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初期，撫順和太原的戰犯管理所關押了千餘名原侵華日本戰犯並對其進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確認識到自身的加害責任。1956年6-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太原開庭，依法對這批戰爭犯罪分子進行了公開審判，除對45名罪行特別嚴重的戰犯分別判處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外，對其餘千餘名戰犯從寬處理，免予起訴並釋放。有期徒刑戰犯最後一批於1964年4月刑滿釋放回國。
這批戰犯回國後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以“反戰和平·日中友好”為宗旨，在之後幾十年的戰後日本社會中敢於直面自己的戰爭責任，作為戰爭親歷者的他們始終站在“戰爭加害者”立場反思侵華戰爭，同時開展多種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動。他們雖遭受右翼勢力的反對、攻擊甚至迫害，但仍堅持活動至2002年因成員年事高而總部解散。其中一個支部拒絕解散，誓言堅持到最後一個人。如今，健在的“中歸聯”成員已屈指可數。
縱觀“中歸聯”的歷史，其成員的人生經歷大體可分為戰前和戰爭期間戰爭認識的形成、中國關押時期的轉變以及獲釋回國後的變化等三部分。這個出生於戰爭年代、參加侵略戰爭，後又經歷冷戰、最終生活在和平共存時期的特殊群體——“中歸聯”，他們的一生都經歷了什麼，他們為什麼在侵華戰爭期間濫殺無辜，而在戰後日本社會卻又堅持認罪反省且始終如一，直至人生的終點？
“中歸聯”原會長富永正三是“中歸聯”成員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獲釋回國後雖然諸多艱辛，但始終沒有放棄“中歸聯”的和平活動。本文基於當事人回憶錄及其他相關史料，試闡釋富永正三作為一個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在侵華戰爭中變成“殺人魔鬼”，又在“人民中國”恢復了做人的良知，使其在回國的後半生幾十年裡，始終堅持“反戰和平·日中友好”事業的人生歷程。
"上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初期，撫順和太原的戰犯管理所關押了千餘名原侵華日本戰犯並對其進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確認識到自身的加害責任。1956年6-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太原開庭，依法對這批戰爭犯罪分子進行了公開審判，除對45名罪行特別嚴重的戰犯分別判處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外，對其餘千餘名戰犯從寬處理，免予起訴並釋放。有期徒刑戰犯最後一批於1964年4月刑滿釋放回國。
這批戰犯回國後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以“反戰和平·日中友好”為宗旨，在之後幾十年的戰後日本社會中敢於直面自己的戰爭責任，作為戰爭親歷者的他們始終站在“戰爭加害者”立場反思侵華戰爭，同時開展多種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動。他們雖遭受右翼勢力的反對、攻擊甚至迫害，但仍堅持活動至2002年因成員年事高而總部解散。其中一個支部拒絕解散，誓言堅持到最後一個人。如今，健在的“中歸聯”成員已屈指可數。
縱觀“中歸聯”的歷史，其成員的人生經歷大體可分為戰前和戰爭期間戰爭認識的形成、中國關押時期的轉變以及獲釋回國後的變化等三部分。這個出生於戰爭年代、參加侵略戰爭，後又經歷冷戰、最終生活在和平共存時期的特殊群體——“中歸聯”，他們的一生都經歷了什麼，他們為什麼在侵華戰爭期間濫殺無辜，而在戰後日本社會卻又堅持認罪反省且始終如一，直至人生的終點？
“中歸聯”原會長富永正三是“中歸聯”成員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獲釋回國後雖然諸多艱辛，但始終沒有放棄“中歸聯”的和平活動。本文基於當事人回憶錄及其他相關史料，試闡釋富永正三作為一個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在侵華戰爭中變成“殺人魔鬼”，又在“人民中國”恢復了做人的良知，使其在回國的後半生幾十年裡，始終堅持“反戰和平·日中友好”事業的人生歷程。
富永正三
由“理智的人”轉變為“殺人魔鬼”
富永正三1914年5月生於日本熊本縣——一個尊崇軍人的地方。中學畢業時雖然家道沒落，但兄弟七人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富永正三1939年3月畢業於東京大學農學部，4月入職偽滿洲糧榖會社。1940年2月入伍熊本步兵第13聯隊後備隊。1941年8月轉入日本中支派遣第39師團步兵第232聯隊，主戰場為湖北省一帶。1943年7月任步兵232聯隊第3大隊10中隊中尉中隊長。1945年5月隨第39師團戰略轉移北上至吉林。8月15日日本投降，富永正三等於8月30日在吉林開原被蘇軍解除武裝，之後五年輾轉於西伯利亞多處戰俘營，1950年7月同其他共969名原日本侵華戰爭犯罪分子由蘇聯政府移交給新中國政府，被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六年後於1956年8月免於起訴獲釋，時隔十六年後再次回到祖國日本。
據富永正三回憶，其小學時期失去了祖父與兄長，中學時父母雙親去世，他無奈之下投奔了姐姐。其姐夫是軍人，時任陸軍中佐，但富永正三並未在意姐夫的軍職，而只是把軍人看作為一種等同於公司職員的職業，姐姐怒斥弟弟無知，但年少的富永正三並無道歉之意，他表現出了一種對軍人傲慢的抗拒。富永正三曾回憶說：“軍國主義一詞我沒聽說過。雖不曾期望過自己進入軍隊，但接受此類教育的基礎還是有的。我認為徵兵檢查是自然的事情，而且只要甲種合格就得進入軍隊。”日本精神醫學家野田正彰曾對富永正三進行了長時期的面對面採訪，認為他是一個“理智的人”。
1941年8月末，富永正三到達湖北子陵鋪232聯隊本部後，即作為見習士官被任命為第10中隊第2小隊的小隊長，翌日便參加了針對見習士官的野戰小隊長晉級訓練。中隊長首先向第2小隊的部分隊員引見了富永正三，此時令富永正三大為吃驚的是眼前士兵們銳利的目光中透出的一種凶猛的血腥殺氣，他在回憶中說道“他們已經是無數次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的勇士，而我卻連一場實戰都未曾經歷過，這一刻，自卑動搖了我的自信心”。見到士兵們眼睛中透著的寒光，富永正三內心深處的自卑感油然而生。這種自卑感在最後的一次實戰訓練時終於被突破，或者說是被“戰勝”。富永正三第一次接觸戰場就這樣從士兵們身上感受到了震撼，他認為這一瞬間是他戰爭觀形成的起始點。
富永正三任職後即參加見習士官的戰地教育，每天去日軍曾經戰鬥過的戰場，教官結合實際講解日軍勝利的經驗及失敗的教訓等。而從他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其比較成熟的戰爭觀的形成應始於見習士官的“實體斬殺訓練”。見習士官的戰地訓練最後一天舉行了斬殺俘虜儀式，美其名曰為“見習士官膽量檢測”。富永正三在回憶中對於這段經歷作了以下描述：
當天的現場設在了聯隊本部後面一個相對隱蔽的地方。我們到那裡不久，聯隊長以下的大隊長、中隊長以及老兵們陸續就坐。二十多個俘虜，雙手倒背被繩子捆著，眼睛被毛巾蒙著，被趕一個角落裡。據說這些人是之前部隊在江北作戰中抓到的俘虜中的一部分。“開始！”田中教官一聲令下，首先由教官做示範。只見勤務兵將一名俘虜拖到大坑邊。田中教官站立其後，先是從刀鞘中拔出軍刀置右下方，勤務兵從準備好的水桶裡舀出一瓢水沖洗刀身。如果不蘸水的話事後血跡難以清理。教官將軍刀向斜上方高高舉起，站穩腳跟，嫻熟地手起刀落，剎那間俘虜的頭顱便飛出一米之外，隨即頸動脈噴出兩條血柱，屍體跌落坑內。看到眼前悽慘的光景，我們站在那裡，全身血液凝固般在原地僵直動彈不得。教官先找了兩名有劍道二段資格的，然後依次點名，我是第四名。其實，接受“試斬”指令後，我頭腦中一直持有疑問，“這種事情能允許嗎”，但眼前的場景使得我無法出口說“我做不到”。儘管在學生時代讀過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對“人格的尊嚴性”相關知識也是有所瞭解的，但卻沒能成為約束自己行為的思想。馬上輪到我了，我暗自對自己說，只要按照示範動作那樣去做就可以了，於是猛力一揮，手起刀落，頭顱一下子飛了出去。這時，我突然感覺自己有底氣了。
……
這天回到聯隊參加晚間點名時，面對眼前的這些老兵，之前的自卑感全然不見了。而且，我也不再從他們的目光中感受到任何凶煞之氣了。
在日本軍隊強大的體制面前，一個見習軍官的抗衡顯然是微不足道的。當年的富永正三雖有過猶豫，但在他的腦海裡，與軍人、晉升、威望等相比，一個一向鄙視的中國人的性命又何足掛齒，於是也就自然出現了自述中“暗自對自己說只要按照示範動作那樣做就可以了”的想法，才會有振臂一揮“刀起頭落”後的“底氣”，才會有其隨後便不再感受到士兵目光的血腥，之前的“自卑”亦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則是“自信”和“晉級”。
1997年，83歲的富永正三對野田正彰回憶說“二十四位（俘虜）的遺體倒在血泊之中，聯隊長接到田中少尉‘訓練完畢’的報告滿意地起身回去。我深深感受到，自砍下俘虜的頭顱那一瞬間開始，自己成熟了起來。現在回想起來，也正是完成那次野蠻行徑的瞬間，我們由人墮落成了殺人魔鬼”。
野田正彰認為，少年時代失去五位親人而對人生產生的無力感，以及日本軍隊中對這種無力感毫不憐憫的權威主義的、暴力的文化共同培育了富永正三這個青年順利進入戰爭狀態。但富永正三本人對此並不認同，他自我剖析：正如事物是變化的一樣，人也是可以改變的。“我等之前連蟲子都心生憐憫，最終卻濫殺無辜，這正是戰爭造就的精神狀態出現的問題，也是昭和初期軍國主義潮流盛行的社會環境中錯誤的教育培養出來的‘成果’。”
在日本軍隊和社會教育中始終灌輸著“中國人是劣等的”“中國軍隊是懦弱的”，戰爭中他們對中國人可以像對待貓狗一樣任意殺戮，村莊任意放火。故原侵華日軍基層官兵的訓練經歷具有一定的共性，這也揭示了在日本軍隊這樣一個系統裡如何把普通青年培養成為殺人成性的戰爭機器的體制。
"上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初期，撫順和太原的戰犯管理所關押了千餘名原侵華日本戰犯並對其進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確認識到自身的加害責任。1956年6-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太原開庭，依法對這批戰爭犯罪分子進行了公開審判，除對45名罪行特別嚴重的戰犯分別判處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外，對其餘千餘名戰犯從寬處理，免予起訴並釋放。有期徒刑戰犯最後一批於1964年4月刑滿釋放回國。
這批戰犯回國後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以“反戰和平·日中友好”為宗旨，在之後幾十年的戰後日本社會中敢於直面自己的戰爭責任，作為戰爭親歷者的他們始終站在“戰爭加害者”立場反思侵華戰爭，同時開展多種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動。他們雖遭受右翼勢力的反對、攻擊甚至迫害，但仍堅持活動至2002年因成員年事高而總部解散。其中一個支部拒絕解散，誓言堅持到最後一個人。如今，健在的“中歸聯”成員已屈指可數。
縱觀“中歸聯”的歷史，其成員的人生經歷大體可分為戰前和戰爭期間戰爭認識的形成、中國關押時期的轉變以及獲釋回國後的變化等三部分。這個出生於戰爭年代、參加侵略戰爭，後又經歷冷戰、最終生活在和平共存時期的特殊群體——“中歸聯”，他們的一生都經歷了什麼，他們為什麼在侵華戰爭期間濫殺無辜，而在戰後日本社會卻又堅持認罪反省且始終如一，直至人生的終點？
“中歸聯”原會長富永正三是“中歸聯”成員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獲釋回國後雖然諸多艱辛，但始終沒有放棄“中歸聯”的和平活動。本文基於當事人回憶錄及其他相關史料，試闡釋富永正三作為一個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在侵華戰爭中變成“殺人魔鬼”，又在“人民中國”恢復了做人的良知，使其在回國的後半生幾十年裡，始終堅持“反戰和平·日中友好”事業的人生歷程。
富永正三
由“理智的人”轉變為“殺人魔鬼”
富永正三1914年5月生於日本熊本縣——一個尊崇軍人的地方。中學畢業時雖然家道沒落，但兄弟七人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富永正三1939年3月畢業於東京大學農學部，4月入職偽滿洲糧榖會社。1940年2月入伍熊本步兵第13聯隊後備隊。1941年8月轉入日本中支派遣第39師團步兵第232聯隊，主戰場為湖北省一帶。1943年7月任步兵232聯隊第3大隊10中隊中尉中隊長。1945年5月隨第39師團戰略轉移北上至吉林。8月15日日本投降，富永正三等於8月30日在吉林開原被蘇軍解除武裝，之後五年輾轉於西伯利亞多處戰俘營，1950年7月同其他共969名原日本侵華戰爭犯罪分子由蘇聯政府移交給新中國政府，被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六年後於1956年8月免於起訴獲釋，時隔十六年後再次回到祖國日本。
據富永正三回憶，其小學時期失去了祖父與兄長，中學時父母雙親去世，他無奈之下投奔了姐姐。其姐夫是軍人，時任陸軍中佐，但富永正三並未在意姐夫的軍職，而只是把軍人看作為一種等同於公司職員的職業，姐姐怒斥弟弟無知，但年少的富永正三並無道歉之意，他表現出了一種對軍人傲慢的抗拒。富永正三曾回憶說：“軍國主義一詞我沒聽說過。雖不曾期望過自己進入軍隊，但接受此類教育的基礎還是有的。我認為徵兵檢查是自然的事情，而且只要甲種合格就得進入軍隊。”日本精神醫學家野田正彰曾對富永正三進行了長時期的面對面採訪，認為他是一個“理智的人”。
1941年8月末，富永正三到達湖北子陵鋪232聯隊本部後，即作為見習士官被任命為第10中隊第2小隊的小隊長，翌日便參加了針對見習士官的野戰小隊長晉級訓練。中隊長首先向第2小隊的部分隊員引見了富永正三，此時令富永正三大為吃驚的是眼前士兵們銳利的目光中透出的一種凶猛的血腥殺氣，他在回憶中說道“他們已經是無數次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的勇士，而我卻連一場實戰都未曾經歷過，這一刻，自卑動搖了我的自信心”。見到士兵們眼睛中透著的寒光，富永正三內心深處的自卑感油然而生。這種自卑感在最後的一次實戰訓練時終於被突破，或者說是被“戰勝”。富永正三第一次接觸戰場就這樣從士兵們身上感受到了震撼，他認為這一瞬間是他戰爭觀形成的起始點。
富永正三任職後即參加見習士官的戰地教育，每天去日軍曾經戰鬥過的戰場，教官結合實際講解日軍勝利的經驗及失敗的教訓等。而從他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其比較成熟的戰爭觀的形成應始於見習士官的“實體斬殺訓練”。見習士官的戰地訓練最後一天舉行了斬殺俘虜儀式，美其名曰為“見習士官膽量檢測”。富永正三在回憶中對於這段經歷作了以下描述：
當天的現場設在了聯隊本部後面一個相對隱蔽的地方。我們到那裡不久，聯隊長以下的大隊長、中隊長以及老兵們陸續就坐。二十多個俘虜，雙手倒背被繩子捆著，眼睛被毛巾蒙著，被趕一個角落裡。據說這些人是之前部隊在江北作戰中抓到的俘虜中的一部分。“開始！”田中教官一聲令下，首先由教官做示範。只見勤務兵將一名俘虜拖到大坑邊。田中教官站立其後，先是從刀鞘中拔出軍刀置右下方，勤務兵從準備好的水桶裡舀出一瓢水沖洗刀身。如果不蘸水的話事後血跡難以清理。教官將軍刀向斜上方高高舉起，站穩腳跟，嫻熟地手起刀落，剎那間俘虜的頭顱便飛出一米之外，隨即頸動脈噴出兩條血柱，屍體跌落坑內。看到眼前悽慘的光景，我們站在那裡，全身血液凝固般在原地僵直動彈不得。教官先找了兩名有劍道二段資格的，然後依次點名，我是第四名。其實，接受“試斬”指令後，我頭腦中一直持有疑問，“這種事情能允許嗎”，但眼前的場景使得我無法出口說“我做不到”。儘管在學生時代讀過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對“人格的尊嚴性”相關知識也是有所瞭解的，但卻沒能成為約束自己行為的思想。馬上輪到我了，我暗自對自己說，只要按照示範動作那樣去做就可以了，於是猛力一揮，手起刀落，頭顱一下子飛了出去。這時，我突然感覺自己有底氣了。
……
這天回到聯隊參加晚間點名時，面對眼前的這些老兵，之前的自卑感全然不見了。而且，我也不再從他們的目光中感受到任何凶煞之氣了。
在日本軍隊強大的體制面前，一個見習軍官的抗衡顯然是微不足道的。當年的富永正三雖有過猶豫，但在他的腦海裡，與軍人、晉升、威望等相比，一個一向鄙視的中國人的性命又何足掛齒，於是也就自然出現了自述中“暗自對自己說只要按照示範動作那樣做就可以了”的想法，才會有振臂一揮“刀起頭落”後的“底氣”，才會有其隨後便不再感受到士兵目光的血腥，之前的“自卑”亦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則是“自信”和“晉級”。
1997年，83歲的富永正三對野田正彰回憶說“二十四位（俘虜）的遺體倒在血泊之中，聯隊長接到田中少尉‘訓練完畢’的報告滿意地起身回去。我深深感受到，自砍下俘虜的頭顱那一瞬間開始，自己成熟了起來。現在回想起來，也正是完成那次野蠻行徑的瞬間，我們由人墮落成了殺人魔鬼”。
野田正彰認為，少年時代失去五位親人而對人生產生的無力感，以及日本軍隊中對這種無力感毫不憐憫的權威主義的、暴力的文化共同培育了富永正三這個青年順利進入戰爭狀態。但富永正三本人對此並不認同，他自我剖析：正如事物是變化的一樣，人也是可以改變的。“我等之前連蟲子都心生憐憫，最終卻濫殺無辜，這正是戰爭造就的精神狀態出現的問題，也是昭和初期軍國主義潮流盛行的社會環境中錯誤的教育培養出來的‘成果’。”
在日本軍隊和社會教育中始終灌輸著“中國人是劣等的”“中國軍隊是懦弱的”，戰爭中他們對中國人可以像對待貓狗一樣任意殺戮，村莊任意放火。故原侵華日軍基層官兵的訓練經歷具有一定的共性，這也揭示了在日本軍隊這樣一個系統裡如何把普通青年培養成為殺人成性的戰爭機器的體制。
恢復人性之歷程
1950年10月，由於朝鮮戰爭爆發，中央出於安全考慮將撫順戰犯管理所整體北遷至哈爾濱。富永正三先在呼蘭監獄，後調至道里監獄。1953年2月，富永正三患腰椎結核在哈爾濱入院治療，10月遷回撫順後繼續治療、療養，兩年後病癒出院後才回到監室，1956年8月獲釋，於天津塘沽港乘日本“興安丸號”回國。從時間上看，富永正三並未參加其他戰犯所經歷的認罪教育等學習，那麼為什麼他對那場戰爭會有如此深刻地反思呢？
富永正三在回憶錄中濃墨重彩地講述了他在道里監獄地下獨牢的經歷。那是1953年1月，他因拒絕認罪學習並“頑固反抗中國人民、妨礙他人認真學習”被關進地下獨牢。該房間因長期無人使用，裡面陰暗潮溼，空氣中瀰漫著地下室特有的黴味。富永正三被帶進寂靜無聲的牢房內，待眼睛適應昏暗的光線後，隱約發現混凝土牆壁上寫有字跡，定睛仔細一看，原來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到底”“日本鬼子”等，顯然是手指抓痕的血跡。富永正三意識到，那是人用手指在牆上留下的血書。
道里監獄原是日本侵略者為關押反滿抗日的中國人而建的監獄，這些血書則是烈士們就義之前，懷著對日本侵略者的滿腔仇恨在牆壁留下的吶喊。
富永正三頓覺毛骨悚然，他猛然間體會到受害者們被殺害時的心情，認識到之前自己一直是站在加害者的立場上，過去他堅持認為斬殺俘虜只是自己奉命行事而已，而這一切都只不過是一種託辭。因為在被殺的受害者看來，這跟加害者是否執行命令、或者是否有意為之無任何關係，受害者不可能因對方是執行命令的無奈之舉而加以諒解。
富永正三回顧了自己成為軍人的經歷，特別是在那場見習士官訓練中對“野戰小隊長”的選擇，對其之後的戰爭犯罪起到的決定性作用。他意識到當年自己對“殺一個俘虜”並不以為意，而如今則意識到，在剝奪那個“俘虜”生命的同時，也剝奪了他將來的一切希望——包括受害者父母雙親、兄弟姊妹和妻子兒女。富永正三又聯想起自己下令槍殺的中國投降官兵，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家庭的頂樑柱，而由於日軍的殘酷殺害，年邁的父母失去了兒子、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親，家裡的一切都指望著他呢。認罪書中區區“燒燬民宅”四個字意味著他們的房屋被燒，傢俱、衣物、食品都付之一炬，意味著受害者無家可歸，他們失去了賴以生活的根基而走投無路……而這一切，自己之前都不曾想過，富永正三不禁為自己罪孽之深重而顫慄。
他還認識到，自己此前在供述罪行之前都要加上“是奉聯隊長的命令”等，意在強調“我的罪行是由於上級的命令而構成的，並非自己出於本意而為之的”。在見習士官“試膽刺殺”訓練中，雖然上級的命令具有絕對的權威性，不可以拒絕和反抗，但對於這種非人道的命令，也不是沒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反抗過。而面對上級違反人道的命令，自己內心雖有牴觸，但擔心違抗上級命令被處死刑而違心服從仍然是利己的選擇，這都是逃避責任的、怯懦而卑鄙的做法。
富永正三的另一個思想轉變的契機，是患病期間的換位思考。
道里監獄期間，富永正三從地下獨牢回到普通監室後不久就患上腰椎結核，入住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接受治療。儘管醫院方面積極治療，但持續多日的高燒和腰部的劇烈疼痛使他生不如死。這種切膚之痛使富永正三聯想到當年新兵訓練時中國受害者被日軍用刺刀反覆刺殺胸膛的情景，他意識到自己的疼痛絕非受害者所遭受到的那種刀刺之痛，因為受害者們還飽含著對侵略者殺身之仇、刻骨之恨。
中國方面對戰犯生存權利的保障、對疾病的積極治療等都給了富永正三以充分的思考時間與空間。富永正三回想起自己幼年時代與家人一起度過的幸福美好時光。觸景生情，富永正三捫心自問道，中國為什麼對我們這麼好？原本他們無論怎樣處置我們都是理所應當的，他回想起被移交中國後所經歷的一幕幕。
富永正三意識到自己已經多日沒有思考了。人的大腦如果不用是要退化的，他腰痛臥病在床不影響大腦的思考。於是他結合自己的現實生活聯想起之前學習的一系列理論，特別是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和《論持久戰》等著作，矛盾的雙方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不同的情況下，可以“化敵為友”，也要防止朋友轉化為敵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富永正三意識到，這種靈活的思想可以派生廣泛的包容，而新中國對待日本戰犯的措施正是這種思想的具體體現。
野田認為，富永正三是個性格沉著冷靜、非常理智、善於學習又善於思考的人，他身上有一種在嚴酷環境下生存下來的人所具有的那種強韌的精神。如今，身處撫順高級的療養院，生活、醫療等多方面接受著全方位悉心照顧，而自身卻是一個對中國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侵略者，這天地之差使得富永正三不得不思考一系列的為什麼。
入所初期，面對日本方面態度之無理、野蠻，管理所工作人員從未有過任何報復、侮辱性的言行。不僅如此，還對生病戰犯根據病情給予治療，對於疑難病症，更是請專家會診或者送專門醫院診治。相比之下，他們在蘇聯的時期雖沒有被歧視，但他們終究是被作為經濟復甦的手段而被迫從事重體力勞動，而在中國，雖然被稱為戰犯，但受到的待遇更富有體貼和尊重。
另外，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粉碎了戰犯們對美軍前來營救的幻想，這促使富永正三等人認識到需要對中國人進行重新思考和認識。蘇聯的經歷使富永正三初步認識到，人與人之間本質上是不存在差別的，但對人的尊重之思想，則是在中國的監獄裡切身體驗到的。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提到，戰爭的根本目的是消滅敵人，“不是要完全消滅其肉體”，而是“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他意識到，管理所方面對待他們這批戰犯，做法體現的正是這個道理。
隨著認識的不斷加深，富永正三開始對自己的過往感到慚愧，但是他很快又認識到，從事物變化的規律看，既然他們可以從正常人墮落到鬼畜不如的境地，反之同樣有可能由鬼畜不如的狀態恢復成正常人。“中國人民雖不曾以言語表達，但實際上他們所期待的，不正是我等恢復人的良知、由鬼到人的重生嗎？！”富永正三感到中國人民革命的人道主義宛如寓言《北風與太陽》中的太陽，溫暖了他們頑固的心，同時又培養了他們認罪之心，這正是寬大政策的精神之所在。
"上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初期，撫順和太原的戰犯管理所關押了千餘名原侵華日本戰犯並對其進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確認識到自身的加害責任。1956年6-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太原開庭，依法對這批戰爭犯罪分子進行了公開審判，除對45名罪行特別嚴重的戰犯分別判處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外，對其餘千餘名戰犯從寬處理，免予起訴並釋放。有期徒刑戰犯最後一批於1964年4月刑滿釋放回國。
這批戰犯回國後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以“反戰和平·日中友好”為宗旨，在之後幾十年的戰後日本社會中敢於直面自己的戰爭責任，作為戰爭親歷者的他們始終站在“戰爭加害者”立場反思侵華戰爭，同時開展多種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動。他們雖遭受右翼勢力的反對、攻擊甚至迫害，但仍堅持活動至2002年因成員年事高而總部解散。其中一個支部拒絕解散，誓言堅持到最後一個人。如今，健在的“中歸聯”成員已屈指可數。
縱觀“中歸聯”的歷史，其成員的人生經歷大體可分為戰前和戰爭期間戰爭認識的形成、中國關押時期的轉變以及獲釋回國後的變化等三部分。這個出生於戰爭年代、參加侵略戰爭，後又經歷冷戰、最終生活在和平共存時期的特殊群體——“中歸聯”，他們的一生都經歷了什麼，他們為什麼在侵華戰爭期間濫殺無辜，而在戰後日本社會卻又堅持認罪反省且始終如一，直至人生的終點？
“中歸聯”原會長富永正三是“中歸聯”成員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獲釋回國後雖然諸多艱辛，但始終沒有放棄“中歸聯”的和平活動。本文基於當事人回憶錄及其他相關史料，試闡釋富永正三作為一個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在侵華戰爭中變成“殺人魔鬼”，又在“人民中國”恢復了做人的良知，使其在回國的後半生幾十年裡，始終堅持“反戰和平·日中友好”事業的人生歷程。
富永正三
由“理智的人”轉變為“殺人魔鬼”
富永正三1914年5月生於日本熊本縣——一個尊崇軍人的地方。中學畢業時雖然家道沒落，但兄弟七人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富永正三1939年3月畢業於東京大學農學部，4月入職偽滿洲糧榖會社。1940年2月入伍熊本步兵第13聯隊後備隊。1941年8月轉入日本中支派遣第39師團步兵第232聯隊，主戰場為湖北省一帶。1943年7月任步兵232聯隊第3大隊10中隊中尉中隊長。1945年5月隨第39師團戰略轉移北上至吉林。8月15日日本投降，富永正三等於8月30日在吉林開原被蘇軍解除武裝，之後五年輾轉於西伯利亞多處戰俘營，1950年7月同其他共969名原日本侵華戰爭犯罪分子由蘇聯政府移交給新中國政府，被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六年後於1956年8月免於起訴獲釋，時隔十六年後再次回到祖國日本。
據富永正三回憶，其小學時期失去了祖父與兄長，中學時父母雙親去世，他無奈之下投奔了姐姐。其姐夫是軍人，時任陸軍中佐，但富永正三並未在意姐夫的軍職，而只是把軍人看作為一種等同於公司職員的職業，姐姐怒斥弟弟無知，但年少的富永正三並無道歉之意，他表現出了一種對軍人傲慢的抗拒。富永正三曾回憶說：“軍國主義一詞我沒聽說過。雖不曾期望過自己進入軍隊，但接受此類教育的基礎還是有的。我認為徵兵檢查是自然的事情，而且只要甲種合格就得進入軍隊。”日本精神醫學家野田正彰曾對富永正三進行了長時期的面對面採訪，認為他是一個“理智的人”。
1941年8月末，富永正三到達湖北子陵鋪232聯隊本部後，即作為見習士官被任命為第10中隊第2小隊的小隊長，翌日便參加了針對見習士官的野戰小隊長晉級訓練。中隊長首先向第2小隊的部分隊員引見了富永正三，此時令富永正三大為吃驚的是眼前士兵們銳利的目光中透出的一種凶猛的血腥殺氣，他在回憶中說道“他們已經是無數次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的勇士，而我卻連一場實戰都未曾經歷過，這一刻，自卑動搖了我的自信心”。見到士兵們眼睛中透著的寒光，富永正三內心深處的自卑感油然而生。這種自卑感在最後的一次實戰訓練時終於被突破，或者說是被“戰勝”。富永正三第一次接觸戰場就這樣從士兵們身上感受到了震撼，他認為這一瞬間是他戰爭觀形成的起始點。
富永正三任職後即參加見習士官的戰地教育，每天去日軍曾經戰鬥過的戰場，教官結合實際講解日軍勝利的經驗及失敗的教訓等。而從他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其比較成熟的戰爭觀的形成應始於見習士官的“實體斬殺訓練”。見習士官的戰地訓練最後一天舉行了斬殺俘虜儀式，美其名曰為“見習士官膽量檢測”。富永正三在回憶中對於這段經歷作了以下描述：
當天的現場設在了聯隊本部後面一個相對隱蔽的地方。我們到那裡不久，聯隊長以下的大隊長、中隊長以及老兵們陸續就坐。二十多個俘虜，雙手倒背被繩子捆著，眼睛被毛巾蒙著，被趕一個角落裡。據說這些人是之前部隊在江北作戰中抓到的俘虜中的一部分。“開始！”田中教官一聲令下，首先由教官做示範。只見勤務兵將一名俘虜拖到大坑邊。田中教官站立其後，先是從刀鞘中拔出軍刀置右下方，勤務兵從準備好的水桶裡舀出一瓢水沖洗刀身。如果不蘸水的話事後血跡難以清理。教官將軍刀向斜上方高高舉起，站穩腳跟，嫻熟地手起刀落，剎那間俘虜的頭顱便飛出一米之外，隨即頸動脈噴出兩條血柱，屍體跌落坑內。看到眼前悽慘的光景，我們站在那裡，全身血液凝固般在原地僵直動彈不得。教官先找了兩名有劍道二段資格的，然後依次點名，我是第四名。其實，接受“試斬”指令後，我頭腦中一直持有疑問，“這種事情能允許嗎”，但眼前的場景使得我無法出口說“我做不到”。儘管在學生時代讀過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對“人格的尊嚴性”相關知識也是有所瞭解的，但卻沒能成為約束自己行為的思想。馬上輪到我了，我暗自對自己說，只要按照示範動作那樣去做就可以了，於是猛力一揮，手起刀落，頭顱一下子飛了出去。這時，我突然感覺自己有底氣了。
……
這天回到聯隊參加晚間點名時，面對眼前的這些老兵，之前的自卑感全然不見了。而且，我也不再從他們的目光中感受到任何凶煞之氣了。
在日本軍隊強大的體制面前，一個見習軍官的抗衡顯然是微不足道的。當年的富永正三雖有過猶豫，但在他的腦海裡，與軍人、晉升、威望等相比，一個一向鄙視的中國人的性命又何足掛齒，於是也就自然出現了自述中“暗自對自己說只要按照示範動作那樣做就可以了”的想法，才會有振臂一揮“刀起頭落”後的“底氣”，才會有其隨後便不再感受到士兵目光的血腥，之前的“自卑”亦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則是“自信”和“晉級”。
1997年，83歲的富永正三對野田正彰回憶說“二十四位（俘虜）的遺體倒在血泊之中，聯隊長接到田中少尉‘訓練完畢’的報告滿意地起身回去。我深深感受到，自砍下俘虜的頭顱那一瞬間開始，自己成熟了起來。現在回想起來，也正是完成那次野蠻行徑的瞬間，我們由人墮落成了殺人魔鬼”。
野田正彰認為，少年時代失去五位親人而對人生產生的無力感，以及日本軍隊中對這種無力感毫不憐憫的權威主義的、暴力的文化共同培育了富永正三這個青年順利進入戰爭狀態。但富永正三本人對此並不認同，他自我剖析：正如事物是變化的一樣，人也是可以改變的。“我等之前連蟲子都心生憐憫，最終卻濫殺無辜，這正是戰爭造就的精神狀態出現的問題，也是昭和初期軍國主義潮流盛行的社會環境中錯誤的教育培養出來的‘成果’。”
在日本軍隊和社會教育中始終灌輸著“中國人是劣等的”“中國軍隊是懦弱的”，戰爭中他們對中國人可以像對待貓狗一樣任意殺戮，村莊任意放火。故原侵華日軍基層官兵的訓練經歷具有一定的共性，這也揭示了在日本軍隊這樣一個系統裡如何把普通青年培養成為殺人成性的戰爭機器的體制。
恢復人性之歷程
1950年10月，由於朝鮮戰爭爆發，中央出於安全考慮將撫順戰犯管理所整體北遷至哈爾濱。富永正三先在呼蘭監獄，後調至道里監獄。1953年2月，富永正三患腰椎結核在哈爾濱入院治療，10月遷回撫順後繼續治療、療養，兩年後病癒出院後才回到監室，1956年8月獲釋，於天津塘沽港乘日本“興安丸號”回國。從時間上看，富永正三並未參加其他戰犯所經歷的認罪教育等學習，那麼為什麼他對那場戰爭會有如此深刻地反思呢？
富永正三在回憶錄中濃墨重彩地講述了他在道里監獄地下獨牢的經歷。那是1953年1月，他因拒絕認罪學習並“頑固反抗中國人民、妨礙他人認真學習”被關進地下獨牢。該房間因長期無人使用，裡面陰暗潮溼，空氣中瀰漫著地下室特有的黴味。富永正三被帶進寂靜無聲的牢房內，待眼睛適應昏暗的光線後，隱約發現混凝土牆壁上寫有字跡，定睛仔細一看，原來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到底”“日本鬼子”等，顯然是手指抓痕的血跡。富永正三意識到，那是人用手指在牆上留下的血書。
道里監獄原是日本侵略者為關押反滿抗日的中國人而建的監獄，這些血書則是烈士們就義之前，懷著對日本侵略者的滿腔仇恨在牆壁留下的吶喊。
富永正三頓覺毛骨悚然，他猛然間體會到受害者們被殺害時的心情，認識到之前自己一直是站在加害者的立場上，過去他堅持認為斬殺俘虜只是自己奉命行事而已，而這一切都只不過是一種託辭。因為在被殺的受害者看來，這跟加害者是否執行命令、或者是否有意為之無任何關係，受害者不可能因對方是執行命令的無奈之舉而加以諒解。
富永正三回顧了自己成為軍人的經歷，特別是在那場見習士官訓練中對“野戰小隊長”的選擇，對其之後的戰爭犯罪起到的決定性作用。他意識到當年自己對“殺一個俘虜”並不以為意，而如今則意識到，在剝奪那個“俘虜”生命的同時，也剝奪了他將來的一切希望——包括受害者父母雙親、兄弟姊妹和妻子兒女。富永正三又聯想起自己下令槍殺的中國投降官兵，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家庭的頂樑柱，而由於日軍的殘酷殺害，年邁的父母失去了兒子、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親，家裡的一切都指望著他呢。認罪書中區區“燒燬民宅”四個字意味著他們的房屋被燒，傢俱、衣物、食品都付之一炬，意味著受害者無家可歸，他們失去了賴以生活的根基而走投無路……而這一切，自己之前都不曾想過，富永正三不禁為自己罪孽之深重而顫慄。
他還認識到，自己此前在供述罪行之前都要加上“是奉聯隊長的命令”等，意在強調“我的罪行是由於上級的命令而構成的，並非自己出於本意而為之的”。在見習士官“試膽刺殺”訓練中，雖然上級的命令具有絕對的權威性，不可以拒絕和反抗，但對於這種非人道的命令，也不是沒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反抗過。而面對上級違反人道的命令，自己內心雖有牴觸，但擔心違抗上級命令被處死刑而違心服從仍然是利己的選擇，這都是逃避責任的、怯懦而卑鄙的做法。
富永正三的另一個思想轉變的契機，是患病期間的換位思考。
道里監獄期間，富永正三從地下獨牢回到普通監室後不久就患上腰椎結核，入住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接受治療。儘管醫院方面積極治療，但持續多日的高燒和腰部的劇烈疼痛使他生不如死。這種切膚之痛使富永正三聯想到當年新兵訓練時中國受害者被日軍用刺刀反覆刺殺胸膛的情景，他意識到自己的疼痛絕非受害者所遭受到的那種刀刺之痛，因為受害者們還飽含著對侵略者殺身之仇、刻骨之恨。
中國方面對戰犯生存權利的保障、對疾病的積極治療等都給了富永正三以充分的思考時間與空間。富永正三回想起自己幼年時代與家人一起度過的幸福美好時光。觸景生情，富永正三捫心自問道，中國為什麼對我們這麼好？原本他們無論怎樣處置我們都是理所應當的，他回想起被移交中國後所經歷的一幕幕。
富永正三意識到自己已經多日沒有思考了。人的大腦如果不用是要退化的，他腰痛臥病在床不影響大腦的思考。於是他結合自己的現實生活聯想起之前學習的一系列理論，特別是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和《論持久戰》等著作，矛盾的雙方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不同的情況下，可以“化敵為友”，也要防止朋友轉化為敵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富永正三意識到，這種靈活的思想可以派生廣泛的包容，而新中國對待日本戰犯的措施正是這種思想的具體體現。
野田認為，富永正三是個性格沉著冷靜、非常理智、善於學習又善於思考的人，他身上有一種在嚴酷環境下生存下來的人所具有的那種強韌的精神。如今，身處撫順高級的療養院，生活、醫療等多方面接受著全方位悉心照顧，而自身卻是一個對中國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侵略者，這天地之差使得富永正三不得不思考一系列的為什麼。
入所初期，面對日本方面態度之無理、野蠻，管理所工作人員從未有過任何報復、侮辱性的言行。不僅如此，還對生病戰犯根據病情給予治療，對於疑難病症，更是請專家會診或者送專門醫院診治。相比之下，他們在蘇聯的時期雖沒有被歧視，但他們終究是被作為經濟復甦的手段而被迫從事重體力勞動，而在中國，雖然被稱為戰犯，但受到的待遇更富有體貼和尊重。
另外，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粉碎了戰犯們對美軍前來營救的幻想，這促使富永正三等人認識到需要對中國人進行重新思考和認識。蘇聯的經歷使富永正三初步認識到，人與人之間本質上是不存在差別的，但對人的尊重之思想，則是在中國的監獄裡切身體驗到的。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提到，戰爭的根本目的是消滅敵人，“不是要完全消滅其肉體”，而是“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他意識到，管理所方面對待他們這批戰犯，做法體現的正是這個道理。
隨著認識的不斷加深，富永正三開始對自己的過往感到慚愧，但是他很快又認識到，從事物變化的規律看，既然他們可以從正常人墮落到鬼畜不如的境地，反之同樣有可能由鬼畜不如的狀態恢復成正常人。“中國人民雖不曾以言語表達，但實際上他們所期待的，不正是我等恢復人的良知、由鬼到人的重生嗎？！”富永正三感到中國人民革命的人道主義宛如寓言《北風與太陽》中的太陽，溫暖了他們頑固的心，同時又培養了他們認罪之心，這正是寬大政策的精神之所在。
富永正三回憶錄《一個B·C級戰犯的戰後史——真正的戰爭責任是什麼》
縱觀富永正三的戰爭認識轉變過程，地下獨牢的覺醒和病痛中的換位思考構成其思想轉變的主要契機，而其本人冷靜的自我剖析則是通過不斷地學習與思考、認識逐步深化中實現的。富永正三在其回憶錄《一個B·C級戰犯的戰後史——真正的戰爭責任是什麼》一書中同時尖銳地問及了戰爭責任，即應該是“執行者承擔作為執行者的責任，在此基礎上再追究命令者的責任”。
富永正三認為，“我們堅持的反戰和平與日中友好的實踐是基於‘人——侵略戰爭——殺人魔鬼——戰爭犯罪——戰犯——人民中國的人道待遇——恢復了做人的良心’這樣一個為數不多的共同經歷下實現的深刻反省”。他基於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戰場上“人”如何轉變成為“非人”以及在中國關押期間又恢復人性的過程。富永正三深愛著他的祖國，他希望日本社會能夠正確認識歷史、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擁有正確的認識，只有這樣，日本才能夠作為亞洲的一員、世界的一員融入當今國際一體化的時代。
（本文首刊於《抗戰史料研究》2017年第1輯，原標題《撫順戰犯管理所原日本戰犯基於自身經歷的戰爭認識轉變——以原日本“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會長富永正三為例》，作者周桂香為大連理工大學日本學研究所副教授，李捷為大連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有刪節，原文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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