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與程頤在易學思想上的差異

朱熹在諸多問題上都與二程保持高度一致,唯獨易學思想出現了較大的分歧。程頤跟弟子們說:“《易》有百餘家,難為遍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荊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卻有用心處。”張栻認為程頤之所以推薦大家讀王弼、胡瑗和王安石的易注,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摒棄了象數派的方法——不講互體,專說義理緣故。程頤偏向易學中的義理派。

朱熹則說:“《易》是卜筮之書,後人以為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為,而不以為卜筮,亦非。”他認為程頤的方法跟王弼類似,他們都把《易》的範圍給縮小了。朱熹說:“卦辭爻辭無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是說得一理。”“已前解《易》,多說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了。”

在朱熹看來,如果《易》的卦象只是用來說道理的話,那麼它便成了一部“譬喻之書”,就像《莊子》借寓言來說理一樣,失去了卜筮的原旨,這種方法不是在解讀《周易》,而是儒者借《周易》來闡述自己的思想而已。因此,朱熹不能認同程頤解讀易學的方法,他渴望恢復《周易》的原旨,並建立起一種能夠綜合象數與義理的新易學思想,用象數來講卜筮,然後從卜筮中推出講學之道,說明義理。這種新易學思想的先驅便是邵雍。

邵雍的《先天圖》

朱熹不認同程頤的《程氏易傳》因而編了《周易本義》,二書同時成為明朝的官方教科書

邵雍的易學邏輯

邵雍跟程頤是好友,但他們的易學思想差異甚大,程頤說邵雍是“空中樓閣”,有“偏駁”之病;程顥則婉拒了邵雍要傳授易學的好意。邵伯溫說:“先天之學伊川非不問,但先君祕而不言。”二程與邵雍在易學思想上頗有“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意味。朱熹則特別欣賞邵雍,他說:“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卻輕之不問。”在《周易本義》裡,更是把邵雍的《先天圖》放在卷首,他寫的另一本《易學啟蒙》更像對邵雍易學的研究之作。

邵雍屬於易學中的圖書派,是象數學的承繼。義理派的王弼曾說:“言生於象”,“象生於意”。他把“意”比作魚兔,把“象”比作筌蹄,講“得魚忘筌”,“得兔忘蹄”,理解了“意”之後就不需要再去執著於“象”跟“言”了。邵雍則說: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有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他雖然也承認“象數”生於“意”,但反對王弼“得意忘象”、“得意忘言”的主張。“得意”必然要經由對象數的研究,捨棄象數而不談,卻希望能夠“得意”,這是不可能的事。於是,邵雍跟陳摶一樣,主張意、言、象、數四者不可缺一。對於意、言、象、數,《觀物內篇》做了解釋: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

通過意、言、象、數,便可窮盡事物的性、情、形、體,知曉其生、長、收、藏的規律,這便是皇帝王伯之道。在邵雍的易學邏輯裡,數是最基本的東西,通過推數來明象,進而得到意言,意言就是最終的事物之理,因此他說:

“天下之數出於理。違乎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於術,故不入於理也。”。

以數入理”就是邵雍的易學邏輯,他通過研究數來逐步上升,最後認識理。如果像王弼、程頤那樣,專注於意言,只是說理,遺失了掉象數,不對象數進行研究,那就等於是從結尾開始了。

邵雍的《先天圖》

邵氏易學,以數為起點,以理為結論

邵雍的先天之學

《莊子·天運》裡有個寓言故事,講孔子拜訪老子,說自己已經遍讀《六經》,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為什麼還是得不到重用呢?老子回答他說“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認為言辭經典只是先人的足跡而已,拘泥於言辭經典,最終無法走向大道。真正的道是不可言傳的,所以老子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莊子也說:“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邵雍在這種理論的基礎上,發明了“先天之學”,他說:“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跡也。”先天之學是心法,只能心領神會,不可言傳;後天之學是效法,可以通過文字書籍而學到。儒者們所說的其實都是後天之學,他們口傳書授,卻沒有心領神會,只是沿著前人的足跡前進,執著於腳印,反而忘記了踩出腳印的鞋子。

邵雍的易學以數作為起點,他假定了只有數而無言、意的狀態。既然要通過數來推出言、意,那就不能直接使用《周易》,因為《周易》的文字不僅屬於言,而且還表達出了意——要跳出《周易》去理解“易”。他大膽地說:“須信畫前原有《易》。”認為在伏羲畫卦之前,易理就已經存在了,易理並不是《周易》成書後才形成的,它本來就存在著。後儒拘泥於文王、周公、孔子編的《周易》,就如同一個研究物理世界的人拘泥於《物理學》教材,卻不肯面向活生生的自然界。

陳摶、邵雍的圖書派其實就是希望突破《周易》的框架,建立起一種新的易學體系。因此,在八卦數字、八卦方位、卦變次序等方面都與《周易》不同。圖書派為神化其說,便託名是伏羲之《易》,在各種圖前都冠上“伏羲”二字;而根據《周易》畫出來的圖,則冠上“文王”二字。並說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還有孔子之易。

朱熹也說《先天圖》不起於邵雍,在陳摶之前就有了,只是祕而不傳的緣故。主要在方士裡傳授,世人不得目睹。還說《太極圖》在《先天圖》的範圍之內,《先天圖》是一副很古老的圖。後人更是進一步神化,認為《先天圖》是伏羲畫出來的,比《周易》還要早。如鄭少梅在《先天圖注自序》裡就說揚雄的《太玄經》、關子明的《洞極經》、魏伯陽的《參同契》和邵雍的《皇極經世》都本於《先天圖》,把圖的年代追溯到了秦漢之前。

程頤與邵雍交遊三十餘年,對於《先天圖》的來歷是很清楚的,他不會相信《先天圖》就是伏羲所畫。所以他批評邵雍的易學方法是“空中樓閣”,純屬虛構,缺乏根據。而朱熹卻反過來捍衛邵雍,乾脆曲解程頤的話,說“空中樓閣”是四通八達的意思。

邵雍與《先天圖》

朱震的《漢上易傳》收錄了圖書派的許多幅圖,其中與邵雍有關的佔了四幅:

邵雍的《先天圖》

《文王八卦圖》

《周易·說卦傳》說:“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

圖書派根據《說卦傳》的描述,畫成了八卦的方位,圖中上方是南,下方是北,左是東,右邊是西。這個排位順序與邵雍的《先天圖》不同,後面將加以對比。

邵雍的《先天圖》

《伏羲八卦圖》

朱震說《伏羲八卦圖》由王豫傳給邵雍,最後再由鄭史(疑為“鄭夬”)傳出來。傳說伏羲初畫八卦,稱為初乾、初奭、初艮、初兌、初犖、初離、初釐、初巽,是最初的八卦。後來才兩兩相重,變成了六十四卦。邵雍用這幅《伏羲八卦圖》來講述六十四卦出現的次序。在朱熹編的《周易本義》中,圖名改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一般說的《先天圖》就是這幅,萊布尼茲所看到的也是這幅。

邵雍的《先天圖》

《六十四卦相生圖》

李挺之把《六十四卦相生圖》與《變卦反對圖》授予邵雍,邵雍的兒子邵伯溫傳給陳四丈。這兩幅圖包含了圖書派的卦變理論

在朱熹的《周易本義》中,李挺之的兩幅圖合併成了《卦變圖》。卷首又加入了《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

邵雍的《先天圖》

《伏羲八卦次序圖》

《伏羲八卦次序圖》裡提出了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次序,不同於《說卦傳》。

邵雍的《先天圖》

《伏羲八卦方位圖》

對比《文王八卦圖》,我們發現《伏羲八卦方位圖》裡的八卦排序與前者完全不一致。

邵雍的《先天圖》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根據邵雍的“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加一倍法理論而畫,推導出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與《周易》的排序不一樣。

朱熹把《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合稱“伏羲四圖”,認為裡面完整的概括了邵雍的先天圖思想。

後面我們將分兩節來介紹邵雍的易圖思想,第一節講述“伏羲四圖”的關係,並說明它們與《周易》的區別在哪;第二節則講述李挺之與邵雍的卦變思想,並介紹《卦氣圖》。《皇極經世》就是在《先天圖》的基礎上寫作的,《先天圖》將是讀懂《皇極經世》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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