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映元回憶內蒙戲曲史

劉映元

由同和園談起

呼和浩特大西街的同和劇場，在很早的時候就是一個戲園。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霍國珍先生初來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時，那裡稱公慶戲園，光緒二於七年(一九O一年)霍國珍再來歸化城時，公慶戲園因戲樓和舞臺年久失修，行將倒塌，已經關門不演戲劇。

同和園原來是本城陳二撓所開的黃酒館子的字號名稱。陳二撓除了釀造黃酒，很熟習梨園行的業務，並認識山西幫的許多金融資本家，所以領了法中庸銀號老闆賈宏的本錢，將大西街公慶園的舊址買下重加修葺，把黃酒館子發展成為設有酒座飯局的戲園。同和園落成於何時，霍國珍也記不清楚，只知道當時不注意安全生產，修建同和園時曾經跌死過一工人。同和園開業演劇不久，辛亥革命爆發，市內百業蕭條，故同和園時常停演。

日偽時期，同和園變成放賭的“俱樂部”。抗戰勝利後，又釀造了四、五年黃酒，並出賃傢俱器皿。到一九五O年，經濟逐漸恢復，戲曲開始繁榮，同和園方重整舊業，併成為一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演戲場所，改名“同樂劇楊”，從同和園的時演時停，可以回想起內蒙西部的地方戲曲是在怎樣地變遷，特別是山西梆子在如何地發展。

內蒙西部的漢民，多半是由山西遷來，所以山西梆於就是內蒙西部的地方劇種，可是在同治年間，山西梆子遭受政治勢力的排擠，因此歸化城最早的公慶園、慶喜園、嘉樂會館等演戲場所，開始都演為“微班子”的“簧戲”，因為當時的官兵大多是由北京方面來的，尤其左宗棠攻打馬化龍、白彥虎時，把“湘軍”“淮軍”和“水師營”與“洋槍隊”開來歸包一帶，並在河口和善岱駐防，“徽班子”因而在城市盛行並且跟著軍隊到鄉下演唱。“徽班子”的藝人不喜歡吃莜麵羊肉，白麵洗成麵筋才吃，農民很難支應，對他們的印象非常不好。光緒四年塞北大旱，各處餓死的人很多，農民不知道這是由於官廳不修水利和姦商囤積糧食的結果，卻異口同聲地說是“徽班子”給造下的罪。

自從“徽班子跟著“水師營”和“洋槍隊”回到南方以後，山西梆子才重新抬頭。同和園和燕美園〔以前叫嘉樂會館，以後改為大觀園)，那時演的山西梆子叫“山陝梆子”，它是山西“蒲劇”和陝西“秦腔”藝人在晉北二州五縣與大同地區唱的一種腔調，也就是現在所稱的“北路梆子”。他和“蒲劇”、“秦腔”，“河北梆子”非常接近。由於“秦腔”經過蒲州面到達太原以北，又伸入到河北省地區，所以秦腔、蒲劇，河北梆子的藝人都能改唱山西北路梆子。不過河北梆子的藝人改唱山西北路梆子時，由於咬不清入聲的字眼，往往會露出馬腳。清末民初時候，歸化城有一個著名的演北路梆子青衣戲的藝人飛來鳳，她從前唱過“河北梆子”，本地人評論飛來鳳時常說！飛來鳳什麼也都好，就是道白有些牛頭味。西安和蒲州的藝人改唱北路梆子，便沒有這種說法。山西北路梆子，最適合忻縣專區的人演唱，因為忻縣人的“剛口”很好，已故的金蘭紅，和現在的王玉山(水上漂)等，都是這一地帶的人。

目前在太原附近唱的山西中路梆子，它形成一個劇種，要比北路梆子晚。它是由祁縣渠家創辦的“十萬班”發展起來的。渠家在清朝是山西的首富，有個渠本翹中過進士，任翰林院侍讀，他父親叔父，當時人們稱為喜財主、旺財主和金財主。金財主用十萬兩銀子成立了一個科班，聘請名師和文人訓練演員和編寫劇本，名目“十萬班”，據說“十萬班”的戲裝道具和官庭中的御戲一樣講究，使用的笏板都是用象牙雕刻的。這個科班確實培養出不少著名演員，給山西的中路梆子奠定了後來居上的基礎，並隨著山西中路商人的勢力推廣到許多地方。中路梆子是用太原附近的口音唱的，裡邊溶化了不少太谷秧歌的韻調，它不同於蒲劇和北路梆子，所以又稱“下路調”。下路調是兩個半板眼，比蒲劇和北路梆於省嗓好唱，腔音非常圓潤，因此它逐步發展成山西梆子的正宗。

在歸化城同和園和燕美園演“山陝梆子”的時候，張家口的祝豐園就演中路梆子，故下路調在河北的宣化地區比在內蒙西部還要盛行，自從北路梆子呈調謝衰零之勢，特別是一九三六年中路梆子藝人丁果仙、蓋天紅、毛毛旦，三兒生、筱桂桃等在百代、勝利公司灌了唱片，中路梆子更風靡各地。山西忻縣、大同、歸綏(呼和浩特)唱北路梆子與唱河北梆子的藝人，也差不多都改唱了中路梆子。因為北路梆子是一個半板眼，結果弄得非驢非馬，成了一個“四不象”，單是道白中的一個“我”字就有五六種念法，既不是“蒲白”也不是“京白”。據國珍說：“好象是醋溜紅薯加山藥旦，著忙的時候連我們託縣的酸撈飯也端上來了”，已經失去了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原有的味道，這不是進步而最退化，很需要糾正，否就失去了各個劇種的獨特風格。

山西梆子在歸綏，解放前主要是供山西商人享樂。清朝時同和園和燕美園為商人獨佔。他們的飯座固然誰也能訂，可是經常被一些大商號完全包下。窮人進戲園“貼對於”(沒有座位站在柱底下好象貼上對聯一樣)看戲，常常被跑堂看座的用油布打。商號每逢四季過鏢，三年算帳，尤其在冬天從“外路”滿載而歸，都要在戲園大擺宴席請客，許多掌櫃的一天能接兩個戲園和三個“小班館子”的請帖，所以到戲園看戲要派夥計們出席頂，用錢捐上功名的財東或是經理，在請客時還要穿上官服頂戴跑到舞臺上用“寶瓶壺”向客人們表示敬酒，以示排場牌氣，實際也算一出醜劇。

社戲和官戲

歸化城在清末民初，除了十冬臘月，人們每天都可以不用花錢，到個廟上看“社戲”。這些戲劇的演出，由各行各業的會社舉辦。歸化城的工商業，在沒有工會和同行業公會以前，就有社團的組織，選出鄉費、統領和會頭，在供奉祖師的廟內辦公，除了紙匠的公義社最能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外，其餘的會社主要是納清朝和民國的官府支應差事，並調解行業內部的勞資糾紛，有時也辦理一些福利濟公益事業。每逢祖師聖誕或在固定日期，由商號按釐股攤錢唱戲，亦是這些社團的一項重要工作。歸化城當年的“坐商”，在舊城三賢廟“鄉耆府”(即以後的商會)，頂釐股的共有七大社和八小社，還有頂不上釐股的外九社。“行商”七十一家也各自有社，連理髮館、靴匠鋪、匠爐的、“淨髮”、“靴匠”、“銀行”等社，以及街道上的“平安社”與各處的“屬鄉社”合在一起，清末民初時歸化城共有二百多個會社。單是膩旦街玉皇閣一個廟內據現在的碑文牌匾記載，就有“福虎”、“敬仙”、“三皇”、“騾店”、“車店”、“飯行”、“馬王”、“大仙”、“公和”、“公議”“義仙”、“崇豐”、“長壽”等十二個社的名稱。其它各廟也都有好幾個社或成十幾個社供俸祖師。各社每年至少一臺戲，所以新舊兩城幾乎天天有杜戲可看，加上梨園行白盡義務唱的“官戲”，有時一天之內有好幾個廟唱戲，象三官廟、什王廟、南茶坊廟、一廟之內甚至有好幾個劇團唱對臺戲。

每年陰曆正月初四，舊城由平安社開始唱戲。緊接著各廟都連續不斷地唱戲。小東街的關帝廟在五月一個月內只有三天歇臺。新城正月初八在東西落風街口搭臺，給鼓樓的玉皇閣唱“八仙戲”。元宵節，五月十三、六月六都在關帝廟唱戲，正月間萬壽宮(現內蒙印刷廠)亦有戲唱。其它如三月初三在北街，四月十八在東門外，七月十五日在北門外城行宮，財神聖誕在財神廟，以及家廟街的家廟中都有“綏豐”等社主辦的社戲。新舊兩城到天寒地凍，社戲才停演。每次演戲都是三天，謂之起唱，正唱和末唱。有些個別的社，還在中午和黃昏大戲休息期間，請外號叫“四十九兩八”及“花花”、“翠翠”這些當時的土娼表演“二人臺”，稱“小班兒接臺”。

官戲是劇團給官廳白盡義務唱的戲。演員賺由官方供給伙食，還能得到一些官吏表示闊氣的“賞賜”。如果是單賞給某一演員的，僅是奏樂和管箱的人能分一點。要是賞給全劇團的，按箱子頂六股，班主、“成事的”(導演)和管衣箱的各頂兩股，其餘每人頂一股，叫做“人頭股子”。管衣箱雖然頂兩股，但是隻能落一股，另一股是替“大師兄”(狼神)頂的，以供修補戲裝的針線開支。官戲在清朝時，新舊兩城照例共唱四臺，新城在將軍衙門，舊城在道臺衙門，副都統衙門和二府衙門。有時因為臨酬神，也常“拉官戲”。民國成立以後在衙門口唱的官戲已經取銷，但酬神的官戲仍不斷演出。一九一五年新城北門外發大水幾乎灌入城內，曾請叫海棠花的河北梆子演員演唱酬謝過河神；一九二九年口外抗旱，大觀園的山西梆子在新城南街搭臺演戲祈雨。

不論社戲和宮戲，雖然每一個市民都可前往觀看，但是工人、店員和負擔家務的婦女，很少能夠獲得看戲的機會。天天看戲的多系一些“有閒階級”。清末民初時，歸化城是一個剝削和消費的城市，商人除在這裡把牧民農民的牲畜糧食變成銀錢，大量匯往“府十縣”和“二州五縣”，還在本地養了不少寄生在商業基礎上的閒雜人員。這些閒雜人員也都是一天兩頓館子，抽足大煙便以看戲消磨時間。原先皮毛行的“興隆社”和羊馬店的“京羊社”在北茶坊羊玊廟唱戲，大同同鄉會的“雲中社”在舊城北門裡給北城樓上的神象唱戲，以後因為劇場過小，容納不了一年比年增多的觀眾，“興隆”和“京羊”兩杜移到後沙灘北邊的康三龍旦演戲，“雲中社”移到觀音廟南邊的孤魂灘演戲。社戲正在朝“外臺子戲”的方向發展的時候，由於外蒙古的商路斷絕和內蒙古的農牧業的凋敝以及資本主義商業的衰敗而垮臺，即行停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