人半夜打電話騷擾……
在大眾看來，人渣不需要辯護，不需要了解他背後的故事，直接處死算了。
但在王赦看來，罪犯也有人權，也應該受到司法程序的合理保障。
他並不是要幫罪人開脫，而是想在罪人不開口一心求死、家屬躲藏、輿論趕著殺凶手的情況下，弄清楚凶手無差別殺人的原因，為社會提供一份可供預防的經驗。
這是他守護正義的方式。
但是，沒有人認同他：
“你的正義感、你的‘人權’，都是為了這群該死的人！”
也正是因為輿論壓力，李曉明被火速執行了死刑，本來他前面還有52個死刑犯，要排隊，他也是排在53位，可是群眾等不了了。
王赦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慘敗，他喝得酩酊大醉，心痛地說：
“他殺了人，真的該死，但不代表民主法制要跟著一起陪葬。那為什麼我們還要逮捕他，然後，浪費這兩年的時間。開庭啊，調查啊，什麼的。我們抓他的時候，就一人捅他一刀，把他捅死就好了啊。大家都希望他死，輿論媒體也希望他死，但是民主法制是用來討好人民，討好媒體的嗎？這算什麼民主法制社會？”
王赦這一段話實際上說出了很重要的一點：
法律的意義不止一條，但絕對不是復仇。
即使是死刑，也應該是程序化的合法殺人。
如果是為了復仇，那麼我想就應該是像王赦所說的這樣一人捅他一刀，把他捅死。
2016年10月，德國歐盟高官女兒拉登伯格被22歲阿富汗難民哈瓦里姦殺。
而這位高官的態度是：
“對此，拉登伯格的家屬發聲明表示，愛女拉登伯格永遠是一道陽光，我們很感激她過去19年來的陪伴;現在能夠確定的是，她已經和神同在一塊，那裡是安全的。”
除此之外，也呼籲社會大眾保持冷靜，並且儘可能捐款幫助慈善機構，包括致力於協助難民的組織與團體。
歐洲由於一些國家開放接受難民，治安已經嚴重惡化，這起惡性案件使得德國開始反思並完善自己的難民政策：“默克爾的難民政策仍需完善的配套設施，不該只是簡單的審查手續，就讓百萬難民輕易德入境德國。”
在這件事情上，我們看到了法律的意義。
一個人犯了重罪，你就算對他凌遲一萬次，也無法彌補他所做出的傷害。
我們更應該做的，是探尋案件背後存在的社會問題，並且想辦法解決它。
法國曆史學家伊凡·雅布隆卡曾寫過一本《蕾蒂西亞，或人類的終結》，裡面提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
2011年，18歲的女服務員蕾蒂西亞被殘忍殺害並分屍，震驚整個法國。當時的總統薩科齊介入，法官罷工，全部調查花了12個星期。
在鋪天蓋地的新聞中，作者發現，大家都在關注凶手如何殘忍，司法如何改革，卻鮮有人關注案件背後的故事，背後的社會性深層問題。
所以，他行動起來，花了兩年，走訪案件相關人員，還原了蕾蒂西婭短暫的人生，以及遇害的過程。
蕾蒂莎的悲劇看上去偶然又常見——遇人不淑、防範意識不夠，“這女孩子實在運氣不好”。人們在看到新聞後往往只是搖頭嘆息或者咒罵凶手一番，叮囑家人“千萬要注意安全”，然後飛快地忘卻這一切。
但是該書的作者卻說，這場綁架分屍案並非是極個別變態造成的、與多數人無關的惡行：它和世間大部分“厚積薄發”的痛苦一樣，深深植根於人性和社會的弊端，在緩慢積澱數十年後急速降臨，並會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蕾蒂西亞案件是由各領域的暴力鑄成的：家庭暴力、動盪的童年、愛與關懷的缺乏、不那麼有效的救助機構、資金不足的司法和警察部門、投機的政客……
這些問題存在於不同的國家與地區，並將繼續存在下去。若缺乏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改變和進一步的行動，蕾蒂西婭們將會源源不斷的出現。
2018年5月，空姐乘坐滴滴順風車遇害，僅僅三個月過去，另一位二十歲女孩同樣乘坐滴滴順風車時遇害。
面對第一起這樣的惡性案件，我們總是群情激憤，大肆發表一番“加害者立刻死刑”言論，然後忘之腦後。
等到第二起甚至第N起同樣的惡性案件發生後，我們才後知後覺地發現這背後存在的問題。
小燈泡的媽媽曾提出過五個發人深省的問題：
“他們（犯罪分子）在想什麼？為什麼家庭、學校、親人、朋友、社會，沒能截住他？我們要如何改善、預防？我們能做的，難道只有繼續讓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能做的，難道只有繼續速速執行死刑？”
在第一起惡性案件發生時，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是不是就應該好好問問自己這五個問題。
這兩年來，臺灣影視不再滿足於浪漫養眼的愛情偶像劇，湧現出了很多反映社會現實、同時又兼具人文關懷的作品，比如《大佛普拉斯》，《血觀音》，《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令人痛心的是，我們的影視劇還在翻拍人家十多年前的偶像劇。
我想，大陸的影視行業也應該問問自己五個問題：
觀眾想看些什麼？為什麼拍不出來？我們要如何用心？我們能做的，難道只有翻拍？我們能做的，難道只有抄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