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深刻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的兩大主題。
導讀
粵港澳大灣區的異質性前所未有，雖短期會造成交易成本較大，長遠卻將發揮一體化中的雜交效應，陡然被頂在槓頭的真正玄機實則藏在“一國兩制”的重點轉移上。
"▼ 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深刻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的兩大主題。
導讀
粵港澳大灣區的異質性前所未有，雖短期會造成交易成本較大，長遠卻將發揮一體化中的雜交效應，陡然被頂在槓頭的真正玄機實則藏在“一國兩制”的重點轉移上。
01
中國戰略雙子座
北雄安，南大灣，中國戰略雙子座成型。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珠三角有關灣區的討論就已出現，2015年各種方案由地方升級到中央層面，2017年首次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提升為國家戰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繼之建立。
2018年8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成立旨在頂層設計與統籌協調，2019年2月18日兩萬七千多字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終於呱呱墜地。50多頁的綱要不單以五大戰略定位（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創中心；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指明方向，更確立了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個中心城市，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三個極點的空間佈局。
這已不僅僅是實踐一個經濟規劃，而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隨後，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賦予深圳以“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定位。有專家分析，中央落子深圳，最重要的一點，是它毗鄰香港。大灣區中的“三極點”帶動，最核心的就是深港。深圳和香港通過合作能夠創造世界的新奇蹟。
全球競相矚目於此，不禁要問：為何粵港澳陡然被頂在槓頭上？
"▼ 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深刻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的兩大主題。
導讀
粵港澳大灣區的異質性前所未有，雖短期會造成交易成本較大，長遠卻將發揮一體化中的雜交效應，陡然被頂在槓頭的真正玄機實則藏在“一國兩制”的重點轉移上。
01
中國戰略雙子座
北雄安，南大灣，中國戰略雙子座成型。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珠三角有關灣區的討論就已出現，2015年各種方案由地方升級到中央層面，2017年首次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提升為國家戰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繼之建立。
2018年8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成立旨在頂層設計與統籌協調，2019年2月18日兩萬七千多字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終於呱呱墜地。50多頁的綱要不單以五大戰略定位（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創中心；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指明方向，更確立了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個中心城市，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三個極點的空間佈局。
這已不僅僅是實踐一個經濟規劃，而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隨後，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賦予深圳以“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定位。有專家分析，中央落子深圳，最重要的一點，是它毗鄰香港。大灣區中的“三極點”帶動，最核心的就是深港。深圳和香港通過合作能夠創造世界的新奇蹟。
全球競相矚目於此，不禁要問：為何粵港澳陡然被頂在槓頭上？
02
經濟一體化化解政治問題？
眾所周知，177年前鴉片戰爭讓衰敗的清政府同意割讓香港島給英國，1984年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才讓香港在1997年7月1日迴歸祖國懷抱。澳門同樣被葡萄牙長期佔領近四百年，直到1999年12月20日中國恢復行使主權。
香港和澳門作為中國領土實行“一國兩制”，當時允諾港澳保留其原有的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50年不變”，如今轉眼時間過半，“一國兩制”究竟如何演變，既對未來臺灣問題是種導向，又事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自然是首要敏感點。
這看似是政治問題，背後恰恰隱藏經濟基因。因為不管是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騰飛，還是澳門作為東亞貿易中轉站的風生水起，都背靠中國大陸“根深枝茂”，利用當時中國的對外封閉，充當中國與世界的接口才能如此大放異彩。這段特殊時期造就了港澳的黃金期。
直到中國改革開放令珠三角經濟特區成為香港產業轉移的首選之地，“前店後廠”模式既引來了港澳資金，又帶動製造和貿易的發展。儘管珠三角後來同樣面臨香港曾遇到的產業低端瓶頸，但靠著中西部變成“後廠”而煥發了珠三角的“前店”新活力。深圳、上海等紛紛崛起，反襯出香港的落寞。
要知道，香港的GDP在40年前是深圳的178倍，1997年達1.21萬億元，佔內地整體18%，相當於北上廣深等9個城市總和，但伴隨內地經濟迅速增長，香港GDP佔比急劇下滑至約2%，經濟規模也被京滬超越。
2018年香港GDP約24000.98億元，已被增速7.6%的深圳首次反超221億元。眼看深圳榮登大灣區第一城，香港情何以堪！畢竟這十年香港年均增速才3%，相較於11%的深圳速度相形見絀，又因產業空心化、被金融、房地產等綁架而失去升級動力，再次陷入發展瓶頸。
內有“港獨”不死心，外有分裂勢力蠢蠢欲動，中國對此一律零容忍。當下對“一國兩制”的考驗，決定香港既不能獨，也不能衰，就必須融入珠三角，以經濟一體化來化解政治問題。
"▼ 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深刻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的兩大主題。
導讀
粵港澳大灣區的異質性前所未有，雖短期會造成交易成本較大，長遠卻將發揮一體化中的雜交效應，陡然被頂在槓頭的真正玄機實則藏在“一國兩制”的重點轉移上。
01
中國戰略雙子座
北雄安，南大灣，中國戰略雙子座成型。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珠三角有關灣區的討論就已出現，2015年各種方案由地方升級到中央層面，2017年首次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提升為國家戰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繼之建立。
2018年8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成立旨在頂層設計與統籌協調，2019年2月18日兩萬七千多字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終於呱呱墜地。50多頁的綱要不單以五大戰略定位（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創中心；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指明方向，更確立了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個中心城市，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三個極點的空間佈局。
這已不僅僅是實踐一個經濟規劃，而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隨後，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賦予深圳以“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定位。有專家分析，中央落子深圳，最重要的一點，是它毗鄰香港。大灣區中的“三極點”帶動，最核心的就是深港。深圳和香港通過合作能夠創造世界的新奇蹟。
全球競相矚目於此，不禁要問：為何粵港澳陡然被頂在槓頭上？
02
經濟一體化化解政治問題？
眾所周知，177年前鴉片戰爭讓衰敗的清政府同意割讓香港島給英國，1984年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才讓香港在1997年7月1日迴歸祖國懷抱。澳門同樣被葡萄牙長期佔領近四百年，直到1999年12月20日中國恢復行使主權。
香港和澳門作為中國領土實行“一國兩制”，當時允諾港澳保留其原有的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50年不變”，如今轉眼時間過半，“一國兩制”究竟如何演變，既對未來臺灣問題是種導向，又事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自然是首要敏感點。
這看似是政治問題，背後恰恰隱藏經濟基因。因為不管是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騰飛，還是澳門作為東亞貿易中轉站的風生水起，都背靠中國大陸“根深枝茂”，利用當時中國的對外封閉，充當中國與世界的接口才能如此大放異彩。這段特殊時期造就了港澳的黃金期。
直到中國改革開放令珠三角經濟特區成為香港產業轉移的首選之地，“前店後廠”模式既引來了港澳資金，又帶動製造和貿易的發展。儘管珠三角後來同樣面臨香港曾遇到的產業低端瓶頸，但靠著中西部變成“後廠”而煥發了珠三角的“前店”新活力。深圳、上海等紛紛崛起，反襯出香港的落寞。
要知道，香港的GDP在40年前是深圳的178倍，1997年達1.21萬億元，佔內地整體18%，相當於北上廣深等9個城市總和，但伴隨內地經濟迅速增長，香港GDP佔比急劇下滑至約2%，經濟規模也被京滬超越。
2018年香港GDP約24000.98億元，已被增速7.6%的深圳首次反超221億元。眼看深圳榮登大灣區第一城，香港情何以堪！畢竟這十年香港年均增速才3%，相較於11%的深圳速度相形見絀，又因產業空心化、被金融、房地產等綁架而失去升級動力，再次陷入發展瓶頸。
內有“港獨”不死心，外有分裂勢力蠢蠢欲動，中國對此一律零容忍。當下對“一國兩制”的考驗，決定香港既不能獨，也不能衰，就必須融入珠三角，以經濟一體化來化解政治問題。
03
粵港澳大灣區成了突破口
其實，粵港澳與珠三角幾乎同語，以“廣東9城+港澳2個特別行政區”5.6萬平方公里面積擁有近七千萬人口，經濟實力僅次於紐約和東京灣區，2018年GDP以10.87萬億元超過韓國一國經濟總量，其中深圳、香港、廣州分別以佔比22.3%、22.1%、21%位列前三。
港澳儘管經濟佔比大灣區上只佔1/4，卻憑藉直接的市場化與國際化當仁不讓地成為中國與國際接軌的接口。
別小看澳門，在大灣區中經濟佔比只有3.32%，但人均GDP是世界第二，近乎是大陸的8倍以上；香港則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以國際金融中心躋身於“紐倫港”的世界城市第一梯隊。
廣東更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改革開放先行區。40年前在深圳畫個圈，讓廣東面向世界做起了全球生意，並在大膽先行先試中將落魄的小漁村逆襲成國際大都市。尤其是深圳在IT產業上突飛猛進，坐擁騰訊、華為等巨頭，成為中國科創朝拜聖地。
國際貿易亦如火如荼，粵港澳大灣區集結了廣州、香港、深圳、珠海及東莞5個億噸大港，集裝箱吞吐量超過8000萬TEU；並擁有7大機場，旅客吞吐能力超2億人次，客貨運規模位居全球灣區機場群之首。
顯然，從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看，國際貿易、國際金融、IT行業依然將大幅度領先於內地。
要知道，廣東是中國最大的製造業省份，正是中國製造融入全球產業鏈的過程造就了廣深等城市崛起，逐漸填平了與港澳的差距，卻也加劇了珠三角（廣東9城）與粵東、粵西和粵北12個城市的差距。
因此，40年後改革開放再出發，粵港澳大灣區恰恰成了突破口，以城市群、都市圈破題當下區域內部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走向勾兌協調的高質量發展。
"▼ 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深刻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的兩大主題。
導讀
粵港澳大灣區的異質性前所未有，雖短期會造成交易成本較大，長遠卻將發揮一體化中的雜交效應，陡然被頂在槓頭的真正玄機實則藏在“一國兩制”的重點轉移上。
01
中國戰略雙子座
北雄安，南大灣，中國戰略雙子座成型。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珠三角有關灣區的討論就已出現，2015年各種方案由地方升級到中央層面，2017年首次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提升為國家戰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繼之建立。
2018年8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成立旨在頂層設計與統籌協調，2019年2月18日兩萬七千多字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終於呱呱墜地。50多頁的綱要不單以五大戰略定位（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創中心；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指明方向，更確立了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個中心城市，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三個極點的空間佈局。
這已不僅僅是實踐一個經濟規劃，而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隨後，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賦予深圳以“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定位。有專家分析，中央落子深圳，最重要的一點，是它毗鄰香港。大灣區中的“三極點”帶動，最核心的就是深港。深圳和香港通過合作能夠創造世界的新奇蹟。
全球競相矚目於此，不禁要問：為何粵港澳陡然被頂在槓頭上？
02
經濟一體化化解政治問題？
眾所周知，177年前鴉片戰爭讓衰敗的清政府同意割讓香港島給英國，1984年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才讓香港在1997年7月1日迴歸祖國懷抱。澳門同樣被葡萄牙長期佔領近四百年，直到1999年12月20日中國恢復行使主權。
香港和澳門作為中國領土實行“一國兩制”，當時允諾港澳保留其原有的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50年不變”，如今轉眼時間過半，“一國兩制”究竟如何演變，既對未來臺灣問題是種導向，又事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自然是首要敏感點。
這看似是政治問題，背後恰恰隱藏經濟基因。因為不管是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騰飛，還是澳門作為東亞貿易中轉站的風生水起，都背靠中國大陸“根深枝茂”，利用當時中國的對外封閉，充當中國與世界的接口才能如此大放異彩。這段特殊時期造就了港澳的黃金期。
直到中國改革開放令珠三角經濟特區成為香港產業轉移的首選之地，“前店後廠”模式既引來了港澳資金，又帶動製造和貿易的發展。儘管珠三角後來同樣面臨香港曾遇到的產業低端瓶頸，但靠著中西部變成“後廠”而煥發了珠三角的“前店”新活力。深圳、上海等紛紛崛起，反襯出香港的落寞。
要知道，香港的GDP在40年前是深圳的178倍，1997年達1.21萬億元，佔內地整體18%，相當於北上廣深等9個城市總和，但伴隨內地經濟迅速增長，香港GDP佔比急劇下滑至約2%，經濟規模也被京滬超越。
2018年香港GDP約24000.98億元，已被增速7.6%的深圳首次反超221億元。眼看深圳榮登大灣區第一城，香港情何以堪！畢竟這十年香港年均增速才3%，相較於11%的深圳速度相形見絀，又因產業空心化、被金融、房地產等綁架而失去升級動力，再次陷入發展瓶頸。
內有“港獨”不死心，外有分裂勢力蠢蠢欲動，中國對此一律零容忍。當下對“一國兩制”的考驗，決定香港既不能獨，也不能衰，就必須融入珠三角，以經濟一體化來化解政治問題。
03
粵港澳大灣區成了突破口
其實，粵港澳與珠三角幾乎同語，以“廣東9城+港澳2個特別行政區”5.6萬平方公里面積擁有近七千萬人口，經濟實力僅次於紐約和東京灣區，2018年GDP以10.87萬億元超過韓國一國經濟總量，其中深圳、香港、廣州分別以佔比22.3%、22.1%、21%位列前三。
港澳儘管經濟佔比大灣區上只佔1/4，卻憑藉直接的市場化與國際化當仁不讓地成為中國與國際接軌的接口。
別小看澳門，在大灣區中經濟佔比只有3.32%，但人均GDP是世界第二，近乎是大陸的8倍以上；香港則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以國際金融中心躋身於“紐倫港”的世界城市第一梯隊。
廣東更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改革開放先行區。40年前在深圳畫個圈，讓廣東面向世界做起了全球生意，並在大膽先行先試中將落魄的小漁村逆襲成國際大都市。尤其是深圳在IT產業上突飛猛進，坐擁騰訊、華為等巨頭，成為中國科創朝拜聖地。
國際貿易亦如火如荼，粵港澳大灣區集結了廣州、香港、深圳、珠海及東莞5個億噸大港，集裝箱吞吐量超過8000萬TEU；並擁有7大機場，旅客吞吐能力超2億人次，客貨運規模位居全球灣區機場群之首。
顯然，從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看，國際貿易、國際金融、IT行業依然將大幅度領先於內地。
要知道，廣東是中國最大的製造業省份，正是中國製造融入全球產業鏈的過程造就了廣深等城市崛起，逐漸填平了與港澳的差距，卻也加劇了珠三角（廣東9城）與粵東、粵西和粵北12個城市的差距。
因此，40年後改革開放再出發，粵港澳大灣區恰恰成了突破口，以城市群、都市圈破題當下區域內部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走向勾兌協調的高質量發展。
04
最獨特、最複雜的灣區
畢竟，粵港澳是全球最獨特、最複雜的灣區，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法域、三種關稅、流通三種貨幣，還有南沙、橫琴、前海三個自貿區，四個核心城市又都想爭當龍頭，這種高度集聚又相對獨立的異質性實屬世界罕見。
這種制度性差異雖會影響內部要素的便捷流動，在短期造成較大的交易成本，但從文明交融的經驗看，同質往往產生物理反應，反倒是異質的碰撞才能催生化學反應，更利於創新。
因而，辯證看待粵港澳的異質性，短期的缺點放到長期恰恰將變成特色優勢，長遠將發揮出異質一體化過程中的雜交效應。
但這種雜交併非簡單混合，而需在內部分工中協同創新。因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目標是世界第一大灣區，不止於推進廣東與港澳的深度融合，關鍵更在制度接軌和區域協同，既要各城市憑藉自身優勢全面崛起，又要各安其位，在互補中擰成一股繩。
這意味各城市需服從國家戰略，站在整個灣區角度找到自己位置。四個中心城市各有側重，錯位競爭，重在融合。這亦顯示，港澳功能正在星轉鬥移，一方面為了自身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則需為整個珠三角發展進一步鎖定國際、市場、科創、規則。
而廣東也要讓出一些空間給香港，比如第三產業的國際化、標準化。香港儘管當初獨一無二的作用式微，但至少當下高度開放的自由港、與歐美對接的司法體系等獨特優勢依然不可或缺，在中國接軌國際上，讓香港充當超級聯繫人，也就順理成章。
"▼ 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深刻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的兩大主題。
導讀
粵港澳大灣區的異質性前所未有，雖短期會造成交易成本較大，長遠卻將發揮一體化中的雜交效應，陡然被頂在槓頭的真正玄機實則藏在“一國兩制”的重點轉移上。
01
中國戰略雙子座
北雄安，南大灣，中國戰略雙子座成型。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珠三角有關灣區的討論就已出現，2015年各種方案由地方升級到中央層面，2017年首次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提升為國家戰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繼之建立。
2018年8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成立旨在頂層設計與統籌協調，2019年2月18日兩萬七千多字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終於呱呱墜地。50多頁的綱要不單以五大戰略定位（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創中心；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指明方向，更確立了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個中心城市，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三個極點的空間佈局。
這已不僅僅是實踐一個經濟規劃，而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隨後，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賦予深圳以“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定位。有專家分析，中央落子深圳，最重要的一點，是它毗鄰香港。大灣區中的“三極點”帶動，最核心的就是深港。深圳和香港通過合作能夠創造世界的新奇蹟。
全球競相矚目於此，不禁要問：為何粵港澳陡然被頂在槓頭上？
02
經濟一體化化解政治問題？
眾所周知，177年前鴉片戰爭讓衰敗的清政府同意割讓香港島給英國，1984年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才讓香港在1997年7月1日迴歸祖國懷抱。澳門同樣被葡萄牙長期佔領近四百年，直到1999年12月20日中國恢復行使主權。
香港和澳門作為中國領土實行“一國兩制”，當時允諾港澳保留其原有的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50年不變”，如今轉眼時間過半，“一國兩制”究竟如何演變，既對未來臺灣問題是種導向，又事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自然是首要敏感點。
這看似是政治問題，背後恰恰隱藏經濟基因。因為不管是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騰飛，還是澳門作為東亞貿易中轉站的風生水起，都背靠中國大陸“根深枝茂”，利用當時中國的對外封閉，充當中國與世界的接口才能如此大放異彩。這段特殊時期造就了港澳的黃金期。
直到中國改革開放令珠三角經濟特區成為香港產業轉移的首選之地，“前店後廠”模式既引來了港澳資金，又帶動製造和貿易的發展。儘管珠三角後來同樣面臨香港曾遇到的產業低端瓶頸，但靠著中西部變成“後廠”而煥發了珠三角的“前店”新活力。深圳、上海等紛紛崛起，反襯出香港的落寞。
要知道，香港的GDP在40年前是深圳的178倍，1997年達1.21萬億元，佔內地整體18%，相當於北上廣深等9個城市總和，但伴隨內地經濟迅速增長，香港GDP佔比急劇下滑至約2%，經濟規模也被京滬超越。
2018年香港GDP約24000.98億元，已被增速7.6%的深圳首次反超221億元。眼看深圳榮登大灣區第一城，香港情何以堪！畢竟這十年香港年均增速才3%，相較於11%的深圳速度相形見絀，又因產業空心化、被金融、房地產等綁架而失去升級動力，再次陷入發展瓶頸。
內有“港獨”不死心，外有分裂勢力蠢蠢欲動，中國對此一律零容忍。當下對“一國兩制”的考驗，決定香港既不能獨，也不能衰，就必須融入珠三角，以經濟一體化來化解政治問題。
03
粵港澳大灣區成了突破口
其實，粵港澳與珠三角幾乎同語，以“廣東9城+港澳2個特別行政區”5.6萬平方公里面積擁有近七千萬人口，經濟實力僅次於紐約和東京灣區，2018年GDP以10.87萬億元超過韓國一國經濟總量，其中深圳、香港、廣州分別以佔比22.3%、22.1%、21%位列前三。
港澳儘管經濟佔比大灣區上只佔1/4，卻憑藉直接的市場化與國際化當仁不讓地成為中國與國際接軌的接口。
別小看澳門，在大灣區中經濟佔比只有3.32%，但人均GDP是世界第二，近乎是大陸的8倍以上；香港則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以國際金融中心躋身於“紐倫港”的世界城市第一梯隊。
廣東更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改革開放先行區。40年前在深圳畫個圈，讓廣東面向世界做起了全球生意，並在大膽先行先試中將落魄的小漁村逆襲成國際大都市。尤其是深圳在IT產業上突飛猛進，坐擁騰訊、華為等巨頭，成為中國科創朝拜聖地。
國際貿易亦如火如荼，粵港澳大灣區集結了廣州、香港、深圳、珠海及東莞5個億噸大港，集裝箱吞吐量超過8000萬TEU；並擁有7大機場，旅客吞吐能力超2億人次，客貨運規模位居全球灣區機場群之首。
顯然，從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看，國際貿易、國際金融、IT行業依然將大幅度領先於內地。
要知道，廣東是中國最大的製造業省份，正是中國製造融入全球產業鏈的過程造就了廣深等城市崛起，逐漸填平了與港澳的差距，卻也加劇了珠三角（廣東9城）與粵東、粵西和粵北12個城市的差距。
因此，40年後改革開放再出發，粵港澳大灣區恰恰成了突破口，以城市群、都市圈破題當下區域內部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走向勾兌協調的高質量發展。
04
最獨特、最複雜的灣區
畢竟，粵港澳是全球最獨特、最複雜的灣區，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法域、三種關稅、流通三種貨幣，還有南沙、橫琴、前海三個自貿區，四個核心城市又都想爭當龍頭，這種高度集聚又相對獨立的異質性實屬世界罕見。
這種制度性差異雖會影響內部要素的便捷流動，在短期造成較大的交易成本，但從文明交融的經驗看，同質往往產生物理反應，反倒是異質的碰撞才能催生化學反應，更利於創新。
因而，辯證看待粵港澳的異質性，短期的缺點放到長期恰恰將變成特色優勢，長遠將發揮出異質一體化過程中的雜交效應。
但這種雜交併非簡單混合，而需在內部分工中協同創新。因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目標是世界第一大灣區，不止於推進廣東與港澳的深度融合，關鍵更在制度接軌和區域協同，既要各城市憑藉自身優勢全面崛起，又要各安其位，在互補中擰成一股繩。
這意味各城市需服從國家戰略，站在整個灣區角度找到自己位置。四個中心城市各有側重，錯位競爭，重在融合。這亦顯示，港澳功能正在星轉鬥移，一方面為了自身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則需為整個珠三角發展進一步鎖定國際、市場、科創、規則。
而廣東也要讓出一些空間給香港，比如第三產業的國際化、標準化。香港儘管當初獨一無二的作用式微，但至少當下高度開放的自由港、與歐美對接的司法體系等獨特優勢依然不可或缺，在中國接軌國際上，讓香港充當超級聯繫人，也就順理成章。
05
“一國兩制”重點轉移
說到底，中國走向世界，需要粵港澳大灣區先試先行與國際接軌，表面看其重心在廣東與港澳的深度融合上，真正玄機實則藏在“一國兩制”的重點轉移上：從初期重點在“兩制”，轉為中期重點在“一國”，以求後期重點在“兩制”消解上。
粵港澳的發展，如果說過去20年更多利用和發揮了“兩制”方方面面的差異性，那麼未來更需要通過拆除壁壘與鏈接聯通上進行“一國”的收斂。
首先是各類交通網絡的硬件連接。去年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的開通極大便利了三地內部經濟融合。未來連通內地與港澳以及珠江口東西兩岸的城際快速交通網絡將實現大灣區1小時通達，對外連接泛珠三角和東盟的陸路國際大通道也將暢通無阻地輻射出去，進而完全打通大灣區的奇經八脈。
其次是各類“一卡通”的軟件連接，比如逐步取消“雙牌照”通行制度，直接認可或統一三地的駕照等。而為便於三地居民往來，去年中國就給在內地的港澳同胞發放了居住證，未來身份信息聯網或將高效便利通關，並進一步探索三地在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上的同等待遇。
然後擴展到人財物、供產銷等各種要素的連接。不止於港澳人士在廣東入戶、購房、入學等來加速灣區內人才的流通，未來還將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有序推動金融產品跨境交易，建立資金和產品互通機制等，以便利化三地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雙向流動。
最後是制度規則的連接，針對“一國兩制”下不同制度、法律、文化差異帶來的溝塹，需要政治經濟層面的勾兌與通用。僅是三地不同稅制就需打破繁複的報稅、繳稅程序，設立更便利的合併計稅方法，讓粵港澳居民可以一次完成所有繳稅責任。
只不過，粵港澳大灣區照這“四部曲”全走完，即便是按中國速度至少也將要3到4個五年計劃。但這已很偉大了，因為前所未有的異質一旦能融合到分不清彼此差異的程度，“兩制”自然將消解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區別於大部分國家在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停滯於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恰恰因為擁有港澳臺才擁有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接口保障”，屆時經濟體量變成老大，也就早已接軌世界、融入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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