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十八代皇帝大多碌碌無為，真正可圈可點的並不多，除了太祖太宗仁宗外，值得一說的可能就剩下宋神宗趙頊了。這位只活了三十六歲的皇帝，曾經在朝野上下轟轟烈烈地掀起過一場改革風暴，他夙興夜寐勵精圖治，但也這正是這樣一股勁頭，讓他成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公元1067年，十九歲的少年天子趙頊登基了。這位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即位伊始，就不得不面對祖宗交給他的一副爛攤子。彼時，宋王朝的氣脈已經運行百年，早已顯現出疲態，連年的歲貢令國庫空虛，民不聊生，而龐大臃腫的官僚體系更成為滋生惰性和腐敗的溫床。面對王朝積貧積弱的現實，年少氣盛的宋神宗趙頊決意在國內掀起一起改革弊政的風暴，為此，他找到了三朝元老富弼，熱情澎湃地向其討教富國強兵之策，然而，這位垂垂老者早已不復當年仁宗朝慶曆新政時的銳氣，他顫威威地對這位少年天子說：“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傅會。……陛下臨御未久，當佈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宋史·富弼傳》）老態龍鍾的富弼給宋神宗的，是當頭一盆冷水。
這就是宋神宗趙頊在即位之初所面對的朝堂，因循守舊的臣僚們都在明哲保身，根本無意革除積弊，對心懷壯志的宋神宗而言，這無疑是一種孤獨的語境。然而，宋神宗在孤獨的行走中，還是發現了一個人，他，就是王安石。早在仁宗朝，頗富治國韜略的王安石就曾經寫過一篇洋洋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指出宋王朝內部的諸多危機，並針對這些危機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方略。這是一篇言辭激切的諫言，儘管並未引起宋仁宗的重視，卻讓當時的皇孫趙頊記在了心裡。等到趙頊君臨天下，當他失望地面對著滿朝文武，王安石的名字再次震響在耳畔。很快，他便將王安石由一介地方官迅速擢升為參知政事，開始著手變法事宜，他對王安石言聽計從，關係更是超出了君臣之誼，在宋神宗看來，即便整座朝堂都喑啞無聲也沒有關係，他只要有一個王安石就夠了。這一年是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在風雨聲中，血氣方剛的宋神宗和躊躇滿志的王安石上路了，“熙寧變法”從一開始就很悲壯。
宋神宗像
事實證明，王安石的到來，令宋神宗陷入了更深的孤獨。作為大宋王朝的首席執行官，王安石的確有著過人的政治才能，在他的主持下，均輸、青苗、農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稅、保馬等諸項新法相繼出臺，隨著新法的陸續施行，宋王朝的國力大大增強，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然而，王安石執拗的性格也讓他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樹立起了太多的敵人。史載，王安石“個性剛愎，不通人情”，朝中人稱“拗相公”，這樣一種性格主持變法，當然很難爭取到更多人的支持，以至後來許多中間派都倒向了守舊派；而隨著新法的施行，朝中守舊勢力和宗室外戚的利益已經被觸及，他們不僅向朝廷上書抵制新法，圍攻王安石，更煽動兩宮皇太后教訓新皇帝“祖宗法度不宜輕改”。面對整個朝堂的一片呵責之聲，宋神宗沒有動搖自己改革的初衷，他力排眾議，一如繼往地信任王安石，給了王安石更多的權力，不僅如此，為了減少變法路上的層層掣肘，他先後罷退了一批反對變法的官員，如御史中丞呂公著“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鏐、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等人）皆不得言，相繼去”；“翰林學士範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在皇權的推動下，“熙寧變法”進入高潮，但宋神宗心裡明白，為了變法，為了王安石，他已經把所有人都得罪了，皇帝固然擁有生殺奪予的大權，但同樣需要強有力的支持，當變法進行兩年之後，他的身邊仍舊只有王安石這樣一個可用的臣子，宋神宗已經感到了莫大的孤獨與悲涼。
宋神宗第一次對自己力推的改革產生強烈的挫敗感，是因為一幅來自民間的圖畫——《流民圖》。此前，各地反常的天象早已成為守舊派借題發揮的讖辭，他們將河北大風、華山崩裂這些不詳之兆歸咎於變法，對此，宋神宗並不以為然。可當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的大旱之年，一個叫鄭俠的官員獻上這幅《流民圖》時，這位年輕的皇帝卻再也無法平靜。這是一幅充滿了飢餓和死亡的圖畫，畫中的流民骨瘦如柴，土地的顆粒無收迫使他們背井離鄉，賣兒鬻女。一心要改變民生的宋神宗怎麼也不會想到，他的轟轟烈烈的改革在大旱之年竟毫無成效，心緒難平之下，他在第二天便暫停了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項法令，在一片詆譭聲裡，他不得不接受王安石的辭職。儘管第二年二月王安石便回京復職，但熙寧九年，由於愛子病逝，加之舊派勢力不斷對其施壓，這位銳意改革的老臣終於被壓挎，他再次向宋神宗遞交了辭呈，從此退居金陵，再也不問政治。空蕩蕩的朝堂之上，宋神宗目送著這位疲憊的臣子遠去，他已經隱約感到冬天的到來。
鄭俠所獻《流民圖》
“西母池邊宴罷，贈南枝、步玉霄。緒風和扇，冰華髮秀，雪質孤高。漢陂呈練影，問是誰、獨立江皋。” 獨立江皋的宋神宗是孤獨的，王安石走後，宋神宗的“熙寧變法”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他一個人的改革，彼時，諾大個宋廷，真正心憂天下的，已經只有皇帝一人。為了儘早顯現變法的成效，又不至引起朝野的更多爭論，宋神宗在前十年的變法基礎上，開始轉向強化軍兵保甲的改革，旨在對外增強對遼、西夏的戰鬥力，同時改變守舊派們對變法的排斥狀態。然而，文官帶兵的傳統是宋王朝百年羸弱的主因，並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元豐四年（1081年），西夏皇室內亂，急於攻夏雪恥以節省“歲貢”的宋神宗以為歷經改革，宋軍已成鐵軍，遂出兵五路進攻西夏，結果由於深入夏地各軍糧草不濟，凍餒死傷，先後潰退，無功而返。元豐五年（1082年），神宗又聽給事中徐禧之計，築永樂城，謀攻佔西夏橫山地區，不料西夏發30萬大軍圍攻永樂城，城陷，徐禧等戰死，宋軍兩次征討西夏，共計折損軍兵數十萬人。宋史載，當神宗聽到永樂城陷的消息，“早朝，對輔臣慟哭”。900多年過去，當我們翻到這一頁史冊，仍能聽見這個心憂社稷的皇帝那響徹朝堂的哭聲。這是無助的哭聲，宋神宗的富國強兵之舉，換來的是自己孤立無援的境地；這是無奈的哭聲，十幾年旨在為百姓帶來福祉的變法，最後卻惹怒蒼生，以至民怨沸騰；這是無望的哭聲，變法形成了新舊兩派對立的陣營，舊派是一堵難以撼動的高牆，而所謂的新派卻與自己離心離德，完全背離了自己改革的初衷。1085年，就在宋神宗當庭痛哭三年之後，這位一心想成為堯舜之君的皇帝終於一病不起，駕鶴西去，死時年僅36歲。
宋神宗永裕陵
據野史記載，宋神宗在執政之餘，還頗通望聞問切之道，《說郛》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說“有內侍病腫，太醫言不治，帝為診之曰：陰雖衰陽未竭，猶可療也。令食蒜煮團魚而愈。”精通醫術的宋神宗可以治癒一個內侍的重病，但面對身染沉痾的大宋江山，卻回天乏術，儘管他開出了一劑藥方，但這劑藥方實在缺少太多的藥引，當他自已賁志而歿，他已經不能改變宋王朝病入膏肓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