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的科技創新一直保持著迅猛發展的勢頭。今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對2018年落實有關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實幹成效明顯地方予以督查激勵的通報》中,第十三項“改善地方科研基礎條件、優化科技創新環境、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以及落實國家科技改革與發展重大政策成效較好的地方”,深圳榜上有名,是廣東惟一入選的城市。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背景下,深圳作為灣區的四大中心城市之一,被定位為“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2018年,深圳科技創新積極踐行新發展理念,創新能力顯著增強,交出了一份優秀的答卷:全市科技財政專項資金增至95億元,其中基礎研究資金翻番、增至28億元；高新技術企業新增3185家,總量14415家、居全省第一、全國大中城市第二。初步測算,2018年,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產值23871.71億元,同比增長11.66%；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8296.63億元,同比增長12.73%。
因創新而誕生,以創新為引擎,過去一段時間內,深圳在科創領域裡作出了哪些有益的嘗試與探索?在未來的科創發展過程中,又該朝哪些方面發力?南都記者梳理這些年深圳積累的科創經驗,探尋背後的發展奧祕。
力補短板
去年新設基礎研究機構10家
在科創路上,深圳並不缺乏創新成果產業化的典型案例,然而在“從0到1”的源頭創新上,深圳基礎研究卻比較薄弱。不過,在此次國辦印發的通報中,與科技創新相關的第十三項督查激勵中,深圳名列其中。其激勵內容是:“2019年對其在中央引導地方科技發展專項資金分配中的管理因素權重按滿分計算,加大資金傾斜支持力度”。這顯示深圳發力“補短板”已初見成效。
在科技活動中,原始創新主要由基礎研究或應用基礎研究獲得,它能引發大規模的知識或技術革新,從而帶來重大理論突破或重大發現發明。伴隨而至的,可能是產業和經濟結構的大調整,甚至是可持續發展和超越的機會。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公共經濟研究所所長阮萌說,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發展科創尚處於初期階段,但對於科創領域存在創新源頭不足的問題,深圳卻早有意識。深圳與更多的研究機構、高等院校等創新載體進行對接,並使它們在深圳落地辦學,無疑可以加強深圳科創發展的後勁,也可以為深圳帶來更多科技人才。彼時,深圳也開始和國內的高校,如清華、北大等,進行研究院層面的合作。
在2000年左右,深圳攜手國內外院校率先探索建立虛擬大學園。阮萌表示,目前深圳虛擬大學園已經探索出高等教育創新發展模式,成為深圳創新生態的重要環節,在快速聚集創新資源、高層人才培養、科技成果轉化和科技企業孵化等方面有了不少突破。此外,在建立虛擬大學園後,深圳開始與全國各地的高校合作辦學,北大、清華、哈工大等高校陸續在深圳開設了研究生院。
2018年,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將推進源頭創新的工作列入重點,一方面聚焦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高檔數控機床主機等產業技術關鍵共性領域,集中遴選155個項目列入2019年技術攻關儲備,擬資助金額5.9億元；另一方面,在實施基礎研究補短板,高質量創新平臺建設上,深圳獲批建設鵬城實驗室、生命信息與生物醫藥兩個廣東省實驗室。
此外,深圳穩步推進省部共建腫瘤化學基因組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實現院校類國家重點實驗室零的突破。2018年深圳圍繞基因組學、超材料、大數據、石墨烯等前沿領域,新設基礎研究機構10家。當年深圳新增各類創新載體189家,累計建成1877家,其中國家級114家。
日前,深圳市人民政府正式印發《深圳市科技計劃管理改革方案》(深府〔2019〕1號)(以下簡稱方案),推出深圳科技計劃管理改革的22條舉措中,深圳將設立基礎研究專項(自然科學基金),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將每年市級財政科技專項資金的30%以上,持續投向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
政策創新
解決科研項目評審中“外行評內行”問題
氛圍濃厚,產業配套完善,“創”和“闖”早已融入深圳這片創新創業的熱土裡。然而在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一轉型期內深圳的科技創新也迎來了新的更高要求。
2018年底,深圳提出圍繞科技體制改革、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實施七大工程,包括四大機制、十大計劃、十大行動。這一革新,不僅使得科技創新在產業提質增效中增強引領作用,也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地方實踐樣本。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科技項目評審機制的改革。深圳探索建立更具彈性的評審機制,出臺重大科技計劃項目評審辦法,首次試行重大科技項目評審“主審制”；規範科技評審專家管理,建設集中統一、標準規範、安全可靠、開放共享的深圳科技評審專家庫。
針對當前“中低端評高端”、“外行評內行”等科研項目評審制度改革亟待解決的痛點和現象,深圳借鑑國際先進經驗,為包括諾獎得主、兩院院士等在內的國內外頂級科學家牽頭的項目,開闢“綠色通道”,配套最簡化的評審程序,將他們從繁瑣的申報程序中解放出來,激發其參與的積極性。
同時,值得留意的是,不少國際頂級科學家往往由於其科研內容相對前沿,在評審時不易被專家所理解而遺憾落選。對此,深圳在科技項目的評審上將以“一事一議”、賦予自主立項權等特別設計取代一般專家評審模式,避免與一些可能對未來科技與產業產生革命性影響的科研項目和科技創新急需的頂尖人才“擦身而過”。
除此以外,深圳建立常態化的政企科技創新諮詢制度,在制定科技計劃和攻關項目時,充分徵求企業和科研機構意見；在財政資金管理方式也進行了創新,增加“事後獎勵”、“科技懸賞”、“高等院校穩定支持”等投入方式；另外,在簡化科研項目預算編制,賦予科研單位經費管理更大自主權。這些機制的革新,為深圳科技創新事業乃至長遠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容錯機制
對看準的項目給予長期穩定支持
“可以說,深圳從上個世紀末就在不遺餘力地在基礎研究、源頭創新上做各種努力。”阮萌認為,這些努力也為深圳當下良好的科創氛圍奠定了堅實基礎,使得城市的創新能力實現新的躍升。在她看來,深圳在科創領域並不乏大的政策或措施,要加強的仍然在於政策的“最後一公里”,如何進行階段細分、建立有效的監督或反饋機制都是亟需解決的問題。
科技創新是引領城市發展的動力,除了補好基礎研究這塊短板,對體制進行革新,更重要的是集聚人才,才能為發展科創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和支持。近年來,深圳先後出臺了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高層次專業人才的“1+6”等政策措施,為人才在深圳創新創業提供全方位、大力度的支持。
阮萌認為,深圳有很多引進高端人才的措施,而且有不少人才措施是針對支持科創發展而設的,但某些尖端科學的人才是有限的,因此從長期來說,實施人才計劃或措施不意味著真的能把人才吸引到深圳來。從短期來看,實際上深圳也不乏這種“柔性引才”的措施,即突破地域、戶籍等限制,讓外地的人才可以到深圳進行短期工作。然而在如何落實“柔性引才”的工作效果上,則需要更加細化的考核機制。
“比如像包括諾貝爾獲獎者在內的高端科學家來到深圳,他們不一定會有項目在這裡落地,但是他們可能會在前往深圳的時候帶來自己的團隊,在本地分享他們的科研成果,這些內容都可以成為考核柔性人才工作的指標。”阮萌說,深圳在健全完善人才政策體系上,需要在落實層面作出精巧的設計,實施起來要有監督和反饋機制,也能確保讓“柔性人才”在深圳實實在在地做出貢獻。
除此之外,阮萌還認為,不少重大研究項目因短期內沒有突破而很難得到後續經費支持,而科研中的某些階段需要科研人員進行充分遐想和思維“放飛”,有些階段則是落地對接,從基礎研究到底層技術,每一步的性質和情況都有所差異,因此在科研經費的設置上,應該根據研究階段細分,不能所有研發階段都用同一標準進行考核。
科學研究的過程具有長期性、艱鉅性和不確定性,尤其是“0到1”的原創研究,阮萌認為,在落實科創政策的“最後一公里”上,深圳仍要花不少功夫。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年底,深圳提出圍繞科技體制改革、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實施的七大工程裡,就有提出探索建立科研容錯機制,對風險多、挑戰大的重大科研項目少一些“硬性指標”、多一些“彈性目標”,對看準的項目給予長期穩定支持,不能因為沒有“如期完工”就“斷水斷電”。在2019年7月,深圳最新出臺的“科改22條”裡提及,對技術攻關重大項目,探索建立科研項目攻關動態競爭機制,將一次性資助調整為分階段資助,根據科研團隊研究進展情況,項目前期實施分散化資助,項目中後期逐步加大支持力度,實現科研攻關由單一主體向多元化競爭轉變。
採寫:南都記者 黃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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