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戰勝利到上海解放,我一直任國民政府上海市工務局長。上海解放前夕，我還兼任了幾天代理市長。
上海解放後，陳毅同志對我諸多教誨。給我很大啟迪。現就所憶，記述如下：
1
我是學土木工程的。長期以來，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幻想在國民政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勝利後，到上海任工務局局長，仍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這八個字向新聞工作者宣稱自己的志願。但在國民政府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櫞木求魚。解放前三、四年的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我擦亮了眼睛，深感國民黨的命運已如日薄西山，危在旦夕。我的出路又何在呢？是跟著蔣介石去臺灣麼？這是死路，當然不願再跟了。去香港或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怎樣工作和生活？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呢？總之，猶豫不決，拿不定主意。但是，多年來的閱歷讓我認識到國民政府的腐朽沒落。所以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無論如何不再做國民政府的官。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無論去留何若，我今後還應以搞我的本行為事業，至於到哪裡去搞，主要是想在上海，但也沒有把握。
這時，上海人心浮動。有些人怕共產黨來了於己不利，有些人中了反動宣傳的毒，紛紛南逃。也有些人怕國民黨軍隊潰散時胡作非為，荼毒市民，因此易地暫避。我的親友恐我母親年老體弱，受不起打仗驚嚇，勸她離開上海。不得已，於1948年冬，託我愛人帶了3個孩子，侍奉老人去福州友人處暫住。另兩個較大的女兒不肯離開上海，正合我的想法，便一同留在上海。就這樣，終於迎來了上海的解放。
我有個親戚錢挹珊，是我“五四”運動時期的友人、松江同鄉錢江春的女兒；她的愛人曹石俊，我在抗戰勝利時認識了他，知道他在做外貿工作。我在和他們平常的接觸中，覺得他們是比較進步的。因而到1948年冬，彼此來往較多。當我愛人侍奉老母去閩前，他們幾度向我們宣傳解放軍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秋毫無犯的嚴明紀律，使我們打消了很多顧慮。但最終考慮到老母受不了打仗的風波，還是決定由我愛人陪同她去福州暫住。對於曹、錢夫婦的關心和勸告，我是很感激的，彼此的接觸也更增多了。後來，他們說要介紹進步人士同我見面交朋友，我欣然同意了。
1949年2月4日晚，我應邀到復興中路綠村他們的家裡吃飯，見到一男一女兩位素未平生的人。經介紹，男的姓樸，女的叫李敏。曹、錢夫婦讓我叫他們“樸先生”和“李小姐”，並悄悄地告訴我：“他們是中共地下黨員。”
當時，“李小姐”看起來還只是30多歲，身材不高，十分和氣，很有些文化水平。由於初會，彼此只寒暄了一陣，還對時局作了一般的漫談。對於他們的籍貫、住址等，我都不便問。閒談之下，他們表示願意今後多碰碰頭，我表示樂意。
這是中國共產黨同我的第一次直接接觸。此後，李敏同志就經常同我聯繫。解放後，才把她的真實姓名王月英說給我聽，並互致敬意。至於“樸先生”，只是這次見到了一面。
從抗戰勝利到上海解放,我一直任國民政府上海市工務局長。上海解放前夕，我還兼任了幾天代理市長。
上海解放後，陳毅同志對我諸多教誨。給我很大啟迪。現就所憶，記述如下：
1
我是學土木工程的。長期以來，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幻想在國民政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勝利後，到上海任工務局局長，仍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這八個字向新聞工作者宣稱自己的志願。但在國民政府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櫞木求魚。解放前三、四年的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我擦亮了眼睛，深感國民黨的命運已如日薄西山，危在旦夕。我的出路又何在呢？是跟著蔣介石去臺灣麼？這是死路，當然不願再跟了。去香港或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怎樣工作和生活？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呢？總之，猶豫不決，拿不定主意。但是，多年來的閱歷讓我認識到國民政府的腐朽沒落。所以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無論如何不再做國民政府的官。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無論去留何若，我今後還應以搞我的本行為事業，至於到哪裡去搞，主要是想在上海，但也沒有把握。
這時，上海人心浮動。有些人怕共產黨來了於己不利，有些人中了反動宣傳的毒，紛紛南逃。也有些人怕國民黨軍隊潰散時胡作非為，荼毒市民，因此易地暫避。我的親友恐我母親年老體弱，受不起打仗驚嚇，勸她離開上海。不得已，於1948年冬，託我愛人帶了3個孩子，侍奉老人去福州友人處暫住。另兩個較大的女兒不肯離開上海，正合我的想法，便一同留在上海。就這樣，終於迎來了上海的解放。
我有個親戚錢挹珊，是我“五四”運動時期的友人、松江同鄉錢江春的女兒；她的愛人曹石俊，我在抗戰勝利時認識了他，知道他在做外貿工作。我在和他們平常的接觸中，覺得他們是比較進步的。因而到1948年冬，彼此來往較多。當我愛人侍奉老母去閩前，他們幾度向我們宣傳解放軍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秋毫無犯的嚴明紀律，使我們打消了很多顧慮。但最終考慮到老母受不了打仗的風波，還是決定由我愛人陪同她去福州暫住。對於曹、錢夫婦的關心和勸告，我是很感激的，彼此的接觸也更增多了。後來，他們說要介紹進步人士同我見面交朋友，我欣然同意了。
1949年2月4日晚，我應邀到復興中路綠村他們的家裡吃飯，見到一男一女兩位素未平生的人。經介紹，男的姓樸，女的叫李敏。曹、錢夫婦讓我叫他們“樸先生”和“李小姐”，並悄悄地告訴我：“他們是中共地下黨員。”
當時，“李小姐”看起來還只是30多歲，身材不高，十分和氣，很有些文化水平。由於初會，彼此只寒暄了一陣，還對時局作了一般的漫談。對於他們的籍貫、住址等，我都不便問。閒談之下，他們表示願意今後多碰碰頭，我表示樂意。
這是中國共產黨同我的第一次直接接觸。此後，李敏同志就經常同我聯繫。解放後，才把她的真實姓名王月英說給我聽，並互致敬意。至於“樸先生”，只是這次見到了一面。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就在此事之前，有一天，我的同事、國民黨工務局副局長王某背地裡告訴我,他收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指名叫我和另外兩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我聽了很興奮。回到寓所收聽，雖沒有收到，仍抑制不住高興,感到有了光明的前景。加以和李敏同志初次見面交流，久所縈繫的去向問題迎刃而解了。
經過與李敏同志接觸，並在她的推動下，以及曹、錢夫婦幫助下，我曾為中國共產黨主要做了以下四件事:
(一)2月間，李敏同志叫我設法取得湯恩伯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我在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裡沒有知己朋友，所以沒法弄到這種地圖。於是我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的進軍有些用處。就以瞭解、研究建橋情況為藉口，向主管處要來了這張地圖,還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綠村曹寓。當天夜晚由李敏、錢挹珊兩人趕忙在市區地圖上覆繪了大橋地位，讓李於第二天帶走。這二天我到工務局上班，就將大橋地址原圖交還了主管處。
(二）約在5月初，李敏同志和我商談要我提供浙贛鐵路方面的資料。那時，浙贛鐵路的工程局副局長是我交通大學同學王元康。在徵得李敏同意後，我偕她到宛平路今衡山飯店附近王寓，與王見面。以後，王設法把鐵路資料弄到手，交給了李。因此解放初，王就被任命為鐵道部工程局副局長。
（三）湯恩伯在環市四郊構築碉堡，要求市政府轉向工務局徵借石子。我同李敏同志商量，她指示我用拖的辦法，儘量推遲工程進度。我便同湯扯皮，用各種辦法，強調種種困難：先是推說這是市政工程的備料,拒絕移用；以後又讓步說，只能暫借，要湯的機關自己標購材料，限期歸還工務局等等，一直拖了好久。
(四）我還多次向李敏同志反映國民政府動態。在她和曹、錢夫婦的啟發和推動下，我曾多次在市府會議上或會議外提出，為市府所屬員工提高福利待遇和生活補助的議案，為保障群眾運動或學生運動人身安全的建議等等,曾收到一定效果。例如，有一次我曾提請對全市教職員工提前發放幾個月工薪，“以濟窮困”，獲得通過；有一次向毛森提出，要警察局釋放一個無辜被捕的葛姓工程師，終於獲得釋放；另有一次，有一個姓鐘的交大學生,在公交公司的工人運動中被反動派殺害，我借校友關係向陳保泰面質，表示不滿，要他作善後處置，使得他無辭以對，只好唯唯諾諾而去。
此外，李還經常對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她曾給我讀兩本書，一本收載了毛主席的兩篇著作《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另一本是散文集，書名《方生未死之間》，記得其中收有茅盾的一篇文章。為了掩人耳目，那本毛主席著作的封面，偽裝為《論美軍登陸》。
我對毛主席的著作，讀得津津有味。那時,我的寓所已從惇信路（現武夷路）遷到長樂路一個交大梁姓同學家裡。到晚上，便祕密地仔細讀上幾頁，從而使我進一步看清了國民政府將被取代已不可避免,開始認識到只有向共產黨和人民靠攏,才有光明的前途。這樣，我留在上海的決心更堅定了。
在2月到5月初之間，我和李敏接觸較多。4月24日，那是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我到曹石俊夫婦家去，共產黨地下組織通過曹還給我介紹了張明。他提示我，多同上海工程技術界方面聯繫，做些工作。從此，我同科技界朋友的來往接觸更多了,特別是老一輩茅以升和較年輕的中國技術協會負責人宋名適、閔淑芬等。
5月16日以後，曹石俊夫婦又介紹一位“錢先生”同我聯繫，指示我草擬了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於5月23日交給他。當天下午，中國技術協會負責人宋名適來，給我一份上海市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我也轉交給了“錢先生”。另外，我還口頭提供了若干關於上海科技界情況的資料給他。
1949年3月25日，上海的工程界派出代表赴南京請願，呼籲和平，我也參加了這件事。
事先，中國工程師學會總會在上海董事會執行部召開會議，公推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5人為請願代表。會後由我們5人草擬了一份請願書,代表工業界和工程人士要求國共雙方停止軍事行動，迅速達成全面和平；並要求在和平未實現以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破壞工礦、交通、公用事業，不準士兵侵入工廠、礦場，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工廠的交通運輸，並允許食糧和原、燃料等運入工廠，以便維持生產、安定社會。定稿後，我們就於3月25日去南京。
從抗戰勝利到上海解放,我一直任國民政府上海市工務局長。上海解放前夕，我還兼任了幾天代理市長。
上海解放後，陳毅同志對我諸多教誨。給我很大啟迪。現就所憶，記述如下：
1
我是學土木工程的。長期以來，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幻想在國民政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勝利後，到上海任工務局局長，仍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這八個字向新聞工作者宣稱自己的志願。但在國民政府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櫞木求魚。解放前三、四年的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我擦亮了眼睛，深感國民黨的命運已如日薄西山，危在旦夕。我的出路又何在呢？是跟著蔣介石去臺灣麼？這是死路，當然不願再跟了。去香港或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怎樣工作和生活？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呢？總之，猶豫不決，拿不定主意。但是，多年來的閱歷讓我認識到國民政府的腐朽沒落。所以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無論如何不再做國民政府的官。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無論去留何若，我今後還應以搞我的本行為事業，至於到哪裡去搞，主要是想在上海，但也沒有把握。
這時，上海人心浮動。有些人怕共產黨來了於己不利，有些人中了反動宣傳的毒，紛紛南逃。也有些人怕國民黨軍隊潰散時胡作非為，荼毒市民，因此易地暫避。我的親友恐我母親年老體弱，受不起打仗驚嚇，勸她離開上海。不得已，於1948年冬，託我愛人帶了3個孩子，侍奉老人去福州友人處暫住。另兩個較大的女兒不肯離開上海，正合我的想法，便一同留在上海。就這樣，終於迎來了上海的解放。
我有個親戚錢挹珊，是我“五四”運動時期的友人、松江同鄉錢江春的女兒；她的愛人曹石俊，我在抗戰勝利時認識了他，知道他在做外貿工作。我在和他們平常的接觸中，覺得他們是比較進步的。因而到1948年冬，彼此來往較多。當我愛人侍奉老母去閩前，他們幾度向我們宣傳解放軍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秋毫無犯的嚴明紀律，使我們打消了很多顧慮。但最終考慮到老母受不了打仗的風波，還是決定由我愛人陪同她去福州暫住。對於曹、錢夫婦的關心和勸告，我是很感激的，彼此的接觸也更增多了。後來，他們說要介紹進步人士同我見面交朋友，我欣然同意了。
1949年2月4日晚，我應邀到復興中路綠村他們的家裡吃飯，見到一男一女兩位素未平生的人。經介紹，男的姓樸，女的叫李敏。曹、錢夫婦讓我叫他們“樸先生”和“李小姐”，並悄悄地告訴我：“他們是中共地下黨員。”
當時，“李小姐”看起來還只是30多歲，身材不高，十分和氣，很有些文化水平。由於初會，彼此只寒暄了一陣，還對時局作了一般的漫談。對於他們的籍貫、住址等，我都不便問。閒談之下，他們表示願意今後多碰碰頭，我表示樂意。
這是中國共產黨同我的第一次直接接觸。此後，李敏同志就經常同我聯繫。解放後，才把她的真實姓名王月英說給我聽，並互致敬意。至於“樸先生”，只是這次見到了一面。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就在此事之前，有一天，我的同事、國民黨工務局副局長王某背地裡告訴我,他收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指名叫我和另外兩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我聽了很興奮。回到寓所收聽，雖沒有收到，仍抑制不住高興,感到有了光明的前景。加以和李敏同志初次見面交流，久所縈繫的去向問題迎刃而解了。
經過與李敏同志接觸，並在她的推動下，以及曹、錢夫婦幫助下，我曾為中國共產黨主要做了以下四件事:
(一)2月間，李敏同志叫我設法取得湯恩伯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我在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裡沒有知己朋友，所以沒法弄到這種地圖。於是我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的進軍有些用處。就以瞭解、研究建橋情況為藉口，向主管處要來了這張地圖,還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綠村曹寓。當天夜晚由李敏、錢挹珊兩人趕忙在市區地圖上覆繪了大橋地位，讓李於第二天帶走。這二天我到工務局上班，就將大橋地址原圖交還了主管處。
(二）約在5月初，李敏同志和我商談要我提供浙贛鐵路方面的資料。那時，浙贛鐵路的工程局副局長是我交通大學同學王元康。在徵得李敏同意後，我偕她到宛平路今衡山飯店附近王寓，與王見面。以後，王設法把鐵路資料弄到手，交給了李。因此解放初，王就被任命為鐵道部工程局副局長。
（三）湯恩伯在環市四郊構築碉堡，要求市政府轉向工務局徵借石子。我同李敏同志商量，她指示我用拖的辦法，儘量推遲工程進度。我便同湯扯皮，用各種辦法，強調種種困難：先是推說這是市政工程的備料,拒絕移用；以後又讓步說，只能暫借，要湯的機關自己標購材料，限期歸還工務局等等，一直拖了好久。
(四）我還多次向李敏同志反映國民政府動態。在她和曹、錢夫婦的啟發和推動下，我曾多次在市府會議上或會議外提出，為市府所屬員工提高福利待遇和生活補助的議案，為保障群眾運動或學生運動人身安全的建議等等,曾收到一定效果。例如，有一次我曾提請對全市教職員工提前發放幾個月工薪，“以濟窮困”，獲得通過；有一次向毛森提出，要警察局釋放一個無辜被捕的葛姓工程師，終於獲得釋放；另有一次，有一個姓鐘的交大學生,在公交公司的工人運動中被反動派殺害，我借校友關係向陳保泰面質，表示不滿，要他作善後處置，使得他無辭以對，只好唯唯諾諾而去。
此外，李還經常對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她曾給我讀兩本書，一本收載了毛主席的兩篇著作《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另一本是散文集，書名《方生未死之間》，記得其中收有茅盾的一篇文章。為了掩人耳目，那本毛主席著作的封面，偽裝為《論美軍登陸》。
我對毛主席的著作，讀得津津有味。那時,我的寓所已從惇信路（現武夷路）遷到長樂路一個交大梁姓同學家裡。到晚上，便祕密地仔細讀上幾頁，從而使我進一步看清了國民政府將被取代已不可避免,開始認識到只有向共產黨和人民靠攏,才有光明的前途。這樣，我留在上海的決心更堅定了。
在2月到5月初之間，我和李敏接觸較多。4月24日，那是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我到曹石俊夫婦家去，共產黨地下組織通過曹還給我介紹了張明。他提示我，多同上海工程技術界方面聯繫，做些工作。從此，我同科技界朋友的來往接觸更多了,特別是老一輩茅以升和較年輕的中國技術協會負責人宋名適、閔淑芬等。
5月16日以後，曹石俊夫婦又介紹一位“錢先生”同我聯繫，指示我草擬了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於5月23日交給他。當天下午，中國技術協會負責人宋名適來，給我一份上海市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我也轉交給了“錢先生”。另外，我還口頭提供了若干關於上海科技界情況的資料給他。
1949年3月25日，上海的工程界派出代表赴南京請願，呼籲和平，我也參加了這件事。
事先，中國工程師學會總會在上海董事會執行部召開會議，公推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5人為請願代表。會後由我們5人草擬了一份請願書,代表工業界和工程人士要求國共雙方停止軍事行動，迅速達成全面和平；並要求在和平未實現以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破壞工礦、交通、公用事業，不準士兵侵入工廠、礦場，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工廠的交通運輸，並允許食糧和原、燃料等運入工廠，以便維持生產、安定社會。定稿後，我們就於3月25日去南京。
趙祖康、茅以升、候德榜、惲震、顧毓瑔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請願書
27日，到總統府去見代總統李宗仁。李接受了請願書，表示可以考慮我們的要求，並請我們吃了飯，照了相。接著，我們去找行政院長何應欽。何的態度頑固，他的答覆大致是說，在戰爭方面是有準備的，準備劃江而守；如有可能，也準備進行和談；對於保護工礦一節，他只表示可以研究。
見過李宗仁、何應欽後,侯德榜又邀我們把給毛主席的請求書修改了一番，措辭比較尊重和婉轉。當時，國民黨和平代表團即將赴北平，便由侯德榜帶了請求書去看和談代表邵力子，請他轉呈毛主席。以後，我又和茅以升一起去看邵，想再當面懇託他一下，因為他不在家，沒會到。
我回上海後，把經過情況向李敏作了彙報。她聽了也很高興。
2
4月23日，南京解放。消息傳來，上海國民政府一片混亂,惶惶不可終日。那天，淞滬警備司令陳大慶特別召集上海各方面頭面人物於市府大廈小禮堂舉行所謂茶話會,聲嘶力竭地狂叫要守衛大上海。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谷正綱在旁幫腔，說得更凶狠，胡吹要與“共軍”作戰到底。但輪到各界人士講話時，顏惠慶卻說：“我希望一個月以後，局面有所改變，能夠恢復和平。”我在會上沒有發言，但顏的話激動了我的心絃，令人欽敬。以後，我就常去看他，向他請教。
5月12日，解放軍開始向上海外圍進攻。市政府內，先是市長吳國楨辭職逃跑了。5月初，原市府祕書長陳良改任市長，所遺祕書長職發表以茅以升繼任，但茅一再推病拒就，始終未到職。繼之,市府所屬各局局長也多辭離，陳良不得不另委繼任人選，發表以汪維恆為財政局長、趙祥麟為教育局長、陶一珊為民政局長、陳保泰為社會局長,至於警察局長，則早已由俞叔平改為毛森了。
這時,上海物價騰漲，市民生活更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垂死掙扎的湯恩伯、毛森等更加瘋狂地迫害和鎮壓革命群眾和青年學生，白色恐怖籠罩全市。但解放大軍的隆隆炮聲振奮著市民的心，震破了反動派的膽。陳良不得不演出下述的一幕。
5月23日深夜，我在寓所接到陳保泰的電話，說陳良要我立刻去市府見他。我回說沒有車子，他說可以馬上派車來接。上了車，我想先摸個底——會不會是我同地下黨的關係被他們發覺了?便先驅車去看陳保泰。陳正在收拾東西，家裡亂糟糟，神色很不安，對我只說“外面風聲很不好”，道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只好硬著頭皮到市府大廈找陳良，這時已是24日凌晨1點多鐘了。
陳良一見我，就裝著苦笑，開門見山地說：“我們要走了，上海市長職務想請你代理。”我一聽，心裡定了下來，就說：“時勢那麼緊張,我是勝任不了的。”他說:“你代理市長最適當。因為，第一，你在市府現任各局長中,工作年代最長，而且在同仁中也沒有什麼恩怨；第二，你辦事認真，操守也好，是個‘標準官員’，能夠得到市民的信任；第三,你是個技術人員，沒有政治派系，對方來了也不致讓你為難。”我還是表示辭謝，並且提出顏惠慶、張元濟和徐寄廎3人來，請他擇一選任。他說：“我已全聯繫過了，都不肯幹，現在只好請你勉為其難了。”
我和陳良談話時，就想起了李敏同志過去曾對我講，如果有機會的話，你應該把上海的政權接過來，因而最後就表示同意。在談話中，我問陳：“代理市長該代理些什麼？”他說：“只要做兩件事,一是維持秩序,二是辦理移交。”當我表示維持秩序有困難時，陳良拿出何應欽在4月29日左右給他的一封信給我看,大意是南京撤退時秩序很亂，治安破壞，致影響國際視聽；故萬一上海緊急時，望極力維持治安，所有警察、保安隊和義務警察等均不必撤走等等。隨後,他當面寫了個委我代理市長的手令，交我收存,又叫祕書鄭瑜把用紅布包好了的市府大印遞給我。我無處安放,只好帶回寓所，於天明後再帶到市府大廈，放進了保險櫃。從此，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就陷於白天亂哄哄、夜裡陰森森的境地。
24日晨，陳良又匆匆召集各局局長開會,宣佈了這件事。會後，我向陳說:“你要我辦理移交，我還勉強可以辦，但要我維持秩序，我實在無力勝任。今天，毛森沒參加會議，這事我更不好辦。”為此，陳良又把毛森找了來。我故意開玩笑似地對毛說：“我是技術人員，文人維持不來秩序,這個代理市長就請你當了吧。”他連忙說：“我不行，我不行。”隨後，就告訴我說：“現在各警察分局已都另派了副局長。‘對方’來時，他們大概不致會發生什麼問題。至於總局副局長，我可推薦陸大公來擔任，此人同‘對方’大概有些關係，我本來要辦他，一直忍著裝不知道。今後要維持秩序，你就找他好了。”我聽了心中一怔，是不是他可能已知我的情況，在指桑罵槐。
下午3時，陸大公拿了一張毛森的名片到工務局來看我。名片背面寫著“請派陸大公為警察局副局長”。我即批了“照辦”兩個字，並以嚴肅的口吻關照他：要切實負責維持好地方，並隨時與我保持聯繫。他唯唯允承而去。
下午6時,我還放心不下，便再要陳良陪我過蘇州河,到淞滬警備司令部去看湯恩伯和陳大慶。湯沒看到，只看到了陳。陳良便就溜走了，剩下我一個人同陳大慶對話。我十分婉轉地對他說：“為了維護市民的生命財產，特地來看你，希望你撤退隊伍時，不要與共軍太接近，以免發生大的衝突。”並且希望他把這層意思轉達給湯恩伯。他冷冷地表示接受，就送我走了。
我回到蘇州河南，立即就分訪顏惠慶和張元濟。他們都表示支持我，並答允幫助我。在訪顏談話時，我還先表示可否請他擔任代理市長。顏說：“不妥。孩子是要從孃胎裡生出來的，你是陳良下令派的，由你來代理市長，一切好辦。我當然盡力支持你。”
當晚9時，解放軍向市區發動總攻，首先從徐家彙進入市中心。到了25日凌晨半點鐘左右，我在寓所接到陸大公的電話說，解放軍已佔領了常熟路和長寧路兩個區的警察分局。我當即指示：“務必維持好秩序和治安，避免同解放軍衝突。”實際暗示他們繳械，又叫他放車來接我去市府大廈與他會商,他都答允了。
那一晚，我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情緒，通宵達旦地不斷接到各方，特別是蘇州河北一些機關、部門如屠宰場等處的來電，我都告以要勸說國民黨軍隊或其他反動武裝力量從速撤走或投降。同時，又想到自己身負維持治安的責任，關係重大，而手無寸鐵,只依仗著素無淵源的陸大公，總覺得定不下心來。因又分別打電話到警備司令部找陳良和陳大慶，要他們下令迅速撤退部隊，免得危害人民生命財產。陳良答覆我，關於維持治安方面，我可先到漢口路警察分局同陸大公商量；關於撤退部隊,可到虹口區去找他碰面再說。但到2時左右，陸大公來電說：解放軍已迅速進抵八仙橋等地，交通阻塞，途中怕有危險，故不派車來接我了。我就只好守在電話機前，隨時與他電話聯繫。我一再囑咐他務必保護好市府大廈，並叫他立即在市府大廈豎起白旗，表示投誠。他答允我照辦。
3時許，我再與陳良通話,吿訴他我已無法去蘇州河北。到4時左右,第三次通話,則已杳無迴音。從此，我與陳良和陳大慶完全繼絕了聯繫。
上海蘇州河南地區，就這樣獲得瞭解放。雖然局部地區有些騷亂和毀損，個別居民被流彈打死打傷，甚至市府大廈也曾中了若干流彈，但總的說來，社會秩序還是比較好的。特別是電力、自來水、煤氣等供應如常，電車和公共汽車到26日清晨6點半就大部出廠行駛，黃浦江上的交通也很快恢復起來。市廛不驚，人心安定，都比我原來料想要好。
3
5月25日清晨，蘇州河南已告平定。我到市府大廈，看到已豎起白旗，大門口架放著原警衛市府大廈的槍支，內心很高興。我進入原祕書長辦公室,作為我的臨時辦公室，看到有些局、處的高級人員在那裡等我，便先囑咐他們各回原崗位照料工作。從工務局叫來兩位祕書,為我辦理祕書和對外聯繫工作。先叫他們用電話通知各局、處，說我已在同各有關方面聯繫，要他們安心靜候處置。
部署完畢後，我就於上午8點半左右去看顏惠慶，請教他該怎樣辦理移交的問題。我在代理市長前,國民黨市政府曾對所屬發過一個所謂“應變”文件，是要破壞、毀滅各種檔案和財產之類的措施，並規定要成立執行這項工作的機構。當時，我已與地下黨取得聯繫。所以，我只在工務局局務會議上把這個文件草草提了一下，敷衍過去。以後，在一次市府行政會議上，毛森力主要市府所屬“自行銷燬”各種檔案，但因我和有些人表示不同意而未達成決議，市府就未行文下達。為了保存工務局的檔案，我囑咐一位機要祕書通知有關部門把過去借調出去的檔案一律收回，並規定不準再借調出去。對於“自行銷燬”檔案，我通知有關祕書，以無行文下達為由，儘量拖下去，不予執行。這位祕書還堅決地說：“拖一天是一天，要拖到手槍對著我，逼得我走投無路時再說。”所以，工務局的檔案，移交時比較完整。
我去看顏惠慶時,他因年逾70，正臥床養息。我道明來意，才談了約1個小時左右，北洋政府時代的財政總長、時任上海市救濟委員會委員李思浩，陪了一箇中年客人來看顏。李是我初次認識，這位中年來客叫劉白(字君亮）。這天，李、劉兩人告訴顏惠慶，中共方面有兩位代表就要來看他。顏、李兩人就叫我坐候，以便會商一事。但等到11點半,中共代表仍未到。於是我再回市府，同財政局和上海市銀行聯繫，要他們務必保管好一切檔案和財產。然後，又叫我的祕書用電話分別指示各局處：一要大家固守工作崗位；二要確保檔案和財產的完整和安全；三要保證完整而系統的移交，非經我聯繫妥善，不得擅自移交。這是早先李敏和“錢先生”向我指點過的。另外，我們還通知各局處，自26日起，各派高級人員數人到市府集中辦公，以資聯繫。
當天下午2點半左右，我再去李思浩家。經他介紹，看到了中共代表李公然同志。據告，還有一位吳詠梅同志因事已先走，我此後也未再晤及。在李思浩和劉白兩人的從旁參加下，我同李公然商妥了下列8個問題：
（一）接收機關以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派人員，並備有證明文件者為限，其餘一律拒絕移交；（二）維持治安；（三）水電公用事業必須繼續維持，防止破壞；（四）各局、處人員應各守崗位，保管檔案財物，並照常工作；（五）戶口冊和地籍圖冊也很重要，務須妥為保存；（六）從速恢復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動員商店、工廠復業,公私銀行也必須暫先復業；（八）補發市府員工、警察5月份未發的工薪,但此點必須先向解放軍負責人徵求意見。
以上8項，大部分是由我提出，經李公然同志指示而商定的。其中第1點最關重要。因為，確有幾起未備規定證明而到各部門要求接收的，我都通知各部門由我直接交涉，予以拒絕了。其第6點,關於恢復市內交通的事，我是於當晚找公用局局長劉錫祺獲得解決的，因而26日晨，各交通車輛就基本上恢復了運行。當然,主要還是靠有關公司與車場地下黨組織和廣大職工的努力。
商妥了以上8項後，我又提出了釋放政治犯和被捕學生的事，李公然同意我的建議,但說必須先與軍事當局商洽後再辦。茅以升在這天晚上也來看我，要求釋放所謂政治犯4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學生。我就根據李的指示，於5月26日同解放軍聯繫，獲得批准，就交陸大公照辦,把他們釋放了。
最後,李公然同志建議我發表一個《告市民書》。我回到市府後，與我的祕書商量。由於當時外面用各種機關、團體名義發表公告的很多，市民對此真偽莫辨，而且我也不大願意用“代理市長”的名義發表公告，所以決定不發公告；有需要下達的，仍用開會或電話通知的方式下達，或發佈命令。當時就決定，把8項原則中若干有關要點，先分別通知市府直屬各處按照執行；另外通知各局負責人於翌日舉行會議，傳達這8項決定，並具體討論移交準備事宜。當晚，曹石俊和“錢先生”先後來看過，大家都感到很高興。
5月26日上午，在淮海中路社會局會議室開會時出席的人，有公用局局長劉錫祺、財政局局長汪維恆、社會局代理局長張振遠、地政局代理局長沈振家、教育局代理局長鄭瑜以及民政局、警察局、衛生局的代表等。會議根據8項原則作出了5點決議。其中關於移交問題的決議是：在軍管會接收人員來接洽時，應對他們說明關於舊市府和所屬各局的情況；辦理移交時，必須由各局、處從上而下，整個移交。
26日下午1時許，為了想同黨和解放軍取得進一步直接聯繫，我又去看李思浩。在李處，認識了軍管會軍事聯絡員劉光輝。當天下午3時，軍管會派晨鐘到市府大廈，負責市府警衛工作。我陪他巡視了檔案室。從這天起，他就駐在市府大廈辦公。
從抗戰勝利到上海解放,我一直任國民政府上海市工務局長。上海解放前夕，我還兼任了幾天代理市長。
上海解放後，陳毅同志對我諸多教誨。給我很大啟迪。現就所憶，記述如下：
1
我是學土木工程的。長期以來，抱著“交通救國”“工程建國”的幻想在國民政府從事道路和市政工程工作。抗戰勝利後，到上海任工務局局長，仍以“致力工程，為民服務”這八個字向新聞工作者宣稱自己的志願。但在國民政府統治下，這種願望只能是櫞木求魚。解放前三、四年的上海宦途生涯，逐漸使我擦亮了眼睛，深感國民黨的命運已如日薄西山，危在旦夕。我的出路又何在呢？是跟著蔣介石去臺灣麼？這是死路，當然不願再跟了。去香港或南洋麼？沒有經濟基礎和社會關係，怎樣工作和生活？留下吧，去教書還是搞工程呢？總之，猶豫不決，拿不定主意。但是，多年來的閱歷讓我認識到國民政府的腐朽沒落。所以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無論如何不再做國民政府的官。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無論去留何若，我今後還應以搞我的本行為事業，至於到哪裡去搞，主要是想在上海，但也沒有把握。
這時，上海人心浮動。有些人怕共產黨來了於己不利，有些人中了反動宣傳的毒，紛紛南逃。也有些人怕國民黨軍隊潰散時胡作非為，荼毒市民，因此易地暫避。我的親友恐我母親年老體弱，受不起打仗驚嚇，勸她離開上海。不得已，於1948年冬，託我愛人帶了3個孩子，侍奉老人去福州友人處暫住。另兩個較大的女兒不肯離開上海，正合我的想法，便一同留在上海。就這樣，終於迎來了上海的解放。
我有個親戚錢挹珊，是我“五四”運動時期的友人、松江同鄉錢江春的女兒；她的愛人曹石俊，我在抗戰勝利時認識了他，知道他在做外貿工作。我在和他們平常的接觸中，覺得他們是比較進步的。因而到1948年冬，彼此來往較多。當我愛人侍奉老母去閩前，他們幾度向我們宣傳解放軍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秋毫無犯的嚴明紀律，使我們打消了很多顧慮。但最終考慮到老母受不了打仗的風波，還是決定由我愛人陪同她去福州暫住。對於曹、錢夫婦的關心和勸告，我是很感激的，彼此的接觸也更增多了。後來，他們說要介紹進步人士同我見面交朋友，我欣然同意了。
1949年2月4日晚，我應邀到復興中路綠村他們的家裡吃飯，見到一男一女兩位素未平生的人。經介紹，男的姓樸，女的叫李敏。曹、錢夫婦讓我叫他們“樸先生”和“李小姐”，並悄悄地告訴我：“他們是中共地下黨員。”
當時，“李小姐”看起來還只是30多歲，身材不高，十分和氣，很有些文化水平。由於初會，彼此只寒暄了一陣，還對時局作了一般的漫談。對於他們的籍貫、住址等，我都不便問。閒談之下，他們表示願意今後多碰碰頭，我表示樂意。
這是中國共產黨同我的第一次直接接觸。此後，李敏同志就經常同我聯繫。解放後，才把她的真實姓名王月英說給我聽，並互致敬意。至於“樸先生”，只是這次見到了一面。
趙祖康和1949年2月4日與其會面的地下黨王月英同志（化名李小姐）
就在此事之前，有一天，我的同事、國民黨工務局副局長王某背地裡告訴我,他收聽到解放區的電臺廣播，指名叫我和另外兩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我聽了很興奮。回到寓所收聽，雖沒有收到，仍抑制不住高興,感到有了光明的前景。加以和李敏同志初次見面交流，久所縈繫的去向問題迎刃而解了。
經過與李敏同志接觸，並在她的推動下，以及曹、錢夫婦幫助下，我曾為中國共產黨主要做了以下四件事:
(一)2月間，李敏同志叫我設法取得湯恩伯軍隊在郊區所築碉堡的位置地圖。我在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裡沒有知己朋友，所以沒法弄到這種地圖。於是我想到工務局裡有一張市郊大橋地址圖，或許對解放軍的進軍有些用處。就以瞭解、研究建橋情況為藉口，向主管處要來了這張地圖,還要了一張市區地圖，一起帶到綠村曹寓。當天夜晚由李敏、錢挹珊兩人趕忙在市區地圖上覆繪了大橋地位，讓李於第二天帶走。這二天我到工務局上班，就將大橋地址原圖交還了主管處。
(二）約在5月初，李敏同志和我商談要我提供浙贛鐵路方面的資料。那時，浙贛鐵路的工程局副局長是我交通大學同學王元康。在徵得李敏同意後，我偕她到宛平路今衡山飯店附近王寓，與王見面。以後，王設法把鐵路資料弄到手，交給了李。因此解放初，王就被任命為鐵道部工程局副局長。
（三）湯恩伯在環市四郊構築碉堡，要求市政府轉向工務局徵借石子。我同李敏同志商量，她指示我用拖的辦法，儘量推遲工程進度。我便同湯扯皮，用各種辦法，強調種種困難：先是推說這是市政工程的備料,拒絕移用；以後又讓步說，只能暫借，要湯的機關自己標購材料，限期歸還工務局等等，一直拖了好久。
(四）我還多次向李敏同志反映國民政府動態。在她和曹、錢夫婦的啟發和推動下，我曾多次在市府會議上或會議外提出，為市府所屬員工提高福利待遇和生活補助的議案，為保障群眾運動或學生運動人身安全的建議等等,曾收到一定效果。例如，有一次我曾提請對全市教職員工提前發放幾個月工薪，“以濟窮困”，獲得通過；有一次向毛森提出，要警察局釋放一個無辜被捕的葛姓工程師，終於獲得釋放；另有一次，有一個姓鐘的交大學生,在公交公司的工人運動中被反動派殺害，我借校友關係向陳保泰面質，表示不滿，要他作善後處置，使得他無辭以對，只好唯唯諾諾而去。
此外，李還經常對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她曾給我讀兩本書，一本收載了毛主席的兩篇著作《論聯合政府》和《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另一本是散文集，書名《方生未死之間》，記得其中收有茅盾的一篇文章。為了掩人耳目，那本毛主席著作的封面，偽裝為《論美軍登陸》。
我對毛主席的著作，讀得津津有味。那時,我的寓所已從惇信路（現武夷路）遷到長樂路一個交大梁姓同學家裡。到晚上，便祕密地仔細讀上幾頁，從而使我進一步看清了國民政府將被取代已不可避免,開始認識到只有向共產黨和人民靠攏,才有光明的前途。這樣，我留在上海的決心更堅定了。
在2月到5月初之間，我和李敏接觸較多。4月24日，那是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我到曹石俊夫婦家去，共產黨地下組織通過曹還給我介紹了張明。他提示我，多同上海工程技術界方面聯繫，做些工作。從此，我同科技界朋友的來往接觸更多了,特別是老一輩茅以升和較年輕的中國技術協會負責人宋名適、閔淑芬等。
5月16日以後，曹石俊夫婦又介紹一位“錢先生”同我聯繫，指示我草擬了一份《接收上海市公用事業計劃大要》，於5月23日交給他。當天下午，中國技術協會負責人宋名適來，給我一份上海市電力公司重要技術人員名單，我也轉交給了“錢先生”。另外，我還口頭提供了若干關於上海科技界情況的資料給他。
1949年3月25日，上海的工程界派出代表赴南京請願，呼籲和平，我也參加了這件事。
事先，中國工程師學會總會在上海董事會執行部召開會議，公推侯德榜、茅以升、惲震、趙祖康和顧毓瑔5人為請願代表。會後由我們5人草擬了一份請願書,代表工業界和工程人士要求國共雙方停止軍事行動，迅速達成全面和平；並要求在和平未實現以前，不以工礦地區為作戰據點；不破壞工礦、交通、公用事業，不準士兵侵入工廠、礦場，損壞或遷走工廠設備；維持工廠的交通運輸，並允許食糧和原、燃料等運入工廠，以便維持生產、安定社會。定稿後，我們就於3月25日去南京。
趙祖康、茅以升、候德榜、惲震、顧毓瑔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遞請願書
27日，到總統府去見代總統李宗仁。李接受了請願書，表示可以考慮我們的要求，並請我們吃了飯，照了相。接著，我們去找行政院長何應欽。何的態度頑固，他的答覆大致是說，在戰爭方面是有準備的，準備劃江而守；如有可能，也準備進行和談；對於保護工礦一節，他只表示可以研究。
見過李宗仁、何應欽後,侯德榜又邀我們把給毛主席的請求書修改了一番，措辭比較尊重和婉轉。當時，國民黨和平代表團即將赴北平，便由侯德榜帶了請求書去看和談代表邵力子，請他轉呈毛主席。以後，我又和茅以升一起去看邵，想再當面懇託他一下，因為他不在家，沒會到。
我回上海後，把經過情況向李敏作了彙報。她聽了也很高興。
2
4月23日，南京解放。消息傳來，上海國民政府一片混亂,惶惶不可終日。那天，淞滬警備司令陳大慶特別召集上海各方面頭面人物於市府大廈小禮堂舉行所謂茶話會,聲嘶力竭地狂叫要守衛大上海。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谷正綱在旁幫腔，說得更凶狠，胡吹要與“共軍”作戰到底。但輪到各界人士講話時，顏惠慶卻說：“我希望一個月以後，局面有所改變，能夠恢復和平。”我在會上沒有發言，但顏的話激動了我的心絃，令人欽敬。以後，我就常去看他，向他請教。
5月12日，解放軍開始向上海外圍進攻。市政府內，先是市長吳國楨辭職逃跑了。5月初，原市府祕書長陳良改任市長，所遺祕書長職發表以茅以升繼任，但茅一再推病拒就，始終未到職。繼之,市府所屬各局局長也多辭離，陳良不得不另委繼任人選，發表以汪維恆為財政局長、趙祥麟為教育局長、陶一珊為民政局長、陳保泰為社會局長,至於警察局長，則早已由俞叔平改為毛森了。
這時,上海物價騰漲，市民生活更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垂死掙扎的湯恩伯、毛森等更加瘋狂地迫害和鎮壓革命群眾和青年學生，白色恐怖籠罩全市。但解放大軍的隆隆炮聲振奮著市民的心，震破了反動派的膽。陳良不得不演出下述的一幕。
5月23日深夜，我在寓所接到陳保泰的電話，說陳良要我立刻去市府見他。我回說沒有車子，他說可以馬上派車來接。上了車，我想先摸個底——會不會是我同地下黨的關係被他們發覺了?便先驅車去看陳保泰。陳正在收拾東西，家裡亂糟糟，神色很不安，對我只說“外面風聲很不好”，道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只好硬著頭皮到市府大廈找陳良，這時已是24日凌晨1點多鐘了。
陳良一見我，就裝著苦笑，開門見山地說：“我們要走了，上海市長職務想請你代理。”我一聽，心裡定了下來，就說：“時勢那麼緊張,我是勝任不了的。”他說:“你代理市長最適當。因為，第一，你在市府現任各局長中,工作年代最長，而且在同仁中也沒有什麼恩怨；第二，你辦事認真，操守也好，是個‘標準官員’，能夠得到市民的信任；第三,你是個技術人員，沒有政治派系，對方來了也不致讓你為難。”我還是表示辭謝，並且提出顏惠慶、張元濟和徐寄廎3人來，請他擇一選任。他說：“我已全聯繫過了，都不肯幹，現在只好請你勉為其難了。”
我和陳良談話時，就想起了李敏同志過去曾對我講，如果有機會的話，你應該把上海的政權接過來，因而最後就表示同意。在談話中，我問陳：“代理市長該代理些什麼？”他說：“只要做兩件事,一是維持秩序,二是辦理移交。”當我表示維持秩序有困難時，陳良拿出何應欽在4月29日左右給他的一封信給我看,大意是南京撤退時秩序很亂，治安破壞，致影響國際視聽；故萬一上海緊急時，望極力維持治安，所有警察、保安隊和義務警察等均不必撤走等等。隨後,他當面寫了個委我代理市長的手令，交我收存,又叫祕書鄭瑜把用紅布包好了的市府大印遞給我。我無處安放,只好帶回寓所，於天明後再帶到市府大廈，放進了保險櫃。從此，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就陷於白天亂哄哄、夜裡陰森森的境地。
24日晨，陳良又匆匆召集各局局長開會,宣佈了這件事。會後，我向陳說:“你要我辦理移交，我還勉強可以辦，但要我維持秩序，我實在無力勝任。今天，毛森沒參加會議，這事我更不好辦。”為此，陳良又把毛森找了來。我故意開玩笑似地對毛說：“我是技術人員，文人維持不來秩序,這個代理市長就請你當了吧。”他連忙說：“我不行，我不行。”隨後，就告訴我說：“現在各警察分局已都另派了副局長。‘對方’來時，他們大概不致會發生什麼問題。至於總局副局長，我可推薦陸大公來擔任，此人同‘對方’大概有些關係，我本來要辦他，一直忍著裝不知道。今後要維持秩序，你就找他好了。”我聽了心中一怔，是不是他可能已知我的情況，在指桑罵槐。
下午3時，陸大公拿了一張毛森的名片到工務局來看我。名片背面寫著“請派陸大公為警察局副局長”。我即批了“照辦”兩個字，並以嚴肅的口吻關照他：要切實負責維持好地方，並隨時與我保持聯繫。他唯唯允承而去。
下午6時,我還放心不下，便再要陳良陪我過蘇州河,到淞滬警備司令部去看湯恩伯和陳大慶。湯沒看到，只看到了陳。陳良便就溜走了，剩下我一個人同陳大慶對話。我十分婉轉地對他說：“為了維護市民的生命財產，特地來看你，希望你撤退隊伍時，不要與共軍太接近，以免發生大的衝突。”並且希望他把這層意思轉達給湯恩伯。他冷冷地表示接受，就送我走了。
我回到蘇州河南，立即就分訪顏惠慶和張元濟。他們都表示支持我，並答允幫助我。在訪顏談話時，我還先表示可否請他擔任代理市長。顏說：“不妥。孩子是要從孃胎裡生出來的，你是陳良下令派的，由你來代理市長，一切好辦。我當然盡力支持你。”
當晚9時，解放軍向市區發動總攻，首先從徐家彙進入市中心。到了25日凌晨半點鐘左右，我在寓所接到陸大公的電話說，解放軍已佔領了常熟路和長寧路兩個區的警察分局。我當即指示：“務必維持好秩序和治安，避免同解放軍衝突。”實際暗示他們繳械，又叫他放車來接我去市府大廈與他會商,他都答允了。
那一晚，我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情緒，通宵達旦地不斷接到各方，特別是蘇州河北一些機關、部門如屠宰場等處的來電，我都告以要勸說國民黨軍隊或其他反動武裝力量從速撤走或投降。同時，又想到自己身負維持治安的責任，關係重大，而手無寸鐵,只依仗著素無淵源的陸大公，總覺得定不下心來。因又分別打電話到警備司令部找陳良和陳大慶，要他們下令迅速撤退部隊，免得危害人民生命財產。陳良答覆我，關於維持治安方面，我可先到漢口路警察分局同陸大公商量；關於撤退部隊,可到虹口區去找他碰面再說。但到2時左右，陸大公來電說：解放軍已迅速進抵八仙橋等地，交通阻塞，途中怕有危險，故不派車來接我了。我就只好守在電話機前，隨時與他電話聯繫。我一再囑咐他務必保護好市府大廈，並叫他立即在市府大廈豎起白旗，表示投誠。他答允我照辦。
3時許，我再與陳良通話,吿訴他我已無法去蘇州河北。到4時左右,第三次通話,則已杳無迴音。從此，我與陳良和陳大慶完全繼絕了聯繫。
上海蘇州河南地區，就這樣獲得瞭解放。雖然局部地區有些騷亂和毀損，個別居民被流彈打死打傷，甚至市府大廈也曾中了若干流彈，但總的說來，社會秩序還是比較好的。特別是電力、自來水、煤氣等供應如常，電車和公共汽車到26日清晨6點半就大部出廠行駛，黃浦江上的交通也很快恢復起來。市廛不驚，人心安定，都比我原來料想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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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清晨，蘇州河南已告平定。我到市府大廈，看到已豎起白旗，大門口架放著原警衛市府大廈的槍支，內心很高興。我進入原祕書長辦公室,作為我的臨時辦公室，看到有些局、處的高級人員在那裡等我，便先囑咐他們各回原崗位照料工作。從工務局叫來兩位祕書,為我辦理祕書和對外聯繫工作。先叫他們用電話通知各局、處，說我已在同各有關方面聯繫，要他們安心靜候處置。
部署完畢後，我就於上午8點半左右去看顏惠慶，請教他該怎樣辦理移交的問題。我在代理市長前,國民黨市政府曾對所屬發過一個所謂“應變”文件，是要破壞、毀滅各種檔案和財產之類的措施，並規定要成立執行這項工作的機構。當時，我已與地下黨取得聯繫。所以，我只在工務局局務會議上把這個文件草草提了一下，敷衍過去。以後，在一次市府行政會議上，毛森力主要市府所屬“自行銷燬”各種檔案，但因我和有些人表示不同意而未達成決議，市府就未行文下達。為了保存工務局的檔案，我囑咐一位機要祕書通知有關部門把過去借調出去的檔案一律收回，並規定不準再借調出去。對於“自行銷燬”檔案，我通知有關祕書，以無行文下達為由，儘量拖下去，不予執行。這位祕書還堅決地說：“拖一天是一天，要拖到手槍對著我，逼得我走投無路時再說。”所以，工務局的檔案，移交時比較完整。
我去看顏惠慶時,他因年逾70，正臥床養息。我道明來意，才談了約1個小時左右，北洋政府時代的財政總長、時任上海市救濟委員會委員李思浩，陪了一箇中年客人來看顏。李是我初次認識，這位中年來客叫劉白(字君亮）。這天，李、劉兩人告訴顏惠慶，中共方面有兩位代表就要來看他。顏、李兩人就叫我坐候，以便會商一事。但等到11點半,中共代表仍未到。於是我再回市府，同財政局和上海市銀行聯繫，要他們務必保管好一切檔案和財產。然後，又叫我的祕書用電話分別指示各局處：一要大家固守工作崗位；二要確保檔案和財產的完整和安全；三要保證完整而系統的移交，非經我聯繫妥善，不得擅自移交。這是早先李敏和“錢先生”向我指點過的。另外，我們還通知各局處，自26日起，各派高級人員數人到市府集中辦公，以資聯繫。
當天下午2點半左右，我再去李思浩家。經他介紹，看到了中共代表李公然同志。據告，還有一位吳詠梅同志因事已先走，我此後也未再晤及。在李思浩和劉白兩人的從旁參加下，我同李公然商妥了下列8個問題：
（一）接收機關以軍事管制委員會所派人員，並備有證明文件者為限，其餘一律拒絕移交；（二）維持治安；（三）水電公用事業必須繼續維持，防止破壞；（四）各局、處人員應各守崗位，保管檔案財物，並照常工作；（五）戶口冊和地籍圖冊也很重要，務須妥為保存；（六）從速恢復公共交通，以安人心；（七）動員商店、工廠復業,公私銀行也必須暫先復業；（八）補發市府員工、警察5月份未發的工薪,但此點必須先向解放軍負責人徵求意見。
以上8項，大部分是由我提出，經李公然同志指示而商定的。其中第1點最關重要。因為，確有幾起未備規定證明而到各部門要求接收的，我都通知各部門由我直接交涉，予以拒絕了。其第6點,關於恢復市內交通的事，我是於當晚找公用局局長劉錫祺獲得解決的，因而26日晨，各交通車輛就基本上恢復了運行。當然,主要還是靠有關公司與車場地下黨組織和廣大職工的努力。
商妥了以上8項後，我又提出了釋放政治犯和被捕學生的事，李公然同意我的建議,但說必須先與軍事當局商洽後再辦。茅以升在這天晚上也來看我，要求釋放所謂政治犯4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學生。我就根據李的指示，於5月26日同解放軍聯繫，獲得批准，就交陸大公照辦,把他們釋放了。
最後,李公然同志建議我發表一個《告市民書》。我回到市府後，與我的祕書商量。由於當時外面用各種機關、團體名義發表公告的很多，市民對此真偽莫辨，而且我也不大願意用“代理市長”的名義發表公告，所以決定不發公告；有需要下達的，仍用開會或電話通知的方式下達，或發佈命令。當時就決定，把8項原則中若干有關要點，先分別通知市府直屬各處按照執行；另外通知各局負責人於翌日舉行會議，傳達這8項決定，並具體討論移交準備事宜。當晚，曹石俊和“錢先生”先後來看過，大家都感到很高興。
5月26日上午，在淮海中路社會局會議室開會時出席的人，有公用局局長劉錫祺、財政局局長汪維恆、社會局代理局長張振遠、地政局代理局長沈振家、教育局代理局長鄭瑜以及民政局、警察局、衛生局的代表等。會議根據8項原則作出了5點決議。其中關於移交問題的決議是：在軍管會接收人員來接洽時，應對他們說明關於舊市府和所屬各局的情況；辦理移交時，必須由各局、處從上而下，整個移交。
26日下午1時許，為了想同黨和解放軍取得進一步直接聯繫，我又去看李思浩。在李處，認識了軍管會軍事聯絡員劉光輝。當天下午3時，軍管會派晨鐘到市府大廈，負責市府警衛工作。我陪他巡視了檔案室。從這天起，他就駐在市府大廈辦公。
1949年5月26日，在代市長趙祖康主持下，國民黨上海市政府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商討移交問題。圖為當日會議記錄
這時，蘇州河以南地區已全部解放，但蘇州河北岸部分地區還盤踞著國民黨殘餘部隊。早在湯恩伯逃跑以前，即5月23日，他就派國民黨第五十一軍軍長劉昌義兼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司令，負責指揮留在上海的國民黨部隊。劉昌義見到蘇州河南岸已完全解放，就在共產黨的影響下，棄暗投明，率部起義。劉是在上海解放後，我才認識的。但當時蘇州河北沿岸的郵政大樓、河濱大廈、百老匯大廈（現上海大廈)中，仍分別駐有青年軍二〇四師殘部，在負隅頑抗。25日深夜，顏惠慶叫人從河濱大廈打電話給我，要我從速設法與解放軍聯繫，及早解決河北戰事。我便設法同解放軍師部一位姓何的負責同志通電話,他復告：“明晨9時起，蘇州河畔可以沒有戰事。”我聽了，非常興奮，體會到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解放軍從該時開始，將暫停用武力進攻，可以用人民的力量，以和平方式，來解決蘇州河北岸的解放問題。
5月26日，劉光輝同志到市府大廈我的辦公室,指點並協助我打電話給留守在郵政大樓裡的原郵政總局上海分局局長王裕光，叫他就近對駐在那裡的國民黨軍隊做工作，勸他們停戰繳械。其時，郵政大樓約有駐軍200人。他們通過王，在電話中要我轉向解放軍提出：要求尊重他們的所謂“軍人人格”，不要把這次繳械稱為投降。電話從下午2時起，一直打到4點半，反覆商談了2個多小時，最後決定了5點：（一）停戰；（二）國民黨駐軍立即繳械；（三）凡國民黨官兵願意留下的，應進行整編；（四）不願留下的，予以資遣；（五）尊重他們的“軍人人格”。於是郵政大樓上豎起了白旗。接著,對河濱大廈和百老匯大廈的駐軍，我們也從旁協助，用同樣方式先後和平解決。就這樣，5月27日早晨，解放軍浩浩蕩蕩地開進了蘇州河北岸，上海市全部解放，整個上海成為興奮歡樂的海洋。
5月27日，陳毅司令員派熊中節到市府大廈，帶來了軍管會陳司令員的條諭，說是準備明天來接管，要我做好準備。這時，《解放日報》開始發刊。發刊辭《慶祝大上海的解放》提出了當前的三大任務,其第三個任務是“順利完成接管，迅速恢復生產”。文章說：“對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的黨政軍機關，必須立即接管。我們號召各機關舊員工們不要驚擾，各在原職位上服從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及其派出的軍事代表，迅速完成清點移交等工作。一切聽命處理，不准許有任何破壞。”我反覆閱讀了這一節，隨即通知各局準備移交，並必須嚴格遵守執行這個任務,不得違抗。
28日下午2時，司令員兼市長陳毅同志偕同副市長曾山、韋愨兩同志以及潘漢年、劉曉、周林等同志來到市府大廈。我懷著喜悅而又緊張的心情歡迎他們，陳毅微笑著同我握手。接著，大家在市長辦公室裡坐了下來。陳毅同志招呼我坐在他辦公桌的對面，問我關於24日晚間陳大慶、陳良是怎樣逃跑的情況，我如實作了彙報。同時，周林同志叫我的祕書通知市府舊職工，齊集二樓小禮堂，參加我們準備的歡迎會。陳毅同志絲毫沒有我見慣了的國民黨官僚作風，特別關照讓所有勤、雜、工、警人員全部參加。到會的共約二、三百人,把小禮堂擠滿了。大會由人民政府祕書長周林主持，介紹陳毅司令員兼市長給大家講話。陳毅同志一開始就說：“你們沒有去臺灣，很好。我們表示歡迎。”他說：“蔣介石背叛革命，統治了23年，搞得民不聊生。”講到這裡，他指著牆上掛的孫中山先生像，說：“怎麼對得起他！”接著說：“歷史是無情的。蔣介石現在逃跑了，他是不會甘心失敗的。我看還是甘心的好，不甘心最後是要完蛋的！”末了，他說：“上海解放是一個偉大的變革。幾十年來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上海，現在已成為人民的城市。請大家各安職守，努力學習，改造世界觀，為革命、為人民多作些貢獻。我們的黨是不會埋沒人才的。”他勉勵大家服從命令，辦好移交，協助接管，聽候人民政府量材錄用。這番話，深深地感動了與會者，激起了熱烈的掌聲。
會後，副市長曾山、韋愨以及潘漢年分別接見舊市府各局、處長，徵詢意見。同時，陳毅同志又找我談話。我表示今後想去教書。他微笑著搖搖頭。那時，我雖然站到了人民一邊，但對在人民政府內工作，能不能同共產黨相處共事，把工作做好，有所疑慮。陳毅同志看出我躊躇不決的態度，掬誠相見地對我說：“趙先生，我們是一定能很好合作的。”這句話,出乎至誠，感人肺腑，真使我永生不忘，激動難已！
到了5月30日，我把舊市府大印交給了周林同志。於是再向陳毅同志談心，提出自己思想認識差，怕擔任工務局長做不好工作，願意先學習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兩個月後再看能不能就職。我還提出了對上海城市規劃的設想。前後談了有20多分鐘。他還是勸導我就任工務局長的工作，勉勵我邊工作，邊學習。我深為感激，才最終接受了。當時，我的家屬還在福州，而福州尚未解放，所以，我又要求先讓我把工作做起來，但正式命令則請俟福州解放再予發表。陳毅同意了。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關於我的任命，就於8月19日正式公開發表。
從此，我在共產黨領導下,走上了為人民服務的康莊大道。（趙祖康）
本文原載於《文史資料選輯·上海解放三十週年專輯》，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