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挖出古城遺址，出土30餘具屍骨，學者：難怪堯將帝位禪讓給舜'
堯，是古代賢君的代名詞。正如孔子所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根據儒教學者記載，堯帝是天子，卻能與人民同甘共苦，他任用賢能，將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條。更令人讚歎的是，堯還不貪戀權位，將帝位禪讓給舜，而不是自己賢能的兒子——丹朱，創造了千古佳話。
堯，是古代賢君的代名詞。正如孔子所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根據儒教學者記載，堯帝是天子，卻能與人民同甘共苦，他任用賢能，將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條。更令人讚歎的是，堯還不貪戀權位，將帝位禪讓給舜，而不是自己賢能的兒子——丹朱，創造了千古佳話。
然而在西晉時，戰國時期魏國的官方史書——《竹書紀年》在魏襄王墓中出土。在這本史書中，有多處記載與司馬遷的史記不相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所謂的禪讓。書中說：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堯，是古代賢君的代名詞。正如孔子所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根據儒教學者記載，堯帝是天子，卻能與人民同甘共苦，他任用賢能，將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條。更令人讚歎的是，堯還不貪戀權位，將帝位禪讓給舜，而不是自己賢能的兒子——丹朱，創造了千古佳話。
然而在西晉時，戰國時期魏國的官方史書——《竹書紀年》在魏襄王墓中出土。在這本史書中，有多處記載與司馬遷的史記不相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所謂的禪讓。書中說：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簡單來說，堯並不是自願將帝位禪讓給舜，而是舜武力威逼的結果，而所謂的禪讓不過只是個童話。實際早在《竹書紀年》出土之前，曾強迫漢獻帝禪位的魏文帝曹丕就曾對堯舜的故事提出質疑。他在登上帝位後曾說出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
“堯舜之事，今日方知”。
堯，是古代賢君的代名詞。正如孔子所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根據儒教學者記載，堯帝是天子，卻能與人民同甘共苦，他任用賢能，將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條。更令人讚歎的是，堯還不貪戀權位，將帝位禪讓給舜，而不是自己賢能的兒子——丹朱，創造了千古佳話。
然而在西晉時，戰國時期魏國的官方史書——《竹書紀年》在魏襄王墓中出土。在這本史書中，有多處記載與司馬遷的史記不相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所謂的禪讓。書中說：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簡單來說，堯並不是自願將帝位禪讓給舜，而是舜武力威逼的結果，而所謂的禪讓不過只是個童話。實際早在《竹書紀年》出土之前，曾強迫漢獻帝禪位的魏文帝曹丕就曾對堯舜的故事提出質疑。他在登上帝位後曾說出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
“堯舜之事，今日方知”。
在他看來，自己以武力逼迫漢獻帝禪位，堯舜的禪讓恐怕並不像我們想象中那麼美好。到這裡，許多讀者或許要提出疑問，司馬遷《五帝本紀》與《竹書紀年》，到底誰是真的？
在民國以前，堯舜本是不容置喙的信史。但到了民國時期，隨著疑古學派的興起，缺乏文物以及文獻佐證的堯舜逐漸成了傳說中的人物。然而隨著考古發掘的深入，堯舜的歷史又逐漸有變為信史的趨勢。
堯，是古代賢君的代名詞。正如孔子所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根據儒教學者記載，堯帝是天子，卻能與人民同甘共苦，他任用賢能，將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條。更令人讚歎的是，堯還不貪戀權位，將帝位禪讓給舜，而不是自己賢能的兒子——丹朱，創造了千古佳話。
然而在西晉時，戰國時期魏國的官方史書——《竹書紀年》在魏襄王墓中出土。在這本史書中，有多處記載與司馬遷的史記不相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所謂的禪讓。書中說：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簡單來說，堯並不是自願將帝位禪讓給舜，而是舜武力威逼的結果，而所謂的禪讓不過只是個童話。實際早在《竹書紀年》出土之前，曾強迫漢獻帝禪位的魏文帝曹丕就曾對堯舜的故事提出質疑。他在登上帝位後曾說出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
“堯舜之事，今日方知”。
在他看來，自己以武力逼迫漢獻帝禪位，堯舜的禪讓恐怕並不像我們想象中那麼美好。到這裡，許多讀者或許要提出疑問，司馬遷《五帝本紀》與《竹書紀年》，到底誰是真的？
在民國以前，堯舜本是不容置喙的信史。但到了民國時期，隨著疑古學派的興起，缺乏文物以及文獻佐證的堯舜逐漸成了傳說中的人物。然而隨著考古發掘的深入，堯舜的歷史又逐漸有變為信史的趨勢。
1978年到1987年，考古學者在山西臨汾地區發掘出大量墓葬，其中有9座是貴族墓葬。其中還發掘出大量精美的文物，而學者們將這塊古文明區域命名為陶寺文化。進入2000年，陶寺文明的城牆、城市逐漸出土。經過測算，陶寺文化的規模十分宏大，其都城面積達到280萬平方米，建立有宮殿、宮城、貴族居住區以及平民居住區，階級分化已經非常明顯。在很多學者看來，這座被深埋在地下的城市，正是傳說中的堯都。
學者王震中認為，陶寺文化即堯都主要有三大理由：
其一，從時間上來說，陶寺文化的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100年之間。而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夏朝大約建國於公元前2040年。而堯帝，就活動於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2040年之間，時間是能夠對應的。
其二，在陶寺文化的多個貴族墓中，發現了多個龍紋彩盤，顯示出鮮明的龍崇拜。這些精美的彩繪陶器，可被視為陶禮器。彩繪龍盤也應該是其重要禮器之一。自古以來，龍在中國的地位十分崇高，往往意味著君權與神權的結合。由此看來，陶寺在遠古中國諸城邦中地位不低，或許是諸方國中的霸主。
堯，是古代賢君的代名詞。正如孔子所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根據儒教學者記載，堯帝是天子，卻能與人民同甘共苦，他任用賢能，將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條。更令人讚歎的是，堯還不貪戀權位，將帝位禪讓給舜，而不是自己賢能的兒子——丹朱，創造了千古佳話。
然而在西晉時，戰國時期魏國的官方史書——《竹書紀年》在魏襄王墓中出土。在這本史書中，有多處記載與司馬遷的史記不相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所謂的禪讓。書中說：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簡單來說，堯並不是自願將帝位禪讓給舜，而是舜武力威逼的結果，而所謂的禪讓不過只是個童話。實際早在《竹書紀年》出土之前，曾強迫漢獻帝禪位的魏文帝曹丕就曾對堯舜的故事提出質疑。他在登上帝位後曾說出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
“堯舜之事，今日方知”。
在他看來，自己以武力逼迫漢獻帝禪位，堯舜的禪讓恐怕並不像我們想象中那麼美好。到這裡，許多讀者或許要提出疑問，司馬遷《五帝本紀》與《竹書紀年》，到底誰是真的？
在民國以前，堯舜本是不容置喙的信史。但到了民國時期，隨著疑古學派的興起，缺乏文物以及文獻佐證的堯舜逐漸成了傳說中的人物。然而隨著考古發掘的深入，堯舜的歷史又逐漸有變為信史的趨勢。
1978年到1987年，考古學者在山西臨汾地區發掘出大量墓葬，其中有9座是貴族墓葬。其中還發掘出大量精美的文物，而學者們將這塊古文明區域命名為陶寺文化。進入2000年，陶寺文明的城牆、城市逐漸出土。經過測算，陶寺文化的規模十分宏大，其都城面積達到280萬平方米，建立有宮殿、宮城、貴族居住區以及平民居住區，階級分化已經非常明顯。在很多學者看來，這座被深埋在地下的城市，正是傳說中的堯都。
學者王震中認為，陶寺文化即堯都主要有三大理由：
其一，從時間上來說，陶寺文化的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100年之間。而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夏朝大約建國於公元前2040年。而堯帝，就活動於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2040年之間，時間是能夠對應的。
其二，在陶寺文化的多個貴族墓中，發現了多個龍紋彩盤，顯示出鮮明的龍崇拜。這些精美的彩繪陶器，可被視為陶禮器。彩繪龍盤也應該是其重要禮器之一。自古以來，龍在中國的地位十分崇高，往往意味著君權與神權的結合。由此看來，陶寺在遠古中國諸城邦中地位不低，或許是諸方國中的霸主。
其三，陶寺文明程度極高，疆域廣大，達到1750平方公里。除了都城外，還掌控有54個大小不一的聚落。如此強大的國勢，正好與堯帝天下共主的身份相重合。
因此很多學者開始認為，陶寺文化的發現，印證著堯、舜兩位帝王將由傳說轉化為信史。中國文明的上限，還可以從夏朝再往前推1000年。
堯，是古代賢君的代名詞。正如孔子所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根據儒教學者記載，堯帝是天子，卻能與人民同甘共苦，他任用賢能，將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條。更令人讚歎的是，堯還不貪戀權位，將帝位禪讓給舜，而不是自己賢能的兒子——丹朱，創造了千古佳話。
然而在西晉時，戰國時期魏國的官方史書——《竹書紀年》在魏襄王墓中出土。在這本史書中，有多處記載與司馬遷的史記不相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所謂的禪讓。書中說：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簡單來說，堯並不是自願將帝位禪讓給舜，而是舜武力威逼的結果，而所謂的禪讓不過只是個童話。實際早在《竹書紀年》出土之前，曾強迫漢獻帝禪位的魏文帝曹丕就曾對堯舜的故事提出質疑。他在登上帝位後曾說出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
“堯舜之事，今日方知”。
在他看來，自己以武力逼迫漢獻帝禪位，堯舜的禪讓恐怕並不像我們想象中那麼美好。到這裡，許多讀者或許要提出疑問，司馬遷《五帝本紀》與《竹書紀年》，到底誰是真的？
在民國以前，堯舜本是不容置喙的信史。但到了民國時期，隨著疑古學派的興起，缺乏文物以及文獻佐證的堯舜逐漸成了傳說中的人物。然而隨著考古發掘的深入，堯舜的歷史又逐漸有變為信史的趨勢。
1978年到1987年，考古學者在山西臨汾地區發掘出大量墓葬，其中有9座是貴族墓葬。其中還發掘出大量精美的文物，而學者們將這塊古文明區域命名為陶寺文化。進入2000年，陶寺文明的城牆、城市逐漸出土。經過測算，陶寺文化的規模十分宏大，其都城面積達到280萬平方米，建立有宮殿、宮城、貴族居住區以及平民居住區，階級分化已經非常明顯。在很多學者看來，這座被深埋在地下的城市，正是傳說中的堯都。
學者王震中認為，陶寺文化即堯都主要有三大理由：
其一，從時間上來說，陶寺文化的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100年之間。而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夏朝大約建國於公元前2040年。而堯帝，就活動於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2040年之間，時間是能夠對應的。
其二，在陶寺文化的多個貴族墓中，發現了多個龍紋彩盤，顯示出鮮明的龍崇拜。這些精美的彩繪陶器，可被視為陶禮器。彩繪龍盤也應該是其重要禮器之一。自古以來，龍在中國的地位十分崇高，往往意味著君權與神權的結合。由此看來，陶寺在遠古中國諸城邦中地位不低，或許是諸方國中的霸主。
其三，陶寺文明程度極高，疆域廣大，達到1750平方公里。除了都城外，還掌控有54個大小不一的聚落。如此強大的國勢，正好與堯帝天下共主的身份相重合。
因此很多學者開始認為，陶寺文化的發現，印證著堯、舜兩位帝王將由傳說轉化為信史。中國文明的上限，還可以從夏朝再往前推1000年。
除此之外，學者們還發現，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陶寺文明突然陡然間衰落：首先，都城淪為普通的村邑；其次，而且其社會發生了明顯的變異，宮殿和祭祀建築遭到摧毀，貴族墓葬遭到了全面的摧毀和揚屍。
更奇怪的是，在晚期灰溝遺址中，還出土了30餘個人骨，分佈雜亂，在骨頭上還有多處砍痕。因此學者們斷定，陶寺文化的衰落或許與一場戰爭有關。
堯，是古代賢君的代名詞。正如孔子所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根據儒教學者記載，堯帝是天子，卻能與人民同甘共苦，他任用賢能，將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條。更令人讚歎的是，堯還不貪戀權位，將帝位禪讓給舜，而不是自己賢能的兒子——丹朱，創造了千古佳話。
然而在西晉時，戰國時期魏國的官方史書——《竹書紀年》在魏襄王墓中出土。在這本史書中，有多處記載與司馬遷的史記不相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所謂的禪讓。書中說：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簡單來說，堯並不是自願將帝位禪讓給舜，而是舜武力威逼的結果，而所謂的禪讓不過只是個童話。實際早在《竹書紀年》出土之前，曾強迫漢獻帝禪位的魏文帝曹丕就曾對堯舜的故事提出質疑。他在登上帝位後曾說出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
“堯舜之事，今日方知”。
在他看來，自己以武力逼迫漢獻帝禪位，堯舜的禪讓恐怕並不像我們想象中那麼美好。到這裡，許多讀者或許要提出疑問，司馬遷《五帝本紀》與《竹書紀年》，到底誰是真的？
在民國以前，堯舜本是不容置喙的信史。但到了民國時期，隨著疑古學派的興起，缺乏文物以及文獻佐證的堯舜逐漸成了傳說中的人物。然而隨著考古發掘的深入，堯舜的歷史又逐漸有變為信史的趨勢。
1978年到1987年，考古學者在山西臨汾地區發掘出大量墓葬，其中有9座是貴族墓葬。其中還發掘出大量精美的文物，而學者們將這塊古文明區域命名為陶寺文化。進入2000年，陶寺文明的城牆、城市逐漸出土。經過測算，陶寺文化的規模十分宏大，其都城面積達到280萬平方米，建立有宮殿、宮城、貴族居住區以及平民居住區，階級分化已經非常明顯。在很多學者看來，這座被深埋在地下的城市，正是傳說中的堯都。
學者王震中認為，陶寺文化即堯都主要有三大理由：
其一，從時間上來說，陶寺文化的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100年之間。而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夏朝大約建國於公元前2040年。而堯帝，就活動於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2040年之間，時間是能夠對應的。
其二，在陶寺文化的多個貴族墓中，發現了多個龍紋彩盤，顯示出鮮明的龍崇拜。這些精美的彩繪陶器，可被視為陶禮器。彩繪龍盤也應該是其重要禮器之一。自古以來，龍在中國的地位十分崇高，往往意味著君權與神權的結合。由此看來，陶寺在遠古中國諸城邦中地位不低，或許是諸方國中的霸主。
其三，陶寺文明程度極高，疆域廣大，達到1750平方公里。除了都城外，還掌控有54個大小不一的聚落。如此強大的國勢，正好與堯帝天下共主的身份相重合。
因此很多學者開始認為，陶寺文化的發現，印證著堯、舜兩位帝王將由傳說轉化為信史。中國文明的上限，還可以從夏朝再往前推1000年。
除此之外，學者們還發現，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陶寺文明突然陡然間衰落：首先，都城淪為普通的村邑；其次，而且其社會發生了明顯的變異，宮殿和祭祀建築遭到摧毀，貴族墓葬遭到了全面的摧毀和揚屍。
更奇怪的是，在晚期灰溝遺址中，還出土了30餘個人骨，分佈雜亂，在骨頭上還有多處砍痕。因此學者們斷定，陶寺文化的衰落或許與一場戰爭有關。
有學者認為，陶寺文化或許發生了一場內戰，其性質可能是奴隸或平民的起義。不過也有學者，例如田昌五等人認為，這或許是外敵入侵的結果。聯繫到《竹書紀年》的記載，陶寺的衰落會不會就是舜帝造成的結果。
陶寺文化，處於中國的龍山時期。而根據考古發掘的結果，當時的中國處於“萬邦”時代，還沒有形成夏、商、周類型的王朝國家。而堯和舜，分別是不同邦國的首領。在舜興起之前，堯所衰落的邦國較為強大，是眾多城國中的盟主。但是到了堯帝執政晚期，舜帝逐漸強大，從堯帝手中奪過了盟主的位置，而這也是“舜逼堯”事件的由來。當然，舜對堯的逼迫絕不可能是溫情脈脈的，必然伴隨著戰爭，而堯帝統領的陶寺文化，也就在戰火中衰落了。
堯，是古代賢君的代名詞。正如孔子所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根據儒教學者記載，堯帝是天子，卻能與人民同甘共苦，他任用賢能，將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條。更令人讚歎的是，堯還不貪戀權位，將帝位禪讓給舜，而不是自己賢能的兒子——丹朱，創造了千古佳話。
然而在西晉時，戰國時期魏國的官方史書——《竹書紀年》在魏襄王墓中出土。在這本史書中，有多處記載與司馬遷的史記不相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所謂的禪讓。書中說：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簡單來說，堯並不是自願將帝位禪讓給舜，而是舜武力威逼的結果，而所謂的禪讓不過只是個童話。實際早在《竹書紀年》出土之前，曾強迫漢獻帝禪位的魏文帝曹丕就曾對堯舜的故事提出質疑。他在登上帝位後曾說出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
“堯舜之事，今日方知”。
在他看來，自己以武力逼迫漢獻帝禪位，堯舜的禪讓恐怕並不像我們想象中那麼美好。到這裡，許多讀者或許要提出疑問，司馬遷《五帝本紀》與《竹書紀年》，到底誰是真的？
在民國以前，堯舜本是不容置喙的信史。但到了民國時期，隨著疑古學派的興起，缺乏文物以及文獻佐證的堯舜逐漸成了傳說中的人物。然而隨著考古發掘的深入，堯舜的歷史又逐漸有變為信史的趨勢。
1978年到1987年，考古學者在山西臨汾地區發掘出大量墓葬，其中有9座是貴族墓葬。其中還發掘出大量精美的文物，而學者們將這塊古文明區域命名為陶寺文化。進入2000年，陶寺文明的城牆、城市逐漸出土。經過測算，陶寺文化的規模十分宏大，其都城面積達到280萬平方米，建立有宮殿、宮城、貴族居住區以及平民居住區，階級分化已經非常明顯。在很多學者看來，這座被深埋在地下的城市，正是傳說中的堯都。
學者王震中認為，陶寺文化即堯都主要有三大理由：
其一，從時間上來說，陶寺文化的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100年之間。而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夏朝大約建國於公元前2040年。而堯帝，就活動於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2040年之間，時間是能夠對應的。
其二，在陶寺文化的多個貴族墓中，發現了多個龍紋彩盤，顯示出鮮明的龍崇拜。這些精美的彩繪陶器，可被視為陶禮器。彩繪龍盤也應該是其重要禮器之一。自古以來，龍在中國的地位十分崇高，往往意味著君權與神權的結合。由此看來，陶寺在遠古中國諸城邦中地位不低，或許是諸方國中的霸主。
其三，陶寺文明程度極高，疆域廣大，達到1750平方公里。除了都城外，還掌控有54個大小不一的聚落。如此強大的國勢，正好與堯帝天下共主的身份相重合。
因此很多學者開始認為，陶寺文化的發現，印證著堯、舜兩位帝王將由傳說轉化為信史。中國文明的上限，還可以從夏朝再往前推1000年。
除此之外，學者們還發現，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陶寺文明突然陡然間衰落：首先，都城淪為普通的村邑；其次，而且其社會發生了明顯的變異，宮殿和祭祀建築遭到摧毀，貴族墓葬遭到了全面的摧毀和揚屍。
更奇怪的是，在晚期灰溝遺址中，還出土了30餘個人骨，分佈雜亂，在骨頭上還有多處砍痕。因此學者們斷定，陶寺文化的衰落或許與一場戰爭有關。
有學者認為，陶寺文化或許發生了一場內戰，其性質可能是奴隸或平民的起義。不過也有學者，例如田昌五等人認為，這或許是外敵入侵的結果。聯繫到《竹書紀年》的記載，陶寺的衰落會不會就是舜帝造成的結果。
陶寺文化，處於中國的龍山時期。而根據考古發掘的結果，當時的中國處於“萬邦”時代，還沒有形成夏、商、周類型的王朝國家。而堯和舜，分別是不同邦國的首領。在舜興起之前，堯所衰落的邦國較為強大，是眾多城國中的盟主。但是到了堯帝執政晚期，舜帝逐漸強大，從堯帝手中奪過了盟主的位置，而這也是“舜逼堯”事件的由來。當然，舜對堯的逼迫絕不可能是溫情脈脈的，必然伴隨著戰爭，而堯帝統領的陶寺文化，也就在戰火中衰落了。
然而不久後，舜帝的共主地位又為大禹所侵奪。相比於堯舜，大禹的武力更為強大，最終建立了家天下的王朝國家。由於年代久遠以及儒家學者的粉飾，堯舜禪讓成了一個難以被質疑的政治童話。但從遠古政治規律來看，和平的禪讓是很難實現的。
參考文獻：
1.田昌五：《古代社會形態研究》
2.王震中：《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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