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聽說過“河豚魚計劃”嗎？
猶太人建立的國家在哪裡？相信這個問題沒有誰答不上來——猶太人建立的國家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在中東，只要上過中學地理，這個問題就不會答錯。不過，要是回顧歷史的話，這個名叫以色列的國家是不是一定就只會出現在現在這個位置上，是要打一個問號的。假如有人告訴你，猶太人曾經差點在中國東北建立“以色列”，你會不會大跌眼鏡呢？
這還真不是穿越小說裡的異想天開，而是真實歷史。
猶太人的確是一個值得同情的民族，同時也是一個非常頑強的民族，他們先後被亞述帝國、巴比倫王國和羅馬帝國所統治，失去了自己的故國，流散於世界各地，僅憑共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依然將族群維繫了一千多年，這與許多失去故土就湮滅於世的民族截然不同。
來到歐洲的猶太人善於經營，相對比較富有，但作為一個外來民族，信仰獨特，往往為信仰基督教的國家所不容，並沒有掌權的機會，所以每到危機時刻，猶太人就會成為非常理想的替罪羊和出氣筒——剝奪猶太人的權利和財產，既能“平民憤”，轉移視線，還能乘機發一筆橫財，何樂而不為呢？
▲哈爾濱街頭相互牽手的猶太兒童和中國兒童
相對而言，在亞洲的猶太人則沒有受到那麼多的歧視，從鴉片戰爭後開始，就陸續有猶太人來到中國，其中有一部分從英法等國經海路而來，主要生活在上海等地，另一部分是從俄羅斯而來，主要生活在東北哈爾濱等地。在中國的猶太人基本上從事經商、行醫、金融等職業，與中國人相處還算融洽，也沒有什麼大矛盾。
對於一心要向亞洲大陸擴張的日本來講，猶太人不僅不討厭，反而還是日本的“恩人”。1903年4月6日，沙俄小鎮基希涅夫發生了一起針對猶太人的屠殺事件，造成45名猶太人死亡，傷殘近600人，一千多家家房屋和店鋪被毀壞。面對沙俄對反猶勢力的縱容，當時的猶太人無可奈何，只能打掉牙和血吞，忍了！
但是猶太人還是要報復的——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一位名叫雅可布·希夫的美國藉猶太鉅富看到了報復沙皇的機會，這位金融家籌集資金，主動向日本提供了2000萬美元貸款，這筆錢對於當時資金非常窘迫的日本來說至關重要，可以說是日本取勝的關鍵因素之一。
日俄戰爭結束後，雅可布·希夫一下成了日本的英雄，被日本媒體連篇累犢地頌揚，甚至連明治天皇也在皇宮舉行宴會款待，並授予勳章。有了這個先例，出於對猶太資本的迷信和青睞，日本就有了“親猶派”，試圖利用猶太資本為日本的擴張助力。關於日本和猶太人之間的關係，還有一個荒誕不經的假說——日本人是猶太“失散的10個部落”的後裔，這是明治時期蘇格蘭傳教士麥克勞德為了方便在日本傳教而提出的“日猶同祖論”。
▲要吃到美味的河豚需要高超的技藝，
在日本要料理河豚還得有專門的
許可證（注意證下方的落款）
在這些林林總總的因素影響下，九一八事變後的1934年，日本出現了“河豚計劃”的說法，其主要內容就是採取扶植、親善猶太人的政策，來鞏固對“滿洲國”的統治，並影響英美的對日態度。為什麼要叫“河豚計劃”呢？因為在日本人眼中，猶太人好比既有美味也有毒的河豚，只有通過高超的烹飪技巧，將“毒素”去掉後，再享用其“美味”。
▲西奧多·赫茨爾，“錫安主義”創始人
原為奧匈帝國記者，現代以色列的國父
要說這個提議對長期飽受壓迫和歧視的猶太人來講，的確還是有吸引力的——尋找一個地方，建立自己的國家，從而不用再受制於人，這就是所謂的“猶太復國主義”（也稱“錫安主義”Zionism）的基本內容。我們可能都認為猶太人一定要回到中東“故土”去建國，其實猶太復國主義者最初並不是這麼死心眼的，他們甚至考慮過阿根廷和烏干達等地，像中國東北這樣的富饒的地方，當然也沒有拒絕的理由。
▲亞伯拉罕·考夫曼（Abraham Kaufman）
不過，日本形成利用猶太人資產助力侵略戰爭的設想也經過了一番曲折。猶太人來到東北可以追溯到1894年，人數最多時有兩萬五千多人，主要集中在哈爾濱。到九一八事變前，形成了以亞伯拉罕·考夫曼醫生和吉塞廖夫拉比為領袖的猶太社區，學校、醫院、銀行、養老院、猶太會堂和墓地等設施一應俱全。
九一八事變後，猶太人在東北一度受到日本勢力的排擠，哈爾濱的白俄勢力也在日本的縱容下進行反猶活動，搶劫綁票之類的事沒少幹，致使大批居住在東北的猶太人不得不遷往上海。但是日本很快就發現有什麼地方不對——英美法等國對日本侵佔中國東北表示不滿，拒絕在東北投資，日本要想靠自己的力量經營“滿洲”，面臨著資金不足的情況。
▲鯰川義介本是實業家，經營鋼鐵產業，
日產汽車創始人之一，戰後被列為甲級戰犯
於是日本又打起了猶太人的主意，出現了一批鼓吹結好猶太人，利用猶太資產的“思想家”，包括安江仙弘、犬冢惟重、鯰川義介等人。1934年，鯰川義介在一家刊物上發表了題為《一項邀請5萬德國猶太人來滿洲國的計劃》的文章，首次明確提出了“河豚計劃”的設想。
鯰川義介在日本政商兩界都有影響，也是軍部的紅人，在九一八之後打算將產業重點放到中國東北。他認為，歐洲各國一貫排猶，如果日本能對猶太人示好，就能把全世界的猶太人吸引過來，不僅可以為開發“滿洲國”提供資金，還能讓在英美兩國金融界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猶太人影響所在國家的對日政策，默許甚至資助日本的侵略戰爭。
在日本政府和軍部尚未動作之前，這些“新猶派”就已經行動起來。另一個“猶太問題專家”，日本陸軍大佐安江仙弘來到哈爾濱，主動結交猶太人領袖，態度還蠻“誠懇”，並且主動約束了日軍針對猶太人的暴力行為。1937年12月，東北地區的猶太領袖在哈爾濱馬迭爾旅館召開了第一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與會代表來自哈爾濱、上海、日本神戶等地。
▲樋口季一郎（左）和安江仙弘
安江仙弘和哈爾濱特務機關長樋口季一郎少將也參加了此會，在會上說:“日本人沒有種族偏見，日本人民珍視同猶太人民的友誼，並準備和猶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關係。”在日本的影響下，這次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出席這次民族性會議的猶太人，在這裡宣佈，我們在國家法律之下享受種族平等和公正，並將與日本和滿洲國合作以建立亞洲新秩序。我們向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幫助。”
這個所謂的決議明白無誤地表明瞭與日本合作的意向。鑑於猶太人的態度不錯，日本確實也有求於猶太人，日本統治下的猶太人的處境有了一定改善，日本不僅停止了對猶太人的掠奪，甚至還接收了一部分從納粹德國統治下逃離的猶太人。
最後輪到日本政府親自出馬了，1938年12月5日，日本政府召開“五相會議”，專門討論對猶政策。首相近衛文磨、外務大臣有田八郎、陸軍大臣板垣徵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大將、大藏兼通商產業大臣池田成彬參會，就“河豚計劃”達成了一致。此後經過安江仙弘等人不斷修訂增補，形成了更加完善的方案。
補充後的“河豚魚計劃”長達90頁（《關於引入猶太資金的研究和分析》），主要內容有：在日本佔領下的中國建立一個“猶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萬猶太難民，然後逐步擴大；建立居留地的費用由美國猶太財團承擔；邀請好萊塢片商到上海拍攝日本人善待猶太難民的電影；邀請世界猶太知名人士到來訪；通過建立居留地吸引猶太資本，改善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報告最核心的內容還是建立猶太難民居留地，安江仙弘稱其為“亞洲的以色列”。
▲杉原千畝和王替夫（右），杉原於1985年
以色列認定為“國際義人”
為了配合“河豚計劃”，日本還改變了移民簽證政策，在神戶建立猶太人社區，專門接納從東歐逃難而來的猶太人。日本駐立陶宛領事杉原千畝為猶太難民簽發了6000多張過境簽證，“偽滿洲”國駐德公使館書記員王替夫為猶太人簽發的12000餘張過境簽證也有此背景。
不過，猶太人這個“河豚”並不那麼好下嚥。按計劃，日本打算接收從歐洲出逃的猶太人，但他們本身就是難民，需要更早來到中國，並且已經安家落戶的猶太人的接濟。雖說身為同胞，但太多的猶太難民還是給這些早期的猶太移民造成了很大的經濟壓力，讓他們感覺有點吃不消了，甚至要求日本勸說德國和意大利阻止歐洲猶太難民來上海，或者日本自己限制歐洲猶太難民進入上海。
這一下就讓日本那些“猶太問題專家”很難堪了，猶太人自己就要把同胞往外攆，這“河豚”還怎麼能養肥吃肉呢？不過，日本還是自我感覺良好，起碼“大日本帝國”對猶太人的“親善”姿態已經做足，要是能以此影響到英美的猶太社團，搞到資金，甚至讓英美的國策發生改變，也是極好的……
▲斯蒂芬·塞繆爾·魏斯
日本的如意算盤沒有打成，因為美國猶太人的領袖人物、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兼美國猶太人大會主席斯蒂芬·塞繆爾·魏斯（StephenSamuel Wise）並不買日本人的賬。魏斯與美國前後兩任總統威爾遜和羅斯福關係非常密切，的確能影響美國政府的決策，但魏斯對跟德國親近的日本非常警惕，經常在各種場合譴責日本的侵略行徑。
1938年，哈爾濱的猶太實業家盧·齊克曼（LewZikman）寫信給魏斯：“日本人看來對待滿洲的猶太人相當公平”。魏斯立即在回信中把齊克曼批判了一番：“我認為，猶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種墮落行為，日本如同德國和意大利一樣，是真正的法西斯國家……我不希望再討論此事，不論你出於何種理由，想從猶太人那裡獲得對日本的支持，我都將深感遺憾。我向你保證，我將全力以赴反對你們的計劃，因為你正在幹一件對猶太人極其有害的事”，“任何與日本合作的猶太人都是賣國分子，違反了美國對日本的道義禁運”。
▲在上海身著旗袍的猶太姑娘
魏斯的表態實際上宣告了“河豚計劃”的死刑，因為日本“善待”猶太人只是一個誘餌，目的是獲得英美猶太人的好感進而引來投資或援助，結果被在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猶太領袖一眼看穿，完全沒有上當。倘若不能改變魏斯的態度，不要說達成長遠目標，就是計劃中猶太人安置地的建設資金都沒有著落。
當然日本並不死心，先是通過繼續召開“遠東猶太人社區會議”，以決議的形式向魏斯施壓——“我們對日本深表感謝……由於他們給予移民及猶太居民良好對待，現在猶太難民已如潮水般進人遠東各地，尤其是上海。數千人無處可居，正被收容在學校大樓中及他處。如果通過日本的努力，能為這些難民在遠東提供得以安適生活和居留的地點，我們猶太人社區將對日本充滿感激之情。如果日本同意，我們雙方將負責建設居留地，並保證竭盡全力為建設一個新亞洲而合作。”但魏斯不予理睬。
▲德日結盟後，德國曾要求日本把猶太人全部解決掉
日本出於自己的考慮只是將猶太圈禁起來
1940年初，日本又派出與魏斯有過交往的實業家田村光三前往美國與魏斯見面，田村對魏斯起勁地宣揚“日本人民對於猶太人民的尊敬和友好”，反覆勸說魏斯接受“河豚計劃”，魏斯對此只是保持了必要的禮貌，當田村離開後，魏斯對自己的助手說：“我沒有時間聽這些人胡說八道！”
▲上海“隔都”街景，相對被日本扣押的英美僑民
猶太人的日子要好過一些
由於魏斯堅決不合作的態度，“河豚計劃”實質上沒有進展，隨著1940年德意日三國正式結盟，日本為了取得德國的信任，對猶太人的政策發生了轉變。儘管沒有實施像納粹德國那樣凶殘地滅絕政策，但猶太人還是被集中關進了上海的“無國藉難民隔離區”（也被稱為“上海隔都”），充滿妄想的“河豚計劃”也就告吹了。
▲猶太人進出“隔都”必須有日本官員的批准
在中國居民的無私幫助下，這些猶太人多數熬到了戰後，回到中東故土，成為了以色列國的最初國民。現在回頭想想，曾經廣受同情的猶太人，居然打算與圖謀侵略中國的日本進行合作，的確是一個令中國人背後冒冷汗的邪惡計劃——不能想象，在已經出現了一個“滿洲國”的東北，還會再出現冒出一個“猶太國”，對中國會是怎樣的傷害。
原總參謀部部長陳炳德上將會見以色列國防部長埃胡德•巴拉克，以色列對中國國防建設多有助益，這與昔日中國人民救助猶太人的義舉分不開。
所幸，在世界猶太人社團中佔主流的美國猶太人就一直在抵制“河豚計劃”，最終沒有使當時同為弱勢群體的猶太人和中國人“底層互害”，結下仇怨，而是保持了長期的友誼，中以友好協會會長特迪·考夫曼先生在評述哈爾濱猶太人歷史時說道：
“在那難忘的年代，無論是政權的更疊，還是時局的變化，都沒有使在中國居住的猶太人受到任何歧視。當時，我們在中華民族崇高情誼的呵護下才能生存和發展。中國，就是我們這些人的再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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