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曉博

常有讀者問：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都已經納入國家戰略，誰最有前途？

我的回答是：大灣區則市場化程度最高，“粵文化”獨居特色和魅力。如果從投資價值、經濟前景來說，我挺大灣區。

事實上，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大灣區正在發生5個巨大的趨勢性變化，值得投資者高度關注。

這5個變化，正在中國醞釀出最大的投資機遇。

變化一：交通“單中心時代”終結，“多中心時代”到來。

打開粵港澳地區的交通圖，你會發現：廣州是絕對的中心，深圳和香港都偏居一隅。

在“港珠澳大橋”建成之前，香港簡直就是陸路交通的“死角”，只能通過深圳跟內地往來。至於深圳，也比香港好不到哪裡。老深圳人都知道，在2008年“冰雪災害”之前，深圳基本上沒有幾趟始發列車。春運的時候，絕大部分乘火車回鄉的深圳人，都要到廣州轉車。

廣州位居珠三角中心，是歷史自然形成的大都會。再加上是省城，“大灣區規劃”出臺之前的粵港澳交通佈局，是以廣州為中心進行的，這大概從明代就開始了。

經過幾百年的努力，廣州是大灣區交通功能最全的樞紐城市、門戶城市，公路、水路、空運和鐵路綜合實力第一。香港雖然海運、空運超過廣州，但公路、鐵路遠遜於廣州。深圳只在集裝箱吞吐量上超過廣州，其他都跟廣州有顯著差距。至於澳門，在交通上就更邊緣化。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臺，將終結廣州“單中心”的時代。“綱要”明確提出：

以連通內地與港澳以及珠江口東西兩岸為重點，構建以高速鐵路、城際鐵路和高等級公路為主體的城際快速交通網絡，力爭實現大灣區主要城市間1小時通達。

綱要出臺的時候，港珠澳大橋已經通車，南沙大橋即將通車。在這個時候強調珠江口東西兩岸交通，顯然是指正在施工的“深中通道”和規劃中的“深珠通道”。這兩大歷史性工程，一個連接深圳機場南側和中山，一個連接前海和珠海北部，都與深圳有關。

至於“連通內地與港澳”，顯然是深圳和珠海的任務，比如深圳正在修建的蓮塘口岸，正在規劃的前海口岸，以及深圳機場經過前海到香港機場的通道。

所以，“大灣區時代”新建的重點交通項目大多跟深圳有關。事實上，深圳也是國家“交通十三五規劃”明確的7大重點打造的“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城市”之一，另外6個城市是：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成都、重慶。

當然，香港、澳門、珠海的交通地位也會上升。在大灣區內部會誕生3個“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城市”——廣州、深圳、香港。“廣州單中心”的時代，正在成為歷史。

變化二：珠江口東西兩岸“失衡時代”終結，融合時代開始。

珠江口東西兩岸經濟發展失衡，是長期存在的一個現象。比如香港的經濟總量是澳門的6.6倍，深圳是珠海的8倍，東莞是中山的2.3倍，惠州是江門的1.3倍。

但長期以來，珠江口兩岸的交通問題議而不決，阻力重重。目前工程終於進入到實質性施工階段，有望在2024年通車，這距離中山方面最早提出動議，長達26年。

正如上文所說，珠江口東西兩岸交通終於成為大灣區的重中之重。深中通道之後，還將建設深圳到珠海的“深珠通道”（見下圖）。

目前，不僅深圳企業、市民摩拳擦掌，開始在投資上佈局珠江口西岸，就連深圳市政府也準備在中山買地，建設深圳的政策性住房。此前，深圳官方已經在東莞買地，建設政策性住房。

而珠江口西岸的中山、珠海、江門，甚至佛山、肇慶都翹首以待這個新時代的到來。

變化三：“深圳外溢時代”替代了“香港外溢時代”。

在一個城市群裡，如果政府不阻攔，資源會根據市場法則自由流動，往往存在一個主要的“外溢城市”。

在大灣區，改革開放以來直到2014年左右，香港一直是資源的“外溢者”。珠三角能發展起來，主要是靠香港的帶動。

最近幾年，隨著中國人口紅利不再、資產價格高企、營商成本上升，香港本地資金主要流向歐美，乃至大洋洲。這從李嘉誠家族資金的流向，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深圳正在接棒香港，成為大灣區的“資源外溢者”。

為什麼是深圳，而不是廣州？原因很簡單，深圳匯聚的資金總量（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餘額）是7.7萬億左右，廣州是5.5萬億左右，深圳匯聚資金超過了“廣州+佛山+肇慶”。至於深圳的上市公司數量，則達到廣州的3倍；上市公司市值，是廣州的4倍。

而深圳的面積，不到廣州的三分之一。所以，深圳裝不下這麼多資源，只能外溢。對於大灣區內的二、三、四線城市來說，未來得深圳外溢資源者得天下。

變化四：廣深從“競爭時代”邁入“競合時代”。

在過去很多年裡，廣州和深圳競爭大於合作，兩個大城市處於“對視狀態”，民間尤其如此。

隨著大灣區規劃的落實，“競爭”正在變成“競合”——有競爭，更有合作。

“大灣區規劃”濃墨重彩地提及內地三大發展平臺：前海、南沙、橫琴。這三個承載國家戰略的重點區域，全部在珠江口。

南沙已經成為廣州唯一的副中心，這意味著廣州全力南下。南沙的最南端，距離深圳機場直線距離只有10公里左右，未來深中通道通車後，南沙有一個出入口。將來南沙的廣州人到深圳機場乘飛機，至少比去廣州白雲機場近一半距離。

這意味著：廣州和深圳不再“隔著東莞”，而是一衣帶水的鄰居。

從“對視”到“握手”，姿態的變化耐人尋味，也充滿想象。在這個大背景下，東莞在長安、虎門沿海區域成立了“濱海灣新區”，中山東進設立了翠亨新區，深圳在機場北規劃了海洋新城。未來，前海、海洋新城、濱海灣新區、南沙、翠亨新區將形成大灣區的“金項鍊”。 此外，沿著珠江口東岸的多條高速公里、高速鐵路，廣深港科技走廊已經成型，並延伸到澳門。在這個科技走廊裡，香港、廣州有知名高校、研究機構，深圳有世界級的科技企業，東莞有完整的製造業鏈條，大家聚在一起可以相互補短板。

變化五：大灣區再次成為“壓倒性”人口增長中心。

中國城市的改革開放，是從廣東、從深圳開始的。上世紀80年到90年代中期，珠三角是全國壓倒性的人口增長中心。

隨著浦東的開放，以及全國改革開放格局形成，從1995年到2014年的這大約20年裡，吸引外資的中心、人口增長的中心北移，呈現出多元化。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幾年廣東再次成為壓倒性的人口增長中心。官方統計顯示，2018年廣東新增常住人口177萬人，幾乎相當於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的浙江、安徽、河南三省的總和。

江蘇、山東和浙江，是經濟總量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的省份，廣東常住人口年增長超過這三個省的總和，已經持續了4年。

廣東為什麼吸引人？根本原因是廣東市場化程度高，對私人產權比較尊重，民企、小微企業活躍，新移民在這裡容易謀生。廣東看似房價很高，但城中村、小產權房體量巨大，珠三角事實上存在住房“雙軌制”，存在體量巨大的“天然廉租房”，所以能吸引、容納大批的移民。

人民在用腳投票。他們不約而同選擇了廣東，其實就是選擇了市場，選擇了大灣區這個“合夥人圈子”。我之前在專欄裡講過：京津冀更像是一個“父子圈”，中央政府站在北京背後扮演父親；長三角更像是一個“兄弟圈”，上海是大哥；而大灣區是“合夥人圈子”，這裡有4箇中心城市，3個關稅區，3種貨幣，2種社會制度。

合夥人圈子，規則當然首選“市場”。

大灣區，強大的背後是文化！

大灣區“五大機遇”，未來變成現實財富的關鍵是即固守傳統又包容開放的“粵文化”。

它之於大灣區的重要性，可概括為幾個反問：為什麼粵商能後來者居上，成為中國第一大商幫？為什麼很多人在內陸只能做個普通人，來到大灣區後卻大獲成功？為什麼僅僅40年，深圳就能從一個小漁村成為中國一線城市？為什麼中國三大都市圈同時間起步，唯有珠三角（大灣區）成了實力均衡、產業結構合理的“合夥人圈”？

這些顯然不是一句“政策利好”就能解釋的，成功的共性源自更深層的力量：催人奮進的粵文化。

它以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不畏艱險、吃苦耐勞）為底蘊，吸納了西方的市場經濟文化（規則意識、開放心態），雜糅而成。概括起來就是：開拓創新、務實低調；全球眼光、世界胸懷。

華為就是這種文化精神的代表，在華為被美國打壓的這段時間裡，任正非的很多內部講話被媒體發掘出來，你可以看到華為的世界眼光和胸懷：當遭遇主流外部世界打壓的時候，不是退回去，關門保守，而是想辦法突破，擁抱世界。

此外，“粵文化”還尊重個人隱私和私人財產權。參觀過開平碉樓的人都知道，很多碉樓主人上世紀三四十年底離開後，就一直沒有回來，也沒有親屬在國內，但他們的建築、裡面的物品幾十年一直封存，無人打攪。這種文化理念，讓廣東成為最尊重私人財產、個人隱私的地區，反過來又刺激了人們的奮鬥欲。

“粵文化”還有強大的包容性，歷史上多次敞開胸懷接受來自北方的移民。“來了，就是深圳人”，“來了，就是廣東人”就體現了這種精神。正是這種催人奮進粵文化的感染，那些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放棄拼爹幻想、不怨天尤人，靠著真本事闖出一片新天地。

所以，即使在深圳、廣州之外的實力相對弱小的廣東城市，來自五湖四海創業者仍然可以打拼出世界級企業，如珠海有格力，佛山有碧桂園、美的，東莞有OPPO、vivo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