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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網 記者 沈述紅 粵港澳大灣區有獨特的歷史使命，除了發展功能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構建先進制度體系的歷史擔當。而在此背景下，深圳的發展前景是什麼？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部部長、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研究課題組組長王福強看來，深圳應成為全面制度現代化的城市典範。
近日，王福強在由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和深圳市社科聯主辦、馬洪基金會承辦的第十七屆深圳社會科學普及周講座上表示，在目前的形勢下，選擇社會認可度高的高端平臺，真正承擔起面向未來的制度探索很有必要。粵港澳大灣區最適合做這個平臺，而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深圳最有條件成為領頭羊。“大灣區給深圳帶來制度性開放的機遇，深圳應該抓住制度性開放的機遇，努力成為全面制度現代化的樣板。”
不過，深圳制度型開放也面臨若干問題。深圳經過長時間高速發展，已形成發展慣性，出現了“特區不特”的現象；高房價、高租金、高營商成本，使得深圳產生了擠出效應；過於強調科創，對於傳統產業如紡織、鞋帽等解決就業的主渠道，深圳不夠重視；缺少成體系的基礎教育、醫療資源，在創設高標準的社會環境，爭奪創新人才方面存在一定缺陷……
對此，王福強提出了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實行制度型開放的八大具體路徑，包括探索要素流動機制；探索民生合作機制，推動福利的跨境攜帶，為港澳居民在內地生活提供一體化的國民待遇；探索社會治理協同；探索經濟運行機制；探索開放合作機制，深圳形成與港澳一樣的開放環境；探索權益保護機制；探索成本降低機制，在融資、資源、土地、人才等方面做進一步大膽的突破；探索環境優化機制，如何形成寬鬆的生活環境，對法律有依賴，需要立法、司法、守法建設。
深圳的優勢與藩籬
因為要深入做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研究，王福強近年來頻繁奔赴該區域，並對區域內的深圳做了多次直接、間接、公開以及非公開的調研。他發現，深圳具備成為全面制度現代化領頭羊的潛力。
得出這樣結論的背景在於，在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中，目前還存在很多滯後的領域，包括教育、醫療、文化、金融、電信等領域，探索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新路徑勢在必行。在王福強看來，進入新階段，制度型開放的重點是商品化流動性的開放。在此過程中，哪些規則和制度需要開放？是否需要壓力測試如何開放？路徑是什麼？這都需要一個平臺進行探索。
王福強分析，粵港澳大灣區恰恰具備制度型開放的基礎條件，原因在於廣東與港澳緊密相鄰易受輻射帶動，該區域有進行制度型開放的現實需求，還有前期開放的堅實基礎和成功經驗。此外，制度供給是港澳在大灣區中的獨特價值。
在粵港澳大灣區中，深圳則是最具有制度現代化的優勢的城市。一方面，深圳在商品和要素的流動型開放方面走在前列，具有很好的基礎。它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行系示範區，在大灣區的背景下的發展前景是打造成為全面深化改革改革開放的實驗區、高質量發展的先行樣板、大灣區建設核心引擎、踐行新發展理念的標杆。另一方面，深圳有積極有為的政府，“他們很敬畏市場，由於深圳政府的服務理念，深圳才有了深圳今天。”王福強表示。
他指出，深圳最根本的競爭力在於，深圳真正形成了市民社會和市場氛圍，而這恰好是全面現代社會要求的社會結構。
不過，深圳制度型開放也面臨若干問題。
首先是深圳的“內地化”特徵明顯。深圳經過長時間高速發展，已形成發展慣性，已經出現了“特區不特”的現象，利益格局已經產生，沒有了以前拓荒牛一樣的拼搏精神。同時，來自外部的各種束縛在慢慢收緊，改革難度加大。“破解這些問題需要制度型開放釋放制度紅利，深圳需要改革再出發，然後引領整個中國邁入新階段。”王福強直言。
其次是深圳的“香港化”現象嚴重，和香港類似的高房價、高租金、高營商成本，使得深圳產生了擠出效應。王福強直言，他在北京的很多同事和朋友都是從深圳反流回去，這部分人認為深圳是創業型城市，長期生活的壓力很大。“在深圳的1300萬藍領工人壓力會更大，因此，香港化是深圳面臨很大的問題。”
再次是深圳的本土化，包括髮展的碎片化、自我化、偏科化、缺陷化。具體而言，碎片化是指由於深圳發展得太快，發展的重點和邏輯有待參透。在王福強看來，深圳還沒有形成系統佈局的概念。“例如，大鵬與鹽田地區的關係是什麼？前海怎麼成為深圳新中心？深圳要建設成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需要整合岸線資源，但粵港澳大灣區的自然岸線只有37%，深圳自然岸線比例更低，深圳如何整合岸線資源？另外，大灣區內陸城市都在背靠背向東發展，深汕特別合作區以及深中通道建成後，深圳會重點向西發展嗎？這些問題都還不明確，沒有系統的思路。”
自我化，是指曾經以開放包容為特點的深圳，在四十年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深圳人的身份認同，一部分人開始盤算區域利益，突出表現為港深雙城、廣深雙城之爭，認為中央優待香港、優待廣州，對待深圳太薄。“我在廣州等其他城市調研中發現，不少人認為現在的深圳比較自我化，沒有承擔更多的責任”。
偏科化，是指深圳是科創高地但過於強調科創，對於傳統產業如紡織、鞋帽等解決就業的主渠道，深圳關注並不多，這方面要引起重視。
缺陷化，是指深圳缺少成體系的基礎教育、醫療資源，而補足這個短板，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情。
此外，深圳外部競爭也很激烈。如今，國內新一線城市如杭州、長沙、成都創新都很活躍，人才競爭、人才爭奪很激烈。國際上，跨國公司正在全球進行生產力佈局，優質資源的爭奪日益顯化，紐約、倫敦老牌金融城市也在發力向科創轉型，他們都將是深圳的“競爭者”。因此，如何創設高標準的社會環境，爭奪創新人才，是深圳制度化創新過程中的重要使命。
未來路徑
在粵港澳大灣區框架下，深圳制度型開放的路徑包括經濟規則、社會治理若干方面。考慮到難易程度，王福強認為，其初步可以以規則對接為主，主要包括資質互認、標準對接、治理協同、民生合作等若干方面。
在王富強看來，這種對接可以參考並存，以前是跟跑，現在是並跑，以後可以領跑。“ 跟跑，在大灣區表現為深圳可以向香港學習，學習他們先進的經濟運行規則； 並跑，是說深圳要注重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同時注意吸收國際先進元素為我所用；領跑，是對一些新業態、新模式、新經濟可以以我為主進行規則設計，在移動終端、移動支付、人臉識別、共享經濟，這些都是深圳所長，這方面企業形成標準可能就是行業標準、國家標準、國際標準。”
具體而言，王福強提出了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實行制度型開放的八大具體路徑，包括：
其一、探索要素流動機制，通過資質互認打造制度涵洞推進軟對接。
其二、探索民生合作機制，推動福利的跨境攜帶，為港澳居民在內地生活提供一體化的國民待遇。
其三、推進社會治理協同，共建共治共享方面合作。香港的社會義工非常發達，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單元，深圳以及內地其他城市可以向他們學習，告別行政體制改革。這樣一來，五級行政行政體制可以考慮改成三級，精簡公務員隊伍。
其四、探索經濟運行機制。學習港澳的經濟運行機制，他們有清晰的政商關係，其企業的出生、運營、死亡都是自由的，沒有營業限制。深圳現在還有營業限制，有負面清單40條，這些都要深圳學習。
其五、探索開放合作機制。深圳如何形成與港澳一樣的開放環境？香港連續25年成為自由的經濟體，這是值得深圳學習的地方。
其六、探索權益保護機制。私權神聖是基本法理，包括有體產權也包括無體產權，要形成激勵成果轉化的制度體系。
其七、探索成本降低機制，降低要素成本。商品流動方面，深圳已經做得很好。但深圳在要素流動方面還可以更好，下一步可以就融資、資源、土地、人才做一些大膽的突破。
最後，探索環境優化機制。要思考如何形成寬鬆的生活環境，包括對未來有預期，對法律有依賴，需要立法、司法、守法建設。
而在經濟層面，深圳可以推進的重點，除了底層政策要素便捷要流動外，還要打造高標準的營商環境，包括政策環境，放管服改革等政府主動有為的行為；制度環境，准入後國民待遇，政府統一的權利；人文環境，與國際接軌的教育、醫療資源是營商環境重要的組成，國際化的教育醫療在深圳落地可以有效的吸引高端人才；執法環境，要形成穩定的預期。
同時，服務業優先向港澳開放也是深圳在經濟層面可以攻克的內容。王福強坦言，深圳現在的醫療、教育、文化、社會、金融等滯後領域都允許向港澳開放，但一直落實地不好，希望藉助大灣區平臺，真正推進港澳的高端教育、醫療向內地開放，倒逼國內行業的改革。
“例如我們曾經提出在橫琴打造國際醫療中心和世界醫療旅遊目的地的過程中採用三趨同：港澳的先進藥物的試用趨同、先進醫療器械適用趨同、先進醫療服務趨同，並把海南博鰲九條全面適用到內地九市。要充分利用港澳的的渠道把高端醫療資源引進過來，倒逼國內行業改革。教育方面，則可以鼓勵港澳的高校在內地獨立辦學而不是合作辦學，以此倒逼國內教育改革。”王福強舉例。
王福強強調，在我國整體開放格局中，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是國家全面開放的壓力測試區、“一國兩制”特別合作區、新時代創新發展合作區、全面制度現代化探索區，還是國家包容審慎監管區。“這意味著國家需要給深圳等大灣區城市釋放空間，需要暫停一些行政法規在深圳的適用，給予區域總體充足的改革空間‘自治權’，包括全國人大給予綜合授權，讓他們自主決定行政性法規，有效實現制度型開放。同時，可以採用包容審慎監管的模式，並建立容錯機制。”
同時，還要給予起步區特殊的治理模式“轄區內容治外”，如延伸適用港澳的自由港政策至包括深圳在內的起步區；採用“三零規則”的經濟運行規則；採用趨同港澳的社會治理模式；在WTO框架下兩個起步區分別劃歸到港澳關稅區；法律適用上採用當事人自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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