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省政協辦公廳從2013年12月中旬以來在相關媒體開辦了《省政協委員話貴陽》和《政協委員話貴州》專欄，旨在為我省各級政協委員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建言獻策搭建平臺和提供載體。該專欄刊播後，對貴陽市及我省的工作起到了鼓勁、啟發、支持和幫助的作用，取得了較好成效，已成為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品牌欄目。根據省政協辦公廳的安排，多彩貴州網今年繼續推出由省政協辦公廳主辦的《政協委員話貴州》專題，主要以縣(市、區)的政協委員訪談、專訪等形式，刊登政協委員對我省脫貧政堅、生態保護、旅遊開發、基層協商民主等的真知灼見。同時，歡迎廣大政協委員為本欄目賜稿，為我省決勝“十三五”，同步奔小康凝聚正能量，作出新貢獻。
視頻來源：貴州廣播電視臺六頻道
針對本期話題，記者對訪談嘉賓進行了深度訪談
中國南方人類始祖發祥地、中國杜鵑花都——黔西，是畢節市探索創新開展基層協商民主工作的試點縣。2014年以來，黔西縣政協本著“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尋找社會意願和人民群眾要求的最大公約數”的原則，緊緊圍繞“與誰協商、協商什麼、怎麼協商、協商成果運用”等問題，選取了文峰街道、協和鎮、綠化鄉等10個鄉鎮(街道)作為試點，在轄區內全面開展基層協商民主試點工作，並在鄉鎮(街道)和村(社區)成立協商民主委員會和協商民主議事會，作為基層常設的民主協商議事機構，在探索創新推進基層協商民主的有效途徑上取得了初步成效。那麼，黔西縣創新基層協商民主的背景是什麼?在探索創新實踐中取得了哪些成效?一系列基層民主協商活動的開展給老百姓帶來了哪些不一樣的體驗?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畢節市政協委員、黔西縣政協主席劉麥青和黔西縣文峰街道黨工委書記蔣理。
記者：黔西政協選取了文峰街道、杜鵑街道、谷裡鎮、協和鎮、綠化鄉、五里鄉等10個鄉鎮(街道)作為基層協商民主的試點，做此創新基於什麼樣的背景?
劉麥青：我們黨歷來重視民主政治建設，在探索和改善民主制度的推行中從沒有停止腳步，十八大又推出了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政治構架，十八屆三中全會又把這一要求作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加以部署，政協系統作為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理應作更前沿的探索。因此，根據縣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矛盾、困難和問題，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把基層協商民主制度化、規範化作為探索的課題。通過幾年來的實踐，我們做到了暢達群眾表達意願的渠道，增強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群眾的話語權和參與度，得到了群眾的贊同和黨委政府的認可。
記者：黔西縣政協指導10個鄉鎮(街道)開展基層協商民主建設試點工作，構建了“3+2+6”的基層協商民主建設“黔西模式”，這個模式是怎麼提出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劉麥青：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人民政協成立6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強調：“民主不是裝飾，不是用來做擺設的，是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這一指示為我們探索指明瞭方向，為了好事辦好，民生項目惠民生、惠民心，我們提出了“3+2+6”的基層協商民主建設模式。“3”是指三方。即：黨委統一部署、政協牽頭主抓、鄉鎮(街道)推動落實。“2”是指兩個協商議事機構。即：鄉鎮(街道)的基層協商民主委員會和村(社區)的協商民主議事會，鄉鎮(街道)黨委(黨工委)副書記兼任協商民主委員會主任，村(社區)黨支部書記兼任協商民主議事會理事長，在“兩代表一委員”、農民講師、法律工作者、族老、寨老和有一定影響力的群眾中選聘6名同志擔任成員。“6”是指六個工作環節。即：首先是收集議題;其次是提出議題，向黨委報備;第三是準備協商;第四召開協商代表會議;五是協商成果運用;第六是協商成果運用監督。所有環節的設計都是以民為本。2014年，我曾擔任一個投資42個億的煤電一體化項目指揮長，主要從事徵地拆遷工作和為項目服務，大家都知道如今徵地拆遷工作是天下第一難事，搞不好就會出現惡性事件，而這個地方曾經就是惡性事件發生的地方，有的拆遷戶已經是二次三次拆遷，工作難度可想而知，任務接到後我也是寢食難安，但當靜下來後才明白，沒有辦法的最好辦法是毛主席所說的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相信群眾、一切為了群眾，首先解決群眾認識上的問題，把幾十個群眾送到外地、外縣的項目點參觀學習，親身感受項目落地給當地群眾帶來的實惠。其次是利用白天、夜晚，分散、集中召開各種會議，做好徵拆方案，把所有群眾提出的合理要求都裝進方案，以不變應萬變。第三是分層次、分個體充分協商，化解矛盾。矛盾各有不同，有村與村之間、有家庭與家庭之間、有家庭內部之間的，有的奇葩得無法想象，可以說，理清千頭萬緒、說盡千言萬語、踏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本著用“信心、耐心、恆心、良心、公心、真心”的工作態度，為群眾辦事，我們的隊伍既當調解員又當辦事員。第四公開透明，廣泛邀請群眾參與，接受群眾監督。從資金來源、房屋土地丈量、款項兌付，群眾全程參與，並在一些重要環節上設立猶豫時間、複核程序，就這樣，幾千畝土地、幾百戶農戶、幾千所墳頭的徵拆工作，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任務，創造了零上訪、零矛盾、零問題徵拆工作案例，還和當地群眾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記者：“3+2+6”基層協商模式是一種什麼樣的民主制度?
蔣理：“3+2+6”基層協商模式是黨委統一部署、政協牽頭主抓、鄉鎮(街道)推動落實、群眾廣泛參與的基層民主協商制度。按照三方聯動推進、兩級平臺載體推動協商廣泛多層、六個工作環節規範運行程序，推動協商由鄉鎮(街道)延伸至村(社區)，通過事由民議、傾聽群眾心聲，權為民用、依照民議決策，責為人擔、加強多方協調，著力解決實際問題，依靠群眾、依法協商管理等形式多樣的民主協商，最大限度地理順群眾情緒，化解矛盾糾紛，廣泛凝聚發展共識，助力精準扶貧。在具體工作中，我們以兩級協商議事機構為平臺，組建240人的協商代表庫，構建“7+X”的協商主體(“7”為協商機構成員，“X”為非固定協商代表，主要是涉及協商議題的利益相關方代表、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和其它方面代表)，引領群眾圍繞脫貧致富奔小康開展協商議事，讓群眾參與決策、參與建設和管理。比如在貧困戶精準識別中，我們就是通過廣泛民主協商的方式，對轄區319戶1112人進行再次識別，讓群眾按照各項指標要求，對300多戶貧困戶進行打分評審，讓老百姓來評判哪家是貧困戶，哪家不是貧困戶，最後確認252戶833人已實現脫貧，只有67戶279人未脫貧，有效解決了貧困戶識別不精準和脫貧不精準的難題。
記者：黔西縣政協在牽頭主抓基層協商民主試點的同時，還有效解決了政協聯繫群眾一公里的問題，黔西縣政協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
劉麥青：現行的機制設計是政協在鄉鎮(街道)村(社區)沒有機構設置，而現行的現實中農村基層不是協商內容最廣泛、協商願望最強烈的領域，加之農村政協委員數量極少，提案、民情民意來源少，不能表達百姓訴求，因此，接通政協聯繫群眾最後一公里的問題迫在眉睫，在基層協商民主試點工作中，我們嘗試著把基層政協工作融入到基層協商民主建設中，鄉鎮(街道)協商民主委員會也同時承擔著縣政協聯絡聯繫鄉鎮(街道)和村(社區)的工作，因此，在鄉鎮(街道)缺編制和人員的情況下，我們借鑑基層協商民主議事機構的組建方法，在全縣29個鄉鎮(街道)成立了政協工作聯絡組，在村(社區)聘請了政協聯絡員，聯絡組組長由鄉鎮(街道)黨委(黨工委)副書記擔任，應邀列席縣政協常委會，一方面把政協履職觸角延伸到基層，另一方面解決了政協協商短腿的局面，推動政協協商廣泛多層制度化。
記者：現階段黔西縣在基層民主發展上主要有哪些成果?
蔣理：到現階段，我們取得成果主要有：一是試點鄉鎮(街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基層協商民主工作方法，有力推進協商民主工作落到實處，初步走出了一條發展共商、難題共解、和諧共建的協商民主新路徑。比如，我們文峰街道探索形成了“十式協商”法，即：會議式、論壇式、視察式、調研式、網絡式、入戶式、懇談式、圓桌式、對話式、精準式;在協和鎮總結提煉了“三聽三引一商定”的工作機制。即：“聽群眾呼聲、聽會員剖析、聽群眾評議;引思想政治、引發展思路、引致富路徑;召開一次協商議定會”;綠化鄉探索出“三提三參”工作模式。即：“提出問題、提出建議、提出辦法，參與議事、參與建設、參與管理”;五里鄉按照“一公開、兩參與、一測評”的協商民主方式助力易地扶貧搬遷等等。
二是有效解決民生熱點難點問題。民主協商不僅提高了群眾的參與度，還增強群眾自我管理能力，推動社情民意進農家解決工作難題，久拖不決的棘手難題得到有效解決，達到理順情緒，化解社會矛盾，解決民生問題有效方法。如文峰街道通過民主協商解決了通組路修建的問題，綠化鄉解決石桐樹街上佔道經營和無人管理的問題，協和鎮民主協商催生了楊柳花卉產業園和化甲村小學1-3年級教學點的落成。
三是推進基層協商民主助力脫貧攻堅同步小康。在10個鄉鎮(街道)探索開展基層協商民主試點工作，在規範議事機構、制定議事規則的基礎上，積極探討圍繞貧困戶精準識別、易地扶貧搬遷工作落實、扶貧項目實施、幫扶資金物資發放等工作開展協商議事活動，引導群眾自覺參與脫貧攻堅行動，自謀脫貧致富之路。如綠化鄉石桐社區通過開展協商民主議事活動，成立了農民專業合作社，創建了石板井1000畝的脆紅李基地，輻射帶動周邊7個村1000多戶群眾3000多人投工投勞，種植脆紅李5600餘畝，為農民找到一條脫貧致富奔小康的路子;綠化鄉馬坎村通過村級協商民主議事會，就打湫灣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的選址問題和安置點引進項目問題進行專題協商議事，在安置點附近建立包心芥菜種植基地，解決了搬遷群眾搬得來、留得住、能致富的問題，極大地推進精準扶貧易地扶貧搬遷工作順利開展。
記者：基層協商民主的主陣地和落腳點在鄉鎮(街道)和村(社區)，鄉鎮(街道)既是組織者又是實施者，在鄉鎮(街道)開展協商民主工作是否發揮了作用?
蔣理：完全發揮了作用。為什麼呢?首先是我們一些涉及民生的項目得到順利推進。如文峰街道廣電雲項目實施問題，架設電杆涉及佔用田坎社區50戶農民的土地， 街道協商民主委員會出面邀請縣文體廣電局、縣網絡公司等相關部門，社區協商民主議事會組織好涉及群眾就佔地補償問題進行採取圓桌式面對面協商，達成架設每棵電杆補償100元、鋼索50元的共識，使得該項目順利實施。其次是街道矛盾糾紛和信訪案件同比分別下降了27.5%和23%。文峰街道處於城郊結合部及黔西經濟開發區區域內。建設項目多，徵地拆遷量大，矛盾突出，信訪維穩工作壓力大。通過項目實施前召開“聽老百姓說話、請老百姓議事、由老百姓決策、讓老百姓滿意”的議事會，避免了項目實施中產生的矛盾和造成信訪問題。第三是幹群和黨群的關係更加融洽。比如街道塔山社區涉及3個組2.6公里的通組路，不僅有4000多群眾出行經過，還有學校300多名師生和1家企業的運輸車輛、工作人員經過，道路破爛不堪，事前通過民主協商，由老百姓主動申請要修路，百姓變被動為主動，解決了硬化道路需徵佔土地突出矛盾問題。由於企業要通過重型車輛，必須提高修建標準，事中通過再次組織民主協商，由企業出資部分，群眾投工部分，街道向上級爭取部分資金修建，暨解決了當地群眾和師生的出行困難，同時企業運輸車輛進出不受阻礙。群眾滿意，企業安心，所以這條路修建成了財政一事一議的示範路，幹部與群眾，政府與群眾、企業的連心路。
記者：政協是協商的重要機構和渠道，是不是開展基層協商民主都得由政協來牽頭主抓?
劉麥青：不一定。基層協商民主建設沒有固定模式，探索創新在路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協商民主建設，強調在黨的領導下，穩步開展基層協商，但沒有指明工作方法和運行機制，給開展基層協商民主建設留下了廣闊的探索空間，在確保黨委領導、鄉鎮(街道)推動的前提下，可由政協主抓，也可由統戰部門、組織部門、民政部門來牽頭，但我個人認為協商是政協的強項，由政協來主抓，本著“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原則，能夠把政協完整的協商體系、制度、機制和協商優勢傳遞到縣域經濟建設的方方面面。
記者：在下一步工作上還有些什麼想法?
蔣理：一是加大在群眾中的宣傳力度，為群眾搭建好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平臺。
二是加大成果應用力度，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在項目工程、民生工程和各項建設中，充分體現在協商中監督，在監督中協商的工作方法，為花都黔西的建設營造政通人和、心齊氣順的工作局面。（記者：顧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