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對決背後的山姆大叔
作者：凱文、陳暢
編輯：董指導
1992年，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頻繁飛往美國，以拯救命懸一線的韓國半導體產業。
坐在飛機上的他不禁感慨，人生起伏實在太刺激了。去年十月公司剛接待了俄羅斯首任總統葉利欽，令後者不禁讚歎“這是我一生參觀過最好的公司”、“一定會成功研製64M半導體存儲技術（DRAM）” 【1】。然而今年四月，三星卻不禁打了寒顫，美國即將對韓國半導體啟動反傾銷制裁。
雖然在DRAM領域日本傲視群雄，韓國僅佔20%的全球份額，但三星的突飛猛進依然令人注目。1992年8月《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認為三星集團已經從模仿者向開發者轉變。果不其然，幾周後三星便領先日本研製出了技術尖端的64M儲存半導體。這似乎更加驗證了美國舉起大棒的正確和必要。
率先喊出不滿的是美國半導體公司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ies），而80年代也正是美光率先和三星進行了技術合作，被三星親切稱之為“永遠尊敬的老師”。名師出高徒本是一件幸事，但美國公司在日本半導體崛起的過程中，早已吃夠了“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苦。因此，美國商務部很快便要求三星繳納高達出口價87.4%的保證金比例。
消息一出，韓國半導體公司高管們便坐不住了。三星半導體負責人金光浩（Kim Kwang Ho）坦言，“僅10%就足以讓韓國半導體處於非常困難的地步了”【2】，而87%無疑是滅頂之災了。因而，李健熙不得不親自飛往美國積極遊說。而韓國採用的談判技巧，也頗為經典。
樹立共同敵人：雖然DRAM市場下滑，但1992年美國還是力壓日本，重新奪回了半導體（包含存儲芯片、微處理芯片、集成電路等）總體份額第一的位置。因此，三星語重心長地提醒美國，“如果韓國不做存儲芯片，日本就會獨佔市場了”。翻譯一下就是，作為老三我們可以幫你幹老二啊。
瓦解聯盟利益：雖然半導體公司擔心三星搶佔市場，但是美國IT產業也不是鐵板一塊。三星等公司便向美國電腦廠商分析到，如果存儲器價格上漲，美國本土的個人電腦市場也會因價格上漲而受損。於是，康柏等電腦生產商便表態，芯片制裁可以，但不希望裝了韓國芯片的電腦產品價格上漲。
簡言之，就是切肉可以，別流血。這個表態看似支持制裁，實則是反對態度。由此，美國IT公司們的利益開始分化。
表達熾熱忠心：韓國也是眼看著美國存儲芯片被日本打趴的，他們自然也很清楚美國的擔憂。因而現代等公司則多次表態，“我們沒有日本那樣佔據50%-60%市場份額的想法，只想維持最低限度的有效生產而已”。江湖話術就是，大哥放心，叫一聲大哥，一輩子都是大哥。
韓國三大法寶一出，美國相關部門頓時拍了下腦袋，大嘆之前糊塗了。最終三星僅被徵收了0.74%的反傾銷稅率，而幾年前的日本半導體則被徵收了100%的進口關稅。日本半導體由於關稅、進口限額等制裁，已經從當年的頂天立地變得佝僂站立。然而，韓國這次遊說，則像一把刀扎向了日本半導體的後背，導致日本存儲芯片公司頓時橫臥在地。
"日韓對決背後的山姆大叔
作者：凱文、陳暢
編輯：董指導
1992年，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頻繁飛往美國，以拯救命懸一線的韓國半導體產業。
坐在飛機上的他不禁感慨，人生起伏實在太刺激了。去年十月公司剛接待了俄羅斯首任總統葉利欽，令後者不禁讚歎“這是我一生參觀過最好的公司”、“一定會成功研製64M半導體存儲技術（DRAM）” 【1】。然而今年四月，三星卻不禁打了寒顫，美國即將對韓國半導體啟動反傾銷制裁。
雖然在DRAM領域日本傲視群雄，韓國僅佔20%的全球份額，但三星的突飛猛進依然令人注目。1992年8月《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認為三星集團已經從模仿者向開發者轉變。果不其然，幾周後三星便領先日本研製出了技術尖端的64M儲存半導體。這似乎更加驗證了美國舉起大棒的正確和必要。
率先喊出不滿的是美國半導體公司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ies），而80年代也正是美光率先和三星進行了技術合作，被三星親切稱之為“永遠尊敬的老師”。名師出高徒本是一件幸事，但美國公司在日本半導體崛起的過程中，早已吃夠了“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苦。因此，美國商務部很快便要求三星繳納高達出口價87.4%的保證金比例。
消息一出，韓國半導體公司高管們便坐不住了。三星半導體負責人金光浩（Kim Kwang Ho）坦言，“僅10%就足以讓韓國半導體處於非常困難的地步了”【2】，而87%無疑是滅頂之災了。因而，李健熙不得不親自飛往美國積極遊說。而韓國採用的談判技巧，也頗為經典。
樹立共同敵人：雖然DRAM市場下滑，但1992年美國還是力壓日本，重新奪回了半導體（包含存儲芯片、微處理芯片、集成電路等）總體份額第一的位置。因此，三星語重心長地提醒美國，“如果韓國不做存儲芯片，日本就會獨佔市場了”。翻譯一下就是，作為老三我們可以幫你幹老二啊。
瓦解聯盟利益：雖然半導體公司擔心三星搶佔市場，但是美國IT產業也不是鐵板一塊。三星等公司便向美國電腦廠商分析到，如果存儲器價格上漲，美國本土的個人電腦市場也會因價格上漲而受損。於是，康柏等電腦生產商便表態，芯片制裁可以，但不希望裝了韓國芯片的電腦產品價格上漲。
簡言之，就是切肉可以，別流血。這個表態看似支持制裁，實則是反對態度。由此，美國IT公司們的利益開始分化。
表達熾熱忠心：韓國也是眼看著美國存儲芯片被日本打趴的，他們自然也很清楚美國的擔憂。因而現代等公司則多次表態，“我們沒有日本那樣佔據50%-60%市場份額的想法，只想維持最低限度的有效生產而已”。江湖話術就是，大哥放心，叫一聲大哥，一輩子都是大哥。
韓國三大法寶一出，美國相關部門頓時拍了下腦袋，大嘆之前糊塗了。最終三星僅被徵收了0.74%的反傾銷稅率，而幾年前的日本半導體則被徵收了100%的進口關稅。日本半導體由於關稅、進口限額等制裁，已經從當年的頂天立地變得佝僂站立。然而，韓國這次遊說，則像一把刀扎向了日本半導體的後背，導致日本存儲芯片公司頓時橫臥在地。
1975-2010年相關國家地區DRAM市場份額狀況
有禮貌的日本人並沒有立刻發作，而是默默隱忍，在化學材料領域依然突飛猛進。2019年，G20峰會剛剛結束，日本便突然宣佈從友好國家“白名單”中剔除韓國，停止向其出口三種半導體材料的優惠待遇，每次出口都需要近90天的時間來審核批准。而這些材料在半導體生產過程中至關重要，更重要的是日本佔據了90%的產能。
聽聞此消息，韓國企業再次陷入擔憂，甚至總統文在寅也出來喊話“希望日方撤回管制，兩國間展開有誠意的磋商”。
雖然背後捱了刀，但日本半導體也總算是回擊了一拳。刀光劍影、明爭暗奪、過橋抽板、身不由己，這些詞彙成為日韓兩國半導體樂章的韻腳，令人咂舌回味；而更令人忍不住窺視的，是那個若隱若現的擊鼓人。
01
日本可以說不
1945年8月30日下午兩點，一架印著美國空軍標誌的“巴丹號”C-54運輸機，在日本厚木海軍航空基地盤旋了幾圈後緩緩降落。美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戴著墨鏡、叼著菸斗、吐著煙霧，闊步走下了樓梯。麥克阿瑟足踏之地，曾是日本最耀武揚威的神風特攻隊的訓練場所，而如今在這裡站立的日本軍官，卻雙手垂立、眼神呆滯。
"日韓對決背後的山姆大叔
作者：凱文、陳暢
編輯：董指導
1992年，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頻繁飛往美國，以拯救命懸一線的韓國半導體產業。
坐在飛機上的他不禁感慨，人生起伏實在太刺激了。去年十月公司剛接待了俄羅斯首任總統葉利欽，令後者不禁讚歎“這是我一生參觀過最好的公司”、“一定會成功研製64M半導體存儲技術（DRAM）” 【1】。然而今年四月，三星卻不禁打了寒顫，美國即將對韓國半導體啟動反傾銷制裁。
雖然在DRAM領域日本傲視群雄，韓國僅佔20%的全球份額，但三星的突飛猛進依然令人注目。1992年8月《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認為三星集團已經從模仿者向開發者轉變。果不其然，幾周後三星便領先日本研製出了技術尖端的64M儲存半導體。這似乎更加驗證了美國舉起大棒的正確和必要。
率先喊出不滿的是美國半導體公司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ies），而80年代也正是美光率先和三星進行了技術合作，被三星親切稱之為“永遠尊敬的老師”。名師出高徒本是一件幸事，但美國公司在日本半導體崛起的過程中，早已吃夠了“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苦。因此，美國商務部很快便要求三星繳納高達出口價87.4%的保證金比例。
消息一出，韓國半導體公司高管們便坐不住了。三星半導體負責人金光浩（Kim Kwang Ho）坦言，“僅10%就足以讓韓國半導體處於非常困難的地步了”【2】，而87%無疑是滅頂之災了。因而，李健熙不得不親自飛往美國積極遊說。而韓國採用的談判技巧，也頗為經典。
樹立共同敵人：雖然DRAM市場下滑，但1992年美國還是力壓日本，重新奪回了半導體（包含存儲芯片、微處理芯片、集成電路等）總體份額第一的位置。因此，三星語重心長地提醒美國，“如果韓國不做存儲芯片，日本就會獨佔市場了”。翻譯一下就是，作為老三我們可以幫你幹老二啊。
瓦解聯盟利益：雖然半導體公司擔心三星搶佔市場，但是美國IT產業也不是鐵板一塊。三星等公司便向美國電腦廠商分析到，如果存儲器價格上漲，美國本土的個人電腦市場也會因價格上漲而受損。於是，康柏等電腦生產商便表態，芯片制裁可以，但不希望裝了韓國芯片的電腦產品價格上漲。
簡言之，就是切肉可以，別流血。這個表態看似支持制裁，實則是反對態度。由此，美國IT公司們的利益開始分化。
表達熾熱忠心：韓國也是眼看著美國存儲芯片被日本打趴的，他們自然也很清楚美國的擔憂。因而現代等公司則多次表態，“我們沒有日本那樣佔據50%-60%市場份額的想法，只想維持最低限度的有效生產而已”。江湖話術就是，大哥放心，叫一聲大哥，一輩子都是大哥。
韓國三大法寶一出，美國相關部門頓時拍了下腦袋，大嘆之前糊塗了。最終三星僅被徵收了0.74%的反傾銷稅率，而幾年前的日本半導體則被徵收了100%的進口關稅。日本半導體由於關稅、進口限額等制裁，已經從當年的頂天立地變得佝僂站立。然而，韓國這次遊說，則像一把刀扎向了日本半導體的後背，導致日本存儲芯片公司頓時橫臥在地。
1975-2010年相關國家地區DRAM市場份額狀況
有禮貌的日本人並沒有立刻發作，而是默默隱忍，在化學材料領域依然突飛猛進。2019年，G20峰會剛剛結束，日本便突然宣佈從友好國家“白名單”中剔除韓國，停止向其出口三種半導體材料的優惠待遇，每次出口都需要近90天的時間來審核批准。而這些材料在半導體生產過程中至關重要，更重要的是日本佔據了90%的產能。
聽聞此消息，韓國企業再次陷入擔憂，甚至總統文在寅也出來喊話“希望日方撤回管制，兩國間展開有誠意的磋商”。
雖然背後捱了刀，但日本半導體也總算是回擊了一拳。刀光劍影、明爭暗奪、過橋抽板、身不由己，這些詞彙成為日韓兩國半導體樂章的韻腳，令人咂舌回味；而更令人忍不住窺視的，是那個若隱若現的擊鼓人。
01
日本可以說不
1945年8月30日下午兩點，一架印著美國空軍標誌的“巴丹號”C-54運輸機，在日本厚木海軍航空基地盤旋了幾圈後緩緩降落。美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戴著墨鏡、叼著菸斗、吐著煙霧，闊步走下了樓梯。麥克阿瑟足踏之地，曾是日本最耀武揚威的神風特攻隊的訓練場所，而如今在這裡站立的日本軍官，卻雙手垂立、眼神呆滯。
影視作品裡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登陸日本下飛機前的形象
麥克阿瑟乘坐著日本集全國之力找來的老爺車，離開機場。破破舊舊的老爺車，一如戰後的日本。而美國林肯轎車在道路上留下一道道印痕，彷彿在炫耀著美國對日本即將開始的全面“馴化”。隨後美國不僅在日本展開了“均地權、打財閥”的經濟運動，也在教育領域開展了“去天皇、舉個人”的文化思潮。
但美國種種做法仍不過是打壓日本軍國主義，維持日本平穩。然而，1950年6月來自北方的槍聲，卻給日本帶來了幸運和繁榮。北朝鮮軍隊向南推進的消息令麥克阿瑟夢中驚醒，他噩夢般呆坐在床上，思考美國的亞洲政策是什麼。這一問題也是五角大樓晝思夜想的。最終，日本被選作了美國的亞洲戰略根據地、亞洲工廠。
隨後的美國，對日本敞開了懷抱，財閥的打壓停止了，資金的支援增加了，而且技術也開始批量轉讓。伴隨著冷戰的推進，美國科研力量開始向軍用電子產品傾斜，日本趁機成為了民用電子的承接者。1953年，東京通信工業（SONY前身）創始人盛田昭夫飛往紐約，競買貝爾實驗室的晶體管專利，兩年後研發出了全球第一臺晶體管收音機。
50年代，日本的口號是“趁著世界技術革新的東風，讓日本走向新的建國之路。”而到了1959年，日本晶體管產量首次超越美國。對於日本的進步，美國也如老母親一般，看在眼裡樂在心裡，甚至派工程師手把手傳授生產小竅門。與此同時，美國半導體技術也在飛速發展，從晶體管到集成電路，從1KB存儲到超大規模電路，一批批關鍵技術相繼突破。
美國科技節節突破，令步步跟隨的日本半導體汗顏巨大差距。但隨著技術的積累，日本半導體產業的野心也越來越大。終於，1976年3月，日本通產省牽頭，聯合日立、NEC、富士通、東芝、三菱等五大企業設立了”VLSI技術研究所”。項目合計投資720億日元，政府部分出資佔到了45%。政府和企業舉國之力來攻克技術，成為日本半導體突破的祕訣。
研究所在隨後四年內相繼孵化出了1557件專利，而基於這些專利，日本存儲芯片率先實現64KB DRAM技術的逆襲、並在256K、1MB等技術關口遙遙領先於美國。日本存儲芯片市場份額不斷提升。而與此同時，日本在汽車、家電等領域也突飛猛進，靠著工匠精神，因著性價比深受美國消費者歡迎。80年代，美國汽車每四輛就有一輛來自日本。
日本迎來了大消費、大生產的時代，甚至於美國學者傅高義觀察了日本多年後，寫了一本暢銷書《日本第一》。他在書中坦言“寫這本書是為了讓美國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國做得好，而當時美國人還不瞭解日本人取得了這麼大的成績”。
美國怎麼可能不瞭解日本取得的成績呢。1980年，惠普公佈了一份DRAM採購質量對比書，美國巨頭英特爾、德州儀器和莫斯泰克的不合格率，竟比日本NEC、日立和富士通等三家企業整整高出6倍。質優量大，日本半導體橫衝直撞，把64KB DRAM價格從100美元拖至5美元，令美國半導體公司苦不堪言。
日本企業相繼擊敗了一個個美國公司，索尼成為電子數碼的代名詞，任天堂成為遊戲的首選，日本成為高質量的背書，水管工“馬里奧”也風靡全球。
1989年，索尼收購了美國哥倫比亞公司，將日本的腳踏在了美國國土上。創始人盛田昭夫得意之情像極了當年的麥克阿瑟，並器宇軒昂地寫下了一本書《日本可以說不》。
02
美國教你做人
1981年3月，美國汽車工會（UAW）的工人聚集起來，掄起錘子砸向了一輛豐田卡羅拉汽車。車前掛著個小黑板，上面寫著“如果在美國賣車，就得在美國生產”。第二年，北印第安納州工會也組織路人砸日本車，砸一錘子1美元。日本工人狂歡的80年代，美國工人早已積滿了怒氣。
而伴隨著1987年的一次調查，美國高層的怒氣也開始激起。當年3月，日本政府確認東芝機械公司曾在5年前向前蘇聯出售了9軸數控機床裝置，這引起了美國議員們義憤填膺的批判， “這正印證了列寧的話，資本家由於太貪婪，連我們準備用來絞死他們的絞索都會賣給我們”。【3】一些議員甚至在白宮門前掄起錘子砸向了東芝公司生產的收音機、電視機。
而事實上，從5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相繼對日本紡織品、鋼鐵、彩電、汽車產業進行了一系列的制裁。1972年美國拒絕向卡西歐提供核心電路，導致後者在美國市佔率從80%降至30%。而到了1985年，美光科技的一紙訴狀也開啟了美國對日本半導體行業的制裁，隨後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也向政府控訴日本電子產品傾銷。
一場符合底層民意、中層心意、高層旨意的貿易戰，氣勢洶洶地向日本開來，而這場戰爭共有兩大戰役。
1. 結構總決戰（1989年-1994年）：1989年美國發起了全行業級別的貿易決戰：啟動超級301條款，要求日本開放部分國內市場，並直接強制日本修改國內經濟政策和方針，如逼迫日本承諾公共投資開支、修改不利外企的法律、調查商品價格等，最終與日本簽訂了“美日結構性貿易障礙協議”。
這裡面充滿辛酸往事，比如美國要求日本製定公共事業投資計劃，大藏省官員本想給口頭承諾矇混過關，但美方強制要求白紙黑字，而且週期要是10年。日本人做了10年400萬億日元的計劃送去審閱，被告知要再加30萬億。當時日本副首相說：“不能惹怒美國，美國要這麼說了那也沒辦法，再追加30萬億吧。”可謂屈辱至極。
2. 匯率總決戰（1985年）：一系列的行業貿易戰，並沒有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所以美國又將原因歸結為美元匯率的高估。1985年，在美國的主導和強制下，美、日、德、法、英等五國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問題，這就是大名鼎鼎的“The Plaza Accord（廣場協議）”。
匯率的談判也充滿戲劇。美國財政部長貝克在最後時刻一改前面的強硬態度，軟軟地說道“求你了，竹下大臣，美國需要你的幫助”。【4】前來談判的日本才長竹下登驚訝之餘，滿腹歡喜，“美國居然向日本低頭”，伴隨著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他同意了美國的條款。然而，即使他一百萬個不同意，面對全面仰賴美國的國防，又有什麼談判的籌碼呢。
協議簽訂之後，日本內存芯片價格持續上漲了40%，但到1990年時，日本仍以49%的市場份額雄踞IC產業第一。前十大半導體公司中日本上榜6家，而且位列前三。前期政策似乎並沒有效果，於是美國不得已在1991年又和日本續簽了《第二次半導體協議》，規定五年內美國半導體產業在日本的市場份額必須要從10%提高到20%。
而回到日本國內，日本政府也昏招連連。先在1986-87年期間，瘋狂壓低利率，催生了一大波資產泡沫；隨後卻在1989-90年期間，又瘋狂收縮貨幣，粗暴地刺破了泡沫，導致日本房價、地價、股價、經濟全面跳水，慘遭失去的十年。
這場頗為弔詭的貿易戰並沒有扭轉日美的貿易差額，但卻解決了日本半導體公司、解決了日本。
03
韓國走出陰影
韓國半導體的崛起，依賴於三星的發展。而三星的發展，則離不開日本的影子。1969年，三星便和日本三洋成立合資公司，為三洋貼牌生產電視；隨後和夏普共同生產液晶面板。但合作並不愉快。日本對技術進行了嚴防死守：不允許三星人員靠近電話機房、禁止參與技術討論，甚至連工廠內部架構、尺寸都拒絕提供。
以至於三星創始人李秉喆痛心不已地感慨：“我們拼命生產，可貼的都是日本商標，誰能知道這是三星生產的呢。我們何時才能從日本企業的陰影中擺脫出來呢？但我們感到傷自尊也要忍耐。”【5】三星為此買來了大量高檔電視，從拆機器開始反向研發攻關。終於在1976年，三星獨立開發出了韓國第一批彩色電視。
1980年，年逾古稀的李秉喆專程拜訪日本經濟學家稻葉博士，為三星的發展再謀方向。博士分析了全球宏微觀經濟後，總結道“石油、化工、鋼鐵等產業已經走到了尾聲，未來唯一出路就是發展尖端科技產業，眼下最合適的出路就是半導體”。這句話令李秉喆內心沸騰，日本的選擇也正是同樣地狹人稠、資源貧乏的韓國的未來。
李秉喆投資半導體的計劃並不是暢通無阻，首先遭遇的是身邊人的反對，認為他是自尋煩惱，無謂的挑戰。但固執的李秉喆還是力排眾議，堅持推進這個關乎三星命運、關係國家興旺發達的半導體項目，隨後從美光手中買來了64K DRAM的專利技術，選定了廠址。
3年後的深冬，氣溫逼近零下15度，李秉喆站在工地上指揮作業。幾架熱風機吹出股股熱浪，但出風口卻並不是對著李秉喆，而是旁邊的攪拌機。過低的氣溫導致水泥剛流出來就凍住了，但為了加快進度，工人們不得不採用了這種辦法。最終計劃18個月的工期被大幅縮減到了6個月。
一條條設備搬進了工廠，一片片芯片運出了廠門。誰料天公不做美。80年代初，北美最大的遊戲廠商雅達利，因遊戲品質低劣引發了玩家的唾棄，並導致遊戲機銷量下降了97%，而這是芯片重要的需求之一。加之日本大幅增產，芯片價格隨即從每片4美元雪崩至每片30美分。存儲芯片開創者英特爾，在虧損1.73億美金後宣佈退出DRAM存儲業務。
三星的日子也不好過，其芯片的生產成本是每片1.3美元，每生產一片幾乎虧1美元，很快便在三年內虧了3億美元。大幅的虧損令李秉喆心有不甘，直到1987年他因肺癌去世也依然拉著兒子李健熙的手，交代道“半導體更是為了我們的祖國，你一定要記住”。李秉喆的執著感動了一批批韓國人，他的離世也成為韓國海外人才報效祖國的助燃劑。
1987年，在 IBM實驗室工作了7年的芯片工程師陳大濟（Chin Dae-Je）離開了美國，回到韓國，因為他太想贏日本一次。他本以為IBM會不高興，但沒想到IBM還額外給了他兩個月工資並囑咐他，你回到韓國去的任務就是打破日本人在儲存芯片領域的壟斷。【6】
"日韓對決背後的山姆大叔
作者：凱文、陳暢
編輯：董指導
1992年，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頻繁飛往美國，以拯救命懸一線的韓國半導體產業。
坐在飛機上的他不禁感慨，人生起伏實在太刺激了。去年十月公司剛接待了俄羅斯首任總統葉利欽，令後者不禁讚歎“這是我一生參觀過最好的公司”、“一定會成功研製64M半導體存儲技術（DRAM）” 【1】。然而今年四月，三星卻不禁打了寒顫，美國即將對韓國半導體啟動反傾銷制裁。
雖然在DRAM領域日本傲視群雄，韓國僅佔20%的全球份額，但三星的突飛猛進依然令人注目。1992年8月《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認為三星集團已經從模仿者向開發者轉變。果不其然，幾周後三星便領先日本研製出了技術尖端的64M儲存半導體。這似乎更加驗證了美國舉起大棒的正確和必要。
率先喊出不滿的是美國半導體公司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ies），而80年代也正是美光率先和三星進行了技術合作，被三星親切稱之為“永遠尊敬的老師”。名師出高徒本是一件幸事，但美國公司在日本半導體崛起的過程中，早已吃夠了“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苦。因此，美國商務部很快便要求三星繳納高達出口價87.4%的保證金比例。
消息一出，韓國半導體公司高管們便坐不住了。三星半導體負責人金光浩（Kim Kwang Ho）坦言，“僅10%就足以讓韓國半導體處於非常困難的地步了”【2】，而87%無疑是滅頂之災了。因而，李健熙不得不親自飛往美國積極遊說。而韓國採用的談判技巧，也頗為經典。
樹立共同敵人：雖然DRAM市場下滑，但1992年美國還是力壓日本，重新奪回了半導體（包含存儲芯片、微處理芯片、集成電路等）總體份額第一的位置。因此，三星語重心長地提醒美國，“如果韓國不做存儲芯片，日本就會獨佔市場了”。翻譯一下就是，作為老三我們可以幫你幹老二啊。
瓦解聯盟利益：雖然半導體公司擔心三星搶佔市場，但是美國IT產業也不是鐵板一塊。三星等公司便向美國電腦廠商分析到，如果存儲器價格上漲，美國本土的個人電腦市場也會因價格上漲而受損。於是，康柏等電腦生產商便表態，芯片制裁可以，但不希望裝了韓國芯片的電腦產品價格上漲。
簡言之，就是切肉可以，別流血。這個表態看似支持制裁，實則是反對態度。由此，美國IT公司們的利益開始分化。
表達熾熱忠心：韓國也是眼看著美國存儲芯片被日本打趴的，他們自然也很清楚美國的擔憂。因而現代等公司則多次表態，“我們沒有日本那樣佔據50%-60%市場份額的想法，只想維持最低限度的有效生產而已”。江湖話術就是，大哥放心，叫一聲大哥，一輩子都是大哥。
韓國三大法寶一出，美國相關部門頓時拍了下腦袋，大嘆之前糊塗了。最終三星僅被徵收了0.74%的反傾銷稅率，而幾年前的日本半導體則被徵收了100%的進口關稅。日本半導體由於關稅、進口限額等制裁，已經從當年的頂天立地變得佝僂站立。然而，韓國這次遊說，則像一把刀扎向了日本半導體的後背，導致日本存儲芯片公司頓時橫臥在地。
1975-2010年相關國家地區DRAM市場份額狀況
有禮貌的日本人並沒有立刻發作，而是默默隱忍，在化學材料領域依然突飛猛進。2019年，G20峰會剛剛結束，日本便突然宣佈從友好國家“白名單”中剔除韓國，停止向其出口三種半導體材料的優惠待遇，每次出口都需要近90天的時間來審核批准。而這些材料在半導體生產過程中至關重要，更重要的是日本佔據了90%的產能。
聽聞此消息，韓國企業再次陷入擔憂，甚至總統文在寅也出來喊話“希望日方撤回管制，兩國間展開有誠意的磋商”。
雖然背後捱了刀，但日本半導體也總算是回擊了一拳。刀光劍影、明爭暗奪、過橋抽板、身不由己，這些詞彙成為日韓兩國半導體樂章的韻腳，令人咂舌回味；而更令人忍不住窺視的，是那個若隱若現的擊鼓人。
01
日本可以說不
1945年8月30日下午兩點，一架印著美國空軍標誌的“巴丹號”C-54運輸機，在日本厚木海軍航空基地盤旋了幾圈後緩緩降落。美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戴著墨鏡、叼著菸斗、吐著煙霧，闊步走下了樓梯。麥克阿瑟足踏之地，曾是日本最耀武揚威的神風特攻隊的訓練場所，而如今在這裡站立的日本軍官，卻雙手垂立、眼神呆滯。
影視作品裡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登陸日本下飛機前的形象
麥克阿瑟乘坐著日本集全國之力找來的老爺車，離開機場。破破舊舊的老爺車，一如戰後的日本。而美國林肯轎車在道路上留下一道道印痕，彷彿在炫耀著美國對日本即將開始的全面“馴化”。隨後美國不僅在日本展開了“均地權、打財閥”的經濟運動，也在教育領域開展了“去天皇、舉個人”的文化思潮。
但美國種種做法仍不過是打壓日本軍國主義，維持日本平穩。然而，1950年6月來自北方的槍聲，卻給日本帶來了幸運和繁榮。北朝鮮軍隊向南推進的消息令麥克阿瑟夢中驚醒，他噩夢般呆坐在床上，思考美國的亞洲政策是什麼。這一問題也是五角大樓晝思夜想的。最終，日本被選作了美國的亞洲戰略根據地、亞洲工廠。
隨後的美國，對日本敞開了懷抱，財閥的打壓停止了，資金的支援增加了，而且技術也開始批量轉讓。伴隨著冷戰的推進，美國科研力量開始向軍用電子產品傾斜，日本趁機成為了民用電子的承接者。1953年，東京通信工業（SONY前身）創始人盛田昭夫飛往紐約，競買貝爾實驗室的晶體管專利，兩年後研發出了全球第一臺晶體管收音機。
50年代，日本的口號是“趁著世界技術革新的東風，讓日本走向新的建國之路。”而到了1959年，日本晶體管產量首次超越美國。對於日本的進步，美國也如老母親一般，看在眼裡樂在心裡，甚至派工程師手把手傳授生產小竅門。與此同時，美國半導體技術也在飛速發展，從晶體管到集成電路，從1KB存儲到超大規模電路，一批批關鍵技術相繼突破。
美國科技節節突破，令步步跟隨的日本半導體汗顏巨大差距。但隨著技術的積累，日本半導體產業的野心也越來越大。終於，1976年3月，日本通產省牽頭，聯合日立、NEC、富士通、東芝、三菱等五大企業設立了”VLSI技術研究所”。項目合計投資720億日元，政府部分出資佔到了45%。政府和企業舉國之力來攻克技術，成為日本半導體突破的祕訣。
研究所在隨後四年內相繼孵化出了1557件專利，而基於這些專利，日本存儲芯片率先實現64KB DRAM技術的逆襲、並在256K、1MB等技術關口遙遙領先於美國。日本存儲芯片市場份額不斷提升。而與此同時，日本在汽車、家電等領域也突飛猛進，靠著工匠精神，因著性價比深受美國消費者歡迎。80年代，美國汽車每四輛就有一輛來自日本。
日本迎來了大消費、大生產的時代，甚至於美國學者傅高義觀察了日本多年後，寫了一本暢銷書《日本第一》。他在書中坦言“寫這本書是為了讓美國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國做得好，而當時美國人還不瞭解日本人取得了這麼大的成績”。
美國怎麼可能不瞭解日本取得的成績呢。1980年，惠普公佈了一份DRAM採購質量對比書，美國巨頭英特爾、德州儀器和莫斯泰克的不合格率，竟比日本NEC、日立和富士通等三家企業整整高出6倍。質優量大，日本半導體橫衝直撞，把64KB DRAM價格從100美元拖至5美元，令美國半導體公司苦不堪言。
日本企業相繼擊敗了一個個美國公司，索尼成為電子數碼的代名詞，任天堂成為遊戲的首選，日本成為高質量的背書，水管工“馬里奧”也風靡全球。
1989年，索尼收購了美國哥倫比亞公司，將日本的腳踏在了美國國土上。創始人盛田昭夫得意之情像極了當年的麥克阿瑟，並器宇軒昂地寫下了一本書《日本可以說不》。
02
美國教你做人
1981年3月，美國汽車工會（UAW）的工人聚集起來，掄起錘子砸向了一輛豐田卡羅拉汽車。車前掛著個小黑板，上面寫著“如果在美國賣車，就得在美國生產”。第二年，北印第安納州工會也組織路人砸日本車，砸一錘子1美元。日本工人狂歡的80年代，美國工人早已積滿了怒氣。
而伴隨著1987年的一次調查，美國高層的怒氣也開始激起。當年3月，日本政府確認東芝機械公司曾在5年前向前蘇聯出售了9軸數控機床裝置，這引起了美國議員們義憤填膺的批判， “這正印證了列寧的話，資本家由於太貪婪，連我們準備用來絞死他們的絞索都會賣給我們”。【3】一些議員甚至在白宮門前掄起錘子砸向了東芝公司生產的收音機、電視機。
而事實上，從5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相繼對日本紡織品、鋼鐵、彩電、汽車產業進行了一系列的制裁。1972年美國拒絕向卡西歐提供核心電路，導致後者在美國市佔率從80%降至30%。而到了1985年，美光科技的一紙訴狀也開啟了美國對日本半導體行業的制裁，隨後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也向政府控訴日本電子產品傾銷。
一場符合底層民意、中層心意、高層旨意的貿易戰，氣勢洶洶地向日本開來，而這場戰爭共有兩大戰役。
1. 結構總決戰（1989年-1994年）：1989年美國發起了全行業級別的貿易決戰：啟動超級301條款，要求日本開放部分國內市場，並直接強制日本修改國內經濟政策和方針，如逼迫日本承諾公共投資開支、修改不利外企的法律、調查商品價格等，最終與日本簽訂了“美日結構性貿易障礙協議”。
這裡面充滿辛酸往事，比如美國要求日本製定公共事業投資計劃，大藏省官員本想給口頭承諾矇混過關，但美方強制要求白紙黑字，而且週期要是10年。日本人做了10年400萬億日元的計劃送去審閱，被告知要再加30萬億。當時日本副首相說：“不能惹怒美國，美國要這麼說了那也沒辦法，再追加30萬億吧。”可謂屈辱至極。
2. 匯率總決戰（1985年）：一系列的行業貿易戰，並沒有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所以美國又將原因歸結為美元匯率的高估。1985年，在美國的主導和強制下，美、日、德、法、英等五國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問題，這就是大名鼎鼎的“The Plaza Accord（廣場協議）”。
匯率的談判也充滿戲劇。美國財政部長貝克在最後時刻一改前面的強硬態度，軟軟地說道“求你了，竹下大臣，美國需要你的幫助”。【4】前來談判的日本才長竹下登驚訝之餘，滿腹歡喜，“美國居然向日本低頭”，伴隨著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他同意了美國的條款。然而，即使他一百萬個不同意，面對全面仰賴美國的國防，又有什麼談判的籌碼呢。
協議簽訂之後，日本內存芯片價格持續上漲了40%，但到1990年時，日本仍以49%的市場份額雄踞IC產業第一。前十大半導體公司中日本上榜6家，而且位列前三。前期政策似乎並沒有效果，於是美國不得已在1991年又和日本續簽了《第二次半導體協議》，規定五年內美國半導體產業在日本的市場份額必須要從10%提高到20%。
而回到日本國內，日本政府也昏招連連。先在1986-87年期間，瘋狂壓低利率，催生了一大波資產泡沫；隨後卻在1989-90年期間，又瘋狂收縮貨幣，粗暴地刺破了泡沫，導致日本房價、地價、股價、經濟全面跳水，慘遭失去的十年。
這場頗為弔詭的貿易戰並沒有扭轉日美的貿易差額，但卻解決了日本半導體公司、解決了日本。
03
韓國走出陰影
韓國半導體的崛起，依賴於三星的發展。而三星的發展，則離不開日本的影子。1969年，三星便和日本三洋成立合資公司，為三洋貼牌生產電視；隨後和夏普共同生產液晶面板。但合作並不愉快。日本對技術進行了嚴防死守：不允許三星人員靠近電話機房、禁止參與技術討論，甚至連工廠內部架構、尺寸都拒絕提供。
以至於三星創始人李秉喆痛心不已地感慨：“我們拼命生產，可貼的都是日本商標，誰能知道這是三星生產的呢。我們何時才能從日本企業的陰影中擺脫出來呢？但我們感到傷自尊也要忍耐。”【5】三星為此買來了大量高檔電視，從拆機器開始反向研發攻關。終於在1976年，三星獨立開發出了韓國第一批彩色電視。
1980年，年逾古稀的李秉喆專程拜訪日本經濟學家稻葉博士，為三星的發展再謀方向。博士分析了全球宏微觀經濟後，總結道“石油、化工、鋼鐵等產業已經走到了尾聲，未來唯一出路就是發展尖端科技產業，眼下最合適的出路就是半導體”。這句話令李秉喆內心沸騰，日本的選擇也正是同樣地狹人稠、資源貧乏的韓國的未來。
李秉喆投資半導體的計劃並不是暢通無阻，首先遭遇的是身邊人的反對，認為他是自尋煩惱，無謂的挑戰。但固執的李秉喆還是力排眾議，堅持推進這個關乎三星命運、關係國家興旺發達的半導體項目，隨後從美光手中買來了64K DRAM的專利技術，選定了廠址。
3年後的深冬，氣溫逼近零下15度，李秉喆站在工地上指揮作業。幾架熱風機吹出股股熱浪，但出風口卻並不是對著李秉喆，而是旁邊的攪拌機。過低的氣溫導致水泥剛流出來就凍住了，但為了加快進度，工人們不得不採用了這種辦法。最終計劃18個月的工期被大幅縮減到了6個月。
一條條設備搬進了工廠，一片片芯片運出了廠門。誰料天公不做美。80年代初，北美最大的遊戲廠商雅達利，因遊戲品質低劣引發了玩家的唾棄，並導致遊戲機銷量下降了97%，而這是芯片重要的需求之一。加之日本大幅增產，芯片價格隨即從每片4美元雪崩至每片30美分。存儲芯片開創者英特爾，在虧損1.73億美金後宣佈退出DRAM存儲業務。
三星的日子也不好過，其芯片的生產成本是每片1.3美元，每生產一片幾乎虧1美元，很快便在三年內虧了3億美元。大幅的虧損令李秉喆心有不甘，直到1987年他因肺癌去世也依然拉著兒子李健熙的手，交代道“半導體更是為了我們的祖國，你一定要記住”。李秉喆的執著感動了一批批韓國人，他的離世也成為韓國海外人才報效祖國的助燃劑。
1987年，在 IBM實驗室工作了7年的芯片工程師陳大濟（Chin Dae-Je）離開了美國，回到韓國，因為他太想贏日本一次。他本以為IBM會不高興，但沒想到IBM還額外給了他兩個月工資並囑咐他，你回到韓國去的任務就是打破日本人在儲存芯片領域的壟斷。【6】
三星半導體動員大會，九十年代
伴隨著大批韓國人才迴歸的，還有數百名美國工程師。與此同時，韓國政府開始出面推動半導體發展，不僅為半導體公司提供了3.5億美元的貸款，還承擔60%研發經費，整合了大學、實驗室一起攻克技術難關。三星等公司頂著300%的負債率，在政府支持下大搞反週期投資。
而以“舉國體制”自豪的日本，卻被廣場協議擊垮，東芝等公司再無力來擴大資本支出，工程師薪水也大幅跳水。甚至於在東芝工作的日本國寶級發明家舛岡富士雄因多次索要研發經費，引起股東不滿隨後被架空。這些人成為了三星公司眼中的寶貝，提供的待遇包括1輛轎車、3倍薪水，4居室房子，遠超通州政府給諾貝爾獎得主的獎勵。
儘管韓國擁有了人才、資金，但由於在大型機時代，存儲芯片的質量保障才是客戶首選，因此，韓國存儲芯片的性價比並不能吸引客戶眼球。但windows系統的誕生、IBM兼容機的推廣，卻改變了需求市場。快速更新、持續爆發的個人電腦，早已不需要質保期長達25年的芯片，就像大家不會買3米摔下來也不會壞的彩電一樣。
因而，被日本鄙視為粗製濫造山寨貨的韓國存儲芯片，依靠著低價格低品質的野蠻策略，伴隨著個人電腦從百萬臺到1億臺，不斷擴大市場份額。熬過了一輪輪底部後，在行業復甦期大賺特賺，歷經數次週期逐步獨霸天下。
80年代，日本《電波新聞》曾評論道，半導體產業不是朝夕之功，韓國半導體不像日本那樣有舉國一致、官學商大力協同的規劃，所以不具備開發、生產的基礎設備和技術訣竅。【7】不料，這份報紙流傳到韓國，成為了韓國半導體崛起的寶典，和打臉日本的寫照。
04
坐山靜觀虎鬥
1999年，曾把英特爾逼到破產邊緣的日本半導體公司卻被迫重組，日立、NEC、三菱分別將存儲業務抽離出來，組成了令日本媒體驚歎“世界上最強大的DRAM製造商”爾必達，誓於韓國三星決一死戰。然而，三個諸葛亮各執一計，製作工藝、流程都要不斷磨合統一，反而造成了更多虧損，一直到2005年三方整合才初見成效。
然而行業降價風暴的種子也在2005年被埋了下來。4月，無錫工業園區迎來了韓國海力士內存芯片廠，中方提供了補貼、廠房、貸款，而韓方只需提供技術和生產線。奠基典禮會場的中心，有一塊石碑，書寫著“基石永固”。海力士高管、無錫市領導一邊為石碑培土，一邊興高采烈地慶祝多贏的局面。而這一剷剷土，也嚴嚴實實地埋葬了爾必達。
"日韓對決背後的山姆大叔
作者：凱文、陳暢
編輯：董指導
1992年，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頻繁飛往美國，以拯救命懸一線的韓國半導體產業。
坐在飛機上的他不禁感慨，人生起伏實在太刺激了。去年十月公司剛接待了俄羅斯首任總統葉利欽，令後者不禁讚歎“這是我一生參觀過最好的公司”、“一定會成功研製64M半導體存儲技術（DRAM）” 【1】。然而今年四月，三星卻不禁打了寒顫，美國即將對韓國半導體啟動反傾銷制裁。
雖然在DRAM領域日本傲視群雄，韓國僅佔20%的全球份額，但三星的突飛猛進依然令人注目。1992年8月《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認為三星集團已經從模仿者向開發者轉變。果不其然，幾周後三星便領先日本研製出了技術尖端的64M儲存半導體。這似乎更加驗證了美國舉起大棒的正確和必要。
率先喊出不滿的是美國半導體公司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ies），而80年代也正是美光率先和三星進行了技術合作，被三星親切稱之為“永遠尊敬的老師”。名師出高徒本是一件幸事，但美國公司在日本半導體崛起的過程中，早已吃夠了“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苦。因此，美國商務部很快便要求三星繳納高達出口價87.4%的保證金比例。
消息一出，韓國半導體公司高管們便坐不住了。三星半導體負責人金光浩（Kim Kwang Ho）坦言，“僅10%就足以讓韓國半導體處於非常困難的地步了”【2】，而87%無疑是滅頂之災了。因而，李健熙不得不親自飛往美國積極遊說。而韓國採用的談判技巧，也頗為經典。
樹立共同敵人：雖然DRAM市場下滑，但1992年美國還是力壓日本，重新奪回了半導體（包含存儲芯片、微處理芯片、集成電路等）總體份額第一的位置。因此，三星語重心長地提醒美國，“如果韓國不做存儲芯片，日本就會獨佔市場了”。翻譯一下就是，作為老三我們可以幫你幹老二啊。
瓦解聯盟利益：雖然半導體公司擔心三星搶佔市場，但是美國IT產業也不是鐵板一塊。三星等公司便向美國電腦廠商分析到，如果存儲器價格上漲，美國本土的個人電腦市場也會因價格上漲而受損。於是，康柏等電腦生產商便表態，芯片制裁可以，但不希望裝了韓國芯片的電腦產品價格上漲。
簡言之，就是切肉可以，別流血。這個表態看似支持制裁，實則是反對態度。由此，美國IT公司們的利益開始分化。
表達熾熱忠心：韓國也是眼看著美國存儲芯片被日本打趴的，他們自然也很清楚美國的擔憂。因而現代等公司則多次表態，“我們沒有日本那樣佔據50%-60%市場份額的想法，只想維持最低限度的有效生產而已”。江湖話術就是，大哥放心，叫一聲大哥，一輩子都是大哥。
韓國三大法寶一出，美國相關部門頓時拍了下腦袋，大嘆之前糊塗了。最終三星僅被徵收了0.74%的反傾銷稅率，而幾年前的日本半導體則被徵收了100%的進口關稅。日本半導體由於關稅、進口限額等制裁，已經從當年的頂天立地變得佝僂站立。然而，韓國這次遊說，則像一把刀扎向了日本半導體的後背，導致日本存儲芯片公司頓時橫臥在地。
1975-2010年相關國家地區DRAM市場份額狀況
有禮貌的日本人並沒有立刻發作，而是默默隱忍，在化學材料領域依然突飛猛進。2019年，G20峰會剛剛結束，日本便突然宣佈從友好國家“白名單”中剔除韓國，停止向其出口三種半導體材料的優惠待遇，每次出口都需要近90天的時間來審核批准。而這些材料在半導體生產過程中至關重要，更重要的是日本佔據了90%的產能。
聽聞此消息，韓國企業再次陷入擔憂，甚至總統文在寅也出來喊話“希望日方撤回管制，兩國間展開有誠意的磋商”。
雖然背後捱了刀，但日本半導體也總算是回擊了一拳。刀光劍影、明爭暗奪、過橋抽板、身不由己，這些詞彙成為日韓兩國半導體樂章的韻腳，令人咂舌回味；而更令人忍不住窺視的，是那個若隱若現的擊鼓人。
01
日本可以說不
1945年8月30日下午兩點，一架印著美國空軍標誌的“巴丹號”C-54運輸機，在日本厚木海軍航空基地盤旋了幾圈後緩緩降落。美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戴著墨鏡、叼著菸斗、吐著煙霧，闊步走下了樓梯。麥克阿瑟足踏之地，曾是日本最耀武揚威的神風特攻隊的訓練場所，而如今在這裡站立的日本軍官，卻雙手垂立、眼神呆滯。
影視作品裡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登陸日本下飛機前的形象
麥克阿瑟乘坐著日本集全國之力找來的老爺車，離開機場。破破舊舊的老爺車，一如戰後的日本。而美國林肯轎車在道路上留下一道道印痕，彷彿在炫耀著美國對日本即將開始的全面“馴化”。隨後美國不僅在日本展開了“均地權、打財閥”的經濟運動，也在教育領域開展了“去天皇、舉個人”的文化思潮。
但美國種種做法仍不過是打壓日本軍國主義，維持日本平穩。然而，1950年6月來自北方的槍聲，卻給日本帶來了幸運和繁榮。北朝鮮軍隊向南推進的消息令麥克阿瑟夢中驚醒，他噩夢般呆坐在床上，思考美國的亞洲政策是什麼。這一問題也是五角大樓晝思夜想的。最終，日本被選作了美國的亞洲戰略根據地、亞洲工廠。
隨後的美國，對日本敞開了懷抱，財閥的打壓停止了，資金的支援增加了，而且技術也開始批量轉讓。伴隨著冷戰的推進，美國科研力量開始向軍用電子產品傾斜，日本趁機成為了民用電子的承接者。1953年，東京通信工業（SONY前身）創始人盛田昭夫飛往紐約，競買貝爾實驗室的晶體管專利，兩年後研發出了全球第一臺晶體管收音機。
50年代，日本的口號是“趁著世界技術革新的東風，讓日本走向新的建國之路。”而到了1959年，日本晶體管產量首次超越美國。對於日本的進步，美國也如老母親一般，看在眼裡樂在心裡，甚至派工程師手把手傳授生產小竅門。與此同時，美國半導體技術也在飛速發展，從晶體管到集成電路，從1KB存儲到超大規模電路，一批批關鍵技術相繼突破。
美國科技節節突破，令步步跟隨的日本半導體汗顏巨大差距。但隨著技術的積累，日本半導體產業的野心也越來越大。終於，1976年3月，日本通產省牽頭，聯合日立、NEC、富士通、東芝、三菱等五大企業設立了”VLSI技術研究所”。項目合計投資720億日元，政府部分出資佔到了45%。政府和企業舉國之力來攻克技術，成為日本半導體突破的祕訣。
研究所在隨後四年內相繼孵化出了1557件專利，而基於這些專利，日本存儲芯片率先實現64KB DRAM技術的逆襲、並在256K、1MB等技術關口遙遙領先於美國。日本存儲芯片市場份額不斷提升。而與此同時，日本在汽車、家電等領域也突飛猛進，靠著工匠精神，因著性價比深受美國消費者歡迎。80年代，美國汽車每四輛就有一輛來自日本。
日本迎來了大消費、大生產的時代，甚至於美國學者傅高義觀察了日本多年後，寫了一本暢銷書《日本第一》。他在書中坦言“寫這本書是為了讓美國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國做得好，而當時美國人還不瞭解日本人取得了這麼大的成績”。
美國怎麼可能不瞭解日本取得的成績呢。1980年，惠普公佈了一份DRAM採購質量對比書，美國巨頭英特爾、德州儀器和莫斯泰克的不合格率，竟比日本NEC、日立和富士通等三家企業整整高出6倍。質優量大，日本半導體橫衝直撞，把64KB DRAM價格從100美元拖至5美元，令美國半導體公司苦不堪言。
日本企業相繼擊敗了一個個美國公司，索尼成為電子數碼的代名詞，任天堂成為遊戲的首選，日本成為高質量的背書，水管工“馬里奧”也風靡全球。
1989年，索尼收購了美國哥倫比亞公司，將日本的腳踏在了美國國土上。創始人盛田昭夫得意之情像極了當年的麥克阿瑟，並器宇軒昂地寫下了一本書《日本可以說不》。
02
美國教你做人
1981年3月，美國汽車工會（UAW）的工人聚集起來，掄起錘子砸向了一輛豐田卡羅拉汽車。車前掛著個小黑板，上面寫著“如果在美國賣車，就得在美國生產”。第二年，北印第安納州工會也組織路人砸日本車，砸一錘子1美元。日本工人狂歡的80年代，美國工人早已積滿了怒氣。
而伴隨著1987年的一次調查，美國高層的怒氣也開始激起。當年3月，日本政府確認東芝機械公司曾在5年前向前蘇聯出售了9軸數控機床裝置，這引起了美國議員們義憤填膺的批判， “這正印證了列寧的話，資本家由於太貪婪，連我們準備用來絞死他們的絞索都會賣給我們”。【3】一些議員甚至在白宮門前掄起錘子砸向了東芝公司生產的收音機、電視機。
而事實上，從5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相繼對日本紡織品、鋼鐵、彩電、汽車產業進行了一系列的制裁。1972年美國拒絕向卡西歐提供核心電路，導致後者在美國市佔率從80%降至30%。而到了1985年，美光科技的一紙訴狀也開啟了美國對日本半導體行業的制裁，隨後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也向政府控訴日本電子產品傾銷。
一場符合底層民意、中層心意、高層旨意的貿易戰，氣勢洶洶地向日本開來，而這場戰爭共有兩大戰役。
1. 結構總決戰（1989年-1994年）：1989年美國發起了全行業級別的貿易決戰：啟動超級301條款，要求日本開放部分國內市場，並直接強制日本修改國內經濟政策和方針，如逼迫日本承諾公共投資開支、修改不利外企的法律、調查商品價格等，最終與日本簽訂了“美日結構性貿易障礙協議”。
這裡面充滿辛酸往事，比如美國要求日本製定公共事業投資計劃，大藏省官員本想給口頭承諾矇混過關，但美方強制要求白紙黑字，而且週期要是10年。日本人做了10年400萬億日元的計劃送去審閱，被告知要再加30萬億。當時日本副首相說：“不能惹怒美國，美國要這麼說了那也沒辦法，再追加30萬億吧。”可謂屈辱至極。
2. 匯率總決戰（1985年）：一系列的行業貿易戰，並沒有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所以美國又將原因歸結為美元匯率的高估。1985年，在美國的主導和強制下，美、日、德、法、英等五國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問題，這就是大名鼎鼎的“The Plaza Accord（廣場協議）”。
匯率的談判也充滿戲劇。美國財政部長貝克在最後時刻一改前面的強硬態度，軟軟地說道“求你了，竹下大臣，美國需要你的幫助”。【4】前來談判的日本才長竹下登驚訝之餘，滿腹歡喜，“美國居然向日本低頭”，伴隨著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他同意了美國的條款。然而，即使他一百萬個不同意，面對全面仰賴美國的國防，又有什麼談判的籌碼呢。
協議簽訂之後，日本內存芯片價格持續上漲了40%，但到1990年時，日本仍以49%的市場份額雄踞IC產業第一。前十大半導體公司中日本上榜6家，而且位列前三。前期政策似乎並沒有效果，於是美國不得已在1991年又和日本續簽了《第二次半導體協議》，規定五年內美國半導體產業在日本的市場份額必須要從10%提高到20%。
而回到日本國內，日本政府也昏招連連。先在1986-87年期間，瘋狂壓低利率，催生了一大波資產泡沫；隨後卻在1989-90年期間，又瘋狂收縮貨幣，粗暴地刺破了泡沫，導致日本房價、地價、股價、經濟全面跳水，慘遭失去的十年。
這場頗為弔詭的貿易戰並沒有扭轉日美的貿易差額，但卻解決了日本半導體公司、解決了日本。
03
韓國走出陰影
韓國半導體的崛起，依賴於三星的發展。而三星的發展，則離不開日本的影子。1969年，三星便和日本三洋成立合資公司，為三洋貼牌生產電視；隨後和夏普共同生產液晶面板。但合作並不愉快。日本對技術進行了嚴防死守：不允許三星人員靠近電話機房、禁止參與技術討論，甚至連工廠內部架構、尺寸都拒絕提供。
以至於三星創始人李秉喆痛心不已地感慨：“我們拼命生產，可貼的都是日本商標，誰能知道這是三星生產的呢。我們何時才能從日本企業的陰影中擺脫出來呢？但我們感到傷自尊也要忍耐。”【5】三星為此買來了大量高檔電視，從拆機器開始反向研發攻關。終於在1976年，三星獨立開發出了韓國第一批彩色電視。
1980年，年逾古稀的李秉喆專程拜訪日本經濟學家稻葉博士，為三星的發展再謀方向。博士分析了全球宏微觀經濟後，總結道“石油、化工、鋼鐵等產業已經走到了尾聲，未來唯一出路就是發展尖端科技產業，眼下最合適的出路就是半導體”。這句話令李秉喆內心沸騰，日本的選擇也正是同樣地狹人稠、資源貧乏的韓國的未來。
李秉喆投資半導體的計劃並不是暢通無阻，首先遭遇的是身邊人的反對，認為他是自尋煩惱，無謂的挑戰。但固執的李秉喆還是力排眾議，堅持推進這個關乎三星命運、關係國家興旺發達的半導體項目，隨後從美光手中買來了64K DRAM的專利技術，選定了廠址。
3年後的深冬，氣溫逼近零下15度，李秉喆站在工地上指揮作業。幾架熱風機吹出股股熱浪，但出風口卻並不是對著李秉喆，而是旁邊的攪拌機。過低的氣溫導致水泥剛流出來就凍住了，但為了加快進度，工人們不得不採用了這種辦法。最終計劃18個月的工期被大幅縮減到了6個月。
一條條設備搬進了工廠，一片片芯片運出了廠門。誰料天公不做美。80年代初，北美最大的遊戲廠商雅達利，因遊戲品質低劣引發了玩家的唾棄，並導致遊戲機銷量下降了97%，而這是芯片重要的需求之一。加之日本大幅增產，芯片價格隨即從每片4美元雪崩至每片30美分。存儲芯片開創者英特爾，在虧損1.73億美金後宣佈退出DRAM存儲業務。
三星的日子也不好過，其芯片的生產成本是每片1.3美元，每生產一片幾乎虧1美元，很快便在三年內虧了3億美元。大幅的虧損令李秉喆心有不甘，直到1987年他因肺癌去世也依然拉著兒子李健熙的手，交代道“半導體更是為了我們的祖國，你一定要記住”。李秉喆的執著感動了一批批韓國人，他的離世也成為韓國海外人才報效祖國的助燃劑。
1987年，在 IBM實驗室工作了7年的芯片工程師陳大濟（Chin Dae-Je）離開了美國，回到韓國，因為他太想贏日本一次。他本以為IBM會不高興，但沒想到IBM還額外給了他兩個月工資並囑咐他，你回到韓國去的任務就是打破日本人在儲存芯片領域的壟斷。【6】
三星半導體動員大會，九十年代
伴隨著大批韓國人才迴歸的，還有數百名美國工程師。與此同時，韓國政府開始出面推動半導體發展，不僅為半導體公司提供了3.5億美元的貸款，還承擔60%研發經費，整合了大學、實驗室一起攻克技術難關。三星等公司頂著300%的負債率，在政府支持下大搞反週期投資。
而以“舉國體制”自豪的日本，卻被廣場協議擊垮，東芝等公司再無力來擴大資本支出，工程師薪水也大幅跳水。甚至於在東芝工作的日本國寶級發明家舛岡富士雄因多次索要研發經費，引起股東不滿隨後被架空。這些人成為了三星公司眼中的寶貝，提供的待遇包括1輛轎車、3倍薪水，4居室房子，遠超通州政府給諾貝爾獎得主的獎勵。
儘管韓國擁有了人才、資金，但由於在大型機時代，存儲芯片的質量保障才是客戶首選，因此，韓國存儲芯片的性價比並不能吸引客戶眼球。但windows系統的誕生、IBM兼容機的推廣，卻改變了需求市場。快速更新、持續爆發的個人電腦，早已不需要質保期長達25年的芯片，就像大家不會買3米摔下來也不會壞的彩電一樣。
因而，被日本鄙視為粗製濫造山寨貨的韓國存儲芯片，依靠著低價格低品質的野蠻策略，伴隨著個人電腦從百萬臺到1億臺，不斷擴大市場份額。熬過了一輪輪底部後，在行業復甦期大賺特賺，歷經數次週期逐步獨霸天下。
80年代，日本《電波新聞》曾評論道，半導體產業不是朝夕之功，韓國半導體不像日本那樣有舉國一致、官學商大力協同的規劃，所以不具備開發、生產的基礎設備和技術訣竅。【7】不料，這份報紙流傳到韓國，成為了韓國半導體崛起的寶典，和打臉日本的寫照。
04
坐山靜觀虎鬥
1999年，曾把英特爾逼到破產邊緣的日本半導體公司卻被迫重組，日立、NEC、三菱分別將存儲業務抽離出來，組成了令日本媒體驚歎“世界上最強大的DRAM製造商”爾必達，誓於韓國三星決一死戰。然而，三個諸葛亮各執一計，製作工藝、流程都要不斷磨合統一，反而造成了更多虧損，一直到2005年三方整合才初見成效。
然而行業降價風暴的種子也在2005年被埋了下來。4月，無錫工業園區迎來了韓國海力士內存芯片廠，中方提供了補貼、廠房、貸款，而韓方只需提供技術和生產線。奠基典禮會場的中心，有一塊石碑，書寫著“基石永固”。海力士高管、無錫市領導一邊為石碑培土，一邊興高采烈地慶祝多贏的局面。而這一剷剷土，也嚴嚴實實地埋葬了爾必達。
兩名準備進海力士工廠的員工，2007年
2006年，無錫海力士生產線竣工，DRAM降價潮如約而至，很快便跌破了一美元。加之2008年金融風暴席捲全球，海力士毛利率甚至跌到了-28%。但由於擁有中國40%的份額，以及中國工廠遠低於日本的人力成本，海力士絲毫不懼，2010年行業復甦，其毛利率便回升至25%，銷售額再創新高。於是，2011年又趁勢發起了新一輪價格戰。
看到海力士在中國吃香喝辣，三星也耐不住了寂寞，2012年跑到西安建起了工廠，成為其史上最大一筆海外投資。而當地政府也投桃報李，給予了1500畝土地、10年稅收優惠、高額補貼的饋贈。中國，成為半導體生產的大後方。而在生產之外，中國也早已成為全球發展最快、最大的電子消費市場。
日本半導體公司並非不眼紅、不飢渴，但由於2001年上臺的小泉純一郎，數次參拜靖國神社，導致中日關係進入了“冰凍期”，商業發展也自然不能前行。誰也沒想到，美國在日本、韓國半導體之間畫了個線，但中國卻把它變成了溝。
爾必達靠著政府救濟和銀行貸款苦苦支撐，卻依然只能在2012年由一天暴跌98%的股價來宣告破產。而歷經日本、韓國多次衝擊的美光科技，卻依然活潑健朗，並收購了破產後的爾必達。
當年被逼在破產邊緣的英特爾，也早早告別了存儲領域，轉而向更高維更高精尖的CPU領域進軍。由於技術難度顯著超越了日韓兩國的儲備，因而微處理領域幾乎成為了美國公司的天下，日韓企業的身形罕見。沒有價格戰的侵擾，英特爾也從容地用一年一次小提升的“擠牙膏式”創新，豪取利潤，自1993年起，稱霸全球芯片製造領域長達24年，遠離存儲領域的硝煙，在新的藍海里暢遊。也為半導體指出了另一條道路：
除了舉國押注，踏準甚至引領時代浪潮，才是高科技領域的至高玩法。
然而，英特爾也並不總是如此擅於踩點。PC端躺著賺錢的日子過於舒服，反而導致其忽視了移動設備的崛起，在手機芯片領域飽受ARM的侵襲。而已經成為韓國人離不開的三星，靠著手機的暢銷，在芯片領域開闢了自產自用自銷的多元化模式，更是搶下了英特爾所不屑的為蘋果代工業務。終於，在2017年，英特爾被韓國三星搶去了世界第一芯片商的王冠。而20多年前，韓國半導體在美國立下的誓言是僅僅維持最低生產。
1982年的日本、2017年的韓國，貫穿時代的美國，穩健入局的中國，似乎都在踩著同樣的步伐起舞。弄清影間，既展現著商業江湖的公司爭鬥，也訴說著政界春秋的國家博弈。而千言萬語匯結一句話：沒有技術就會被挾制、沒有國強又何來業大。
本文獨家授權騰訊新聞發佈，其餘平臺一律不得發佈。
參考資料：
【1】三星帝國，於文心，2014
【2】A Chip Powerhouse Is Challenged,The New York Times,1992,12/17
【3】日本半導體產業發展與日美半導體貿易摩擦 ，日本研究，2018
【4】廣場協議：導致日本“失去十年”的日元升值始末，北京日報，2016
【5】別謀殺你的夢想，樸恩夢、張美花，2012
【6】A New Force in Chip Wars : Korean Chip Exports Are Growing 35% a Year, and the U.S. and Japan Are Worried，Los Angeles Times，1992，8/17
【7】韓國半導體產業發展之路，孟澤，1996
【8】日美金融戰的真相，久保田勇夫，路邈，2015
【9】日本電子產業興衰錄，西村吉雄，侯秀娟，2016
"日韓對決背後的山姆大叔
作者：凱文、陳暢
編輯：董指導
1992年，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頻繁飛往美國，以拯救命懸一線的韓國半導體產業。
坐在飛機上的他不禁感慨，人生起伏實在太刺激了。去年十月公司剛接待了俄羅斯首任總統葉利欽，令後者不禁讚歎“這是我一生參觀過最好的公司”、“一定會成功研製64M半導體存儲技術（DRAM）” 【1】。然而今年四月，三星卻不禁打了寒顫，美國即將對韓國半導體啟動反傾銷制裁。
雖然在DRAM領域日本傲視群雄，韓國僅佔20%的全球份額，但三星的突飛猛進依然令人注目。1992年8月《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認為三星集團已經從模仿者向開發者轉變。果不其然，幾周後三星便領先日本研製出了技術尖端的64M儲存半導體。這似乎更加驗證了美國舉起大棒的正確和必要。
率先喊出不滿的是美國半導體公司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ies），而80年代也正是美光率先和三星進行了技術合作，被三星親切稱之為“永遠尊敬的老師”。名師出高徒本是一件幸事，但美國公司在日本半導體崛起的過程中，早已吃夠了“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苦。因此，美國商務部很快便要求三星繳納高達出口價87.4%的保證金比例。
消息一出，韓國半導體公司高管們便坐不住了。三星半導體負責人金光浩（Kim Kwang Ho）坦言，“僅10%就足以讓韓國半導體處於非常困難的地步了”【2】，而87%無疑是滅頂之災了。因而，李健熙不得不親自飛往美國積極遊說。而韓國採用的談判技巧，也頗為經典。
樹立共同敵人：雖然DRAM市場下滑，但1992年美國還是力壓日本，重新奪回了半導體（包含存儲芯片、微處理芯片、集成電路等）總體份額第一的位置。因此，三星語重心長地提醒美國，“如果韓國不做存儲芯片，日本就會獨佔市場了”。翻譯一下就是，作為老三我們可以幫你幹老二啊。
瓦解聯盟利益：雖然半導體公司擔心三星搶佔市場，但是美國IT產業也不是鐵板一塊。三星等公司便向美國電腦廠商分析到，如果存儲器價格上漲，美國本土的個人電腦市場也會因價格上漲而受損。於是，康柏等電腦生產商便表態，芯片制裁可以，但不希望裝了韓國芯片的電腦產品價格上漲。
簡言之，就是切肉可以，別流血。這個表態看似支持制裁，實則是反對態度。由此，美國IT公司們的利益開始分化。
表達熾熱忠心：韓國也是眼看著美國存儲芯片被日本打趴的，他們自然也很清楚美國的擔憂。因而現代等公司則多次表態，“我們沒有日本那樣佔據50%-60%市場份額的想法，只想維持最低限度的有效生產而已”。江湖話術就是，大哥放心，叫一聲大哥，一輩子都是大哥。
韓國三大法寶一出，美國相關部門頓時拍了下腦袋，大嘆之前糊塗了。最終三星僅被徵收了0.74%的反傾銷稅率，而幾年前的日本半導體則被徵收了100%的進口關稅。日本半導體由於關稅、進口限額等制裁，已經從當年的頂天立地變得佝僂站立。然而，韓國這次遊說，則像一把刀扎向了日本半導體的後背，導致日本存儲芯片公司頓時橫臥在地。
1975-2010年相關國家地區DRAM市場份額狀況
有禮貌的日本人並沒有立刻發作，而是默默隱忍，在化學材料領域依然突飛猛進。2019年，G20峰會剛剛結束，日本便突然宣佈從友好國家“白名單”中剔除韓國，停止向其出口三種半導體材料的優惠待遇，每次出口都需要近90天的時間來審核批准。而這些材料在半導體生產過程中至關重要，更重要的是日本佔據了90%的產能。
聽聞此消息，韓國企業再次陷入擔憂，甚至總統文在寅也出來喊話“希望日方撤回管制，兩國間展開有誠意的磋商”。
雖然背後捱了刀，但日本半導體也總算是回擊了一拳。刀光劍影、明爭暗奪、過橋抽板、身不由己，這些詞彙成為日韓兩國半導體樂章的韻腳，令人咂舌回味；而更令人忍不住窺視的，是那個若隱若現的擊鼓人。
01
日本可以說不
1945年8月30日下午兩點，一架印著美國空軍標誌的“巴丹號”C-54運輸機，在日本厚木海軍航空基地盤旋了幾圈後緩緩降落。美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戴著墨鏡、叼著菸斗、吐著煙霧，闊步走下了樓梯。麥克阿瑟足踏之地，曾是日本最耀武揚威的神風特攻隊的訓練場所，而如今在這裡站立的日本軍官，卻雙手垂立、眼神呆滯。
影視作品裡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登陸日本下飛機前的形象
麥克阿瑟乘坐著日本集全國之力找來的老爺車，離開機場。破破舊舊的老爺車，一如戰後的日本。而美國林肯轎車在道路上留下一道道印痕，彷彿在炫耀著美國對日本即將開始的全面“馴化”。隨後美國不僅在日本展開了“均地權、打財閥”的經濟運動，也在教育領域開展了“去天皇、舉個人”的文化思潮。
但美國種種做法仍不過是打壓日本軍國主義，維持日本平穩。然而，1950年6月來自北方的槍聲，卻給日本帶來了幸運和繁榮。北朝鮮軍隊向南推進的消息令麥克阿瑟夢中驚醒，他噩夢般呆坐在床上，思考美國的亞洲政策是什麼。這一問題也是五角大樓晝思夜想的。最終，日本被選作了美國的亞洲戰略根據地、亞洲工廠。
隨後的美國，對日本敞開了懷抱，財閥的打壓停止了，資金的支援增加了，而且技術也開始批量轉讓。伴隨著冷戰的推進，美國科研力量開始向軍用電子產品傾斜，日本趁機成為了民用電子的承接者。1953年，東京通信工業（SONY前身）創始人盛田昭夫飛往紐約，競買貝爾實驗室的晶體管專利，兩年後研發出了全球第一臺晶體管收音機。
50年代，日本的口號是“趁著世界技術革新的東風，讓日本走向新的建國之路。”而到了1959年，日本晶體管產量首次超越美國。對於日本的進步，美國也如老母親一般，看在眼裡樂在心裡，甚至派工程師手把手傳授生產小竅門。與此同時，美國半導體技術也在飛速發展，從晶體管到集成電路，從1KB存儲到超大規模電路，一批批關鍵技術相繼突破。
美國科技節節突破，令步步跟隨的日本半導體汗顏巨大差距。但隨著技術的積累，日本半導體產業的野心也越來越大。終於，1976年3月，日本通產省牽頭，聯合日立、NEC、富士通、東芝、三菱等五大企業設立了”VLSI技術研究所”。項目合計投資720億日元，政府部分出資佔到了45%。政府和企業舉國之力來攻克技術，成為日本半導體突破的祕訣。
研究所在隨後四年內相繼孵化出了1557件專利，而基於這些專利，日本存儲芯片率先實現64KB DRAM技術的逆襲、並在256K、1MB等技術關口遙遙領先於美國。日本存儲芯片市場份額不斷提升。而與此同時，日本在汽車、家電等領域也突飛猛進，靠著工匠精神，因著性價比深受美國消費者歡迎。80年代，美國汽車每四輛就有一輛來自日本。
日本迎來了大消費、大生產的時代，甚至於美國學者傅高義觀察了日本多年後，寫了一本暢銷書《日本第一》。他在書中坦言“寫這本書是為了讓美國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國做得好，而當時美國人還不瞭解日本人取得了這麼大的成績”。
美國怎麼可能不瞭解日本取得的成績呢。1980年，惠普公佈了一份DRAM採購質量對比書，美國巨頭英特爾、德州儀器和莫斯泰克的不合格率，竟比日本NEC、日立和富士通等三家企業整整高出6倍。質優量大，日本半導體橫衝直撞，把64KB DRAM價格從100美元拖至5美元，令美國半導體公司苦不堪言。
日本企業相繼擊敗了一個個美國公司，索尼成為電子數碼的代名詞，任天堂成為遊戲的首選，日本成為高質量的背書，水管工“馬里奧”也風靡全球。
1989年，索尼收購了美國哥倫比亞公司，將日本的腳踏在了美國國土上。創始人盛田昭夫得意之情像極了當年的麥克阿瑟，並器宇軒昂地寫下了一本書《日本可以說不》。
02
美國教你做人
1981年3月，美國汽車工會（UAW）的工人聚集起來，掄起錘子砸向了一輛豐田卡羅拉汽車。車前掛著個小黑板，上面寫著“如果在美國賣車，就得在美國生產”。第二年，北印第安納州工會也組織路人砸日本車，砸一錘子1美元。日本工人狂歡的80年代，美國工人早已積滿了怒氣。
而伴隨著1987年的一次調查，美國高層的怒氣也開始激起。當年3月，日本政府確認東芝機械公司曾在5年前向前蘇聯出售了9軸數控機床裝置，這引起了美國議員們義憤填膺的批判， “這正印證了列寧的話，資本家由於太貪婪，連我們準備用來絞死他們的絞索都會賣給我們”。【3】一些議員甚至在白宮門前掄起錘子砸向了東芝公司生產的收音機、電視機。
而事實上，從5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相繼對日本紡織品、鋼鐵、彩電、汽車產業進行了一系列的制裁。1972年美國拒絕向卡西歐提供核心電路，導致後者在美國市佔率從80%降至30%。而到了1985年，美光科技的一紙訴狀也開啟了美國對日本半導體行業的制裁，隨後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也向政府控訴日本電子產品傾銷。
一場符合底層民意、中層心意、高層旨意的貿易戰，氣勢洶洶地向日本開來，而這場戰爭共有兩大戰役。
1. 結構總決戰（1989年-1994年）：1989年美國發起了全行業級別的貿易決戰：啟動超級301條款，要求日本開放部分國內市場，並直接強制日本修改國內經濟政策和方針，如逼迫日本承諾公共投資開支、修改不利外企的法律、調查商品價格等，最終與日本簽訂了“美日結構性貿易障礙協議”。
這裡面充滿辛酸往事，比如美國要求日本製定公共事業投資計劃，大藏省官員本想給口頭承諾矇混過關，但美方強制要求白紙黑字，而且週期要是10年。日本人做了10年400萬億日元的計劃送去審閱，被告知要再加30萬億。當時日本副首相說：“不能惹怒美國，美國要這麼說了那也沒辦法，再追加30萬億吧。”可謂屈辱至極。
2. 匯率總決戰（1985年）：一系列的行業貿易戰，並沒有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所以美國又將原因歸結為美元匯率的高估。1985年，在美國的主導和強制下，美、日、德、法、英等五國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問題，這就是大名鼎鼎的“The Plaza Accord（廣場協議）”。
匯率的談判也充滿戲劇。美國財政部長貝克在最後時刻一改前面的強硬態度，軟軟地說道“求你了，竹下大臣，美國需要你的幫助”。【4】前來談判的日本才長竹下登驚訝之餘，滿腹歡喜，“美國居然向日本低頭”，伴隨著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他同意了美國的條款。然而，即使他一百萬個不同意，面對全面仰賴美國的國防，又有什麼談判的籌碼呢。
協議簽訂之後，日本內存芯片價格持續上漲了40%，但到1990年時，日本仍以49%的市場份額雄踞IC產業第一。前十大半導體公司中日本上榜6家，而且位列前三。前期政策似乎並沒有效果，於是美國不得已在1991年又和日本續簽了《第二次半導體協議》，規定五年內美國半導體產業在日本的市場份額必須要從10%提高到20%。
而回到日本國內，日本政府也昏招連連。先在1986-87年期間，瘋狂壓低利率，催生了一大波資產泡沫；隨後卻在1989-90年期間，又瘋狂收縮貨幣，粗暴地刺破了泡沫，導致日本房價、地價、股價、經濟全面跳水，慘遭失去的十年。
這場頗為弔詭的貿易戰並沒有扭轉日美的貿易差額，但卻解決了日本半導體公司、解決了日本。
03
韓國走出陰影
韓國半導體的崛起，依賴於三星的發展。而三星的發展，則離不開日本的影子。1969年，三星便和日本三洋成立合資公司，為三洋貼牌生產電視；隨後和夏普共同生產液晶面板。但合作並不愉快。日本對技術進行了嚴防死守：不允許三星人員靠近電話機房、禁止參與技術討論，甚至連工廠內部架構、尺寸都拒絕提供。
以至於三星創始人李秉喆痛心不已地感慨：“我們拼命生產，可貼的都是日本商標，誰能知道這是三星生產的呢。我們何時才能從日本企業的陰影中擺脫出來呢？但我們感到傷自尊也要忍耐。”【5】三星為此買來了大量高檔電視，從拆機器開始反向研發攻關。終於在1976年，三星獨立開發出了韓國第一批彩色電視。
1980年，年逾古稀的李秉喆專程拜訪日本經濟學家稻葉博士，為三星的發展再謀方向。博士分析了全球宏微觀經濟後，總結道“石油、化工、鋼鐵等產業已經走到了尾聲，未來唯一出路就是發展尖端科技產業，眼下最合適的出路就是半導體”。這句話令李秉喆內心沸騰，日本的選擇也正是同樣地狹人稠、資源貧乏的韓國的未來。
李秉喆投資半導體的計劃並不是暢通無阻，首先遭遇的是身邊人的反對，認為他是自尋煩惱，無謂的挑戰。但固執的李秉喆還是力排眾議，堅持推進這個關乎三星命運、關係國家興旺發達的半導體項目，隨後從美光手中買來了64K DRAM的專利技術，選定了廠址。
3年後的深冬，氣溫逼近零下15度，李秉喆站在工地上指揮作業。幾架熱風機吹出股股熱浪，但出風口卻並不是對著李秉喆，而是旁邊的攪拌機。過低的氣溫導致水泥剛流出來就凍住了，但為了加快進度，工人們不得不採用了這種辦法。最終計劃18個月的工期被大幅縮減到了6個月。
一條條設備搬進了工廠，一片片芯片運出了廠門。誰料天公不做美。80年代初，北美最大的遊戲廠商雅達利，因遊戲品質低劣引發了玩家的唾棄，並導致遊戲機銷量下降了97%，而這是芯片重要的需求之一。加之日本大幅增產，芯片價格隨即從每片4美元雪崩至每片30美分。存儲芯片開創者英特爾，在虧損1.73億美金後宣佈退出DRAM存儲業務。
三星的日子也不好過，其芯片的生產成本是每片1.3美元，每生產一片幾乎虧1美元，很快便在三年內虧了3億美元。大幅的虧損令李秉喆心有不甘，直到1987年他因肺癌去世也依然拉著兒子李健熙的手，交代道“半導體更是為了我們的祖國，你一定要記住”。李秉喆的執著感動了一批批韓國人，他的離世也成為韓國海外人才報效祖國的助燃劑。
1987年，在 IBM實驗室工作了7年的芯片工程師陳大濟（Chin Dae-Je）離開了美國，回到韓國，因為他太想贏日本一次。他本以為IBM會不高興，但沒想到IBM還額外給了他兩個月工資並囑咐他，你回到韓國去的任務就是打破日本人在儲存芯片領域的壟斷。【6】
三星半導體動員大會，九十年代
伴隨著大批韓國人才迴歸的，還有數百名美國工程師。與此同時，韓國政府開始出面推動半導體發展，不僅為半導體公司提供了3.5億美元的貸款，還承擔60%研發經費，整合了大學、實驗室一起攻克技術難關。三星等公司頂著300%的負債率，在政府支持下大搞反週期投資。
而以“舉國體制”自豪的日本，卻被廣場協議擊垮，東芝等公司再無力來擴大資本支出，工程師薪水也大幅跳水。甚至於在東芝工作的日本國寶級發明家舛岡富士雄因多次索要研發經費，引起股東不滿隨後被架空。這些人成為了三星公司眼中的寶貝，提供的待遇包括1輛轎車、3倍薪水，4居室房子，遠超通州政府給諾貝爾獎得主的獎勵。
儘管韓國擁有了人才、資金，但由於在大型機時代，存儲芯片的質量保障才是客戶首選，因此，韓國存儲芯片的性價比並不能吸引客戶眼球。但windows系統的誕生、IBM兼容機的推廣，卻改變了需求市場。快速更新、持續爆發的個人電腦，早已不需要質保期長達25年的芯片，就像大家不會買3米摔下來也不會壞的彩電一樣。
因而，被日本鄙視為粗製濫造山寨貨的韓國存儲芯片，依靠著低價格低品質的野蠻策略，伴隨著個人電腦從百萬臺到1億臺，不斷擴大市場份額。熬過了一輪輪底部後，在行業復甦期大賺特賺，歷經數次週期逐步獨霸天下。
80年代，日本《電波新聞》曾評論道，半導體產業不是朝夕之功，韓國半導體不像日本那樣有舉國一致、官學商大力協同的規劃，所以不具備開發、生產的基礎設備和技術訣竅。【7】不料，這份報紙流傳到韓國，成為了韓國半導體崛起的寶典，和打臉日本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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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山靜觀虎鬥
1999年，曾把英特爾逼到破產邊緣的日本半導體公司卻被迫重組，日立、NEC、三菱分別將存儲業務抽離出來，組成了令日本媒體驚歎“世界上最強大的DRAM製造商”爾必達，誓於韓國三星決一死戰。然而，三個諸葛亮各執一計，製作工藝、流程都要不斷磨合統一，反而造成了更多虧損，一直到2005年三方整合才初見成效。
然而行業降價風暴的種子也在2005年被埋了下來。4月，無錫工業園區迎來了韓國海力士內存芯片廠，中方提供了補貼、廠房、貸款，而韓方只需提供技術和生產線。奠基典禮會場的中心，有一塊石碑，書寫著“基石永固”。海力士高管、無錫市領導一邊為石碑培土，一邊興高采烈地慶祝多贏的局面。而這一剷剷土，也嚴嚴實實地埋葬了爾必達。
兩名準備進海力士工廠的員工，2007年
2006年，無錫海力士生產線竣工，DRAM降價潮如約而至，很快便跌破了一美元。加之2008年金融風暴席捲全球，海力士毛利率甚至跌到了-28%。但由於擁有中國40%的份額，以及中國工廠遠低於日本的人力成本，海力士絲毫不懼，2010年行業復甦，其毛利率便回升至25%，銷售額再創新高。於是，2011年又趁勢發起了新一輪價格戰。
看到海力士在中國吃香喝辣，三星也耐不住了寂寞，2012年跑到西安建起了工廠，成為其史上最大一筆海外投資。而當地政府也投桃報李，給予了1500畝土地、10年稅收優惠、高額補貼的饋贈。中國，成為半導體生產的大後方。而在生產之外，中國也早已成為全球發展最快、最大的電子消費市場。
日本半導體公司並非不眼紅、不飢渴，但由於2001年上臺的小泉純一郎，數次參拜靖國神社，導致中日關係進入了“冰凍期”，商業發展也自然不能前行。誰也沒想到，美國在日本、韓國半導體之間畫了個線，但中國卻把它變成了溝。
爾必達靠著政府救濟和銀行貸款苦苦支撐，卻依然只能在2012年由一天暴跌98%的股價來宣告破產。而歷經日本、韓國多次衝擊的美光科技，卻依然活潑健朗，並收購了破產後的爾必達。
當年被逼在破產邊緣的英特爾，也早早告別了存儲領域，轉而向更高維更高精尖的CPU領域進軍。由於技術難度顯著超越了日韓兩國的儲備，因而微處理領域幾乎成為了美國公司的天下，日韓企業的身形罕見。沒有價格戰的侵擾，英特爾也從容地用一年一次小提升的“擠牙膏式”創新，豪取利潤，自1993年起，稱霸全球芯片製造領域長達24年，遠離存儲領域的硝煙，在新的藍海里暢遊。也為半導體指出了另一條道路：
除了舉國押注，踏準甚至引領時代浪潮，才是高科技領域的至高玩法。
然而，英特爾也並不總是如此擅於踩點。PC端躺著賺錢的日子過於舒服，反而導致其忽視了移動設備的崛起，在手機芯片領域飽受ARM的侵襲。而已經成為韓國人離不開的三星，靠著手機的暢銷，在芯片領域開闢了自產自用自銷的多元化模式，更是搶下了英特爾所不屑的為蘋果代工業務。終於，在2017年，英特爾被韓國三星搶去了世界第一芯片商的王冠。而20多年前，韓國半導體在美國立下的誓言是僅僅維持最低生產。
1982年的日本、2017年的韓國，貫穿時代的美國，穩健入局的中國，似乎都在踩著同樣的步伐起舞。弄清影間，既展現著商業江湖的公司爭鬥，也訴說著政界春秋的國家博弈。而千言萬語匯結一句話：沒有技術就會被挾制、沒有國強又何來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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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三星帝國，於文心，2014
【2】A Chip Powerhouse Is Challenged,The New York Times,1992,12/17
【3】日本半導體產業發展與日美半導體貿易摩擦 ，日本研究，2018
【4】廣場協議：導致日本“失去十年”的日元升值始末，北京日報，2016
【5】別謀殺你的夢想，樸恩夢、張美花，2012
【6】A New Force in Chip Wars : Korean Chip Exports Are Growing 35% a Year, and the U.S. and Japan Are Worried，Los Angeles Times，1992，8/17
【7】韓國半導體產業發展之路，孟澤，1996
【8】日美金融戰的真相，久保田勇夫，路邈，2015
【9】日本電子產業興衰錄，西村吉雄，侯秀娟，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