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韓雙嬌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中，雖然擁有比日本更強大的海上艦隊，但由於腐朽沒落的清政府不重視諜報工作，任由日奸和漢奸在中華大地上肆虐蒐集情報，以至於失去了戰爭的主動權，是很重要的一個敗因。
一、漢奸通敵叛國，日本間諜活動為戰爭爭取了主動
北洋艦隊成立於1888年，是當時中國也是東亞最大的一支艦隊，擁有戰艦20餘艘，四萬餘噸，最大主力艦排水七千三百噸，是亞洲第一大軍艦。從甲午中日戰爭的雙方軍事硬件實力來說，清政府本來擁有絕對的優勢，加之戰略目標主要是守衛防禦，而非出海進攻，本來應該穩操勝券，卻不料一敗塗地。
戰爭從來都不是武器的單純比拼，而是戰術、戰略的綜合競爭。在這一點上，入侵中國的日本，擁有絕對的軟件優勢，特別是間諜戰的勝利，為日本爭取了戰爭的極大主動。
一方面日本早在戰爭開始之前數十年，已經在中華大地上建立了自己龐大而祕密的間諜機構。另一方面，由於清政府腐敗無能，民不聊生，毫無嚴守軍事機密的能力和意識，導致日本諜報戰中，漢奸通敵活動肆無忌憚，促成了甲午中日戰爭的發生和日本的勝利。
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製定了大陸政策，為了配合軍事行動，日本參議江藤新平向天皇進言進策，要求儘快建立針對中國大陸的諜戰情報網絡。在隨後的近30年裡，日本人埋頭苦幹，不僅將諜報機構、間諜培訓基地深入安插到了中國內地，還培育起一代被軍國主義蠱惑的日本青年成為特務，為日本的侵略工作賣命。江藤新平也因此被認為是日本諜戰之父。
日本在華主要間諜機構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成立於1886年的漢口樂善堂，一個成立於1890年的日清貿易研究所。這兩個間諜機構為中日甲午戰爭日方提供了源源不絕的諜戰人才，他們精通多國語言，改換華服，喬裝成僧侶或者商人，甚至有的隱藏於外交人員的合法身份下，在中國各地為日本蒐集情報。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韓雙嬌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中，雖然擁有比日本更強大的海上艦隊，但由於腐朽沒落的清政府不重視諜報工作，任由日奸和漢奸在中華大地上肆虐蒐集情報，以至於失去了戰爭的主動權，是很重要的一個敗因。
一、漢奸通敵叛國，日本間諜活動為戰爭爭取了主動
北洋艦隊成立於1888年，是當時中國也是東亞最大的一支艦隊，擁有戰艦20餘艘，四萬餘噸，最大主力艦排水七千三百噸，是亞洲第一大軍艦。從甲午中日戰爭的雙方軍事硬件實力來說，清政府本來擁有絕對的優勢，加之戰略目標主要是守衛防禦，而非出海進攻，本來應該穩操勝券，卻不料一敗塗地。
戰爭從來都不是武器的單純比拼，而是戰術、戰略的綜合競爭。在這一點上，入侵中國的日本，擁有絕對的軟件優勢，特別是間諜戰的勝利，為日本爭取了戰爭的極大主動。
一方面日本早在戰爭開始之前數十年，已經在中華大地上建立了自己龐大而祕密的間諜機構。另一方面，由於清政府腐敗無能，民不聊生，毫無嚴守軍事機密的能力和意識，導致日本諜報戰中，漢奸通敵活動肆無忌憚，促成了甲午中日戰爭的發生和日本的勝利。
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製定了大陸政策，為了配合軍事行動，日本參議江藤新平向天皇進言進策，要求儘快建立針對中國大陸的諜戰情報網絡。在隨後的近30年裡，日本人埋頭苦幹，不僅將諜報機構、間諜培訓基地深入安插到了中國內地，還培育起一代被軍國主義蠱惑的日本青年成為特務，為日本的侵略工作賣命。江藤新平也因此被認為是日本諜戰之父。
日本在華主要間諜機構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成立於1886年的漢口樂善堂，一個成立於1890年的日清貿易研究所。這兩個間諜機構為中日甲午戰爭日方提供了源源不絕的諜戰人才，他們精通多國語言，改換華服，喬裝成僧侶或者商人，甚至有的隱藏於外交人員的合法身份下，在中國各地為日本蒐集情報。
有文件顯示，在甲午戰爭前夕，中國內地活躍著數百日諜。除了自己蒐集戰爭諜報，日本情報人員還積極培育、扶植和利誘中國人當漢奸賣國求榮。甚至一些重要的崗位，也被日本人收買或者洗腦。這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的一系列間諜活動。
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宗方化妝成中國商人，數次遷入威海衛港區。其實當時宗方的蹤跡已經被中國官方發覺，但時任長江水師中營撫標把總的蔡廷標因為與宗方“有舊”，於是對宗方的間諜活動祕而不宣，知而不捉，導致後來宗方將北洋艦隊的重要情報在上海發往日本大本營，日軍據此制定了偷襲北洋艦隊的計劃，直接導致黃海海戰中北洋艦隊受到重創。
這個宗方小太郎是何許人也？說是甲午中日海戰中的日本天字號第一間諜也不為過。他前後在中國生活40餘年，是樂善堂北京支部的支部長，貨真價實的日本大特務頭子。這麼一個人能夠對北洋水師的高層都具備了影響力，可以想象當時日本的諜戰活動猖獗到了什麼程度。
除此以外，日本的著名間諜還有前文提到的兩個特務機構的創始人荒尾精，以及荒尾精的弟子們，如根津一、神尾光臣等。他們在輸出向日本的情報中，不僅涉及中方的客觀情況，還主張儘快與中國開展戰爭的建議，煽風點火幫助軍國主義的日本下定進行侵略戰爭的決心，可以說是壞到了骨頭縫裡。
在日本強大的間諜網絡下，軍機處官員或者軍事要員都抵擋不住，更妄論普通的老百姓，許多中國人見利忘義，成了漢奸。他們或為日軍收集情報、或者為日本人提供軍糧、或者給倭人帶路、或者為日本人充當內線、或者私下釋放日本間諜，做了許多害民族害國家的壞事。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韓雙嬌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中，雖然擁有比日本更強大的海上艦隊，但由於腐朽沒落的清政府不重視諜報工作，任由日奸和漢奸在中華大地上肆虐蒐集情報，以至於失去了戰爭的主動權，是很重要的一個敗因。
一、漢奸通敵叛國，日本間諜活動為戰爭爭取了主動
北洋艦隊成立於1888年，是當時中國也是東亞最大的一支艦隊，擁有戰艦20餘艘，四萬餘噸，最大主力艦排水七千三百噸，是亞洲第一大軍艦。從甲午中日戰爭的雙方軍事硬件實力來說，清政府本來擁有絕對的優勢，加之戰略目標主要是守衛防禦，而非出海進攻，本來應該穩操勝券，卻不料一敗塗地。
戰爭從來都不是武器的單純比拼，而是戰術、戰略的綜合競爭。在這一點上，入侵中國的日本，擁有絕對的軟件優勢，特別是間諜戰的勝利，為日本爭取了戰爭的極大主動。
一方面日本早在戰爭開始之前數十年，已經在中華大地上建立了自己龐大而祕密的間諜機構。另一方面，由於清政府腐敗無能，民不聊生，毫無嚴守軍事機密的能力和意識，導致日本諜報戰中，漢奸通敵活動肆無忌憚，促成了甲午中日戰爭的發生和日本的勝利。
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製定了大陸政策，為了配合軍事行動，日本參議江藤新平向天皇進言進策，要求儘快建立針對中國大陸的諜戰情報網絡。在隨後的近30年裡，日本人埋頭苦幹，不僅將諜報機構、間諜培訓基地深入安插到了中國內地，還培育起一代被軍國主義蠱惑的日本青年成為特務，為日本的侵略工作賣命。江藤新平也因此被認為是日本諜戰之父。
日本在華主要間諜機構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成立於1886年的漢口樂善堂，一個成立於1890年的日清貿易研究所。這兩個間諜機構為中日甲午戰爭日方提供了源源不絕的諜戰人才，他們精通多國語言，改換華服，喬裝成僧侶或者商人，甚至有的隱藏於外交人員的合法身份下，在中國各地為日本蒐集情報。
有文件顯示，在甲午戰爭前夕，中國內地活躍著數百日諜。除了自己蒐集戰爭諜報，日本情報人員還積極培育、扶植和利誘中國人當漢奸賣國求榮。甚至一些重要的崗位，也被日本人收買或者洗腦。這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的一系列間諜活動。
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宗方化妝成中國商人，數次遷入威海衛港區。其實當時宗方的蹤跡已經被中國官方發覺，但時任長江水師中營撫標把總的蔡廷標因為與宗方“有舊”，於是對宗方的間諜活動祕而不宣，知而不捉，導致後來宗方將北洋艦隊的重要情報在上海發往日本大本營，日軍據此制定了偷襲北洋艦隊的計劃，直接導致黃海海戰中北洋艦隊受到重創。
這個宗方小太郎是何許人也？說是甲午中日海戰中的日本天字號第一間諜也不為過。他前後在中國生活40餘年，是樂善堂北京支部的支部長，貨真價實的日本大特務頭子。這麼一個人能夠對北洋水師的高層都具備了影響力，可以想象當時日本的諜戰活動猖獗到了什麼程度。
除此以外，日本的著名間諜還有前文提到的兩個特務機構的創始人荒尾精，以及荒尾精的弟子們，如根津一、神尾光臣等。他們在輸出向日本的情報中，不僅涉及中方的客觀情況，還主張儘快與中國開展戰爭的建議，煽風點火幫助軍國主義的日本下定進行侵略戰爭的決心，可以說是壞到了骨頭縫裡。
在日本強大的間諜網絡下，軍機處官員或者軍事要員都抵擋不住，更妄論普通的老百姓，許多中國人見利忘義，成了漢奸。他們或為日軍收集情報、或者為日本人提供軍糧、或者給倭人帶路、或者為日本人充當內線、或者私下釋放日本間諜，做了許多害民族害國家的壞事。
比起“日奸”，“漢奸”行事更加隱祕，危害性也更大，更容易引起民心的崩壞，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後，百姓生靈塗炭，民族陷入了貧困和戰亂的深淵。
二、腐朽沒落清政府，對漢奸日奸懲處不利
漢奸的投敵叛國行為，讓本來已經腐朽沒落的清政府更加腹背受敵。一場甲午中日戰爭讓日本人從此在國際上被歐美列強重視，也讓泱泱大國失去了最後一點威信，中國全面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境地。
雖然在中日甲午海戰中，清政府也曾經對幾個捉到的日本奸細處以極刑，但隨著戰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腐朽到風雨飄搖的清政府根本就無力在戰爭的失敗中反省任何教訓，對於漢奸的懲處，只是輕描淡寫的姑息遷就，甚至很多時候不予制裁，簡直讓人匪夷所思。
除去天津偵破的漢奸劉芬投敵叛國案件中劉芬被斬首，或者廣東為倭招兵的黃國華等大漢奸被處死之外，出賣國家的大部分漢奸沒有被處以極刑，有些害誇張到了絲毫沒有受到任何追究。這與清政府任人唯親、不分是非的政治生態分不開，例如李鴻章的親外甥張士珩、親信羅豐祿等人，也被牽涉到了劉芬案——天津軍械所的書辦劉芬又將高升號起航的時間賣給了日本間諜石川伍一——但是李鴻章為了保全自己的黨羽，對此案隱而不報，有意庇護，其藉口竟然類似於“影響不好”這種懦弱無能的說辭。
導致中日甲午戰爭中漢奸屢禁不止的更重要原因，還是在於風雨飄搖的清政府已經氣數已盡。人間百姓承受著凋敝的社會經濟和腐敗蠻橫的剝削壓迫，衣不附體、食不果腹的災民饑民，飽受兵災和荒災的折磨，面對日本人的威逼利誘，喪失民族意識，成為出賣民族和國家的漢奸。
清政府無藥可救，這才是漢奸產生的深層社會原因。
三、《馬關條約》第九條，日本要求清政府不許逮捕漢奸
相比爛到根的清政府，日本帝國主義卻十分珍視自己建立起來的諜戰機構。為了在此後進一步實現其“大陸政策”，他們還特別在《馬關》的第九條中明文規定，戰敗的清政府不得逮捕和懲處在戰爭中為日軍提供便利的中國人，所謂“此次交仗之所涉日本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待，並飭有司不得擅為逮繫”。這一條款產生的惡花之果，不僅庇護了大批漢奸，還對出賣國家的行為進行了鼓勵，是日本人為了一步步實現其侵略全世界的“大陸計劃”埋下的伏筆。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韓雙嬌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中，雖然擁有比日本更強大的海上艦隊，但由於腐朽沒落的清政府不重視諜報工作，任由日奸和漢奸在中華大地上肆虐蒐集情報，以至於失去了戰爭的主動權，是很重要的一個敗因。
一、漢奸通敵叛國，日本間諜活動為戰爭爭取了主動
北洋艦隊成立於1888年，是當時中國也是東亞最大的一支艦隊，擁有戰艦20餘艘，四萬餘噸，最大主力艦排水七千三百噸，是亞洲第一大軍艦。從甲午中日戰爭的雙方軍事硬件實力來說，清政府本來擁有絕對的優勢，加之戰略目標主要是守衛防禦，而非出海進攻，本來應該穩操勝券，卻不料一敗塗地。
戰爭從來都不是武器的單純比拼，而是戰術、戰略的綜合競爭。在這一點上，入侵中國的日本，擁有絕對的軟件優勢，特別是間諜戰的勝利，為日本爭取了戰爭的極大主動。
一方面日本早在戰爭開始之前數十年，已經在中華大地上建立了自己龐大而祕密的間諜機構。另一方面，由於清政府腐敗無能，民不聊生，毫無嚴守軍事機密的能力和意識，導致日本諜報戰中，漢奸通敵活動肆無忌憚，促成了甲午中日戰爭的發生和日本的勝利。
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製定了大陸政策，為了配合軍事行動，日本參議江藤新平向天皇進言進策，要求儘快建立針對中國大陸的諜戰情報網絡。在隨後的近30年裡，日本人埋頭苦幹，不僅將諜報機構、間諜培訓基地深入安插到了中國內地，還培育起一代被軍國主義蠱惑的日本青年成為特務，為日本的侵略工作賣命。江藤新平也因此被認為是日本諜戰之父。
日本在華主要間諜機構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成立於1886年的漢口樂善堂，一個成立於1890年的日清貿易研究所。這兩個間諜機構為中日甲午戰爭日方提供了源源不絕的諜戰人才，他們精通多國語言，改換華服，喬裝成僧侶或者商人，甚至有的隱藏於外交人員的合法身份下，在中國各地為日本蒐集情報。
有文件顯示，在甲午戰爭前夕，中國內地活躍著數百日諜。除了自己蒐集戰爭諜報，日本情報人員還積極培育、扶植和利誘中國人當漢奸賣國求榮。甚至一些重要的崗位，也被日本人收買或者洗腦。這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的一系列間諜活動。
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宗方化妝成中國商人，數次遷入威海衛港區。其實當時宗方的蹤跡已經被中國官方發覺，但時任長江水師中營撫標把總的蔡廷標因為與宗方“有舊”，於是對宗方的間諜活動祕而不宣，知而不捉，導致後來宗方將北洋艦隊的重要情報在上海發往日本大本營，日軍據此制定了偷襲北洋艦隊的計劃，直接導致黃海海戰中北洋艦隊受到重創。
這個宗方小太郎是何許人也？說是甲午中日海戰中的日本天字號第一間諜也不為過。他前後在中國生活40餘年，是樂善堂北京支部的支部長，貨真價實的日本大特務頭子。這麼一個人能夠對北洋水師的高層都具備了影響力，可以想象當時日本的諜戰活動猖獗到了什麼程度。
除此以外，日本的著名間諜還有前文提到的兩個特務機構的創始人荒尾精，以及荒尾精的弟子們，如根津一、神尾光臣等。他們在輸出向日本的情報中，不僅涉及中方的客觀情況，還主張儘快與中國開展戰爭的建議，煽風點火幫助軍國主義的日本下定進行侵略戰爭的決心，可以說是壞到了骨頭縫裡。
在日本強大的間諜網絡下，軍機處官員或者軍事要員都抵擋不住，更妄論普通的老百姓，許多中國人見利忘義，成了漢奸。他們或為日軍收集情報、或者為日本人提供軍糧、或者給倭人帶路、或者為日本人充當內線、或者私下釋放日本間諜，做了許多害民族害國家的壞事。
比起“日奸”，“漢奸”行事更加隱祕，危害性也更大，更容易引起民心的崩壞，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後，百姓生靈塗炭，民族陷入了貧困和戰亂的深淵。
二、腐朽沒落清政府，對漢奸日奸懲處不利
漢奸的投敵叛國行為，讓本來已經腐朽沒落的清政府更加腹背受敵。一場甲午中日戰爭讓日本人從此在國際上被歐美列強重視，也讓泱泱大國失去了最後一點威信，中國全面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境地。
雖然在中日甲午海戰中，清政府也曾經對幾個捉到的日本奸細處以極刑，但隨著戰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腐朽到風雨飄搖的清政府根本就無力在戰爭的失敗中反省任何教訓，對於漢奸的懲處，只是輕描淡寫的姑息遷就，甚至很多時候不予制裁，簡直讓人匪夷所思。
除去天津偵破的漢奸劉芬投敵叛國案件中劉芬被斬首，或者廣東為倭招兵的黃國華等大漢奸被處死之外，出賣國家的大部分漢奸沒有被處以極刑，有些害誇張到了絲毫沒有受到任何追究。這與清政府任人唯親、不分是非的政治生態分不開，例如李鴻章的親外甥張士珩、親信羅豐祿等人，也被牽涉到了劉芬案——天津軍械所的書辦劉芬又將高升號起航的時間賣給了日本間諜石川伍一——但是李鴻章為了保全自己的黨羽，對此案隱而不報，有意庇護，其藉口竟然類似於“影響不好”這種懦弱無能的說辭。
導致中日甲午戰爭中漢奸屢禁不止的更重要原因，還是在於風雨飄搖的清政府已經氣數已盡。人間百姓承受著凋敝的社會經濟和腐敗蠻橫的剝削壓迫，衣不附體、食不果腹的災民饑民，飽受兵災和荒災的折磨，面對日本人的威逼利誘，喪失民族意識，成為出賣民族和國家的漢奸。
清政府無藥可救，這才是漢奸產生的深層社會原因。
三、《馬關條約》第九條，日本要求清政府不許逮捕漢奸
相比爛到根的清政府，日本帝國主義卻十分珍視自己建立起來的諜戰機構。為了在此後進一步實現其“大陸政策”，他們還特別在《馬關》的第九條中明文規定，戰敗的清政府不得逮捕和懲處在戰爭中為日軍提供便利的中國人，所謂“此次交仗之所涉日本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待，並飭有司不得擅為逮繫”。這一條款產生的惡花之果，不僅庇護了大批漢奸，還對出賣國家的行為進行了鼓勵，是日本人為了一步步實現其侵略全世界的“大陸計劃”埋下的伏筆。
條款簽訂以後，果然生效了，根據這一規定，在戰爭中被逮捕的漢奸高順、於邦起等人，都被無罪釋放，逃脫了正義的制裁。
甲午戰爭之後的幾十年裡，漢奸活動一直肆無忌憚蠶食著中華文明，直到1937年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讓中國人承受了巨大的代價和無以復加的災難，歷史應當給後世人敲響以史為鑑的警鐘。
參考資料：李文海，康沛竹《甲午戰爭與日本間諜》、 孫洪軍《淺議甲午戰爭中的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