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漁父
文 / 漁父
類似的場面，讓我想到北京廟會。而這裡是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一般工作日的場面。在北京798藝術區，工作日的美術館是怎樣的呢？正常情況下，遊客寥寥無幾。
光是人多，可能還不值得大驚小怪。真正令人受到震動的是，這張照片其實是館內商店的場景，而且沒有拍全，出口處還有一條目測100米左右的隊伍在等待結賬，由於太長，拐了兩個彎。
作為一個藝術從業者，我深知讓一個觀眾從免費觀看到付費觀看，再到願意購買藝術衍生品，有著一段多麼艱難的培育歷程。現在，中國很多美術館的主要課題還是如何讓更多的人走進來，因此他們往往還在糾結該不該收門票。至於用藝術衍生品賺大錢？那是故宮這種“超級IP”才有資格想的事。
文 / 漁父
類似的場面，讓我想到北京廟會。而這裡是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一般工作日的場面。在北京798藝術區，工作日的美術館是怎樣的呢？正常情況下，遊客寥寥無幾。
光是人多，可能還不值得大驚小怪。真正令人受到震動的是，這張照片其實是館內商店的場景，而且沒有拍全，出口處還有一條目測100米左右的隊伍在等待結賬，由於太長，拐了兩個彎。
作為一個藝術從業者，我深知讓一個觀眾從免費觀看到付費觀看，再到願意購買藝術衍生品，有著一段多麼艱難的培育歷程。現在，中國很多美術館的主要課題還是如何讓更多的人走進來，因此他們往往還在糾結該不該收門票。至於用藝術衍生品賺大錢？那是故宮這種“超級IP”才有資格想的事。
日本街頭的井蓋藝術
與北京的798不同，東京畫廊最為集中的地區，居然是人稱“全亞洲最貴的地方”的銀座。而且，有些畫廊並不在一樓臨街的位置，接待的也主要是造訪的客人，而非自然客流。我們很難想象在北京三里屯或者國貿，集中這麼多藝術機構該是怎樣的一幅畫面。原來，藝術家並不是與偏遠的宋莊最配哦。
這些事實清晰地顯示著，日本畫廊的背後有一個多麼紮實、穩定的藏家群體，他們給日本藝術業打下了牢固的地基。
日本人為什麼對藝術如此熱情？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回答，可能要講講戰後日本經濟恢復，池田勇人內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一億總中流”概念的產生（即九成左右的國民都自認為中產階級），泡沫經濟時期的企業收藏熱潮等。
如果從教育的角度，可能要講講明治維新後的教育改革，當代日本中小學對美育的重視等。
反觀中國，常見的觀點認為，中國人剛解決溫飽問題，因此對美育還不夠重視，藝術尚屬於小眾。
這確實有一定道理，但是，有些事並不見得必須兜裡有了錢，肚子裡有了知識才能做。
往遠了說，一個有價值的案例是1982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哈默藏畫——500年名作原件展”，這是中國首次舉辦外國名畫原作展，展品包括從文藝復興至近現代各時期代表畫家作品。當時人多到什麼程度？有美院學生過去臨摹，因為人太多，要站在凳子上，拿著望遠鏡看。
那時的中國人還沒有完全解決吃飯問題，但他們依然對藝術如飢似渴。
往近了說，有一次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閉幕“西方繪畫500年”特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圖的壯觀場面：
文 / 漁父
類似的場面，讓我想到北京廟會。而這裡是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一般工作日的場面。在北京798藝術區，工作日的美術館是怎樣的呢？正常情況下，遊客寥寥無幾。
光是人多，可能還不值得大驚小怪。真正令人受到震動的是，這張照片其實是館內商店的場景，而且沒有拍全，出口處還有一條目測100米左右的隊伍在等待結賬，由於太長，拐了兩個彎。
作為一個藝術從業者，我深知讓一個觀眾從免費觀看到付費觀看，再到願意購買藝術衍生品，有著一段多麼艱難的培育歷程。現在，中國很多美術館的主要課題還是如何讓更多的人走進來，因此他們往往還在糾結該不該收門票。至於用藝術衍生品賺大錢？那是故宮這種“超級IP”才有資格想的事。
日本街頭的井蓋藝術
與北京的798不同，東京畫廊最為集中的地區，居然是人稱“全亞洲最貴的地方”的銀座。而且，有些畫廊並不在一樓臨街的位置，接待的也主要是造訪的客人，而非自然客流。我們很難想象在北京三里屯或者國貿，集中這麼多藝術機構該是怎樣的一幅畫面。原來，藝術家並不是與偏遠的宋莊最配哦。
這些事實清晰地顯示著，日本畫廊的背後有一個多麼紮實、穩定的藏家群體，他們給日本藝術業打下了牢固的地基。
日本人為什麼對藝術如此熱情？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回答，可能要講講戰後日本經濟恢復，池田勇人內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一億總中流”概念的產生（即九成左右的國民都自認為中產階級），泡沫經濟時期的企業收藏熱潮等。
如果從教育的角度，可能要講講明治維新後的教育改革，當代日本中小學對美育的重視等。
反觀中國，常見的觀點認為，中國人剛解決溫飽問題，因此對美育還不夠重視，藝術尚屬於小眾。
這確實有一定道理，但是，有些事並不見得必須兜裡有了錢，肚子裡有了知識才能做。
往遠了說，一個有價值的案例是1982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哈默藏畫——500年名作原件展”，這是中國首次舉辦外國名畫原作展，展品包括從文藝復興至近現代各時期代表畫家作品。當時人多到什麼程度？有美院學生過去臨摹，因為人太多，要站在凳子上，拿著望遠鏡看。
那時的中國人還沒有完全解決吃飯問題，但他們依然對藝術如飢似渴。
往近了說，有一次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閉幕“西方繪畫500年”特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圖的壯觀場面：
與其說“中國人不喜歡藝術”，倒不如說，中國人平日裡看到以上這般優質藝術內容的機會太少了。
光拿展覽這一項來講，對比一下就知道，日本跟中國的藝術展覽幾乎不是同一個物種。舉個例子，在中國火爆異常的“西方繪畫500年”特展，全部展品來自日本東京富士美術館的館藏，如果你登陸該美術館官網，就會發現它們平時都安置在常設展廳——是的，這個讓中國人一覽眾多大師原作，堪稱千載難逢的特展，對日本人只是一個普通的常設展。
文 / 漁父
類似的場面，讓我想到北京廟會。而這裡是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一般工作日的場面。在北京798藝術區，工作日的美術館是怎樣的呢？正常情況下，遊客寥寥無幾。
光是人多，可能還不值得大驚小怪。真正令人受到震動的是，這張照片其實是館內商店的場景，而且沒有拍全，出口處還有一條目測100米左右的隊伍在等待結賬，由於太長，拐了兩個彎。
作為一個藝術從業者，我深知讓一個觀眾從免費觀看到付費觀看，再到願意購買藝術衍生品，有著一段多麼艱難的培育歷程。現在，中國很多美術館的主要課題還是如何讓更多的人走進來，因此他們往往還在糾結該不該收門票。至於用藝術衍生品賺大錢？那是故宮這種“超級IP”才有資格想的事。
日本街頭的井蓋藝術
與北京的798不同，東京畫廊最為集中的地區，居然是人稱“全亞洲最貴的地方”的銀座。而且，有些畫廊並不在一樓臨街的位置，接待的也主要是造訪的客人，而非自然客流。我們很難想象在北京三里屯或者國貿，集中這麼多藝術機構該是怎樣的一幅畫面。原來，藝術家並不是與偏遠的宋莊最配哦。
這些事實清晰地顯示著，日本畫廊的背後有一個多麼紮實、穩定的藏家群體，他們給日本藝術業打下了牢固的地基。
日本人為什麼對藝術如此熱情？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回答，可能要講講戰後日本經濟恢復，池田勇人內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一億總中流”概念的產生（即九成左右的國民都自認為中產階級），泡沫經濟時期的企業收藏熱潮等。
如果從教育的角度，可能要講講明治維新後的教育改革，當代日本中小學對美育的重視等。
反觀中國，常見的觀點認為，中國人剛解決溫飽問題，因此對美育還不夠重視，藝術尚屬於小眾。
這確實有一定道理，但是，有些事並不見得必須兜裡有了錢，肚子裡有了知識才能做。
往遠了說，一個有價值的案例是1982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哈默藏畫——500年名作原件展”，這是中國首次舉辦外國名畫原作展，展品包括從文藝復興至近現代各時期代表畫家作品。當時人多到什麼程度？有美院學生過去臨摹，因為人太多，要站在凳子上，拿著望遠鏡看。
那時的中國人還沒有完全解決吃飯問題，但他們依然對藝術如飢似渴。
往近了說，有一次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閉幕“西方繪畫500年”特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圖的壯觀場面：
與其說“中國人不喜歡藝術”，倒不如說，中國人平日裡看到以上這般優質藝術內容的機會太少了。
光拿展覽這一項來講，對比一下就知道，日本跟中國的藝術展覽幾乎不是同一個物種。舉個例子，在中國火爆異常的“西方繪畫500年”特展，全部展品來自日本東京富士美術館的館藏，如果你登陸該美術館官網，就會發現它們平時都安置在常設展廳——是的，這個讓中國人一覽眾多大師原作，堪稱千載難逢的特展，對日本人只是一個普通的常設展。
富士美術館官網上的信息顯示，“西方繪畫500年”展將從2019年1月5日起在該館常設展廳重新開展。
那日本人的“特展”又什麼樣？我們可以參考在東京上野之森美術館進行的維米爾展。迄今為止，荷蘭繪畫大師維米爾能夠確認的真跡一共35幅，散落於全球各地，能借出一件都不容易，日本人此次一口氣集齊了其中九幅一起展出，其中包括那張享譽美術史的《倒牛奶的女傭》，這個展覽何等珍貴，大家可以自行體會一下。
文 / 漁父
類似的場面，讓我想到北京廟會。而這裡是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一般工作日的場面。在北京798藝術區，工作日的美術館是怎樣的呢？正常情況下，遊客寥寥無幾。
光是人多，可能還不值得大驚小怪。真正令人受到震動的是，這張照片其實是館內商店的場景，而且沒有拍全，出口處還有一條目測100米左右的隊伍在等待結賬，由於太長，拐了兩個彎。
作為一個藝術從業者，我深知讓一個觀眾從免費觀看到付費觀看，再到願意購買藝術衍生品，有著一段多麼艱難的培育歷程。現在，中國很多美術館的主要課題還是如何讓更多的人走進來，因此他們往往還在糾結該不該收門票。至於用藝術衍生品賺大錢？那是故宮這種“超級IP”才有資格想的事。
日本街頭的井蓋藝術
與北京的798不同，東京畫廊最為集中的地區，居然是人稱“全亞洲最貴的地方”的銀座。而且，有些畫廊並不在一樓臨街的位置，接待的也主要是造訪的客人，而非自然客流。我們很難想象在北京三里屯或者國貿，集中這麼多藝術機構該是怎樣的一幅畫面。原來，藝術家並不是與偏遠的宋莊最配哦。
這些事實清晰地顯示著，日本畫廊的背後有一個多麼紮實、穩定的藏家群體，他們給日本藝術業打下了牢固的地基。
日本人為什麼對藝術如此熱情？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回答，可能要講講戰後日本經濟恢復，池田勇人內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一億總中流”概念的產生（即九成左右的國民都自認為中產階級），泡沫經濟時期的企業收藏熱潮等。
如果從教育的角度，可能要講講明治維新後的教育改革，當代日本中小學對美育的重視等。
反觀中國，常見的觀點認為，中國人剛解決溫飽問題，因此對美育還不夠重視，藝術尚屬於小眾。
這確實有一定道理，但是，有些事並不見得必須兜裡有了錢，肚子裡有了知識才能做。
往遠了說，一個有價值的案例是1982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哈默藏畫——500年名作原件展”，這是中國首次舉辦外國名畫原作展，展品包括從文藝復興至近現代各時期代表畫家作品。當時人多到什麼程度？有美院學生過去臨摹，因為人太多，要站在凳子上，拿著望遠鏡看。
那時的中國人還沒有完全解決吃飯問題，但他們依然對藝術如飢似渴。
往近了說，有一次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閉幕“西方繪畫500年”特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圖的壯觀場面：
與其說“中國人不喜歡藝術”，倒不如說，中國人平日裡看到以上這般優質藝術內容的機會太少了。
光拿展覽這一項來講，對比一下就知道，日本跟中國的藝術展覽幾乎不是同一個物種。舉個例子，在中國火爆異常的“西方繪畫500年”特展，全部展品來自日本東京富士美術館的館藏，如果你登陸該美術館官網，就會發現它們平時都安置在常設展廳——是的，這個讓中國人一覽眾多大師原作，堪稱千載難逢的特展，對日本人只是一個普通的常設展。
富士美術館官網上的信息顯示，“西方繪畫500年”展將從2019年1月5日起在該館常設展廳重新開展。
那日本人的“特展”又什麼樣？我們可以參考在東京上野之森美術館進行的維米爾展。迄今為止，荷蘭繪畫大師維米爾能夠確認的真跡一共35幅，散落於全球各地，能借出一件都不容易，日本人此次一口氣集齊了其中九幅一起展出，其中包括那張享譽美術史的《倒牛奶的女傭》，這個展覽何等珍貴，大家可以自行體會一下。
上野公園內的巨幅維米爾展海報，日本人自豪地打出了9/35這個數字
又如在東京都美術館舉行的挪威畫家蒙克作品展，展出了油畫、版畫在內的100多件蒙克的原作，其中包括經典之作《吶喊》。
文 / 漁父
類似的場面，讓我想到北京廟會。而這裡是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一般工作日的場面。在北京798藝術區，工作日的美術館是怎樣的呢？正常情況下，遊客寥寥無幾。
光是人多，可能還不值得大驚小怪。真正令人受到震動的是，這張照片其實是館內商店的場景，而且沒有拍全，出口處還有一條目測100米左右的隊伍在等待結賬，由於太長，拐了兩個彎。
作為一個藝術從業者，我深知讓一個觀眾從免費觀看到付費觀看，再到願意購買藝術衍生品，有著一段多麼艱難的培育歷程。現在，中國很多美術館的主要課題還是如何讓更多的人走進來，因此他們往往還在糾結該不該收門票。至於用藝術衍生品賺大錢？那是故宮這種“超級IP”才有資格想的事。
日本街頭的井蓋藝術
與北京的798不同，東京畫廊最為集中的地區，居然是人稱“全亞洲最貴的地方”的銀座。而且，有些畫廊並不在一樓臨街的位置，接待的也主要是造訪的客人，而非自然客流。我們很難想象在北京三里屯或者國貿，集中這麼多藝術機構該是怎樣的一幅畫面。原來，藝術家並不是與偏遠的宋莊最配哦。
這些事實清晰地顯示著，日本畫廊的背後有一個多麼紮實、穩定的藏家群體，他們給日本藝術業打下了牢固的地基。
日本人為什麼對藝術如此熱情？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回答，可能要講講戰後日本經濟恢復，池田勇人內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一億總中流”概念的產生（即九成左右的國民都自認為中產階級），泡沫經濟時期的企業收藏熱潮等。
如果從教育的角度，可能要講講明治維新後的教育改革，當代日本中小學對美育的重視等。
反觀中國，常見的觀點認為，中國人剛解決溫飽問題，因此對美育還不夠重視，藝術尚屬於小眾。
這確實有一定道理，但是，有些事並不見得必須兜裡有了錢，肚子裡有了知識才能做。
往遠了說，一個有價值的案例是1982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哈默藏畫——500年名作原件展”，這是中國首次舉辦外國名畫原作展，展品包括從文藝復興至近現代各時期代表畫家作品。當時人多到什麼程度？有美院學生過去臨摹，因為人太多，要站在凳子上，拿著望遠鏡看。
那時的中國人還沒有完全解決吃飯問題，但他們依然對藝術如飢似渴。
往近了說，有一次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閉幕“西方繪畫500年”特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圖的壯觀場面：
與其說“中國人不喜歡藝術”，倒不如說，中國人平日裡看到以上這般優質藝術內容的機會太少了。
光拿展覽這一項來講，對比一下就知道，日本跟中國的藝術展覽幾乎不是同一個物種。舉個例子，在中國火爆異常的“西方繪畫500年”特展，全部展品來自日本東京富士美術館的館藏，如果你登陸該美術館官網，就會發現它們平時都安置在常設展廳——是的，這個讓中國人一覽眾多大師原作，堪稱千載難逢的特展，對日本人只是一個普通的常設展。
富士美術館官網上的信息顯示，“西方繪畫500年”展將從2019年1月5日起在該館常設展廳重新開展。
那日本人的“特展”又什麼樣？我們可以參考在東京上野之森美術館進行的維米爾展。迄今為止，荷蘭繪畫大師維米爾能夠確認的真跡一共35幅，散落於全球各地，能借出一件都不容易，日本人此次一口氣集齊了其中九幅一起展出，其中包括那張享譽美術史的《倒牛奶的女傭》，這個展覽何等珍貴，大家可以自行體會一下。
上野公園內的巨幅維米爾展海報，日本人自豪地打出了9/35這個數字
又如在東京都美術館舉行的挪威畫家蒙克作品展，展出了油畫、版畫在內的100多件蒙克的原作，其中包括經典之作《吶喊》。
蒙克展覽海報
對，中國人在書本上才能看到的很多大師之作，日本人常年可以在家門口的美術館裡看到。
與此同時在中國，某些所謂“致敬”西方藝術大師的網紅展，門票動輒100元以上，卻居然一張原作沒有，全部是複製品和影像資料，有些複製品更是連偏色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就以大師為招牌，堂而皇之地拿來展出了。
文 / 漁父
類似的場面，讓我想到北京廟會。而這裡是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一般工作日的場面。在北京798藝術區，工作日的美術館是怎樣的呢？正常情況下，遊客寥寥無幾。
光是人多，可能還不值得大驚小怪。真正令人受到震動的是，這張照片其實是館內商店的場景，而且沒有拍全，出口處還有一條目測100米左右的隊伍在等待結賬，由於太長，拐了兩個彎。
作為一個藝術從業者，我深知讓一個觀眾從免費觀看到付費觀看，再到願意購買藝術衍生品，有著一段多麼艱難的培育歷程。現在，中國很多美術館的主要課題還是如何讓更多的人走進來，因此他們往往還在糾結該不該收門票。至於用藝術衍生品賺大錢？那是故宮這種“超級IP”才有資格想的事。
日本街頭的井蓋藝術
與北京的798不同，東京畫廊最為集中的地區，居然是人稱“全亞洲最貴的地方”的銀座。而且，有些畫廊並不在一樓臨街的位置，接待的也主要是造訪的客人，而非自然客流。我們很難想象在北京三里屯或者國貿，集中這麼多藝術機構該是怎樣的一幅畫面。原來，藝術家並不是與偏遠的宋莊最配哦。
這些事實清晰地顯示著，日本畫廊的背後有一個多麼紮實、穩定的藏家群體，他們給日本藝術業打下了牢固的地基。
日本人為什麼對藝術如此熱情？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回答，可能要講講戰後日本經濟恢復，池田勇人內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一億總中流”概念的產生（即九成左右的國民都自認為中產階級），泡沫經濟時期的企業收藏熱潮等。
如果從教育的角度，可能要講講明治維新後的教育改革，當代日本中小學對美育的重視等。
反觀中國，常見的觀點認為，中國人剛解決溫飽問題，因此對美育還不夠重視，藝術尚屬於小眾。
這確實有一定道理，但是，有些事並不見得必須兜裡有了錢，肚子裡有了知識才能做。
往遠了說，一個有價值的案例是1982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哈默藏畫——500年名作原件展”，這是中國首次舉辦外國名畫原作展，展品包括從文藝復興至近現代各時期代表畫家作品。當時人多到什麼程度？有美院學生過去臨摹，因為人太多，要站在凳子上，拿著望遠鏡看。
那時的中國人還沒有完全解決吃飯問題，但他們依然對藝術如飢似渴。
往近了說，有一次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閉幕“西方繪畫500年”特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圖的壯觀場面：
與其說“中國人不喜歡藝術”，倒不如說，中國人平日裡看到以上這般優質藝術內容的機會太少了。
光拿展覽這一項來講，對比一下就知道，日本跟中國的藝術展覽幾乎不是同一個物種。舉個例子，在中國火爆異常的“西方繪畫500年”特展，全部展品來自日本東京富士美術館的館藏，如果你登陸該美術館官網，就會發現它們平時都安置在常設展廳——是的，這個讓中國人一覽眾多大師原作，堪稱千載難逢的特展，對日本人只是一個普通的常設展。
富士美術館官網上的信息顯示，“西方繪畫500年”展將從2019年1月5日起在該館常設展廳重新開展。
那日本人的“特展”又什麼樣？我們可以參考在東京上野之森美術館進行的維米爾展。迄今為止，荷蘭繪畫大師維米爾能夠確認的真跡一共35幅，散落於全球各地，能借出一件都不容易，日本人此次一口氣集齊了其中九幅一起展出，其中包括那張享譽美術史的《倒牛奶的女傭》，這個展覽何等珍貴，大家可以自行體會一下。
上野公園內的巨幅維米爾展海報，日本人自豪地打出了9/35這個數字
又如在東京都美術館舉行的挪威畫家蒙克作品展，展出了油畫、版畫在內的100多件蒙克的原作，其中包括經典之作《吶喊》。
蒙克展覽海報
對，中國人在書本上才能看到的很多大師之作，日本人常年可以在家門口的美術館裡看到。
與此同時在中國，某些所謂“致敬”西方藝術大師的網紅展，門票動輒100元以上，卻居然一張原作沒有，全部是複製品和影像資料，有些複製品更是連偏色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就以大師為招牌，堂而皇之地拿來展出了。
更有甚者，一些商家不通過正規渠道取得藝術家授權，直接辦假展。比如中國多地出現的所謂“草間彌生與村上隆聯展”，被爆出無一真品，兩位日本藝術家均氣憤地表示要訴諸法律途徑解決，這事登上了日本的新聞，鬧的沸沸揚揚。
文 / 漁父
類似的場面，讓我想到北京廟會。而這裡是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一般工作日的場面。在北京798藝術區，工作日的美術館是怎樣的呢？正常情況下，遊客寥寥無幾。
光是人多，可能還不值得大驚小怪。真正令人受到震動的是，這張照片其實是館內商店的場景，而且沒有拍全，出口處還有一條目測100米左右的隊伍在等待結賬，由於太長，拐了兩個彎。
作為一個藝術從業者，我深知讓一個觀眾從免費觀看到付費觀看，再到願意購買藝術衍生品，有著一段多麼艱難的培育歷程。現在，中國很多美術館的主要課題還是如何讓更多的人走進來，因此他們往往還在糾結該不該收門票。至於用藝術衍生品賺大錢？那是故宮這種“超級IP”才有資格想的事。
日本街頭的井蓋藝術
與北京的798不同，東京畫廊最為集中的地區，居然是人稱“全亞洲最貴的地方”的銀座。而且，有些畫廊並不在一樓臨街的位置，接待的也主要是造訪的客人，而非自然客流。我們很難想象在北京三里屯或者國貿，集中這麼多藝術機構該是怎樣的一幅畫面。原來，藝術家並不是與偏遠的宋莊最配哦。
這些事實清晰地顯示著，日本畫廊的背後有一個多麼紮實、穩定的藏家群體，他們給日本藝術業打下了牢固的地基。
日本人為什麼對藝術如此熱情？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回答，可能要講講戰後日本經濟恢復，池田勇人內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一億總中流”概念的產生（即九成左右的國民都自認為中產階級），泡沫經濟時期的企業收藏熱潮等。
如果從教育的角度，可能要講講明治維新後的教育改革，當代日本中小學對美育的重視等。
反觀中國，常見的觀點認為，中國人剛解決溫飽問題，因此對美育還不夠重視，藝術尚屬於小眾。
這確實有一定道理，但是，有些事並不見得必須兜裡有了錢，肚子裡有了知識才能做。
往遠了說，一個有價值的案例是1982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哈默藏畫——500年名作原件展”，這是中國首次舉辦外國名畫原作展，展品包括從文藝復興至近現代各時期代表畫家作品。當時人多到什麼程度？有美院學生過去臨摹，因為人太多，要站在凳子上，拿著望遠鏡看。
那時的中國人還沒有完全解決吃飯問題，但他們依然對藝術如飢似渴。
往近了說，有一次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閉幕“西方繪畫500年”特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圖的壯觀場面：
與其說“中國人不喜歡藝術”，倒不如說，中國人平日裡看到以上這般優質藝術內容的機會太少了。
光拿展覽這一項來講，對比一下就知道，日本跟中國的藝術展覽幾乎不是同一個物種。舉個例子，在中國火爆異常的“西方繪畫500年”特展，全部展品來自日本東京富士美術館的館藏，如果你登陸該美術館官網，就會發現它們平時都安置在常設展廳——是的，這個讓中國人一覽眾多大師原作，堪稱千載難逢的特展，對日本人只是一個普通的常設展。
富士美術館官網上的信息顯示，“西方繪畫500年”展將從2019年1月5日起在該館常設展廳重新開展。
那日本人的“特展”又什麼樣？我們可以參考在東京上野之森美術館進行的維米爾展。迄今為止，荷蘭繪畫大師維米爾能夠確認的真跡一共35幅，散落於全球各地，能借出一件都不容易，日本人此次一口氣集齊了其中九幅一起展出，其中包括那張享譽美術史的《倒牛奶的女傭》，這個展覽何等珍貴，大家可以自行體會一下。
上野公園內的巨幅維米爾展海報，日本人自豪地打出了9/35這個數字
又如在東京都美術館舉行的挪威畫家蒙克作品展，展出了油畫、版畫在內的100多件蒙克的原作，其中包括經典之作《吶喊》。
蒙克展覽海報
對，中國人在書本上才能看到的很多大師之作，日本人常年可以在家門口的美術館裡看到。
與此同時在中國，某些所謂“致敬”西方藝術大師的網紅展，門票動輒100元以上，卻居然一張原作沒有，全部是複製品和影像資料，有些複製品更是連偏色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就以大師為招牌，堂而皇之地拿來展出了。
更有甚者，一些商家不通過正規渠道取得藝術家授權，直接辦假展。比如中國多地出現的所謂“草間彌生與村上隆聯展”，被爆出無一真品，兩位日本藝術家均氣憤地表示要訴諸法律途徑解決，這事登上了日本的新聞，鬧的沸沸揚揚。
日本新聞中有關中國假展的報道
說白了，這就是割韭菜，賺快錢，最終打擊的只能是中國人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藝術熱情。
光有重量級展品還不夠，諸多細節也可以看到日本人的用心。
一些大展，他們會細緻到會準備中、英、韓三種語言，內容均由專業公司製作，側重於創作背景和藝術家生平的介紹，而不是簡單粗暴地告訴你“這張作品表達了什麼”，讓觀者既看得明白，又留下了自己解讀的空間，就連我這個不懂日語的外國人，也能看得懂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藝術展的日語講解經常是由著名演員、聲優擔綱錄製的。還有很多類似貼心的細節，比如，自由閱覽美術圖書、展覽會圖錄、美術雜誌等供來客查閱，桌椅、兒童設施等相關環境設施舒適，還有些美術館會提供配套班車和餐飲。
很多事情日本人都在下慢功夫。很難想象打磨一個像維米爾這樣的重磅展覽，前期準備工作該有多麼艱鉅和瑣碎。
文 / 漁父
類似的場面，讓我想到北京廟會。而這裡是日本東京國立新美術館一般工作日的場面。在北京798藝術區，工作日的美術館是怎樣的呢？正常情況下，遊客寥寥無幾。
光是人多，可能還不值得大驚小怪。真正令人受到震動的是，這張照片其實是館內商店的場景，而且沒有拍全，出口處還有一條目測100米左右的隊伍在等待結賬，由於太長，拐了兩個彎。
作為一個藝術從業者，我深知讓一個觀眾從免費觀看到付費觀看，再到願意購買藝術衍生品，有著一段多麼艱難的培育歷程。現在，中國很多美術館的主要課題還是如何讓更多的人走進來，因此他們往往還在糾結該不該收門票。至於用藝術衍生品賺大錢？那是故宮這種“超級IP”才有資格想的事。
日本街頭的井蓋藝術
與北京的798不同，東京畫廊最為集中的地區，居然是人稱“全亞洲最貴的地方”的銀座。而且，有些畫廊並不在一樓臨街的位置，接待的也主要是造訪的客人，而非自然客流。我們很難想象在北京三里屯或者國貿，集中這麼多藝術機構該是怎樣的一幅畫面。原來，藝術家並不是與偏遠的宋莊最配哦。
這些事實清晰地顯示著，日本畫廊的背後有一個多麼紮實、穩定的藏家群體，他們給日本藝術業打下了牢固的地基。
日本人為什麼對藝術如此熱情？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回答，可能要講講戰後日本經濟恢復，池田勇人內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一億總中流”概念的產生（即九成左右的國民都自認為中產階級），泡沫經濟時期的企業收藏熱潮等。
如果從教育的角度，可能要講講明治維新後的教育改革，當代日本中小學對美育的重視等。
反觀中國，常見的觀點認為，中國人剛解決溫飽問題，因此對美育還不夠重視，藝術尚屬於小眾。
這確實有一定道理，但是，有些事並不見得必須兜裡有了錢，肚子裡有了知識才能做。
往遠了說，一個有價值的案例是1982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哈默藏畫——500年名作原件展”，這是中國首次舉辦外國名畫原作展，展品包括從文藝復興至近現代各時期代表畫家作品。當時人多到什麼程度？有美院學生過去臨摹，因為人太多，要站在凳子上，拿著望遠鏡看。
那時的中國人還沒有完全解決吃飯問題，但他們依然對藝術如飢似渴。
往近了說，有一次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閉幕“西方繪畫500年”特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圖的壯觀場面：
與其說“中國人不喜歡藝術”，倒不如說，中國人平日裡看到以上這般優質藝術內容的機會太少了。
光拿展覽這一項來講，對比一下就知道，日本跟中國的藝術展覽幾乎不是同一個物種。舉個例子，在中國火爆異常的“西方繪畫500年”特展，全部展品來自日本東京富士美術館的館藏，如果你登陸該美術館官網，就會發現它們平時都安置在常設展廳——是的，這個讓中國人一覽眾多大師原作，堪稱千載難逢的特展，對日本人只是一個普通的常設展。
富士美術館官網上的信息顯示，“西方繪畫500年”展將從2019年1月5日起在該館常設展廳重新開展。
那日本人的“特展”又什麼樣？我們可以參考在東京上野之森美術館進行的維米爾展。迄今為止，荷蘭繪畫大師維米爾能夠確認的真跡一共35幅，散落於全球各地，能借出一件都不容易，日本人此次一口氣集齊了其中九幅一起展出，其中包括那張享譽美術史的《倒牛奶的女傭》，這個展覽何等珍貴，大家可以自行體會一下。
上野公園內的巨幅維米爾展海報，日本人自豪地打出了9/35這個數字
又如在東京都美術館舉行的挪威畫家蒙克作品展，展出了油畫、版畫在內的100多件蒙克的原作，其中包括經典之作《吶喊》。
蒙克展覽海報
對，中國人在書本上才能看到的很多大師之作，日本人常年可以在家門口的美術館裡看到。
與此同時在中國，某些所謂“致敬”西方藝術大師的網紅展，門票動輒100元以上，卻居然一張原作沒有，全部是複製品和影像資料，有些複製品更是連偏色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就以大師為招牌，堂而皇之地拿來展出了。
更有甚者，一些商家不通過正規渠道取得藝術家授權，直接辦假展。比如中國多地出現的所謂“草間彌生與村上隆聯展”，被爆出無一真品，兩位日本藝術家均氣憤地表示要訴諸法律途徑解決，這事登上了日本的新聞，鬧的沸沸揚揚。
日本新聞中有關中國假展的報道
說白了，這就是割韭菜，賺快錢，最終打擊的只能是中國人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藝術熱情。
光有重量級展品還不夠，諸多細節也可以看到日本人的用心。
一些大展，他們會細緻到會準備中、英、韓三種語言，內容均由專業公司製作，側重於創作背景和藝術家生平的介紹，而不是簡單粗暴地告訴你“這張作品表達了什麼”，讓觀者既看得明白，又留下了自己解讀的空間，就連我這個不懂日語的外國人，也能看得懂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藝術展的日語講解經常是由著名演員、聲優擔綱錄製的。還有很多類似貼心的細節，比如，自由閱覽美術圖書、展覽會圖錄、美術雜誌等供來客查閱，桌椅、兒童設施等相關環境設施舒適，還有些美術館會提供配套班車和餐飲。
很多事情日本人都在下慢功夫。很難想象打磨一個像維米爾這樣的重磅展覽，前期準備工作該有多麼艱鉅和瑣碎。
東京都美術館
飯田美術的創始人飯田功先生，現在還會打電話給20年前在自己這裡購買過作品的藏家，告訴對方這張作品如今的價值；銀座柳畫廊的副社長野呂洋子女士常常去小學講課，帶領小學生參觀當地的畫廊，這也不是能夠迅速帶來經濟收益的行為。
但是我們又能清晰地看到慢功夫帶來的成果：儘管日本大多數美術館不讓拍照，不可能成為自拍秀場，可日本人依然會美術館門前排起長龍，參觀結束後爭相購買藝術衍生品，態度近乎虔誠。
讓藝術親近大眾，他們是從一個個小目標做起的。
說起小目標，想起一個調查。2018年1月，日本第一生命保險公司公佈了2017年該國兒童長大後想從事職業的調查結果。日本男孩的理想大多是學者、足球運動員、棒球運動員等，女孩的理想則是西點師、護士、幼兒園教師等，全是小目標。可如果拿這個問題問中國孩子，得到的答案通常是當老闆、做官。
說實話，我確實體會不到當大老闆是什麼感覺，太過遙遠。但是我知道麵包房的樣子，我家樓下就有一個，每回夜歸時一進門，香氣撲鼻，會有一點小小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