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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又是具有一定造詣的詩人、書法家,其在位期間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唐太宗傳世書跡有《晉祠銘》、《溫泉銘》、《屏風帖》和《淳化閣帖》中一十九帖的唐太宗書法,共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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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由於唐太宗身份的特殊性,作為一國之君的唐太宗和作為文藝愛好者的唐太宗有時是不統一的。其在文學上一方面主張文學的政教之用,主張南北融合文質彬彬的文學理想,同時卻傾慕於辭采繁富的陸機,個人又喜歡作“宮體詩”。其於書法上提出“盡善盡美”的批評標準,推崇王羲之為“書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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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由於酷愛《蘭亭》,加之書學虞世南,最終書法的個人面目接近其所貶抑的王獻之,終至於為後人所詬病。宋代米芾曾言“唐太宗書竊類子敬,有何等相似”。 對於唐太宗的“揚羲抑獻”,以及其所酷愛的《蘭亭序》,後人多有非議。一是,貶獻不符合事實,如宋代米芾《書史》就認為:“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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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沈尹默先生以為:“這樣的論斷是十分不公允的,因其不符合於實際,說子敬字體稍疏(這是與遺少相比而言的),還說的過去,至於用枯瘦拘束等字樣來形容它,毋寧說適得其反,這簡直是信口開河的汙衊。”;二是,《蘭亭序》的審美風格造成了人們對真實王羲之的誤解。今人杜萌若先生認為“有了《蘭亭序》,於是王羲之就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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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兩種非議我個人是同意《蘭亭序》的消極影響的,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帖學的最終命運是敗在風格異化的《蘭亭序》! 唐太宗以“盡善盡美”的批評標準來評論王獻之,其言論並無過激之處,“枯樹”、“餓殍”、“拘束”、“疏瘦”,可謂直重要害。“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歟!”,此病實導源於王獻之書法中對篆隸古法的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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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的文藝觀,以及“虛靜”的創作觀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然其個人在實踐方面,由於個人及歷史的侷限性使得他並不能完全地貫徹其主張的這一文藝思想,這是令人遺憾的,這也恰恰暴露了唐太宗人性的複雜的一面,畢竟是“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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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的文藝觀,以及“虛靜”的創作觀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然其個人在實踐方面,由於個人及歷史的侷限性使得他並不能完全地貫徹其主張的這一文藝思想,這是令人遺憾的,這也恰恰暴露了唐太宗人性的複雜的一面,畢竟是“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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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的文藝觀,以及“虛靜”的創作觀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然其個人在實踐方面,由於個人及歷史的侷限性使得他並不能完全地貫徹其主張的這一文藝思想,這是令人遺憾的,這也恰恰暴露了唐太宗人性的複雜的一面,畢竟是“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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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的文藝觀,以及“虛靜”的創作觀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然其個人在實踐方面,由於個人及歷史的侷限性使得他並不能完全地貫徹其主張的這一文藝思想,這是令人遺憾的,這也恰恰暴露了唐太宗人性的複雜的一面,畢竟是“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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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的文藝觀,以及“虛靜”的創作觀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然其個人在實踐方面,由於個人及歷史的侷限性使得他並不能完全地貫徹其主張的這一文藝思想,這是令人遺憾的,這也恰恰暴露了唐太宗人性的複雜的一面,畢竟是“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