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方輿紀要》是明末清初學者顧祖禹的傑作。這部書以明兩京十三司為寫作範圍，專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魏禧序)，是一部軍事地理特色非常濃厚的歷史地理著作。該書自清康熙中葉成書之初，就因其體大思精，內容豐富，而受到世人的高度重視，許多有識之土紛紛派人前往顧祖禹家鄉無錫抄錄，至清嘉慶十六年，又有四川成都人龍萬育將全書刻印成冊，遂使該書流行於海內外。鴉片戰爭發生後，帝國主義列強不斷侵略我國，許多愛國志士為此痛心疾首。為了抗擊外國侵略，人們從各方面尋求抵禦之道。此時，《讀史方輿紀要》中的許多精闢戰略理論以及數以千萬計的生動戰例日益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它的軍事特色也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於是該書一再刻印，卻仍然供不應求。從道光十八年至光緒三十三年，其間各種刻本竟達十幾種之多。此後，商務印書館又出過鉛印本，解放後中華書局還二次據以重印，版本之多，流通之廣，絕非一般歷史地理著作所能比。
《讀史方輿紀要》雖然版本眾多，流傳較廣，但數百年來，卻無人對它進行過系統的整理及研究；書中的訛誤代代相傳，也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糾正；各種刻本皆無標點，人們閱讀起來也不甚方便，商務印書館雖施以舊式標點，但斷句又多有錯誤；凡此種種，促使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決定由中華書局組織人力對它進行整理和標點，以適應當今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新需求。
上世紀70年代，北京有一位賀次君老先生，對歷史地理文獻的整理頗有經驗。在《讀史方輿紀要》開始整理之前，他已應約為中華書局整理出版了《括地誌輯校》及《元和郡縣圖志》，因此，點校《讀史方輿紀要》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到了他的肩上。但《讀史方輿紀要》全書近300萬言，版本歧異又多，工作量非常巨大，而賀老先生此時已年屆七十，體力和精神都難以承擔如此艱鉅的工作，點校開始後不久，即因中風而癱瘓在床，《讀史方輿紀要》的點校工作只得中斷。對於這些情況，當時我並不知曉，接手整理《讀史方輿紀要》對於我來說，是出於一個偶然的機會。
我1967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歷史地理專業，後又師從華中師範大學張舜徽先生學習歷史文獻學，早年就對《讀史方輿紀要》饒有興趣。1983年暑假，我到上海圖書館閱覽《讀史方輿紀要》，發現書中有許多文字訛誤及史實乖錯，很想對這些問題作進一步核實和研究，因此在瀏覽瞭解放後中華書局出版的鉛印本後，又借閱了嘉慶年間龍萬育的敷文閣本。由於此書量大，非一二天能讀完，我便每天如上班一般，在上海圖書館日復一日地借閱，一連竟達三十餘日。時間一長，與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也就逐漸熟識起來。有一天，館員王翠蘭問我：“你天天在此閱覽《讀史方輿紀要》，將來有什麼打算?”我說：“發現了書中的許多問題，眼下還沒有具體的打算，只是想先將這些問題搞清楚。”她又說：“數月前，中華書局有一位編輯來我館查閱《讀史方輿紀要》的職思堂稿本(即顧祖禹親自修改的原稿本)，聽說他們要重新出版此書，你發現的問題說不定對他們有用，為何不寫信與他們聯繫一下呢？”我說：“你這個想法很好，我回南京後一定與他們聯繫。”後來，我將自己數年來研讀《讀史方輿紀要》的成果作了一番整理，向中華書局發了一封致編輯部的信函，表示願意將自己的成果無償提供給他們，為出好《讀史方輿紀要》盡一點綿薄之力。出乎我的意料，不久便收到了中華書局約我去北京整理《讀史方輿紀要》的邀請函。
接到中華書局的邀請函，我既驚且喜。喜的是我多年研究《讀史方輿紀要》，其成果終於可以得到運用；驚的是我乃無名小卒，中華書局竟然大膽起用。驚喜之餘，心中仍感到不太踏實，遂致書業師張舜徽先生，請教可否接受此項任務，以及如何才能很好完成整理工作。張先生迅即覆信道：“校書如掃落葉，不要期望通過你的一次點校，就能將該書的問題全部解決。只要自己努力工作，做到問心無愧，也就可以了。中華書局既委你以重任，你可以大膽去做！”得到老師的鼓勵後，我便收拾行裝，於1984年2月4日從南京到了北京。
到北京後，中華書局安排責任編輯張忱石先生向我介紹了賀次君先前點校該書的情況，又為我聯繫了到北京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借閱清代宋犖的緯蕭草堂抄本事宜，還到琉璃廠舊書店購得清嘉慶年間龍萬育的敷文閣本以作點校的工作底本。自2月7日起，我便日日端坐在北京圖書館，一手持筆，一手執書，將宋犖抄本與敷文閣本對校，凡有疑異，輒隨手記下。夜間回到住所，再將一天所得略加整理，以備日後研究之用。就這樣，一直到6月28日方才將全書校完，共得疑異二千餘條。暑假期間，我又到上海，得上海圖書館同志大力協助，有幸閱覽了《讀史方輿紀要》的職思堂稿本(膠捲)。此本是眾多版本中最為寶貴的一種。當年顧氏完成《讀史方輿紀要》初稿後，曾請五書手將全書謄寫一遍，後來應徐乾學之邀幫助他編寫《大清一統志》，在那裡看到了許多以前沒有看到過的典籍，因此《大清一統志》完稿後，他又對《讀史方輿紀要》進行了長時間的修改，直到臨終前亦未嘗輟筆。此稿本大約在乾隆以後從顧祖禹子孫手中散失，輾轉流移，於抗日戰爭前被杭州藏書家葉景葵先生在紹興購得。葉先生對此書修補整理後，曾請著名學者錢穆、張其昀等人鑑定，發現有許多地方與已有刻本不同，因此決定將全書整理後出版。不料抗戰爆發，出書之事遂告流產。抗戰結束後，葉先生自覺年事已高，出書之事恐難實行，遂將書稿託付好友顧廷龍先生。顧先生解放後任上海圖書館館長，此書作為館中特藏，一直沒有輕易示人。由於年長日久，此書有許多紙張日經朽壞，為保存此種特別古籍，上海圖書館花巨資將全書拍成了膠捲。當年我在上海圖書館閱讀的就是這長長的膠捲，費時約四十餘天。時值盛夏，每天氣溫均在36℃以上，雖暑熱難熬，揮汗如雨，但我每天仍堅持不懈。膠捲看完後，又得知上海圖書館還藏有清光緒二十五年新化鄒代過《讀史方輿紀要》校本，於是又用近二十天時間將此書借閱一過。九月初回到南京，在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又參閱了光緒五年蜀南桐華書屋薛氏家塾修補本、光緒二十七年圖書集成局刊本、光緒三十年慎記書莊石印本，光緒三十三年廣雅書局刻本以及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對比之下，始知最初的嘉慶十六年龍萬育敷文閣刻本並非最為精審，種種訛誤實在不少，而新化鄒代過校本雖是後出，卻因鄒氏實實在在地做了許多校正工作，刻印技術也較精良，故訛誤既少，字亦清晰，堪稱精審之本。特別是此本所附地圖，較敷文閣本清新數倍，後徵得中華書局同意，我決定將此圖用於新標點本中。但由於它的底本仍是敷文閣本，因此敷文閣本中的許多錯誤還是沒有得到全部更正，而被保留了一部分。相對於各種刻本來說，最初的抄本倒是訛誤更少些，比較更接近於原稿本的面貌。例如北京圖書館所藏宋犖抄本，我以其與敷文閣本對校後，就發現了自敷文閣本以下所有刻本均漏刻的四川夔州府巫山縣巫山、四川重慶府壁山縣來鳳驛、廣西永寧州義寧縣桑江等三條文字，共150字。將這三條文字與顧祖禹原稿本核對後，發現一字不差，可見宋犖抄本確實要優於敷文閣等刻本。
當然，抄本也畢竟就是抄本。因為抄書者往往只是字寫得好，他不會對原書中的一些錯誤作什麼訂正，有時候原作者的一些粗心大意，經抄書者一抄，還會抄出令人費解的新問題。
例如：《讀史方輿紀要》卷76湖廣黃州府序有云：“劉昫曰：‘北齊保於故西陵城別築小城置衡州。’”劉昫為《舊唐書》作者，所引“北齊保”云云，見於該書卷40《地理志》黃州黃岡縣下，但原文無“保”字。顧祖禹為何於此加一“保”字，在沒有見到原稿本之前，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後查閱原稿本，方知顧氏初作“北齊天保二年”，但在定稿時又用紅筆將“天保二年”四字刪去，誰知一時疏忽，竟只圈去三字，而留一“保”字未刪，於是就成了“北齊保”之奇文。抄書者只管照本實錄，也不問原文是否通順，原稿這樣修改是否有誤。若不是見到原書修改的痕跡，真不知此謎何時能解開。
又如：《讀史方與紀要》卷100廣東“北據五嶺”下有云：“縣周志非則曰：‘五嶺之說，舊以為皆指山名，考之，乃入嶺之五途耳，非必山也。’”其中“縣周志非則曰”一句有二處訛誤，若不知發生經過，也是一個令人費解的難題。“周志非”，經審核顧祖禹原稿本，知是“周去非”之誤。此人為宋代學者，南宋淳熙間曾任桂林通判，後有人問他嶺南之事，他便寫了《嶺外代答》一書，此處所引“五嶺之說”，即錄自該書卷1。但“周去非”之前為何要加一“縣”字，顧祖禹用意何在?我遍查“縣”字的各種用法，覺得放在這裡都不妥當。於是懷疑此字為衍文，但各種刻卞均有此字，宋犖抄本亦有，似乎又不是衍文。最後查得顧祖禹原稿本，見“周去非”之上原有一段關於越城嶺的文字，定稿時顧氏將此段刪去，末句“詳見廣西興安縣”有一“縣”字未刪，抄書者遂聯綴成“縣周去非則曰”之奇文，給後人留下了一個難解之謎。若非原稿本被重新發現，此謎恐永遠難以解開。
當然，稿本的優點絕非僅限於此。因此本是顧祖禹的親筆修改本，所以我們可以從中發現種種抄本和刻本究竟與它有多大的差異，從而又可由此旁及其他許多問題的研究。例如自各種抄本以下，當時因忌於清廷的禁令，大多刪除了顧祖禹原稿本中許多帶有明顯反清復明思想的文字，而刪節最多的是關於滿洲女真如何在東北興起直至與明朝交戰等內容。以前雖然也有學者指出《讀史方與紀要》刻印時曾被刪改，但究竟刪除了哪些具體內容，在稿本發現之前，眾人都不得而知。這次我借校對之際，將這方面內容一一檢出，計有卷23南直隸“揚州府序”下約七百三十餘字、卷38山東八“遼東都指揮使司”下約二千餘字、卷39山東九“女真”下約五千餘字、卷106廣西一“廣西方輿紀要序”下約五十餘字、卷113雲南一“雲南方輿紀要序”下約一百一十字、卷120貴州一“貴州方輿紀要序”下約二百八十字(詳情可參見拙文《讀史方輿紀要稿本研究》，載崇文書局所出2003年《歷史文獻學論集》)。這些文字的重見天日，對於今人研究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創作動機、指導思想乃至版本源流等都有重要作用，對於考見清朝初年的思想文化政策也有較為重要的參考價值。
至1985年底，我對全書反覆點校六遍，寫出校勘記一千二百餘條，其間查閱“二十四史”、《資治通鑑》以及《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等各種圖書和方誌不下百餘種，所作筆記約二十萬字，除了教學及學校必需要做的工作外，這幾年中我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均用於此書，所謂“日以繼夜，無間昕夕”，用這八個字來形容，一點也不過份。當我點完最後一個標點、寫完最後一條校勘記時，一種從未有過的如釋重負的感覺，使我連續睡了三天大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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