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日本和德國為什麼是好哥們，論述日本軍國主義的由來？'
中文“軍國主義”一詞來自日文漢字「軍國主義(ぐんこくしゅぎ)」，中國人經常把它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國策思想聯繫起來。然而軍國主義的實踐並非只有日本為之，歷史上許多軍事力量強大的國家或政權，都會有軍事優先的政策，普魯士王國，蘇聯，美國，大英帝國等都帶有軍國主義的元素。其中以普魯士為最，大家都知道普魯士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而不是國家擁有一個軍隊。普魯士宰相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也是軍國主義的寫照。日文的軍國主義來自於Militarismus一詞，本是因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等批判法蘭西第二帝國和德意志帝國而誕生的。
中文“軍國主義”一詞來自日文漢字「軍國主義(ぐんこくしゅぎ)」，中國人經常把它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國策思想聯繫起來。然而軍國主義的實踐並非只有日本為之，歷史上許多軍事力量強大的國家或政權，都會有軍事優先的政策，普魯士王國，蘇聯，美國，大英帝國等都帶有軍國主義的元素。其中以普魯士為最，大家都知道普魯士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而不是國家擁有一個軍隊。普魯士宰相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也是軍國主義的寫照。日文的軍國主義來自於Militarismus一詞，本是因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等批判法蘭西第二帝國和德意志帝國而誕生的。
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
依靠著日益強大的軍力，普魯士由小而大，由弱而強。19世紀中期，普魯士王國取得普丹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的勝利，統一了除奧地利外的德意志，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國，繼而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其殘酷性和反動性，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因此，“普魯士主義”成了德國軍國主義的罪惡根源與核心。
當我們漫步在東京的街頭，無論是古老的東京車站，還是日本司法部大樓，都能看到古老的德國式建築，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日本與德國的淵源關係—從明治維新時代開始，日本就學習普魯士主義與德國的政體與文化，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德成了堅定的盟國。
明治維新初期，被稱為“日本憲政之父”的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憲政，他首先來到英國，發現英國國王雖有王位而無實際統治權，與日本國體不相符。而德國政府雖設立議會廣採眾議，皇帝卻親掌立法行政大權。因此，伊藤博文認為，德國體制最適合日本，於是主張日本應效法德國。日本此後按照伊藤博文的思路，制定了《明治憲法》，在此憲法下，雖設議會，但以天皇主權為根本原則；以天皇為神，將神道國教化;規定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直屬於天皇，賦予軍人以特權。《明治憲法》的頒佈，使明治維新政權帶上了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深深烙印，為日後軍國主義的興起埋下了伏筆。
不過，與德國不同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另一大淵源是源自於古代中世紀的日本武士、武家當政及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和絕對服從等封建道德規範及行為準則。武士道對日本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極其深遠，使得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的思想文化傳統。
日本武士產生於八、九世紀，從11世紀起，日本武士階層開始登上政治舞臺。以1192年鎌倉幕府建立為標誌，武士掌握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鎌倉幕府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一個武士政權，從此，武士階級成為統治階級。日本武士階級以攻戰殺伐為職業，是自古代中世紀已出現的軍國主義的鼓吹者，是軍國主義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身體力行者。在日本歷史上，幕府時代長達676年之久，武士階級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逐漸形成武士道，它對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極其深遠，從而使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思想文化傳統。
中文“軍國主義”一詞來自日文漢字「軍國主義(ぐんこくしゅぎ)」，中國人經常把它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國策思想聯繫起來。然而軍國主義的實踐並非只有日本為之，歷史上許多軍事力量強大的國家或政權，都會有軍事優先的政策，普魯士王國，蘇聯，美國，大英帝國等都帶有軍國主義的元素。其中以普魯士為最，大家都知道普魯士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而不是國家擁有一個軍隊。普魯士宰相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也是軍國主義的寫照。日文的軍國主義來自於Militarismus一詞，本是因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等批判法蘭西第二帝國和德意志帝國而誕生的。
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
依靠著日益強大的軍力，普魯士由小而大，由弱而強。19世紀中期，普魯士王國取得普丹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的勝利，統一了除奧地利外的德意志，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國，繼而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其殘酷性和反動性，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因此，“普魯士主義”成了德國軍國主義的罪惡根源與核心。
當我們漫步在東京的街頭，無論是古老的東京車站，還是日本司法部大樓，都能看到古老的德國式建築，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日本與德國的淵源關係—從明治維新時代開始，日本就學習普魯士主義與德國的政體與文化，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德成了堅定的盟國。
明治維新初期，被稱為“日本憲政之父”的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憲政，他首先來到英國，發現英國國王雖有王位而無實際統治權，與日本國體不相符。而德國政府雖設立議會廣採眾議，皇帝卻親掌立法行政大權。因此，伊藤博文認為，德國體制最適合日本，於是主張日本應效法德國。日本此後按照伊藤博文的思路，制定了《明治憲法》，在此憲法下，雖設議會，但以天皇主權為根本原則；以天皇為神，將神道國教化;規定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直屬於天皇，賦予軍人以特權。《明治憲法》的頒佈，使明治維新政權帶上了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深深烙印，為日後軍國主義的興起埋下了伏筆。
不過，與德國不同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另一大淵源是源自於古代中世紀的日本武士、武家當政及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和絕對服從等封建道德規範及行為準則。武士道對日本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極其深遠，使得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的思想文化傳統。
日本武士產生於八、九世紀，從11世紀起，日本武士階層開始登上政治舞臺。以1192年鎌倉幕府建立為標誌，武士掌握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鎌倉幕府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一個武士政權，從此，武士階級成為統治階級。日本武士階級以攻戰殺伐為職業，是自古代中世紀已出現的軍國主義的鼓吹者，是軍國主義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身體力行者。在日本歷史上，幕府時代長達676年之久，武士階級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逐漸形成武士道，它對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極其深遠，從而使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思想文化傳統。
日本戰國時代武士
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和絕對服從等封建道德規範及行為準則。導源於神道教、佛教、儒學及皇國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經歷了三大發展階段，即江戶時代以前的舊型武士道、江戶時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維新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及國民精神的武士道。
舊型武士道只是較為粗陋的“武者之習”、“兵之道”和“實踐之道”，是作戰爭鬥者的倫理規範，它崇尚和重視主從關係，強調和講究復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導為主君獻身。舊型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宮本武藏是著名劍道家，他的一生表現了日本武士傳統的好勇鬥狠和極端殘忍性，動輒下毒手，致人死命。後來日本軍國主義者經常鼓吹、宣揚宮本的做法及精神，為侵略戰爭服務。
江戶時代對武士道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總結，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學思想為理論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這種新的“士道”論者以山鹿素行為主要代表。山鹿素行將畢生精力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論體系上，他的文集被稱為日本“國民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山鹿素行把“安天命”、“盡忠孝，講仁義”等作為武士修養的內容，把“得主盡忠”作為武士應盡的本份，向武士灌輸“忠於主君”、“不顧身家”的思想，還要有“報恩、克己、面對死亡而不動搖的勇氣”。並規定了一套繁雜的道德規範、規矩和禮法。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論，後來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他們以“武士道”精神、“征戰光榮”的思想和“忠勇義烈”的事蹟，對軍隊進行奴化教育，使其充當征服世界的侵略戰爭的炮灰。山鹿素行還有強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義。他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山鹿素行的這些神道教、儒學及皇國史觀中的封建思想糟粕對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思想亦有深遠的惡劣影響。
到江戶時代後期，日本陽明派學者、明治維新的先驅者吉田松陰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七規七則”和“忠魂不滅”說。他認為一般人死則魂滅，而忠魂不同，將永久不滅。這一“理論”及其實踐，對明治維新後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響極為深遠，對軍國主義鼓吹為天皇效死，欺騙日本人民盲目充當侵略戰爭的炮灰髮揮了很大作用。
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轉變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倫理和擴展為國民普遍道德及行動準則的武士道，更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時代的武士道對江戶時代的武士道進行了揚棄轉化。其內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將以前分別效忠各自主君捨棄，轉而強調全體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個人，即將效忠對象由多元轉化為一元。手握神權並總攬國家大權的天皇，君臨萬民之上，構築了“一君萬民”的體制。同時，明治時代的國體論宣揚神造日本，天皇為“現人神”，有權依據“神敕”統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國憲法》這一國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權論”，憲法規定日本“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天皇統帥陸海軍”。故報效國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由報效國家來體現。二是打破重義輕利的武士道傳統觀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針。“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愛國”觀念；“商才”，即經商之才。三是將江戶時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聖人之道全部抹煞捨棄，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蠻的獸性、惡性發展到極端，崇拜殘忍，歌頌殉死“玉碎”。
明治政府確定了日本“與萬國對峙”的目標以後，以發佈《教育敕語》為標誌，將原來適用對象僅為武士的武士道，擴大為適用於全體日本國民。在擴張國權、宣揚國威的喧囂聲中，武士道被納入近代軍國主義軌道，成為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為軍國主義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軍國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武士道，對內作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國民的思想；對外則鼓舞日本國民踏上了侵略亞洲各國的道路。由此拉開了日本近現代史上武士道倡導窮兵黷武、為戰爭服務的罪惡帷幕。日本軍人在武士道的支配下，佔領臺灣，吞併琉球、朝鮮，侵略中國大陸、挑起太平洋戰爭。日本國民在武士道的鼓舞下把對外侵略戰爭看作是為“皇國”的“聖戰”，以充當炮灰為榮，自願做“神風”隊員、“特攻”隊員，把自己當作肉彈進行自殺性進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戰爭災難，吞噬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日本青年，並給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帶來了更為巨大和深重的災難。日本侵略軍的暴行令人髮指，在整個人類戰爭史上也是罕見的。武士道一詞也因與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和日軍的侵略暴行聯繫在一起，而令人反感和憎惡乃至仇恨。
一、侵略擴張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核心
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核心是侵略擴張思想。從日本歷史來看，它經過了兩個階段，一是日本封建時代開疆拓土的侵略擴張思想，二是近代以來受西方列強殖民主義思想影響的侵略擴張思想。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思想由來已久，從傳說中的首代神武天皇發佈“詔敕”中，就有“八?一宇”（將五洲四海置於天皇一人統治之下）及“皇道”的用語。更有這一帝國理想的實踐者，即關於神功皇后征討新羅（朝鮮南部）等地，三次用兵，大獲全勝的神話傳說。後來歷代統治者均宣場神功皇后開疆拓土的戰功，對她推崇有加。
東亞最先融入世界的那個國家正是全世界罪惡最深重的那個國家!而一切事情必有因果，當然我們說日本這個不冷靜的傢伙到底是從誰那裡養成了動刀動槍的惡習呢?其實這個傢伙太有名了，他從小喜好武力，在軍隊中最先推行近代化改革，又率兵入侵中國，為日本建立了現代化的參謀本部，這個傢伙就是臭名昭彰的軍國主義巨頭山縣有朋!
日本近代能有一躍成為和歐美列強的地位，離不開那些能夠劈疆吞土時而瘋魔亂舞時而殘忍冷峻的“機器人”將軍們，那就不得不提隱藏在“機器人”將軍們身後的那個人——山縣有朋。
山縣有朋（日文：やまがた ありとも，英文：Yamagata Aritomo；1838年6月14日-1922年2月1日）日本軍事家，政治家。幼名辰之助，後改小助、小輔。明治維新後由山縣狂介改名山縣有朋，號含雪。1909年伊藤博文死後，成為日本最有權勢的元老，在日本軍隊和政府中勢力龐大，開啟了長州藩軍人控制陸軍的時代。對內閣的交替和重大內政外交問題都有重要影響。官至從一位、大勳位、功一級、公爵。
二、早年山縣
山縣有朋1838年6月生於長州荻城下川島莊，他家屬平民階層，其父是一名比步卒地位還低的倉庫協理員。山縣有朋自小不愛讀書，每日以舞刀弄槍為樂。所謂書痴者文必工，藝痴者技必良，熱愛耍槍的山縣有朋在少年時代便成為一名槍術名家。山縣有朋難以容忍德川時代的身份制度。福澤諭吉曾說過：“門第制度有如殺父之仇，低微的出身成為他投身明治維新，最終造就了歷史上最大派閥的原動力。
中文“軍國主義”一詞來自日文漢字「軍國主義(ぐんこくしゅぎ)」，中國人經常把它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國策思想聯繫起來。然而軍國主義的實踐並非只有日本為之，歷史上許多軍事力量強大的國家或政權，都會有軍事優先的政策，普魯士王國，蘇聯，美國，大英帝國等都帶有軍國主義的元素。其中以普魯士為最，大家都知道普魯士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而不是國家擁有一個軍隊。普魯士宰相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也是軍國主義的寫照。日文的軍國主義來自於Militarismus一詞，本是因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等批判法蘭西第二帝國和德意志帝國而誕生的。
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
依靠著日益強大的軍力，普魯士由小而大，由弱而強。19世紀中期，普魯士王國取得普丹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的勝利，統一了除奧地利外的德意志，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國，繼而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其殘酷性和反動性，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因此，“普魯士主義”成了德國軍國主義的罪惡根源與核心。
當我們漫步在東京的街頭，無論是古老的東京車站，還是日本司法部大樓，都能看到古老的德國式建築，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日本與德國的淵源關係—從明治維新時代開始，日本就學習普魯士主義與德國的政體與文化，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德成了堅定的盟國。
明治維新初期，被稱為“日本憲政之父”的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憲政，他首先來到英國，發現英國國王雖有王位而無實際統治權，與日本國體不相符。而德國政府雖設立議會廣採眾議，皇帝卻親掌立法行政大權。因此，伊藤博文認為，德國體制最適合日本，於是主張日本應效法德國。日本此後按照伊藤博文的思路，制定了《明治憲法》，在此憲法下，雖設議會，但以天皇主權為根本原則；以天皇為神，將神道國教化;規定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直屬於天皇，賦予軍人以特權。《明治憲法》的頒佈，使明治維新政權帶上了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深深烙印，為日後軍國主義的興起埋下了伏筆。
不過，與德國不同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另一大淵源是源自於古代中世紀的日本武士、武家當政及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和絕對服從等封建道德規範及行為準則。武士道對日本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極其深遠，使得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的思想文化傳統。
日本武士產生於八、九世紀，從11世紀起，日本武士階層開始登上政治舞臺。以1192年鎌倉幕府建立為標誌，武士掌握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鎌倉幕府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一個武士政權，從此，武士階級成為統治階級。日本武士階級以攻戰殺伐為職業，是自古代中世紀已出現的軍國主義的鼓吹者，是軍國主義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身體力行者。在日本歷史上，幕府時代長達676年之久，武士階級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逐漸形成武士道，它對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極其深遠，從而使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思想文化傳統。
日本戰國時代武士
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和絕對服從等封建道德規範及行為準則。導源於神道教、佛教、儒學及皇國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經歷了三大發展階段，即江戶時代以前的舊型武士道、江戶時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維新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及國民精神的武士道。
舊型武士道只是較為粗陋的“武者之習”、“兵之道”和“實踐之道”，是作戰爭鬥者的倫理規範，它崇尚和重視主從關係，強調和講究復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導為主君獻身。舊型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宮本武藏是著名劍道家，他的一生表現了日本武士傳統的好勇鬥狠和極端殘忍性，動輒下毒手，致人死命。後來日本軍國主義者經常鼓吹、宣揚宮本的做法及精神，為侵略戰爭服務。
江戶時代對武士道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總結，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學思想為理論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這種新的“士道”論者以山鹿素行為主要代表。山鹿素行將畢生精力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論體系上，他的文集被稱為日本“國民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山鹿素行把“安天命”、“盡忠孝，講仁義”等作為武士修養的內容，把“得主盡忠”作為武士應盡的本份，向武士灌輸“忠於主君”、“不顧身家”的思想，還要有“報恩、克己、面對死亡而不動搖的勇氣”。並規定了一套繁雜的道德規範、規矩和禮法。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論，後來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他們以“武士道”精神、“征戰光榮”的思想和“忠勇義烈”的事蹟，對軍隊進行奴化教育，使其充當征服世界的侵略戰爭的炮灰。山鹿素行還有強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義。他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山鹿素行的這些神道教、儒學及皇國史觀中的封建思想糟粕對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思想亦有深遠的惡劣影響。
到江戶時代後期，日本陽明派學者、明治維新的先驅者吉田松陰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七規七則”和“忠魂不滅”說。他認為一般人死則魂滅，而忠魂不同，將永久不滅。這一“理論”及其實踐，對明治維新後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響極為深遠，對軍國主義鼓吹為天皇效死，欺騙日本人民盲目充當侵略戰爭的炮灰髮揮了很大作用。
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轉變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倫理和擴展為國民普遍道德及行動準則的武士道，更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時代的武士道對江戶時代的武士道進行了揚棄轉化。其內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將以前分別效忠各自主君捨棄，轉而強調全體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個人，即將效忠對象由多元轉化為一元。手握神權並總攬國家大權的天皇，君臨萬民之上，構築了“一君萬民”的體制。同時，明治時代的國體論宣揚神造日本，天皇為“現人神”，有權依據“神敕”統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國憲法》這一國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權論”，憲法規定日本“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天皇統帥陸海軍”。故報效國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由報效國家來體現。二是打破重義輕利的武士道傳統觀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針。“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愛國”觀念；“商才”，即經商之才。三是將江戶時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聖人之道全部抹煞捨棄，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蠻的獸性、惡性發展到極端，崇拜殘忍，歌頌殉死“玉碎”。
明治政府確定了日本“與萬國對峙”的目標以後，以發佈《教育敕語》為標誌，將原來適用對象僅為武士的武士道，擴大為適用於全體日本國民。在擴張國權、宣揚國威的喧囂聲中，武士道被納入近代軍國主義軌道，成為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為軍國主義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軍國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武士道，對內作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國民的思想；對外則鼓舞日本國民踏上了侵略亞洲各國的道路。由此拉開了日本近現代史上武士道倡導窮兵黷武、為戰爭服務的罪惡帷幕。日本軍人在武士道的支配下，佔領臺灣，吞併琉球、朝鮮，侵略中國大陸、挑起太平洋戰爭。日本國民在武士道的鼓舞下把對外侵略戰爭看作是為“皇國”的“聖戰”，以充當炮灰為榮，自願做“神風”隊員、“特攻”隊員，把自己當作肉彈進行自殺性進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戰爭災難，吞噬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日本青年，並給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帶來了更為巨大和深重的災難。日本侵略軍的暴行令人髮指，在整個人類戰爭史上也是罕見的。武士道一詞也因與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和日軍的侵略暴行聯繫在一起，而令人反感和憎惡乃至仇恨。
一、侵略擴張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核心
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核心是侵略擴張思想。從日本歷史來看，它經過了兩個階段，一是日本封建時代開疆拓土的侵略擴張思想，二是近代以來受西方列強殖民主義思想影響的侵略擴張思想。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思想由來已久，從傳說中的首代神武天皇發佈“詔敕”中，就有“八?一宇”（將五洲四海置於天皇一人統治之下）及“皇道”的用語。更有這一帝國理想的實踐者，即關於神功皇后征討新羅（朝鮮南部）等地，三次用兵，大獲全勝的神話傳說。後來歷代統治者均宣場神功皇后開疆拓土的戰功，對她推崇有加。
東亞最先融入世界的那個國家正是全世界罪惡最深重的那個國家!而一切事情必有因果，當然我們說日本這個不冷靜的傢伙到底是從誰那裡養成了動刀動槍的惡習呢?其實這個傢伙太有名了，他從小喜好武力，在軍隊中最先推行近代化改革，又率兵入侵中國，為日本建立了現代化的參謀本部，這個傢伙就是臭名昭彰的軍國主義巨頭山縣有朋!
日本近代能有一躍成為和歐美列強的地位，離不開那些能夠劈疆吞土時而瘋魔亂舞時而殘忍冷峻的“機器人”將軍們，那就不得不提隱藏在“機器人”將軍們身後的那個人——山縣有朋。
山縣有朋（日文：やまがた ありとも，英文：Yamagata Aritomo；1838年6月14日-1922年2月1日）日本軍事家，政治家。幼名辰之助，後改小助、小輔。明治維新後由山縣狂介改名山縣有朋，號含雪。1909年伊藤博文死後，成為日本最有權勢的元老，在日本軍隊和政府中勢力龐大，開啟了長州藩軍人控制陸軍的時代。對內閣的交替和重大內政外交問題都有重要影響。官至從一位、大勳位、功一級、公爵。
二、早年山縣
山縣有朋1838年6月生於長州荻城下川島莊，他家屬平民階層，其父是一名比步卒地位還低的倉庫協理員。山縣有朋自小不愛讀書，每日以舞刀弄槍為樂。所謂書痴者文必工，藝痴者技必良，熱愛耍槍的山縣有朋在少年時代便成為一名槍術名家。山縣有朋難以容忍德川時代的身份制度。福澤諭吉曾說過：“門第制度有如殺父之仇，低微的出身成為他投身明治維新，最終造就了歷史上最大派閥的原動力。
日本“陸軍之父”山縣有朋
本來要順理成章地繼承父親的警衛員工作，但因為他槍術精湛，他被藩廳看中，成為京都派遣組的一員。當時的京都乃是風暴的中心，於是，安政五年(1858年)7月，山縣有朋和伊藤博文(時名伊藤俊輔)等6人踏上了上洛的旅程。他在短時間內接觸到太多太多的新鮮事物，一時受到了巨大的衝擊。9月，山縣有朋等回到長州荻城，那時的他已經成了徹頭徹尾的攘夷派。
山縣二十歲時進入松下村塾，二十五歲成為奇兵隊軍監，率領軍隊參加了討幕戰爭。1868年日本開始實行明治維新，政府論功行賞，山縣有朋也被封了600石。在人才濟濟的明治政府中，山縣有朋只是個後輩，遠遠算不上頭面人物。不久，他就被派去歐洲遊歷，任務是考察各國的軍事制度。
當時陸軍的實權人物乃是長州出身的大村益次郎，他有意廢除陳舊兵法，建立徵兵制，推行全民皆兵，力爭建立西洋式的先進軍隊。可是，大村益次郎的改革激起了士族們的不滿，大村益次郎在京都遇刺，不久不治身亡。考察歸來的山縣有朋繼任陸軍大輔，在西鄉隆盛的支持下繼續推行軍事改革。
三、建立新軍
明治維新開始後，山縣被明治政府派到歐美各國考察軍事，這一考察可不得了，原來西方的軍事力量是如此強大如此發達，而他們“東洋軍”和“西洋兵軍”一比，簡直就是一原始部隊。大村益次郎遇刺後，山縣有朋已經成為陸軍中舉足輕重的人物。開始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能力都用在了改革軍制上，他要把日本軍隊也打造成歐美國家那樣的強兵勁旅。
山縣仔細研究天才毛奇領導下的普魯士陸軍更牛，連不可一世的法國也被普魯士打翻了，於是乎，他乾脆把日本陸軍軍制改成德國式的，在山縣的主張下，明治政府制定了《徵兵令》的近代兵制，一經實施，日軍的實力馬上壯大起來。隨後山縣又制定了讓新建的軍隊“老實聽話”的《軍人“讀法”七條》、《軍人訓誡》、《軍人敕諭》，規定士兵們最最重要的就是效忠天皇，為天皇而戰是最大榮譽，為天皇而死是最大幸福。山縣強力晚鼓吹日本士兵灌輸武士道精神，就這樣，日本軍隊成了“皇軍”，為了“天皇”，他們幹什麼都行。
建立了新軍隊，舊日的武士就不值錢了，山縣又建議政府頒佈《廢刀令》，強迫武士摘掉了象徵地位身份的武士刀。從此以後的日本軍隊才真正成為新興軍事家族的舞臺，也為日本建立起近代軍官團體制建立了良好的基礎，而且大幅的提升了平民參軍者的熱情，到1874年，日本爆發了佐賀土族叛亂，在這次行動中山縣有朋擔任征討參軍一職，叛亂被迅速評定，這也是山縣第一次指揮如此大規模的作戰[不要和當時的西方列強比規模了]，這使得山縣有朋在軍政兩屆進一步提高了威望，此後他還多次奉命剿滅各地的武裝叛亂，都很好的完成了任務，整個西南地區都在山縣的行動之下逐漸安靜了下來，天皇也更加的倚重此人!
西南剿滅戰爭之後山縣有朋的目光開始放得更加長遠了，為了適應當時日本軍隊的需要山縣決定再次進行軍事改革，於是在19世紀70年代末期，日本建立了現代化的參謀機構：參謀本部!而他自然出任第一人部長，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決定，從此以後日本軍隊的侵略色彩日漸濃重，這個不受各部門節制，只受命於天皇的組織可以隨意調動陸軍的每一支部隊，如此一來侵略就變的有恃無恐了!1879年山縣有朋坐不住了，他派遣十幾個將佐級軍官來華打探軍情，這次打著研究文化的幌子的軍事活動給了他極大的信心，在他上呈給天皇的摺子中這樣寫道：擴軍之急，猶飢待食!為了中日間的戰爭，山縣有朋認為擴軍備戰皆為重要!
1889年，山縣有朋奉命組閣，在這時他提出了中韓兩地解圍日本利益生命線的說法，認為只有控制了這兩個地方，日本的利益才可以得到保證，這是日本首次公開自己的侵略言論，而當時看來，機會的確不少，1882年朝鮮壬午之變，日本參謀本部開始著手於對華的行動制定，從1890年到1892年日本的軍費上升了一成之多，陸海軍的規模也大幅擴大，國內的教育也大肆宣揚所謂的保衛利益論!
二戰前日本陸軍設有諸如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幼年學校、陸軍航空士官學校、陸軍經理學校、陸軍預科士官學校、滿洲國陸軍軍官學校、陸軍大學校等軍校。日本海軍也有海軍兵學校、海軍經理學校、海軍機關學校、海軍大學校等軍校。這些學校給學生使用的教科書，就是一種“洗腦”的教科書。比如，陸軍幼年學校國語教科書中有反映日俄戰爭時期“軍神”乃木希典的課文《靖國神社》、有介紹海軍戰役的課文《水師營會見》，有記述軍國主義家庭情感的課文《水兵之母》。
東京教育大教授篠田融回憶自己戰前在陸軍預科士官學校任教的時候，特別注重對學生寫作文能力的培養。在他看來，首先讓學生反覆閱讀“國語、漢語、本邦史”的教科書，然後在此基礎上練習寫作文，“最可以看出學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他承認，當時日本就是用這種模式，通過學生作文檢查“洗腦”的結果。
四、考試更突出軍國主義教育
有教科書，就要有考試。考試不僅是對教科書內容的一種“複印性的重複”，更是對教科書內容的一種思想性強化。進入到大正、昭和年間後，日本軍人勢力變得越發強大，被稱作軍隊幹部培訓搖籃的陸軍士官學校和海軍兵學校在重視教科書的同時，還在入學考試裡增添了許多帶有軍國主義色彩、國粹色彩的問題。
1920年，東京陸軍中央幼年學校改名為陸軍士官學校預科，陸軍士官學校變成陸軍士官學校本科。同年，陸軍士官學校預科入學考試的讀解題裡，就出現這樣的內容——“觀察東洋大勢，鄰邦支那不斷髮生內亂，國勢不振，波斯、暹羅在苟延殘喘地維持著獨立，但早晚都會像印度、西伯利亞等一樣，被他國侵略。立於此間，應該由誰來維持東洋和平，為世界文明做貢獻呢?”這裡，無疑是暗示學生們回答“日本”。許多參與指揮盧溝橋事變、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的日本軍幹部，都是該校畢業的學生，包括甲級戰犯鬆井石根、陸軍元帥寺內壽一、日本首相小磯國昭、陸軍大臣杉山元等。
1937年，陸軍預科士兵學校的入學考試上，還出現過這樣一個問題。“日本戰爭開端，是在中國奉天發生的滿洲事變。在事變當時，滿洲勢力最大的人是誰?盧溝橋事變發生在哪年哪月哪日?我軍奮起的理由是什麼?”在同年發行的《陸軍士官學校》一書中，該問題被作為模擬題選入其中，並且列出最佳答案。勢力最大的人自然是“張學良”，事發時間是“昭和六年9月18日”，“日本軍奮起”的理由是“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條約上，我國在滿洲都享有正當的權力和利益。但是支那將滿洲作為自己的領土，把我國應該享有的特殊權力和利益，說成是侵略領土、破壞主權，而且對條約視而不見，妨礙我國人在滿洲租借土地，自由居住，蹂躪我國在森林、礦業上的諸多權利等，為了擁護國權，我皇軍一躍而起。”
顯然，這種答案就是把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一事正當化，並且讓未來的軍隊幹部候選人在入學前就把“正確答案”背下來。同時，也是鼓勵這些人日後在中國大陸和太平洋上大肆殺戮。陸軍士官學校的試題如此，海軍兵學校的入學試題也是如此。在1921年的入學考試歷史問卷中，有這樣一道題，“請簡明闡述一下朝鮮、臺灣、樺太、關東州以及南洋群島，是如何納入我國政府統治下的。”這段時期日本海軍兵學校的畢業生，有日本駐美國大使野村吉三郎、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受審期間病死獄中的海軍大臣永野修身、日本首相米內光政以及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五、戰後日本逃避近現代史教育
戰前日本學校特別是軍校注重通過教科書以及作文、考試等給學生培養軍國主義精神，那麼戰後呢?一名長期從事教育研究的日本國會議員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戰後日本教科書上雖然有近現代史內容，但老師基本不會在課堂上講授。通常在長篇大套講完古代史以後，便以“沒有時間”為藉口，讓學生“自學”近現代史內容。日本每年高考的試題裡面幾乎沒有近現代史內容，理由是“裡面有很多是沒有定論的。”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日本過去侵略外國的歷史，日本教育界正在從“不講”“不考”轉向教科書的“刪除”，試圖抹掉這段歷史，這同樣也是一種洗腦。
中文“軍國主義”一詞來自日文漢字「軍國主義(ぐんこくしゅぎ)」，中國人經常把它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國策思想聯繫起來。然而軍國主義的實踐並非只有日本為之，歷史上許多軍事力量強大的國家或政權，都會有軍事優先的政策，普魯士王國，蘇聯，美國，大英帝國等都帶有軍國主義的元素。其中以普魯士為最，大家都知道普魯士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而不是國家擁有一個軍隊。普魯士宰相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也是軍國主義的寫照。日文的軍國主義來自於Militarismus一詞，本是因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等批判法蘭西第二帝國和德意志帝國而誕生的。
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
依靠著日益強大的軍力，普魯士由小而大，由弱而強。19世紀中期，普魯士王國取得普丹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的勝利，統一了除奧地利外的德意志，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國，繼而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其殘酷性和反動性，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因此，“普魯士主義”成了德國軍國主義的罪惡根源與核心。
當我們漫步在東京的街頭，無論是古老的東京車站，還是日本司法部大樓，都能看到古老的德國式建築，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日本與德國的淵源關係—從明治維新時代開始，日本就學習普魯士主義與德國的政體與文化，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德成了堅定的盟國。
明治維新初期，被稱為“日本憲政之父”的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憲政，他首先來到英國，發現英國國王雖有王位而無實際統治權，與日本國體不相符。而德國政府雖設立議會廣採眾議，皇帝卻親掌立法行政大權。因此，伊藤博文認為，德國體制最適合日本，於是主張日本應效法德國。日本此後按照伊藤博文的思路，制定了《明治憲法》，在此憲法下，雖設議會，但以天皇主權為根本原則；以天皇為神，將神道國教化;規定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直屬於天皇，賦予軍人以特權。《明治憲法》的頒佈，使明治維新政權帶上了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深深烙印，為日後軍國主義的興起埋下了伏筆。
不過，與德國不同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另一大淵源是源自於古代中世紀的日本武士、武家當政及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和絕對服從等封建道德規範及行為準則。武士道對日本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極其深遠，使得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的思想文化傳統。
日本武士產生於八、九世紀，從11世紀起，日本武士階層開始登上政治舞臺。以1192年鎌倉幕府建立為標誌，武士掌握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鎌倉幕府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一個武士政權，從此，武士階級成為統治階級。日本武士階級以攻戰殺伐為職業，是自古代中世紀已出現的軍國主義的鼓吹者，是軍國主義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身體力行者。在日本歷史上，幕府時代長達676年之久，武士階級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逐漸形成武士道，它對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極其深遠，從而使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思想文化傳統。
日本戰國時代武士
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和絕對服從等封建道德規範及行為準則。導源於神道教、佛教、儒學及皇國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經歷了三大發展階段，即江戶時代以前的舊型武士道、江戶時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維新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及國民精神的武士道。
舊型武士道只是較為粗陋的“武者之習”、“兵之道”和“實踐之道”，是作戰爭鬥者的倫理規範，它崇尚和重視主從關係，強調和講究復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導為主君獻身。舊型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宮本武藏是著名劍道家，他的一生表現了日本武士傳統的好勇鬥狠和極端殘忍性，動輒下毒手，致人死命。後來日本軍國主義者經常鼓吹、宣揚宮本的做法及精神，為侵略戰爭服務。
江戶時代對武士道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總結，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學思想為理論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這種新的“士道”論者以山鹿素行為主要代表。山鹿素行將畢生精力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論體系上，他的文集被稱為日本“國民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山鹿素行把“安天命”、“盡忠孝，講仁義”等作為武士修養的內容，把“得主盡忠”作為武士應盡的本份，向武士灌輸“忠於主君”、“不顧身家”的思想，還要有“報恩、克己、面對死亡而不動搖的勇氣”。並規定了一套繁雜的道德規範、規矩和禮法。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論，後來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他們以“武士道”精神、“征戰光榮”的思想和“忠勇義烈”的事蹟，對軍隊進行奴化教育，使其充當征服世界的侵略戰爭的炮灰。山鹿素行還有強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義。他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山鹿素行的這些神道教、儒學及皇國史觀中的封建思想糟粕對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思想亦有深遠的惡劣影響。
到江戶時代後期，日本陽明派學者、明治維新的先驅者吉田松陰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七規七則”和“忠魂不滅”說。他認為一般人死則魂滅，而忠魂不同，將永久不滅。這一“理論”及其實踐，對明治維新後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響極為深遠，對軍國主義鼓吹為天皇效死，欺騙日本人民盲目充當侵略戰爭的炮灰髮揮了很大作用。
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轉變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倫理和擴展為國民普遍道德及行動準則的武士道，更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時代的武士道對江戶時代的武士道進行了揚棄轉化。其內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將以前分別效忠各自主君捨棄，轉而強調全體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個人，即將效忠對象由多元轉化為一元。手握神權並總攬國家大權的天皇，君臨萬民之上，構築了“一君萬民”的體制。同時，明治時代的國體論宣揚神造日本，天皇為“現人神”，有權依據“神敕”統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國憲法》這一國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權論”，憲法規定日本“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天皇統帥陸海軍”。故報效國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由報效國家來體現。二是打破重義輕利的武士道傳統觀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針。“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愛國”觀念；“商才”，即經商之才。三是將江戶時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聖人之道全部抹煞捨棄，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蠻的獸性、惡性發展到極端，崇拜殘忍，歌頌殉死“玉碎”。
明治政府確定了日本“與萬國對峙”的目標以後，以發佈《教育敕語》為標誌，將原來適用對象僅為武士的武士道，擴大為適用於全體日本國民。在擴張國權、宣揚國威的喧囂聲中，武士道被納入近代軍國主義軌道，成為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為軍國主義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軍國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武士道，對內作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國民的思想；對外則鼓舞日本國民踏上了侵略亞洲各國的道路。由此拉開了日本近現代史上武士道倡導窮兵黷武、為戰爭服務的罪惡帷幕。日本軍人在武士道的支配下，佔領臺灣，吞併琉球、朝鮮，侵略中國大陸、挑起太平洋戰爭。日本國民在武士道的鼓舞下把對外侵略戰爭看作是為“皇國”的“聖戰”，以充當炮灰為榮，自願做“神風”隊員、“特攻”隊員，把自己當作肉彈進行自殺性進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戰爭災難，吞噬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日本青年，並給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帶來了更為巨大和深重的災難。日本侵略軍的暴行令人髮指，在整個人類戰爭史上也是罕見的。武士道一詞也因與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和日軍的侵略暴行聯繫在一起，而令人反感和憎惡乃至仇恨。
一、侵略擴張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核心
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核心是侵略擴張思想。從日本歷史來看，它經過了兩個階段，一是日本封建時代開疆拓土的侵略擴張思想，二是近代以來受西方列強殖民主義思想影響的侵略擴張思想。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思想由來已久，從傳說中的首代神武天皇發佈“詔敕”中，就有“八?一宇”（將五洲四海置於天皇一人統治之下）及“皇道”的用語。更有這一帝國理想的實踐者，即關於神功皇后征討新羅（朝鮮南部）等地，三次用兵，大獲全勝的神話傳說。後來歷代統治者均宣場神功皇后開疆拓土的戰功，對她推崇有加。
東亞最先融入世界的那個國家正是全世界罪惡最深重的那個國家!而一切事情必有因果，當然我們說日本這個不冷靜的傢伙到底是從誰那裡養成了動刀動槍的惡習呢?其實這個傢伙太有名了，他從小喜好武力，在軍隊中最先推行近代化改革，又率兵入侵中國，為日本建立了現代化的參謀本部，這個傢伙就是臭名昭彰的軍國主義巨頭山縣有朋!
日本近代能有一躍成為和歐美列強的地位，離不開那些能夠劈疆吞土時而瘋魔亂舞時而殘忍冷峻的“機器人”將軍們，那就不得不提隱藏在“機器人”將軍們身後的那個人——山縣有朋。
山縣有朋（日文：やまがた ありとも，英文：Yamagata Aritomo；1838年6月14日-1922年2月1日）日本軍事家，政治家。幼名辰之助，後改小助、小輔。明治維新後由山縣狂介改名山縣有朋，號含雪。1909年伊藤博文死後，成為日本最有權勢的元老，在日本軍隊和政府中勢力龐大，開啟了長州藩軍人控制陸軍的時代。對內閣的交替和重大內政外交問題都有重要影響。官至從一位、大勳位、功一級、公爵。
二、早年山縣
山縣有朋1838年6月生於長州荻城下川島莊，他家屬平民階層，其父是一名比步卒地位還低的倉庫協理員。山縣有朋自小不愛讀書，每日以舞刀弄槍為樂。所謂書痴者文必工，藝痴者技必良，熱愛耍槍的山縣有朋在少年時代便成為一名槍術名家。山縣有朋難以容忍德川時代的身份制度。福澤諭吉曾說過：“門第制度有如殺父之仇，低微的出身成為他投身明治維新，最終造就了歷史上最大派閥的原動力。
日本“陸軍之父”山縣有朋
本來要順理成章地繼承父親的警衛員工作，但因為他槍術精湛，他被藩廳看中，成為京都派遣組的一員。當時的京都乃是風暴的中心，於是，安政五年(1858年)7月，山縣有朋和伊藤博文(時名伊藤俊輔)等6人踏上了上洛的旅程。他在短時間內接觸到太多太多的新鮮事物，一時受到了巨大的衝擊。9月，山縣有朋等回到長州荻城，那時的他已經成了徹頭徹尾的攘夷派。
山縣二十歲時進入松下村塾，二十五歲成為奇兵隊軍監，率領軍隊參加了討幕戰爭。1868年日本開始實行明治維新，政府論功行賞，山縣有朋也被封了600石。在人才濟濟的明治政府中，山縣有朋只是個後輩，遠遠算不上頭面人物。不久，他就被派去歐洲遊歷，任務是考察各國的軍事制度。
當時陸軍的實權人物乃是長州出身的大村益次郎，他有意廢除陳舊兵法，建立徵兵制，推行全民皆兵，力爭建立西洋式的先進軍隊。可是，大村益次郎的改革激起了士族們的不滿，大村益次郎在京都遇刺，不久不治身亡。考察歸來的山縣有朋繼任陸軍大輔，在西鄉隆盛的支持下繼續推行軍事改革。
三、建立新軍
明治維新開始後，山縣被明治政府派到歐美各國考察軍事，這一考察可不得了，原來西方的軍事力量是如此強大如此發達，而他們“東洋軍”和“西洋兵軍”一比，簡直就是一原始部隊。大村益次郎遇刺後，山縣有朋已經成為陸軍中舉足輕重的人物。開始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能力都用在了改革軍制上，他要把日本軍隊也打造成歐美國家那樣的強兵勁旅。
山縣仔細研究天才毛奇領導下的普魯士陸軍更牛，連不可一世的法國也被普魯士打翻了，於是乎，他乾脆把日本陸軍軍制改成德國式的，在山縣的主張下，明治政府制定了《徵兵令》的近代兵制，一經實施，日軍的實力馬上壯大起來。隨後山縣又制定了讓新建的軍隊“老實聽話”的《軍人“讀法”七條》、《軍人訓誡》、《軍人敕諭》，規定士兵們最最重要的就是效忠天皇，為天皇而戰是最大榮譽，為天皇而死是最大幸福。山縣強力晚鼓吹日本士兵灌輸武士道精神，就這樣，日本軍隊成了“皇軍”，為了“天皇”，他們幹什麼都行。
建立了新軍隊，舊日的武士就不值錢了，山縣又建議政府頒佈《廢刀令》，強迫武士摘掉了象徵地位身份的武士刀。從此以後的日本軍隊才真正成為新興軍事家族的舞臺，也為日本建立起近代軍官團體制建立了良好的基礎，而且大幅的提升了平民參軍者的熱情，到1874年，日本爆發了佐賀土族叛亂，在這次行動中山縣有朋擔任征討參軍一職，叛亂被迅速評定，這也是山縣第一次指揮如此大規模的作戰[不要和當時的西方列強比規模了]，這使得山縣有朋在軍政兩屆進一步提高了威望，此後他還多次奉命剿滅各地的武裝叛亂，都很好的完成了任務，整個西南地區都在山縣的行動之下逐漸安靜了下來，天皇也更加的倚重此人!
西南剿滅戰爭之後山縣有朋的目光開始放得更加長遠了，為了適應當時日本軍隊的需要山縣決定再次進行軍事改革，於是在19世紀70年代末期，日本建立了現代化的參謀機構：參謀本部!而他自然出任第一人部長，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決定，從此以後日本軍隊的侵略色彩日漸濃重，這個不受各部門節制，只受命於天皇的組織可以隨意調動陸軍的每一支部隊，如此一來侵略就變的有恃無恐了!1879年山縣有朋坐不住了，他派遣十幾個將佐級軍官來華打探軍情，這次打著研究文化的幌子的軍事活動給了他極大的信心，在他上呈給天皇的摺子中這樣寫道：擴軍之急，猶飢待食!為了中日間的戰爭，山縣有朋認為擴軍備戰皆為重要!
1889年，山縣有朋奉命組閣，在這時他提出了中韓兩地解圍日本利益生命線的說法，認為只有控制了這兩個地方，日本的利益才可以得到保證，這是日本首次公開自己的侵略言論，而當時看來，機會的確不少，1882年朝鮮壬午之變，日本參謀本部開始著手於對華的行動制定，從1890年到1892年日本的軍費上升了一成之多，陸海軍的規模也大幅擴大，國內的教育也大肆宣揚所謂的保衛利益論!
二戰前日本陸軍設有諸如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幼年學校、陸軍航空士官學校、陸軍經理學校、陸軍預科士官學校、滿洲國陸軍軍官學校、陸軍大學校等軍校。日本海軍也有海軍兵學校、海軍經理學校、海軍機關學校、海軍大學校等軍校。這些學校給學生使用的教科書，就是一種“洗腦”的教科書。比如，陸軍幼年學校國語教科書中有反映日俄戰爭時期“軍神”乃木希典的課文《靖國神社》、有介紹海軍戰役的課文《水師營會見》，有記述軍國主義家庭情感的課文《水兵之母》。
東京教育大教授篠田融回憶自己戰前在陸軍預科士官學校任教的時候，特別注重對學生寫作文能力的培養。在他看來，首先讓學生反覆閱讀“國語、漢語、本邦史”的教科書，然後在此基礎上練習寫作文，“最可以看出學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他承認，當時日本就是用這種模式，通過學生作文檢查“洗腦”的結果。
四、考試更突出軍國主義教育
有教科書，就要有考試。考試不僅是對教科書內容的一種“複印性的重複”，更是對教科書內容的一種思想性強化。進入到大正、昭和年間後，日本軍人勢力變得越發強大，被稱作軍隊幹部培訓搖籃的陸軍士官學校和海軍兵學校在重視教科書的同時，還在入學考試裡增添了許多帶有軍國主義色彩、國粹色彩的問題。
1920年，東京陸軍中央幼年學校改名為陸軍士官學校預科，陸軍士官學校變成陸軍士官學校本科。同年，陸軍士官學校預科入學考試的讀解題裡，就出現這樣的內容——“觀察東洋大勢，鄰邦支那不斷髮生內亂，國勢不振，波斯、暹羅在苟延殘喘地維持著獨立，但早晚都會像印度、西伯利亞等一樣，被他國侵略。立於此間，應該由誰來維持東洋和平，為世界文明做貢獻呢?”這裡，無疑是暗示學生們回答“日本”。許多參與指揮盧溝橋事變、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的日本軍幹部，都是該校畢業的學生，包括甲級戰犯鬆井石根、陸軍元帥寺內壽一、日本首相小磯國昭、陸軍大臣杉山元等。
1937年，陸軍預科士兵學校的入學考試上，還出現過這樣一個問題。“日本戰爭開端，是在中國奉天發生的滿洲事變。在事變當時，滿洲勢力最大的人是誰?盧溝橋事變發生在哪年哪月哪日?我軍奮起的理由是什麼?”在同年發行的《陸軍士官學校》一書中，該問題被作為模擬題選入其中，並且列出最佳答案。勢力最大的人自然是“張學良”，事發時間是“昭和六年9月18日”，“日本軍奮起”的理由是“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條約上，我國在滿洲都享有正當的權力和利益。但是支那將滿洲作為自己的領土，把我國應該享有的特殊權力和利益，說成是侵略領土、破壞主權，而且對條約視而不見，妨礙我國人在滿洲租借土地，自由居住，蹂躪我國在森林、礦業上的諸多權利等，為了擁護國權，我皇軍一躍而起。”
顯然，這種答案就是把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一事正當化，並且讓未來的軍隊幹部候選人在入學前就把“正確答案”背下來。同時，也是鼓勵這些人日後在中國大陸和太平洋上大肆殺戮。陸軍士官學校的試題如此，海軍兵學校的入學試題也是如此。在1921年的入學考試歷史問卷中，有這樣一道題，“請簡明闡述一下朝鮮、臺灣、樺太、關東州以及南洋群島，是如何納入我國政府統治下的。”這段時期日本海軍兵學校的畢業生，有日本駐美國大使野村吉三郎、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受審期間病死獄中的海軍大臣永野修身、日本首相米內光政以及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五、戰後日本逃避近現代史教育
戰前日本學校特別是軍校注重通過教科書以及作文、考試等給學生培養軍國主義精神，那麼戰後呢?一名長期從事教育研究的日本國會議員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戰後日本教科書上雖然有近現代史內容，但老師基本不會在課堂上講授。通常在長篇大套講完古代史以後，便以“沒有時間”為藉口，讓學生“自學”近現代史內容。日本每年高考的試題裡面幾乎沒有近現代史內容，理由是“裡面有很多是沒有定論的。”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日本過去侵略外國的歷史，日本教育界正在從“不講”“不考”轉向教科書的“刪除”，試圖抹掉這段歷史，這同樣也是一種洗腦。
狂熱的軍國主義
2014年春季，“數研出版社”在新出版的教科書中刪除有關“隨軍慰安婦”“強徵”等字眼。表面上看，在修改教科書問題上，似乎是出版社“主動”，政府“被動”。事實上日本文部科學省在2014年1月修改教科書審定標準，要求教育界在“沒有定論的歷史、領土”問題上適度體現政府官方主張。教科書出版社可在“發現錯誤”或“事實產生變化時”向文部科學省申請修改教科書內容。正因為這樣，經過將近一年的努力，“數研出版”才首先站出來，一方面是迴應政府的“號召”，另一方面是給業內的同行做榜樣。
六、國家戰爭的“利器”——軍國主義
所謂軍國主義，是指崇尚武力和軍事擴張，將窮兵黷武和侵略擴張作為立國之本，把國家完全置於軍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經濟、文教等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均服務於擴軍備戰和對外戰爭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德國和日本都是軍國主義國家的典型。法西斯主義就是在這些國家全面危機時期軍國主義的極端表現。軍國主義充滿殘酷性和反動性，曾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它的基本理論包括對和平的否認，堅持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認為戰爭本身是美好和令人神往的。軍國主義的行為體現為某個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軍事化，以及對外奉行侵略擴張的政策。在軍國主義國家，戰爭成為國家的主要目的。
軍國主義(Militarism)是一種黷武主義，認為軍事力量是國家安全的基礎，並將保證軍事力量視為社會最重要目標的意識形態。具體是指崇尚武力和軍事擴張，將窮兵黷武和侵略擴張作為立國之本，把國家完全置於軍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經濟、文教等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均服務於擴軍備戰和對外戰爭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德國和日本都是軍國主義國家的典型。法西斯主義就是在這些國家全面危機時期軍國主義的極端表現。
中文“軍國主義”一詞來自日文漢字「軍國主義(ぐんこくしゅぎ)」，中國人經常把它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國策思想聯繫起來。然而軍國主義的實踐並非只有日本為之，歷史上許多軍事力量強大的國家或政權，都會有軍事優先的政策，蘇聯，美國，英帝國，朝鮮，以色列等都帶有軍國主義的元素。日文的軍國主義來自於Militarismus一詞，本是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等批判法蘭西第二帝國和德意志帝國而生的。
中文“軍國主義”一詞來自日文漢字「軍國主義(ぐんこくしゅぎ)」，中國人經常把它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國策思想聯繫起來。然而軍國主義的實踐並非只有日本為之，歷史上許多軍事力量強大的國家或政權，都會有軍事優先的政策，普魯士王國，蘇聯，美國，大英帝國等都帶有軍國主義的元素。其中以普魯士為最，大家都知道普魯士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而不是國家擁有一個軍隊。普魯士宰相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也是軍國主義的寫照。日文的軍國主義來自於Militarismus一詞，本是因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等批判法蘭西第二帝國和德意志帝國而誕生的。
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
依靠著日益強大的軍力，普魯士由小而大，由弱而強。19世紀中期，普魯士王國取得普丹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的勝利，統一了除奧地利外的德意志，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國，繼而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其殘酷性和反動性，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因此，“普魯士主義”成了德國軍國主義的罪惡根源與核心。
當我們漫步在東京的街頭，無論是古老的東京車站，還是日本司法部大樓，都能看到古老的德國式建築，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日本與德國的淵源關係—從明治維新時代開始，日本就學習普魯士主義與德國的政體與文化，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德成了堅定的盟國。
明治維新初期，被稱為“日本憲政之父”的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憲政，他首先來到英國，發現英國國王雖有王位而無實際統治權，與日本國體不相符。而德國政府雖設立議會廣採眾議，皇帝卻親掌立法行政大權。因此，伊藤博文認為，德國體制最適合日本，於是主張日本應效法德國。日本此後按照伊藤博文的思路，制定了《明治憲法》，在此憲法下，雖設議會，但以天皇主權為根本原則；以天皇為神，將神道國教化;規定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直屬於天皇，賦予軍人以特權。《明治憲法》的頒佈，使明治維新政權帶上了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深深烙印，為日後軍國主義的興起埋下了伏筆。
不過，與德國不同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另一大淵源是源自於古代中世紀的日本武士、武家當政及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和絕對服從等封建道德規範及行為準則。武士道對日本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極其深遠，使得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的思想文化傳統。
日本武士產生於八、九世紀，從11世紀起，日本武士階層開始登上政治舞臺。以1192年鎌倉幕府建立為標誌，武士掌握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鎌倉幕府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一個武士政權，從此，武士階級成為統治階級。日本武士階級以攻戰殺伐為職業，是自古代中世紀已出現的軍國主義的鼓吹者，是軍國主義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身體力行者。在日本歷史上，幕府時代長達676年之久，武士階級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逐漸形成武士道，它對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極其深遠，從而使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思想文化傳統。
日本戰國時代武士
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和絕對服從等封建道德規範及行為準則。導源於神道教、佛教、儒學及皇國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經歷了三大發展階段，即江戶時代以前的舊型武士道、江戶時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維新後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及國民精神的武士道。
舊型武士道只是較為粗陋的“武者之習”、“兵之道”和“實踐之道”，是作戰爭鬥者的倫理規範，它崇尚和重視主從關係，強調和講究復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導為主君獻身。舊型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宮本武藏是著名劍道家，他的一生表現了日本武士傳統的好勇鬥狠和極端殘忍性，動輒下毒手，致人死命。後來日本軍國主義者經常鼓吹、宣揚宮本的做法及精神，為侵略戰爭服務。
江戶時代對武士道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總結，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學思想為理論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這種新的“士道”論者以山鹿素行為主要代表。山鹿素行將畢生精力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論體系上，他的文集被稱為日本“國民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山鹿素行把“安天命”、“盡忠孝，講仁義”等作為武士修養的內容，把“得主盡忠”作為武士應盡的本份，向武士灌輸“忠於主君”、“不顧身家”的思想，還要有“報恩、克己、面對死亡而不動搖的勇氣”。並規定了一套繁雜的道德規範、規矩和禮法。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論，後來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他們以“武士道”精神、“征戰光榮”的思想和“忠勇義烈”的事蹟，對軍隊進行奴化教育，使其充當征服世界的侵略戰爭的炮灰。山鹿素行還有強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義。他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山鹿素行的這些神道教、儒學及皇國史觀中的封建思想糟粕對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思想亦有深遠的惡劣影響。
到江戶時代後期，日本陽明派學者、明治維新的先驅者吉田松陰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七規七則”和“忠魂不滅”說。他認為一般人死則魂滅，而忠魂不同，將永久不滅。這一“理論”及其實踐，對明治維新後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響極為深遠，對軍國主義鼓吹為天皇效死，欺騙日本人民盲目充當侵略戰爭的炮灰髮揮了很大作用。
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轉變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轉化為近代軍人精神倫理和擴展為國民普遍道德及行動準則的武士道，更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時代的武士道對江戶時代的武士道進行了揚棄轉化。其內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將以前分別效忠各自主君捨棄，轉而強調全體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個人，即將效忠對象由多元轉化為一元。手握神權並總攬國家大權的天皇，君臨萬民之上，構築了“一君萬民”的體制。同時，明治時代的國體論宣揚神造日本，天皇為“現人神”，有權依據“神敕”統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國憲法》這一國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權論”，憲法規定日本“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天皇統帥陸海軍”。故報效國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由報效國家來體現。二是打破重義輕利的武士道傳統觀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針。“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愛國”觀念；“商才”，即經商之才。三是將江戶時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聖人之道全部抹煞捨棄，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蠻的獸性、惡性發展到極端，崇拜殘忍，歌頌殉死“玉碎”。
明治政府確定了日本“與萬國對峙”的目標以後，以發佈《教育敕語》為標誌，將原來適用對象僅為武士的武士道，擴大為適用於全體日本國民。在擴張國權、宣揚國威的喧囂聲中，武士道被納入近代軍國主義軌道，成為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為軍國主義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軍國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武士道，對內作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國民的思想；對外則鼓舞日本國民踏上了侵略亞洲各國的道路。由此拉開了日本近現代史上武士道倡導窮兵黷武、為戰爭服務的罪惡帷幕。日本軍人在武士道的支配下，佔領臺灣，吞併琉球、朝鮮，侵略中國大陸、挑起太平洋戰爭。日本國民在武士道的鼓舞下把對外侵略戰爭看作是為“皇國”的“聖戰”，以充當炮灰為榮，自願做“神風”隊員、“特攻”隊員，把自己當作肉彈進行自殺性進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戰爭災難，吞噬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日本青年，並給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帶來了更為巨大和深重的災難。日本侵略軍的暴行令人髮指，在整個人類戰爭史上也是罕見的。武士道一詞也因與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和日軍的侵略暴行聯繫在一起，而令人反感和憎惡乃至仇恨。
一、侵略擴張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核心
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核心是侵略擴張思想。從日本歷史來看，它經過了兩個階段，一是日本封建時代開疆拓土的侵略擴張思想，二是近代以來受西方列強殖民主義思想影響的侵略擴張思想。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思想由來已久，從傳說中的首代神武天皇發佈“詔敕”中，就有“八?一宇”（將五洲四海置於天皇一人統治之下）及“皇道”的用語。更有這一帝國理想的實踐者，即關於神功皇后征討新羅（朝鮮南部）等地，三次用兵，大獲全勝的神話傳說。後來歷代統治者均宣場神功皇后開疆拓土的戰功，對她推崇有加。
東亞最先融入世界的那個國家正是全世界罪惡最深重的那個國家!而一切事情必有因果，當然我們說日本這個不冷靜的傢伙到底是從誰那裡養成了動刀動槍的惡習呢?其實這個傢伙太有名了，他從小喜好武力，在軍隊中最先推行近代化改革，又率兵入侵中國，為日本建立了現代化的參謀本部，這個傢伙就是臭名昭彰的軍國主義巨頭山縣有朋!
日本近代能有一躍成為和歐美列強的地位，離不開那些能夠劈疆吞土時而瘋魔亂舞時而殘忍冷峻的“機器人”將軍們，那就不得不提隱藏在“機器人”將軍們身後的那個人——山縣有朋。
山縣有朋（日文：やまがた ありとも，英文：Yamagata Aritomo；1838年6月14日-1922年2月1日）日本軍事家，政治家。幼名辰之助，後改小助、小輔。明治維新後由山縣狂介改名山縣有朋，號含雪。1909年伊藤博文死後，成為日本最有權勢的元老，在日本軍隊和政府中勢力龐大，開啟了長州藩軍人控制陸軍的時代。對內閣的交替和重大內政外交問題都有重要影響。官至從一位、大勳位、功一級、公爵。
二、早年山縣
山縣有朋1838年6月生於長州荻城下川島莊，他家屬平民階層，其父是一名比步卒地位還低的倉庫協理員。山縣有朋自小不愛讀書，每日以舞刀弄槍為樂。所謂書痴者文必工，藝痴者技必良，熱愛耍槍的山縣有朋在少年時代便成為一名槍術名家。山縣有朋難以容忍德川時代的身份制度。福澤諭吉曾說過：“門第制度有如殺父之仇，低微的出身成為他投身明治維新，最終造就了歷史上最大派閥的原動力。
日本“陸軍之父”山縣有朋
本來要順理成章地繼承父親的警衛員工作，但因為他槍術精湛，他被藩廳看中，成為京都派遣組的一員。當時的京都乃是風暴的中心，於是，安政五年(1858年)7月，山縣有朋和伊藤博文(時名伊藤俊輔)等6人踏上了上洛的旅程。他在短時間內接觸到太多太多的新鮮事物，一時受到了巨大的衝擊。9月，山縣有朋等回到長州荻城，那時的他已經成了徹頭徹尾的攘夷派。
山縣二十歲時進入松下村塾，二十五歲成為奇兵隊軍監，率領軍隊參加了討幕戰爭。1868年日本開始實行明治維新，政府論功行賞，山縣有朋也被封了600石。在人才濟濟的明治政府中，山縣有朋只是個後輩，遠遠算不上頭面人物。不久，他就被派去歐洲遊歷，任務是考察各國的軍事制度。
當時陸軍的實權人物乃是長州出身的大村益次郎，他有意廢除陳舊兵法，建立徵兵制，推行全民皆兵，力爭建立西洋式的先進軍隊。可是，大村益次郎的改革激起了士族們的不滿，大村益次郎在京都遇刺，不久不治身亡。考察歸來的山縣有朋繼任陸軍大輔，在西鄉隆盛的支持下繼續推行軍事改革。
三、建立新軍
明治維新開始後，山縣被明治政府派到歐美各國考察軍事，這一考察可不得了，原來西方的軍事力量是如此強大如此發達，而他們“東洋軍”和“西洋兵軍”一比，簡直就是一原始部隊。大村益次郎遇刺後，山縣有朋已經成為陸軍中舉足輕重的人物。開始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能力都用在了改革軍制上，他要把日本軍隊也打造成歐美國家那樣的強兵勁旅。
山縣仔細研究天才毛奇領導下的普魯士陸軍更牛，連不可一世的法國也被普魯士打翻了，於是乎，他乾脆把日本陸軍軍制改成德國式的，在山縣的主張下，明治政府制定了《徵兵令》的近代兵制，一經實施，日軍的實力馬上壯大起來。隨後山縣又制定了讓新建的軍隊“老實聽話”的《軍人“讀法”七條》、《軍人訓誡》、《軍人敕諭》，規定士兵們最最重要的就是效忠天皇，為天皇而戰是最大榮譽，為天皇而死是最大幸福。山縣強力晚鼓吹日本士兵灌輸武士道精神，就這樣，日本軍隊成了“皇軍”，為了“天皇”，他們幹什麼都行。
建立了新軍隊，舊日的武士就不值錢了，山縣又建議政府頒佈《廢刀令》，強迫武士摘掉了象徵地位身份的武士刀。從此以後的日本軍隊才真正成為新興軍事家族的舞臺，也為日本建立起近代軍官團體制建立了良好的基礎，而且大幅的提升了平民參軍者的熱情，到1874年，日本爆發了佐賀土族叛亂，在這次行動中山縣有朋擔任征討參軍一職，叛亂被迅速評定，這也是山縣第一次指揮如此大規模的作戰[不要和當時的西方列強比規模了]，這使得山縣有朋在軍政兩屆進一步提高了威望，此後他還多次奉命剿滅各地的武裝叛亂，都很好的完成了任務，整個西南地區都在山縣的行動之下逐漸安靜了下來，天皇也更加的倚重此人!
西南剿滅戰爭之後山縣有朋的目光開始放得更加長遠了，為了適應當時日本軍隊的需要山縣決定再次進行軍事改革，於是在19世紀70年代末期，日本建立了現代化的參謀機構：參謀本部!而他自然出任第一人部長，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決定，從此以後日本軍隊的侵略色彩日漸濃重，這個不受各部門節制，只受命於天皇的組織可以隨意調動陸軍的每一支部隊，如此一來侵略就變的有恃無恐了!1879年山縣有朋坐不住了，他派遣十幾個將佐級軍官來華打探軍情，這次打著研究文化的幌子的軍事活動給了他極大的信心，在他上呈給天皇的摺子中這樣寫道：擴軍之急，猶飢待食!為了中日間的戰爭，山縣有朋認為擴軍備戰皆為重要!
1889年，山縣有朋奉命組閣，在這時他提出了中韓兩地解圍日本利益生命線的說法，認為只有控制了這兩個地方，日本的利益才可以得到保證，這是日本首次公開自己的侵略言論，而當時看來，機會的確不少，1882年朝鮮壬午之變，日本參謀本部開始著手於對華的行動制定，從1890年到1892年日本的軍費上升了一成之多，陸海軍的規模也大幅擴大，國內的教育也大肆宣揚所謂的保衛利益論!
二戰前日本陸軍設有諸如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幼年學校、陸軍航空士官學校、陸軍經理學校、陸軍預科士官學校、滿洲國陸軍軍官學校、陸軍大學校等軍校。日本海軍也有海軍兵學校、海軍經理學校、海軍機關學校、海軍大學校等軍校。這些學校給學生使用的教科書，就是一種“洗腦”的教科書。比如，陸軍幼年學校國語教科書中有反映日俄戰爭時期“軍神”乃木希典的課文《靖國神社》、有介紹海軍戰役的課文《水師營會見》，有記述軍國主義家庭情感的課文《水兵之母》。
東京教育大教授篠田融回憶自己戰前在陸軍預科士官學校任教的時候，特別注重對學生寫作文能力的培養。在他看來，首先讓學生反覆閱讀“國語、漢語、本邦史”的教科書，然後在此基礎上練習寫作文，“最可以看出學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他承認，當時日本就是用這種模式，通過學生作文檢查“洗腦”的結果。
四、考試更突出軍國主義教育
有教科書，就要有考試。考試不僅是對教科書內容的一種“複印性的重複”，更是對教科書內容的一種思想性強化。進入到大正、昭和年間後，日本軍人勢力變得越發強大，被稱作軍隊幹部培訓搖籃的陸軍士官學校和海軍兵學校在重視教科書的同時，還在入學考試裡增添了許多帶有軍國主義色彩、國粹色彩的問題。
1920年，東京陸軍中央幼年學校改名為陸軍士官學校預科，陸軍士官學校變成陸軍士官學校本科。同年，陸軍士官學校預科入學考試的讀解題裡，就出現這樣的內容——“觀察東洋大勢，鄰邦支那不斷髮生內亂，國勢不振，波斯、暹羅在苟延殘喘地維持著獨立，但早晚都會像印度、西伯利亞等一樣，被他國侵略。立於此間，應該由誰來維持東洋和平，為世界文明做貢獻呢?”這裡，無疑是暗示學生們回答“日本”。許多參與指揮盧溝橋事變、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的日本軍幹部，都是該校畢業的學生，包括甲級戰犯鬆井石根、陸軍元帥寺內壽一、日本首相小磯國昭、陸軍大臣杉山元等。
1937年，陸軍預科士兵學校的入學考試上，還出現過這樣一個問題。“日本戰爭開端，是在中國奉天發生的滿洲事變。在事變當時，滿洲勢力最大的人是誰?盧溝橋事變發生在哪年哪月哪日?我軍奮起的理由是什麼?”在同年發行的《陸軍士官學校》一書中，該問題被作為模擬題選入其中，並且列出最佳答案。勢力最大的人自然是“張學良”，事發時間是“昭和六年9月18日”，“日本軍奮起”的理由是“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條約上，我國在滿洲都享有正當的權力和利益。但是支那將滿洲作為自己的領土，把我國應該享有的特殊權力和利益，說成是侵略領土、破壞主權，而且對條約視而不見，妨礙我國人在滿洲租借土地，自由居住，蹂躪我國在森林、礦業上的諸多權利等，為了擁護國權，我皇軍一躍而起。”
顯然，這種答案就是把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一事正當化，並且讓未來的軍隊幹部候選人在入學前就把“正確答案”背下來。同時，也是鼓勵這些人日後在中國大陸和太平洋上大肆殺戮。陸軍士官學校的試題如此，海軍兵學校的入學試題也是如此。在1921年的入學考試歷史問卷中，有這樣一道題，“請簡明闡述一下朝鮮、臺灣、樺太、關東州以及南洋群島，是如何納入我國政府統治下的。”這段時期日本海軍兵學校的畢業生，有日本駐美國大使野村吉三郎、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受審期間病死獄中的海軍大臣永野修身、日本首相米內光政以及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五、戰後日本逃避近現代史教育
戰前日本學校特別是軍校注重通過教科書以及作文、考試等給學生培養軍國主義精神，那麼戰後呢?一名長期從事教育研究的日本國會議員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戰後日本教科書上雖然有近現代史內容，但老師基本不會在課堂上講授。通常在長篇大套講完古代史以後，便以“沒有時間”為藉口，讓學生“自學”近現代史內容。日本每年高考的試題裡面幾乎沒有近現代史內容，理由是“裡面有很多是沒有定論的。”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日本過去侵略外國的歷史，日本教育界正在從“不講”“不考”轉向教科書的“刪除”，試圖抹掉這段歷史，這同樣也是一種洗腦。
狂熱的軍國主義
2014年春季，“數研出版社”在新出版的教科書中刪除有關“隨軍慰安婦”“強徵”等字眼。表面上看，在修改教科書問題上，似乎是出版社“主動”，政府“被動”。事實上日本文部科學省在2014年1月修改教科書審定標準，要求教育界在“沒有定論的歷史、領土”問題上適度體現政府官方主張。教科書出版社可在“發現錯誤”或“事實產生變化時”向文部科學省申請修改教科書內容。正因為這樣，經過將近一年的努力，“數研出版”才首先站出來，一方面是迴應政府的“號召”，另一方面是給業內的同行做榜樣。
六、國家戰爭的“利器”——軍國主義
所謂軍國主義，是指崇尚武力和軍事擴張，將窮兵黷武和侵略擴張作為立國之本，把國家完全置於軍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經濟、文教等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均服務於擴軍備戰和對外戰爭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德國和日本都是軍國主義國家的典型。法西斯主義就是在這些國家全面危機時期軍國主義的極端表現。軍國主義充滿殘酷性和反動性，曾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它的基本理論包括對和平的否認，堅持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認為戰爭本身是美好和令人神往的。軍國主義的行為體現為某個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軍事化，以及對外奉行侵略擴張的政策。在軍國主義國家，戰爭成為國家的主要目的。
軍國主義(Militarism)是一種黷武主義，認為軍事力量是國家安全的基礎，並將保證軍事力量視為社會最重要目標的意識形態。具體是指崇尚武力和軍事擴張，將窮兵黷武和侵略擴張作為立國之本，把國家完全置於軍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經濟、文教等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均服務於擴軍備戰和對外戰爭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德國和日本都是軍國主義國家的典型。法西斯主義就是在這些國家全面危機時期軍國主義的極端表現。
中文“軍國主義”一詞來自日文漢字「軍國主義(ぐんこくしゅぎ)」，中國人經常把它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國策思想聯繫起來。然而軍國主義的實踐並非只有日本為之，歷史上許多軍事力量強大的國家或政權，都會有軍事優先的政策，蘇聯，美國，英帝國，朝鮮，以色列等都帶有軍國主義的元素。日文的軍國主義來自於Militarismus一詞，本是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等批判法蘭西第二帝國和德意志帝國而生的。
軍國主義
七、軍國主義有哪些特點
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表現為：
實行軍閥獨裁和侵略擴張的思想和政策來統治全國;
對內鎮壓反戰革命運動，宣傳極端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
對外則窮兵黷武，進行國土擴張;
經濟以軍事發展為目標，由政府補貼軍需，帶動重工業發展迅速;並以戰爭實利再擴軍;
人民被要求向國家無私奉獻，私權、人權、言論自由受到壓抑;
政治上實行集權制，議會及司法機構無法有效制衡政府;
內閣要職由軍人擔任;
教育以軍事訓練、仇外主義、自我民族優越作為自幼養成的教材;
人民日常生活常受軍事上的動員與干涉，建築與公共設施廣泛地要塞化;
普遍行徵兵制，役期長，軍籍不分男女一概登錄，必要時會徵收未達役齡的少年進入軍中作戰或任務;
歌頌軍人貢獻，尊崇軍人的社會地位，甚至在歷史、考古、宗教、文學、藝術等層面美化軍人和戰爭;
外交多以軍事優勢欺凌鄰近地區，以謀求實利和國際地位;
政府吹噓侵略掠奪後的利益，激發人民對戰爭的熱情，以確保民意對戰爭的支持。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後，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對內推行以效忠天皇為核心的軍國主義教育，在“富國強兵”的口號下擴軍備戰;對外則制訂了侵略計劃，宣稱要使大日本帝國的國威佈於四方，要以侵略戰爭征服世界。19世紀末～20世紀中葉，日本始終沒有停止對中國、朝鮮以及整個亞太地區的侵略擴張，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軍國主義的統治才徹底崩潰。 現今日本隨著右翼勢力崛起，部分人要求將自衛隊升格為國防軍。2012年12月16日日本將迎來眾議院大選。外媒發表評論文章稱，日本各參選政黨煽動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帶有反華情緒，以釣魚島問題和修憲作為口號，顯示出日本政治右傾的氣氛。
2012年10月16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公開表示，計劃重新定義“集團自衛權”，有意修改憲法。
2013年2月15日下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席自民黨憲法修正推進總部會議時稱，將修憲定位為“需解決的重大課題”，表現出其在任期內實現修憲的強烈意願。
結束語：軍國主義和“黷武主義”，都對應著英文詞彙“Militarism”及日文詞彙“軍國主義(ぐんこくしゅぎ)”，但是，中文使用者對此二詞的理解可能有一定的區別，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看法：軍國主義和黷武主義是“全等”的概念，可以混用。軍國主義是黷武主義的極端形式。軍國主義是黷武主義，卻往往用於特定的國家(如日本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