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在“救亡圖存”思潮推動下，建立“新中國”成了近代以來知識分子們思考的首要主題。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始，就開始了建立“新中國”的構想及實踐。
從“中華聯邦共和國”
到“蘇維埃工農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中國處在軍閥割據混戰的亂世，為此，黨的二大指出：“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真正民主共和國”性質的“中華聯邦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建國思想的歷史起點。但由於年幼的中國共產黨沒有真正領會區別新舊民主內涵，不能準確判斷分析中國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所以這一構想在與國民黨右派決裂後很快夭折。
囿於當時的情境，中共對“新中國”的構想還停留在移植蘇聯模式層面上，提出了“蘇維埃共和國”口號，其設想之初指的是“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的民主共和國”。隨著革命實踐的發展，全國規模、統一名稱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明確規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性質：“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立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這表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性質是工農民主共和國，即“蘇維埃工農共和國”。“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建國思想的第一次獨立嘗試，但由於它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在來不及對中國國情作深入分析的背景下，不顧中國國情地移植模仿，它的最終流產也在所難免。
從“蘇維埃工農共和國”
到“民主共和國”
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該決議指出：“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這是中共在民族矛盾突出背景下對國家前途與命運深思的話語反映，但是，這種稱謂沒有從根本上放棄“蘇維埃”的主張，不能真正適應民族矛盾至上背景下統戰策略轉變的要求，所以很快就被擱置。
1936年8月25日，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中共將“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改為“民主共和國”，表示“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民主共和國”的提出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民族抗戰背景的形勢，但是沒有清晰地表明中國共產黨所追求的民主目標。
從“民主共和國”
到“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在“民主共和國”受到諸方挑戰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不斷髮展了“民主共和國”內涵。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報告中指出“民主共和國”的國體：“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國，一定要是一個工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在其中佔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國。”
1940年，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問世，正式回答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要建立什麼樣的國家問題。毛澤東強調：“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從國情出發提出的建國方略，其在各抗日根據地的實踐，為最終重建國家積累了新鮮經驗。
從“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6年6月，蔣介石最終撕毀停戰協定，挑起了內戰。客觀形勢迫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不得不以戰爭為手段來解決“新中國”的問題。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號召“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建立一個嶄新的中國”。
為了確定“新中國”的名稱，中共領導人和民主人士在政協籌備會上進行了比較和選擇，黃炎培和張志讓主張用“中華人民民主國”這個稱呼，張奚若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多代表傾向於後者，最終提交了政協會議並獲得通過。
至此，中國共產黨“新中國”話語體系經過不斷演變和揚棄，最終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以“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為目標得以確立。這既是話語體系演進的必然，也是黨的與時俱進理論品格在話語體系上的體現。
來源：摘編自《北京日報》
作者：張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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