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敘拉古城的羅馬士兵殺死的時候，那個士兵並不知道自己親手扼殺了燦爛的古希臘文明。從此歐洲由於宗教迷信進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紀，知道一千多年後，科學文明才因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歐洲大陸，如果這個偶然因素被排除，那麼以古希臘的文明水準，穩定地發展，在之後幾前年裡，歐洲也完全可能成為封建時代的文明中心，而不是隻有中國在幾千年裡孤獨地站立在世界文明的山巔。

無獨有偶，中國古代文明也遭遇過七次類似的重大打擊，如果不是這幾次巨大的打擊，中國古代燦爛的文明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歐洲的教士們還在幾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樣的方式在紙草和羊皮上記錄時，就突破到近代文明來。

歷史是沒有如果的，不過我們還是可以來看一看，這八個事件究竟是如何阻擋了華夏文明發展的車輪，甚至於將文明的發展倒車回去的。說只有七次，是因為這幾次都影響重大，意義深遠，而類似陳勝吳廣起義這樣的事雖然是重大事件，但是對於中國整體的文明來說，只是農民起義罷了，特別是對於科學文明來說，並起不到什麼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不會進行討論。

第一件事：秦始皇的焚書事件

秦始皇一掃六合，統一了中國，又作了廢分封，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等有利於文明發展的措施，《史記·秦始皇紀》：“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可是不久就發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書”事件。歷史上說秦始皇焚書總是和坑儒一起說的。不過從現代眼光看，從文明發展的角度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會中君王殘酷鎮壓政敵所常見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方士據說只有四百六十人，比起後來幾個朝代的文字獄來說還差的遠。但“焚書”事件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

據說在公元213年，當時有個儒家的學者在宴會上批評秦始皇設郡縣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斷議論對秦始皇的政策不滿。丞相李斯是恐怕這些反對他的人危害國家統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提出了焚書的建議：

史書除《秦紀》以外，六國史書一律燒掉；《詩》、《書》、百家語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書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監督燒掉；醫藥、卜筮、種樹等書不在禁列；於是在全國各地都燃起了燒書簡的熊熊大火，過去東周時期幾百年逐步累積起來的諸子百家學說成果就這樣毀於一旦，很多就此失傳。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不僅僅是這些學術成就的損失。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局面，非常有利於各類學說的發展，是我國古代學術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正是在中國自行發展出現西方近代科學的前提，如果不是這次焚書事件，百家爭鳴能夠繼續，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時代裡，在中國就能有人喊出：“知識就是力量”這樣的豪言，使中國出現培根這樣的哲學家，並出現現代實驗科學。

可惜的是從此幾千年，直到現在也再也沒有如此良好的學術研究氛圍了。因此此後的中國學術研究都只是在先賢的基礎上發展鞏固，很少出現什麼新的學術思想。

因此，中國的科學和文明走上了一條獨特的有中國特色的道路。

第二件事：獨尊儒術

由於秦朝的迅速崩壞，取代的漢朝吸取了秦的教訓，要尋找一條不同於秦的道路。

漢武帝的時候，為了擺脫上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響，尋找能集道德，政法，思想三位一體的治國之道，需要尋求一種哲學體系來支撐。

漢武帝因此到處舉賢納士來尋求治國之道，

《漢書武帝紀第六》記載道：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這個丞相綰叫做衛綰，是漢武帝的老師，說使用韓非，商鞅的學說的人只能亂國，不能使用，因此漢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論，事實上漢朝初期推廣的是蕭規曹隨的黃老之學。而法家理論對於治理國家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後來中國的朝代也還是不斷有人推崇以法治國。

可是緊接著發生的事情，使以法治國這樣的概念，再也沒有成為中國人思想中的主題，現在社會上，我們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斷有人以權蓋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從這件事種下的根。

《漢書·董仲舒傳》中的這段文字：“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就是說只發揚孔子的學說，廢除其他的學說。董仲舒這個名字應該是被永遠記住的名字，就是這個人以自己的智慧徹底謀殺了所有其他偉大的學說，使現代人評論中國人的哲學思想時，首先想到是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這樣後世的知識分子只能學習儒家學說，先秦的百家爭鳴的學術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於連學習其他學術思想的機會都沒有了，因為只剩下儒學才是學習，併為國家錄取的正路。

這一點和歐洲中世紀只有學習神學才是唯一獲得知識的正式途徑沒有什麼區別。雖然漢武帝採用這個措施對漢朝的統治是有利的，但是對於中國的文明發展來說，在以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特別是封建後期，儒家思想成為制約文明發展的因素後，董仲舒獨尊儒術所造成的儒學在中國也造成了特別厚重的枷鎖，使的中國在向近代科學邁進時步履艱難。

於是，中國後面幾千年的文明許多學者都概括為儒家文明，這聽上去便不覺的是很豐富的感覺。

但是，由於中國文明這時候還是處於封建社會的上升期，之後還是創造出盛唐這樣的文明高潮。

第三件事：金元入侵

隨著歷史車輪到達宋代，中國特色的封建文明達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賦稅收入在中國古代歷史中也是最高，人民生活水平也相當高，導致司馬光慨嘆：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有西方學者說當時一位歐洲君主的生活水平還比不上東京汴梁一個看城門的士兵。宋代的科學文化也達到了高潮，理學家程頤的“格物致知”已經體現出科學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學家的成就達到了當時世界最領先的水準。而當時甚至已經出現了工廠生產等資本主義萌芽，就在這樣一個發展的最好時機，由於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使這個時機被錯過，否則中國可能是最先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而這個時機的錯過，導致中國再也沒有在封建社會時期遇到這樣好的發展時機。

北方金元的連續入侵，導致中國北方的生產水平完全倒退。

由於金元都屬於遊牧民族，在進入中原後都按遊牧民族慣例大肆掠殺，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則遷移到南方（其中唯一的好處是使南方特別是兩廣地區的文明大大的發展了），金元統治者還在中原實行原始的奴隸制度，在農業區實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視政策，這些都導致了當地文明的倒退。讓人感嘆的是，當金的後裔滿清又一次統治中原的時候，他們又犯了同樣的錯誤，比如歧視漢人，滿人不從事生產，不讀書，甚至將杭州的西湖改成了馬場，不過由於明朝的經濟文化並不出眾，因此文化上的倒退並不象在宋朝的那次那樣明顯。

而中國封建文明也因此開始慢慢地走向下坡路。

當金元的遊牧民族逐步被當地漢民族先進的文明同化時，已經過了幾百年，而再也沒有機會達到北宋那好的時期。這當然是因為其後的唯一的漢族政權明王朝，在科技文明等發展的方面實在是做的最糟糕的一個朝代。

可以說幾乎都是失敗的，倒退的。因此阻礙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大事件裡和明朝相關的是最多的。

第四件事：明朝的統治方針

這樣的段落標題似乎對明朝的統治者太過於苛刻了，但事實上一點也沒錯，明朝幾代君王裡除了明成祖萬曆帝還算可以外，其他的君王都基本可算是昏君，整個國家在統治下，整個國家生產落後，毫無朝氣，到處是密探的恐怖統治，可說是最差的封建時期了。

自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後，為了將元朝強制實行的牧業恢復為農業，將大量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使得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不過這種開國時期的發展相當程度是在元朝長期的生產力壓制後的反彈，如果換成任何一個前朝政權來統治也都能達到開國時期的發展。由於對剛剛從蒙古統治壓抑下，明朝的統治者對於傳統特別著重，理學這時候發展成為用儒學中的倫理來管理國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論。而這樣的理論宣揚的不是發展，而是禁慾，只要維持原始的農業自然經濟就可以了，這樣才符合簡樸的道德風範。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生產完全走回封建社會初期的形式去了，因此在後期，導致糧食供應趕不上人口的增長。

在這樣的治國方針下，雖然在中後期，又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即使沒有滿人的入侵，還是很難爆發出工業革命的。

由此理學家們已經完全脫離了宋朝理學初創時尋求天地間真理的初衷，變成完全僵化，淪為統治階層工具的東西，在同時禁錮著人們的思想。而八股文的出現，使得知識分子階層整體被僵化，從而使得科學文明再一次停步了。

第五件事：明朝八股文

朱元璋有一次臨朝聽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寫了洋洋萬言陳說時務，朱讀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不由得大怒，將茹責打了一頓。後來又讓人繼續讀，讀到最後才涉及正題，所提幾條建議也還可行。他一面向茹道歉，一面下令糾正浮誇的文風。又欽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八個部分組成，通稱“八股文”。又規定在科舉中，應試考生也要按八股文體做文章，後來連字數都有了限制。這種文體格式死板，內容空洞，束縛人們思路。可是讀書人為了考功名，都只好學習八股文，很多人連書都不讀了，只研究怎樣寫好八股文，於是這樣發展出來的知識分子，很多也是毫無思想，可見對文明的發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壞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曾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

當明清兩朝的讀書人開始沉迷在八股文裡鑽營時，整個國家的科技文化的發展便陷於停頓了。

但是由於一個人的存在，當時中國還是很可能成為近代史中領先的強國，那就是鄭和，這個人比哥倫布早九十二年開始了偉大的航海，甚至有證據表明，是鄭和的船隊（由他的副手率領）發現了美洲和澳洲。鄭和的功績我們都很知道？？落中華帝國的不二時機就在眼前。

當時中國事實上也的確是稱霸於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霸主，鄭和的寶船是1500噸的鉅艦，百年後哥倫布使用的最大的船才100噸。只要鄭和所進行的偉大事業能繼續下去，現在在美洲，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建立龐大殖民帝國的將是中國人，可是由於明王朝的理學觀念和下文所說的事件，使我們錯過了在地球上拓展國土的最好時機。

第六件事：明清的海禁和劉大夏的極端愚蠢

鄭和七次下西洋，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資料和航海技術，也使得當時中國是海上的絕對霸主。

可是前文已經說過明朝的治國方針是一種非常保守的，滿足於自給自足的思想，發展生產對於明朝來說不不對的，因為這違背了簡樸的美德。因此當時的永樂帝和大臣們沒有一個從鄭和的描述聯想到其中的巨大商業利益。當然由於當時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富足最強大國家，這些王孫大臣自然沒有動力去海外撈世界。於此相反，當時歐洲各國的君主無不夢想著能打開到東方的新航路，帶來大量財富，對航海都非常支持。不過我國東南沿海的居民一直都有出海的傳統，當時民間的海上貿易也相當繁榮，因此如果明能支持航海事業，中國人建立美洲殖民地完全是可能的。

可是由於倭國的倭寇開始騷擾中國沿海，明朝便禁止了民間出海，明太祖屢頒海禁令。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宣佈“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又宣佈“林示瀕海民私通誨外諸國”。洪武十七年正月，“禁民入海捕魚”。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詔戶部“申嚴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間用番香、番貨”。明太祖制訂律法，對於違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濱海軍衛官兵，都要處以嚴刑。明太祖的海禁，使唐、宋、元以來的海外貿易遭到沉重打擊。至永樂時，明成祖宣佈：“不許沿海軍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國，遵洪武事例禁治。”小小的海盜竟然讓號稱最強大的明帝國，簽署這樣的命令，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從沒有過，從這點看出明朝的外強中乾，以及極端保守。

就這樣由於國家的海禁，就此扼殺了我國當時還是最領先的航海事業，中華日不落帝國就此成為泡影。更主要的問題是，明清兩朝由於禁止民眾出海，而當時又不象漢唐一樣和西域各國通好，這樣在陸地和海洋上都把國門關閉起來，形成了閉關鎖國的狀態，由於那時侯歐洲的近代科學逐漸起步，中國的故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時獲得最新的科技知識的機會，一直到被炮火打開國門，這個損失是非常大的。

鄭和死後，連國家進行的航海事業也停止下來，之後發生的事則是讓人髮指的損害民族利益的事。

以兵部侍郎劉大夏為主的官員便停止了航海活動，理由是是航海太花錢，對百姓負擔太重。由於鄭和下西洋，並不象其他歐洲國家航海是為了經濟利益，而是向其他國家顯示中華的威儀，因此很花錢。但他們沒有看出航海可能帶來的經濟利益，這點反而是南宋的趙構做的很好，他是歷史上最支持海上貿易的皇帝，原因是每年需要交給金國的歲幣太多了，只能想辦法多賺錢。話歸本文，劉大夏這樣做其實更深的含義是防止宦官的勢力變大，但是從鄭和這樣少有的有作為的宦官身上下手，也可見這些人的眼光短淺。劉大夏據說是一個很認真的官員，而且還十分關注百姓疾苦，不過這個人實在受八股文毒害太深，目光短淺，居然做了一件人神共憤的事情，他將鄭和幾十年積累的技術資料從宮裡偷出來，全部付之一炬了。

這個極端愚蠢的做法，可以堪比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這樣使得明的航海技術倒退了幾十年，由於這是是歐洲大航海時代的關鍵幾十年，劉大夏的做法可以說改變了歷史。可笑又可嘆的是，他做這件事的時候一定還以為是為百姓做了件好事。可以說把這個人弄個鐵像跪在鄭和像前放在中國航海博物館前也不為過。

請大家原諒我對這個人咬牙切齒說了這麼多，公正地說把責任歸罪於他個人是不公平的，當時的明王朝的軍臣可以說都是一群沒有見識，只知道鑽營，謀私利的庸碌之輩，因此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這樣的說法。歸根結底，是理學的保守思想和八股文毒害了中國知識分子階層，即使是有見識的人也脫離不了這個侷限。

讓人惋惜的是，之後滿清政府依然延續了“海禁”政策，甚至還在收復臺灣後，曾經打算放棄掉，把百姓都牽到大陸，真是讓人嘆息。我們可以看出，在思想保守落後的社會裡，是不可能有科技文明的大幅度進步的。

因此中國在古代成為海上霸主的夢想，終歸還只是夢想罷了。中國不能成為中國古代的文明在遭受了以上那麼多次巨大的打擊後，已經到了清王朝中後期，這時候中國的科技文明已經逐漸落後於西方列強。可是清王朝為了維護自己少數民族的統治，採取了比前朝更保守更專制的統治。

雖然清朝有為的君王比明朝多的多，但是在思想領域的保守使進步和發展成為“不合祖制”的罪過，因此和不斷進取發展的西方列強相比，差距越來越大。

但是在鴉片戰爭之前，清帝國還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國家，因此雖然被西方國家船堅炮利打開了國門，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我們還是有可能奮起反追，從而再次領先的。因此在飽嘗國家落後的痛苦後，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開始了向西方列強學習的洋務運動。

第七件事：洋務運動和百日維新的失敗

我們都知道洋務運動最後以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告終，但是洋務運動還是為中國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礎，特別是西方近代科學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國工業的初步建立。可是洋務運動還是失敗了，他並沒有能使中國擺脫被西方列強殖民化，而與此同時進行的倭國的明智維新卻成功的使倭國成為了一個強國。

因此我們必須檢討洋務運動為什麼沒有成功而明智維新卻成功了。

這個問題很多歷史學家都有過論述，蔣介石也曾經評論過，我很同意他的觀點，他認為關鍵是雙方領導人的認識不同。伊藤博文的著眼點在與建國建軍久遠的規模有關聯的問題--政治、憲法、經濟、社會的組織，軍事的制度，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因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遠者”，所以倭國的建國建軍，自始即著眼於基本精神，故其維新的基礎頗為深厚。”“相反的是，我國（清廷）李鴻章則是深受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念，只知道西方國家“大炮之精純、子彈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以為“中國但有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而對於立國建軍的大政方針，和科學文化的根本之圖，尤其科學的基本精神，則不聞不問。“因此，他主持洋務幾十年，亦僅止於聘請顧問、訓練洋槍、抽取關稅厘金、設立機器製造局、造船廠、招商局、礦務局，求其“船堅炮利”而已。“其結果，海軍毀於中日黃海之戰，陸軍敗於中日朝鮮之役，關稅主權旁落於外人之手，內憂外患，禍亂紛乘。“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優劣，即於此判若雲泥了！”其實這並不能完全怪李鴻章的見識短淺，他正是由於受到前文所說的僵化的中國八股文式的教育，思想怎能不僵化，而且中國是天朝大國的思想已經流傳了幾千年，當時的知識分子一直到普通百姓誰不是這樣想的。

當中國的確是最先進最文明的國家時，這樣想是自豪，而當國家已經落後時，繼續這樣想，就只是夜朗自大了。可惜由於前文所說的閉關鎖國，國家落後了也沒有人知道。因此直到洋務運動開始的時候，還有人在說這樣的昏話，“洋人以勢力勝，中國以禮義勝”，“所恃者，中國數千年禮義廉恥之維”，則實在是中國幾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了。而反觀倭國由於過去從來沒有達到過文化的領先，從唐朝時期倭國的大化改新開始，倭國就開始在學習中國，在發現西方的先進後轉而學習西方列強，相對中國來說，文化的失落比較少，也比較習慣，因此能十分徹底地學習，並掌握到西方的基本精神，而中國幾千年老大架子是很難取掉的，因此即使開始學習也能難作到虛心。

正是由於以上的原因，之後由光緒皇帝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試圖實行的更徹底的改革時，只經過了短短的一百天，便遭受到保守派和洋務派的阻撓而夭折了，因此稱為百日維新。

百日維新和洋務運動在當時社會環境下失敗或許是必然的，但還是要說，如果，如果不是中國的封建歷史這樣長，而變的如此保守，這次的變革或許會成功，那麼中國或許徹底抹去近代史中太多的屈辱。如果這六次事件的前幾件沒有發生的話，後面的悲劇或許也不會發生。我們的歷史會更主動更積極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