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叛亂(1851-1864年)在許多方面是中國前近代史與近代史之間的轉折期。它在國內引起的人類巨大災難成了早期的中西沿海條約關係形成的背景，並且和條約制度本身一起宣告著中國的傳統制度崩潰在即。叛亂的某些原因是有深刻的歷史根源的，另一些原因則出自清代特有的一些問題。社會嚴重的不公正，帝國和地方行政當局的衰敗以及官僚政治道德的淪喪，所有這些都是歷次王朝危機共有的問題。而人口劇增和人口大量內部遷移，則是清代特有的問題。從十八世紀以後出現的社會混亂和國內民族間的相互衝突中已可見到這些問題的後果。此外，與外國接觸本身還提供了一種新的歷史催化劑，那就是強烈地衝擊著中國現存的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的外來宗教，統治階層應對這種衝擊的方式決定了中國近代史上的政治社會環境。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充斥於廣西省的社會混亂，部分地肇端於與外國接觸所產生的破壞性後果，部分地為該地區獨有的社會複雜性所使然。從1795至1809年，南方和東南沿海一直飽受海盜之患，有些海盜是安南(越南)的沒落君主們糾集的。在廣西，那些海盜與三合會建立了陸上聯繫,這樣便形成了一種無法無天的複雜形勢。此後不久，當毒品買賣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開始興盛時，中國南方的社會下層又競相從事更有利可圖的鴉片銷售業。鴉片戰爭後的十年間，鄰省廣東出現了新的社會失調。由於上海的開放使廣州北上的傳統貿易路線改了道，因此數以千計的人喪失了生計。被僱來跟英國作戰的鄉勇突然被遣散，許多人只得落草為寇。最後，一幫幫冥頓不馴的海盜迫於英國海軍勢力而由沿海地區流竄到內地。到了四十年代中期，這幾種來源的非法之徒中的許多人，在三合會領導下設法西進至廣西。他們在廣西的河網上建立了新住所，並作為“艇匪”將-一種新的暴力成分帶到了早已動盪不寧的社會環境中來。
由於祕密結社和教派的活動與國內民族間的不和牽扯在一起，故那個環境正變得愈來愈有燥炸性。這是一-個不祥之兆，因為它意味著那些被遺棄的社會集團現在接觸到了許多複雜的新思想，使他們的生存鬥爭獲得了政治的內容。這種新形勢首先在少數民族雜居的湘桂交界地區初現端倪。1836年湖南南部的新寧、武岡地區由於爆發了藍正樽(瑤族的部落民,也是新近由四川遷來的白蓮教信徒的首領)領導的叛亂而陷於騷亂。藍正樽遭到了鎮壓,但他這教派倖存了下來,後來在另一位瑤族領袖雷再浩領導下又東山再起。雷再浩的集團更龐雜，除藍的老幫夥外，還包括三合會的骨幹(鐵板)，此外又越過廣西邊界與漢人三合會建立了聯繫。雷再浩的後叛發生在1847年，從而表明三合會對少數民族的滲透是成功的，然而雷再浩起事這一次遭到了地方紳耆領導的民團的殘酷鎮壓。1849年的饑荒是暴力行為再度發生，而這次是由雷再浩的老三合會信徒、一個名叫李源發的人領導的。李源發本人似乎是漢人，但他沒有忘記運動最初是在窮苦無告的少數民族地區起事的。在對新寧進行了徒勞無功的圍攻後，他和同夥開始了一場穿過湘、黔、桂所轄十三個縣的遠征，試圖發動窮苦的漢人和土著居民。新寧叛亂這出悲劇以李源發的最後受挫告終。但少數民族集團中教派活動的形式不久重又出現，這次採取的形式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一種中西合璧式的新教派傳統被傳到了外來的客家人之中，客家人語言獨特，是一個少數民族的支派。
長年不斷的盜匪活動以及客家人和本地人的村社之間愈演愈烈的仇殺，結果使廣西社會在四十年代後期很快趨向軍事化，形形色色的武裝集團在農村到處出現。除流動性匪股以外,地方三合會分會(堂) 也自行武裝起來搞小搶小掠和進行自衛。鄉紳們確信他們不能指望從貪汙無能的官方得到援助，於是便建立了地方防禦聯合組織(團)，由它們來領導村社事務和動員民團。某些被稱為團的民團本身與非法之徒毫無區別，一樣趁機走私和攔路行劫。因此在地方上，堂和團是難兄難弟的組織形式，並不總是經渭分明的。對客家人來說，所有這些對手都是敵對分子。由於植根於客家人中的一個新的教派一拜上帝會一的活動， 這種緊張局勢日益加劇，因為這個教派激烈反對偶像，這在某些嗅覺敏銳的鄉紳看來，它顯然離經叛道，很危險。
廣西農村的分裂就發生在那些越來越束手無策的官僚的眼皮底下，他們競力圖採取不介入態度，規避風險。由於深信紳團與拜上帝會之間的敵對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南方省份的種族仇殺，所以他們下達了一道命令，-律禁止械鬥。有關盜匪的活動被報了案，但不是充耳不聞，就是在盜亞遠走高飛以後很安全的時候才去進行調查。1850年， 被激怒的廣西鄉紳派出一個代表團前往北京，爭取到了官方對他們自己的地方防衛努力的有限支持。這樣一來，廣西的廣大農村地區便聽任自流,完全不受官方的控制了。無論是徵集賦稅還是維持秩序，地方衙門對這兩項主要任務都無法有效地執行。以強凌弱，肆無忌憚，太平天國叛亂就是從這個亂世中出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