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慣了偏安、逃亡的南宋政權，在面對著蒙古人鐵騎時，再一次選擇了南逃。
當陪都臨安被蒙古大軍攻破後，5歲的南宋皇帝恭宗被俘，南宋孤臣陸秀夫、文天祥和張世傑等人連續擁立了兩個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一如當年宋高宗趙構面對金國鐵騎，逃到富裕的臨安，陸秀夫等人帶著年幼的宋端宗逃往了當時南宋最富裕的城市——福建泉州。
據《宋史·瀛國公紀》載："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封吉王昰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事'。"當時整個南宋就只剩下東南沿海一帶還掌控在自己的手中，相比較於廣東，當時的福建才是全國最富裕的地方。再加上福建多山的地形，能夠充分利用地形的優勢來抵擋蒙古騎兵。所以早在蒙古大軍攻陷臨安的前幾年裡，南宋皇室就開始了全員遷往福建的準備。可惜當臨安被攻破後，年幼的宋端宗來到泉州時，擺在他面前的是已經準備叛變的回族商人蒲壽庚。
據《宋史·瀛國公紀》載："昰欲入泉州，招撫蒲壽庚有異志。初，壽庚提舉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昰舟至泉，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或勸世傑留壽庚，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並沒其貲。壽庚乃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昰移潮州……十二月壽庚及知州田真子以城降。"
根據這段記載不難看出南宋末年，作為泉州城最有勢力的回族商人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殘害對自己有扶持之恩的南宋宗族。當時蒙古大軍攻破臨安之後宋恭宗被俘，遠在福州的趙昰隨即被擁護稱帝，史稱"宋端宗"。但是蒙古的鐵騎很快也追到了福州，宋端宗被乘著海船來到了當時的泉州港。
作為南宋的泉州市舶使蒲壽庚，依靠著南宋政府給予的權力，早已積累了一大筆富可敵國的財富。此時的蒲壽庚成為了當時泉州城的實際掌控者。面對宋端宗，蒲壽庚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歡迎，只是把宋端宗安頓在泉州城外的東海法石寺。
趁著宋端宗等人無法入城之際，蒲壽庚便與先前接觸的蒙古使臣溝通，最後決定先保持中立，不幫接納宋軍，也不幫助元軍。但是當時的張世傑為了籌集南逃的軍船、軍餉，下令掠奪了
蒲壽庚停靠在法石一帶的商船，把這些商船及其上面的商品據為己有。正是這一舉動，徹底激怒了商人出身的蒲壽庚。
本身就是色目（阿拉伯）商人後裔的蒲壽庚，自然是沒有接受過儒家文化的薰陶。在他們的價值觀裡面就不知道什麼是忠君報國，再加上商人的出身，面對著自身利益的受損。蒲壽庚想的不是這是在幫助君主，而是想著自己利益受損，一定要報仇雪恨。
因為追不上南逃的宋端宗、張世傑等人，蒲壽庚便對居住在泉州城內的南宋宗族子弟身上，史載："乃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據統計在這場屠殺中，共有3000多南宋宗族子弟、淮軍死於蒲壽庚刀下。屠殺之後，蒲壽庚一方面出於解恨，一方面想在新生的元朝政權爭取政治利益，便叛宋仕元，獻城降元。
德佑二年十二月初八，元兵由浙江抵泉州，蒲壽庚與州司馬田真子獻城降元。蒲壽庚降元之後，把自己所擁有的海舶交元軍進攻殘餘宋師。元軍將領董文炳率部抵泉時，擅解所佩金虎符贈蒲壽庚。不久之後元廷便授蒲壽庚為昭勇大將軍、閩廣都督兵馬招討使兼提舉福建廣東市舶。
在得到元朝重用之後，蒲壽庚便開始積極的協助元廷打擊、拉攏反元的南宋勢力。對於那些拒不投降的南宋軍民，蒲壽庚利用自己的海船追蹤打擊。而那些反對意志不堅定的南宋軍民，則選擇了拉攏。比如推舉原吉安知州莊彌邵、原刑部郎中莊彌大分別為肇慶路治中和廣州路治中；對那些因故倖免的宋室宗室子弟後來也不再追究，甚至還授錄為官。
正是因為蒲壽庚拒絕宋端宗入城，才導致了南宋君臣最終只得逃到荒涼的崖山，不得已之下殉國，也正是蒲壽庚軟硬兼施的手段，擊垮了南宋最後的抗元勢力。可以說這個色目（阿拉伯）商人的後代因為其所作所為成為了壓垮南宋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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