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內閣，是怎麼一步步取得丞相權力的？

明朝朱元璋明成祖明史解縉霍光漢宣帝劉瑾政治李東陽劉健楊榮法律歲月青史 2019-06-25

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胡惟庸案為藉口將丞相之位廢除，分權於六部百司。朱元璋還下令：“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

這件事情引起了朝野巨震，千百年來，皇權與相權一直都交織在中央政府權力的中心地帶，兩者自誕生起便互有壓制作用，有時相權甚至還要壓過皇權一頭，比如霍光與漢宣帝。

朱元璋畫像

從朱元璋廢丞相，及其大肆屠殺開國元勳（胡藍黨案）之事，我們不難看出他的本意實為鞏固皇權，消滅殆盡一切可能影響朱家權位之因素。然而，朱元璋絕不會想到的是，因為他廢除丞相，後世又多出了一個“有相權而無相名”的機構，這就是內閣。

內閣的權力，從最初的“只備顧問”猛然變換到後來的“赫然為真宰相，壓制六卿矣”。其中反差之大，足令人瞠目結舌。事出必有其因果，今天我們就來分析內閣的權力因何而變化。筆者學識淺薄，如有不當之處，還望方家賜教。

明朝官制的特點與內閣的產生

朱元璋在官制上的變革，可用一語概括：“分權於百司，帝方自操威柄。”

這是一種權力上的制衡，在這之前，丞相統領百官，開府領政，權力僅次於帝王。勢力龐大的相權帶來的威脅總讓皇帝們在夜間輾轉反側，難以入眠。俗語云：“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而朱元璋又是個權欲心極重的人，所以他才做出來如此舉動。

其實在廢丞相之前，朱元璋就開始著手削弱能夠專斷獨行之官職了。洪武九年，他廢掉地方上的行中書省，把軍政大權與司法權分於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各司長官每逢大事皆不能自作主張，必須會同三司商議後上報於中央決定。

布政使官契

明史記載，廢丞相後：“......其糾劾則責之都察院，章奏則達之通政司，平反則參之大理寺......分大都督府為五，而徵調隸於兵部。外設都、布、按三司，分隸兵刑錢穀，其考核則聽於府部.....”

表面上，丞相的權力被各部分管，但實際上，是皇帝兼任了丞相之職。這樣一來，每天的奏章堆積成山等待皇帝一人處理，朱元璋只能“星存而出，日入而休”，勞累不已，故他設下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以備顧問，此為內閣之前身。

權力全部彙集於皇帝身上，這種模式似乎是隻適合朱元璋的，原因大概有三：

朱元璋權欲之心極重
其擁有充沛的精力去應付繁瑣的奏章
政治上的才能讓他能完善處理政事

文淵閣

雖說朱元璋勤於政事，但其後世的皇帝或懶惰、或怠慢，沒有能力做到祖先這樣的高度，對相權反而感覺到是一種累贅，他們又不好直接違抗祖宗的法令，於是內閣便應運而生。

明成祖時，“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內閣至此正式成立。

內閣權力的發展

太祖初，大學士尚無權力而僅備顧問，等到明成祖時，開始參與機務。事情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展，仁宣兩朝的內閣開始執掌朝政。

宣德年間，內閣之閣臣大多由各部尚書擔任，且閣臣們又為皇帝之師，故內閣在朝地位崇高，聲望日隆，宣宗更是試驗性的給予了內閣“票擬”的權力。

票擬，指奏章先由閣臣閱覽商議後，將處理的意見寫在小票上連同奏章一起呈給皇上，選擇與否還要看皇帝的“批紅”。

票擬雖說可以參與機務，但其初卻無法決策政事，其權力也受到皇帝“批紅”的限制。但是到後來，票擬卻變了個樣，閣臣甚至可以利用他來壓制皇上。

當是時，健等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為“先生”而不名。——《明史·劉健傳》

孝宗年間，劉健等人所奏請的票擬“無不納”，其形成之原因該是皇帝承認閣臣之威望與能力，全權放任與內閣，故孝宗“呼為先生而不名”。這個時候可以說，內閣已經擁有了宰相的性質了。

孝宗之前，景泰年間亦有如此的記載：“帝欲易太子，內畏諸閣臣，先期賜（陳）循及高谷白金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鎡半之。”皇帝想要更換太子，首先考慮的竟是賄賂閣臣，其中之意思，莫不是皇帝在某些方面還要受閣臣限制？

劉健畫像

孝宗逝世，武宗繼位，內閣此時已經有抑制皇權的意思了。是時，劉瑾等太監弄權，劉健等人力諫，終於將自己的想法加於皇帝身上並逼迫其實行。據記載：

劉瑾者，東宮舊豎也，與馬永成......等八人俱用事，時謂之“八黨”。日導帝遊戲，詔條率沮格不舉......健等擬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諫，謂：......所擬四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以辭職相威脅）”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覆上疏......帝不得已，始下前疏，命所司詳議。健知志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

我們可以看到，武宗由最開始的“不從”到“勉從之”這個過程，是內閣權力逼迫所至。此時，皇帝要是沒有適當的理由，是無法否決內閣的票擬的，所以武宗以“不從”來拖延時間，但最後，他還是因“所司祥議”後被迫遵從內閣之決策。眾所周知，武宗一直是一個“灑脫”的君王，連他都為內閣所限制，這足以說明內閣在此時地位之崇高。

明武宗朱厚照

嘉靖時期，世宗痴迷道教，一心修道，深居簡出，他為了不被俗物纏身，便選取嚴嵩為代理人，所有政事都放任不再過問。這個時候的內閣，已經是權壓六部、赫然真宰的存在了，而其權力的擴大雖說是皇帝昏庸所至，但亦可以說是沿用前習了。

內閣之權鼎盛時期，該是神宗時張居正執政的時候，這一段我們要重點講講。

張居正時期內閣的鼎盛

張居正自叔大，號太嶽，荊州人士，是明代著名的改革家。復旦大學教授樊樹志曾經開玩笑似的說過這樣一句話，明朝的國運是一個“M”型的走勢，張居正改革就位於最後的那個尖上。

張居正畫像

張居正是一個政治天才，他對於權勢有著超乎常人的慾望，明史謂其“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令人佩服的是，嘉靖、隆慶時期的各代首輔之間勢同水火，但他們都與張居正保持著非常友好的關係，這讓人不得不讚嘆其在官場的遊刃有餘。

神宗繼位時年僅十歲，張居正出任首輔兼帝王師，頗受太后信任。居正勾結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把持朝政開始一系列改革。

為什麼要勾結太監？這與明代宦官干政的事情有關。明初，太監本不許識字，後來宣宗破例，允許太監讀書識字。太監們因為整日侍奉於皇帝身邊，某些懶惰的皇帝便將“批紅”交於太監執行，後來轉為慣例。而批紅又限制“票擬”，故出現如此現象：“然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於是朝廷之紀綱，賢士大夫之進退，悉顛倒於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