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江：特朗普對日本的衝擊不亞於尼克松'

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參考消息網特稿。原文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2019年第4期。

【編者按】2019年5月12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承辦的“中國社會科學論壇——‘全球變局下的中日關係：務實合作與前景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來自中日兩國的政要、專家、學者與媒體代表約200人齊聚一堂，從世界格局和亞太形勢的視角對中日關係所處的歷史背景和時代環境做了透徹的分析，為中日關係如何行穩致遠、實現可持續發展提出了真知灼見。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楊伯江的發言《從尼克松到特朗普：國際戰略視角下的兩場“衝擊”的歷史比較與日本因應路徑分析》。

參考消息網8月20日報道“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影響著世界上每一個國家，但對不同國家來說，這種影響又表現出巨大的個體差異性。對日本而言，這場變局造成的國際環境變動的烈度不啻冷戰時期的“尼克松衝擊”；與冷戰終結相比，挑戰要大於機遇，影響也更長遠、深刻。日本的對外戰略政策據此開始做出調整，而這一調整也必然體現於對華政策、影響到中日關係。

國際變局對日本的多重衝擊

當前，日本面臨著國際環境變動的多重衝擊。一是來自美國對外政策的直接衝擊。儘管美國仍沿襲將雙邊同盟作為推行地區戰略基本路徑的傳統思路，美日在軍事防務領域的合作也在持續加強，但是，特朗普政府以“美國優先”、實用主義為原則，奉行單邊主義、“交易主義”對外政策，導致美日在經貿、防務、國際秩序構建等領域的利益衝突與政策分歧上升。“同盟裂痕”的擴大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經濟貿易領域，日本面臨美國製裁及威脅制裁的壓力；美國頻頻退出多邊體制，日本賴以生存、維持繁榮的國際制度保障面臨風險；同盟政策上，特朗普政府不明確承諾條約義務，同時單方面提升日方成本，使日本對同盟的政治信任產生動搖。

二是美國單方面挑起的中美貿易摩擦。首先，中美貿易摩擦也使日本遭受商業利益的損失。日本企業生產所需的材料和設備遍及全球，因此極容易受到貿易下滑的影響。“日本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複雜的供應鏈的彈性，這些供應鏈幫助建構了美中貿易相互依存，反過來又為美中貿易相互依存所塑造。”其次，中美經濟摩擦如果擴散到政治安全領域，日本將被迫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日本對華出口中，零部件使用了美國產品或者美國軟件的商品今後可能成為美國製裁的對象，“東芝事件”可能重演。在如此“美中衝突、對立的時代”，日本如何能夠安然無恙，成為頭號課題。

三是朝核變局、東北亞局勢的緩和。首先，日本現實安全壓力陡然增大。在朝韓關係改善的背景下，如果美國真的縮編或撤離駐韓美軍，日本“將失去韓國這個緩衝區，直接面對屬於前社會主義陣營、缺少共同價值觀的中國和俄羅斯”。“目前位於北緯38度附近的對朝防衛線就會南下至對馬海峽”，“日本就成了前沿國家”。而且駐韓美軍縮編或撤離還極有可能在沖繩引發連鎖反應。其次，安倍內閣借朝鮮威脅推動日本安全戰略轉型的前提不復存在。最後，對日本的戰略心理造成重創。這與當年的“尼克松衝擊”頗為相似。日本官方智庫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的專家指出，“當特朗普總統毫不猶豫地接受金正恩關於舉行美朝峰會的提議，甚至在沒有與地區盟友進行任何磋商的情況下就提出可能撤走駐韓美軍時，日本感到無比震驚”，“隨著特朗普總統的出現，日本決策者在戰後首次對他們支持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的政策產生了嚴重質疑”。用自民黨總裁外交特別助理河井克行的話說，通過美朝領導人新加坡會談，“我們明白了，現在同盟的本質已經變成了交易”。

“特朗普衝擊”與“尼克松衝擊”的歷史比較

日本的戰略學界常常將當前的“特朗普衝擊”與48年前的“尼克松衝擊”相比擬。實際上，這二者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分析對比這些相同點或不同點，對準確、深入把握日本時下對國際局勢的認知及反應，是十分必要的。

從表面看，兩次“衝擊”都起因於美國戰略政策調整。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國際局勢出現重大變化，世界上形成了尼克松所謂的“五大力量中心”，美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相對下降，美蘇冷戰攻守易位。尼克松上臺後在亞洲實施“戰略收縮”，減少地區介入，要求盟國分擔責任，同時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緩和政策，改善對華關係。1971年7月美國宣佈尼克松總統將在“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華，而事前對日本祕而不宣；8月，為抑制國內通貨膨脹、阻止黃金外流，尼克松宣佈實行“新經濟政策”，放棄金本位，停止美元和黃金掛鉤。日元匯率從1971年的1美元兌310多日元升至1973年的1美元兌280日元左右，升值約12%，使日本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急劇縮水。兩次“尼克松衝擊”構成的“震驚世界的政策調整之舉”，在外交、經濟領域對日本造成巨大沖擊，並引發政治混亂，“已成為日本人的記憶的一章”。

但是，“尼克松衝擊”發生在日本的國勢上升期。此前日本超越聯邦德國成為西方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此後又超過蘇聯躍居世界第二。而“特朗普衝擊”是在日本陷入國勢衰退期的不利背景下出現的。在平成時代開啟的1989年，日本的GDP佔世界的15%，而30年後的今天已降至6%。日本主流媒體民調顯示，面對“你對平成時代的印象”這樣的問題，日本人受訪者回答“不穩定”“停滯”的比率超過回答“穩定”和“發展”的比率，這與30年前同類調查的結果形成鮮明對比。這一因素導致日本對“特朗普衝擊”反應更敏感，戰略危機感強烈，也會影響應對衝擊的路徑方式的選擇。

從深層次看，日本面臨的危機並非始自特朗普，“特朗普衝擊”不過是日本面臨的多重衝擊的一種標識。21世紀以來，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後，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推動著國際力量對比的相對均衡化發展以及國際權力的重新分配，並在不同地區引發程度不同的地緣政治效應。日本作為身處亞洲的傳統發達國家，感受到的衝擊尤其巨大。實際上，“十多年來，有關地區和全球權力轉移以及美國主導地位削弱的話題一直是日本精英討論的一部分”。在他們看來，導致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和規則“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的主要因素，一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從內部動搖了秩序的根基，二是伴隨國際權力的轉移，中俄等國試圖“挑戰現狀”，探索建立新的國際秩序。總之，特朗普執政這一短期現象與國際權力轉移的長期趨勢相互絞合，使日本處於被左右夾擊的“三明治”狀態。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衝擊”是在冷戰結束近30年、全球化深化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既然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之量級自然是“尼克松衝擊”所無法比擬的。日本的經濟觸角早已深入昔日東方陣營之中，與有關國家包括中國的經濟聯繫、相互依存遠非48年前所能比。全球範圍內，國家間關係模式發生根本變化，不存在單純的對抗，也不存在單純的合作。這些主客觀基本條件對日本應對衝擊的路徑方式明顯具有制約作用，它很難簡單採取“非黑即白”的兩分法應對模式，而只能採取複合統籌、多向對衝的“超級工具箱”應對模式。

日本應對衝擊的基本路徑

一是強調戰略自主，尋找大國關係平衡點。國際金融危機後，日本開始明顯強化戰略自主概念，“拼外交”“拼戰略”。這在2009年上臺的民主黨政府對外政策中有充分體現。2012年底安倍晉三再次執政後，又加入了“拼安全”成分。實際上，“在特朗普入主白宮之前，日本政府即已開始調整安全政策，以增強日本的獨立能力”。日本尋找大國關係平衡點的努力集中體現在對中美外交上，而廣域合作政策被其作為構建平衡的綜合性戰略槓桿。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就被當作是一把具有多重平衡、對衝作用的“多刃劍”。首先，CPTPP為在亞太地區推廣高水平規則邁出了重要一步。其次，日本可以將CPTPP作為槓桿，撬動地區合作，刺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加速談判進程。最後，促進美國向多邊主義的迴歸。美國沒有加入日歐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CPTPP、RCEP等框架中的任何一個，那麼“美國出口企業在亞洲市場上與那些超級自貿協定成員國競爭時，就將陷入不利境地，這最終會增強美國國內要求重返TPP的訴求”。

二是“迴歸亞洲”，多元構建戰略關係。1999年世貿組織多邊談判西雅圖回合失敗後，日本開始向地區主義迴歸，意在依託東亞區域合作、贏得全球競爭。在安全軍事領域，國際戰略分析界認為，日本實際上沒有像2015年新版《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所指向的那樣，在全球範圍內實現與美在戰時包括“灰色地帶”情形下的“無縫對接”，而是開始迴歸地區本源。他們認為這既反映了“中國元素”在日美安全軍事戰略中的進一步凸顯，也是東京的一種風險規避措施——依託地區對衝“特朗普衝擊”。在雙邊層面，日本與越南、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國的軍事互動更加頻繁，防務合作關係持續增強。在多邊領域，日本積極構建日印澳、日美印澳等多邊安全合作機制，並提升與東盟的安全合作關係，與盟國及安全夥伴一道打造“自由開放的印太”。

三是穩定日美同盟，同時增強自主行為能力。日本謀求對外戰略關係的多元化並不意味著放棄日美同盟，相反，在國際權力格局劇烈變化的背景下，在戰略安全領域，現階段日本對美國的需求不亞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而且這種需求很難由第三方來替代滿足，日本的安全感只能從美國那裡獲取。不過，連日本前駐美大使加藤良三都主張，鑑於特朗普“向獨特的單邊主義傾斜”，似乎選擇了走“無賴超級大國”道路，日本要堅持實現自己所要求的朝鮮“完全、可核查且不可逆轉的無核化”（CVID），需要拿出自主行動。具體來說，就是包括強化導彈防禦在內的自衛能力。總之，日本一方面需要強化日美同盟，以確保有能力應付東北亞國際格局的變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對特朗普可能在日美同盟政策上突然變臉做好“B計劃”，在外交和安全戰略上提早準備。

具體到中日關係來看，日本飽受國際變局帶來的衝擊，這對其對華政策、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首先它會部分地轉化為安倍內閣改善對華關係的動力，這一點已經被2017年以來日本對“一帶一路”態度的好轉所證明。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潛力巨大。但是，日本對華政策的調適方向又絕不會是“純合作”那麼簡單。中國崛起本身即構成“日本危機”的重要源頭，但發展對華合作又是日本克服危機的必由之路——基於如此自我矛盾的對華戰略定位，今後日本在中國面前將不斷展示內含各種複雜政策組合的“超級工具箱”。在國際戰略層面，日本將繼續投棋佈子、造勢做局，調動可以調動的資源平衡中國；在雙邊層面，在不同領域採取不同基調的對華政策；甚至在合作領域、合作項目中，也會融入競爭、牽制、對衝元素。從這個意義講，中日關係變得更復雜了，不宜再用“友好、合作”或“惡化、對峙”的尺度大而化之地衡量。博弈在走向深化、趨於精緻，中國需要為此做好充分準備。（整理/唐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