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央行官微發佈了兩篇有關數字貨幣的文章，令央行數字貨幣再度刷屏。專家指出，目前來看，各國對數字貨幣的態度不一，我國整體持謹慎和肯定態度，並做了大量相關工作。

（圖片來源：《上海金融報》 製圖：潘晟）

央行頻頻“發聲”數字貨幣

從2014年成立發行法定數字貨幣的專門研究小組，到2016年首次提出對外公開發行數字貨幣的目標，我國央行對數字貨幣的研發可謂籌劃已久。今年8月以來，有關央行數字貨幣的消息更是頻頻刷屏——8月2日，央行召開2019年下半年工作電視會議時表示，將加快推進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發步伐；8月10日，央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穆長春在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上稱，人民銀行數字貨幣DC/EP研究已進行5年，央行數字貨幣可說是呼之欲出了；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提到支持在深圳開展數字貨幣研究等創新應用。8月21日，央行官微發佈兩篇有關數字貨幣的文章。

目前來看，央行在法定數字貨幣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上海金融報》記者在國家知識產權局官網上查詢到，2017年至今，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和中國人民銀行印製科學技術研究所總共發佈了70項有關於數字貨幣的發明專利。值得一提的是，今年8月初，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旗下公司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再度“招兵買馬”，掛出了招聘區塊鏈研發工程師和研究員的信息。

“目前來看，中國人民銀行對數字貨幣整體持積極肯定的態度。”中國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對《上海金融報》記者指出，“央行很早就開始關注數字貨幣的發展，但鑑於數字貨幣是新生事物，因此態度較為審慎，成立了相關的研究所和研究小組。”

“數字貨幣在技術上是中性的，主要依託區塊鏈技術，但其具有加密屬性，涉及到安全問題。”何海峰進一步表示，“我們主要擔心的是私人發行的數字貨幣。貨幣作為一個公共產品，擁有記賬、支付和財富貯藏等多重功能，出於安全考慮——既包括對技術本身的可靠性考慮，也包括對使用這些技術的相關平臺和設施體系的安全考慮——央行這樣的最高信用主體必須介入。”

中心化或是主要方向

（供圖 東方IC）

在日前舉行的“中國外匯管理改革與發展”研討會上，中國金融學會會長、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未來可能會出現一種更加國際化、全球化的強勢貨幣，導致主要貨幣與其產生兌換關係。

“要討論數字貨幣的發行，首先要區分兩種數字貨幣的概念。”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研究員何知仁對《上海金融報》記者表示，“一種是去中心化、可編程的數字貨幣，如比特幣。另一種是不去中心化，但保留可編程性的數字貨幣，如Libra和央行數字貨幣。“

“我認為，前一種數字貨幣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不會成為貨幣，最多成為小範圍內流通的數字資產。因為當數字貨幣直接替代M0（流通中現金）時，去中心化的數字貨幣大規模流通，將大大削弱政府對基礎貨幣和流動性的控制，這是任何政府都決不允許的。因此，有可能成為貨幣的只能是第二類數字貨幣，即不去中心化但保留可編程性的數字貨幣。可編程貨幣可顯著提高金融系統運行的效率，降低成本，也能提升貨幣政策的執行效率（央行可精確掌握貨幣的數量和流向）。”何知仁表示。

不過，何知仁也強調，即使不去中心化的數字貨幣可能流通，但仍要分辨中心化的類型。“首先，由一個國家或某個國際組織發行全球數字貨幣短期內尚不現實，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研發可編程的數字SDR（特別提款權），但SDR使用範圍的擴大最終將受到美國一票否決權的制約。其次，私人企業發行數字貨幣短期內也不太可能實現，因為要讓政府相信這種貨幣會受到足夠的監管並不容易。從這個意義上講，Libra既涉及跨境支付，又由私人機構發行，推進難度會很大。”何知仁表示，“相對而言，由各國央行發行本國數字貨幣，可能是數字貨幣的發展趨勢。一方面，央行擁有可編程貨幣的優勢，另一方面，私人數字貨幣的湧現將刺激各國央行加快研發本國數字貨幣。但是，央行數字貨幣也面臨很多問題，主要包括安全（需要防止被破解的風險）、監管（防止對現有金融體系產生衝擊）以及如何針對數字貨幣設計新型貨幣政策等。”

鏈塔智庫發佈的《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研究報告》指出，根據目前信用貨幣的特徵，發行數字貨幣需要解決背後的權力及義務問題。該報告指出，持有數字貨幣所擁有的權利與一般貨幣一致，而要辨析發行方的義務，則要討論兩個重要問題。

“首先，發行方是誰。其次，發行數字貨幣背後的資產是否存在或由什麼構成。”上述報告稱，“發行方問題可進一步按照去中心化、半去中心化以及中心化三個層級進行概括。而數字貨幣背後的資產目前有三大分類，即什麼也沒有，依靠社區共識維持，如BTC以及Ripple等；依靠數字貨幣進行超額抵押，如Dai等；依靠法幣進行抵押，如USDT以及Libra等。目前來看，Libra屬於中心化的一籃子法幣抵押型數字貨幣，僅有Libra有權利進行發幣。比特幣則屬於去中心化的社區類數字貨幣。而央行本身是主要的貨幣發行方，可以沒有抵押就發行貨幣，也可將目前流通的貨幣進行轉換變成數字貨幣，這兩種方式對於央行來說都是可行的。這意味著，對於央行來說，依靠法幣進行的抵押在所有的發行方式下都是可能的。”

數字貨幣乃大勢所趨

公開信息顯示，除中國央行外，英國、加拿大、瑞典、俄羅斯、巴西、泰國等多國央行亦早已研發並計劃推出法定數字貨幣。整體來看，發達國家對數字貨幣的研發和推出更為謹慎，而發展中國家則更為開放。

“這是因為發展中經濟體發行數字貨幣所受影響或低於發達經濟體。同時，如果其能夠在數字貨幣方面積累一些技術優勢，有望在該領域實現‘彎道超車’。”何海峰指出，“而發達經濟體則不同，其貨幣對經濟體系、金融體系已形成比較穩定的公共服務供給，有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若要從舊的軌道切換到新的體系，切換成本、衝擊成本及摩擦成本較大。此外，一旦數字貨幣流通，可能產生一些不利後果。因此，發達經濟體雖積極研發數字貨幣，但總體態度比較審慎。”

何海峰還指出，數字貨幣還涉及如何錨定的問題。“如果各國都對數字貨幣進行開發，將來一定會跨出國界進行流通。目前，全球已形成了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當數字貨幣跨出國界進行流通時，如何錨定不僅是理論學術問題，更是一個政策實踐問題。”

“當然，從需求端看，當前全球經濟發展已進入數字經濟時代，需要相應基礎設施以及制度。因此，數字貨幣和基於數字貨幣的現代金融制度被數字社會所需要。從供給端看，作為社會最重要的創新主體，不少企業都在進行數字化轉型，並提供數字化設計、數字化生產製造、數字化服務等。因此，不管是從經濟社會的需求，還是從生產發展的供給來看，數字貨幣都是應運而生的事物，具有較大的發展前景。”何海峰表示。

記者 戚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