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財計領域，明成祖朱棣不是白痴就是強盜'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在開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為沒什麼可說的
朱棣在位期間，於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區的統治雖然多屬羈縻或軍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增加了戰略縱深。
朱棣如此能折騰，那麼問題來了——他哪兒來的錢？
明初號稱有“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實際上頗有名不符實之處。
明太祖朱元璋制“魚鱗冊法”，宣稱“永不加賦”。但事實上自朱棣幹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後，對於他老爹的“祖宗成法”向來是選擇性繼承，比如說用不加賦這一條，朱老四就權當沒聽說過。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在開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為沒什麼可說的
朱棣在位期間，於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區的統治雖然多屬羈縻或軍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增加了戰略縱深。
朱棣如此能折騰，那麼問題來了——他哪兒來的錢？
明初號稱有“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實際上頗有名不符實之處。
明太祖朱元璋制“魚鱗冊法”，宣稱“永不加賦”。但事實上自朱棣幹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後，對於他老爹的“祖宗成法”向來是選擇性繼承，比如說用不加賦這一條，朱老四就權當沒聽說過。
老朱定下的“祖制”，他的子孫往往都是選擇性的繼承
比如說永樂三年，全國收繳的稅糧就達到了3113萬石，而且是連續3年保持在3100萬石以上。按照當時的戶籍人口計算，每戶農民繳納的田賦超過3石，還沒算上各級地方層層的中飽私囊、肆意剋扣（打個滾翻上一番一點都不奇怪）。而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20年前，明朝全部的糧食產量才約為2089萬擔（《太祖實錄·卷一七六》）——這可是產量而不是田賦，而且是在一場靖難之役把大半個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爛的情況下，莫非朱棣會變戲法、變出了這麼多糧食？
這肯定是胡扯，朱老四不會變戲法，但他會橫徵暴斂。比如從下表（摘自《明代的財政制度變遷》，邊俊傑著）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永樂年間在戶籍人口還少於洪武年間的情況下，人均田賦增加了約2.4倍。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在開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為沒什麼可說的
朱棣在位期間，於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區的統治雖然多屬羈縻或軍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增加了戰略縱深。
朱棣如此能折騰，那麼問題來了——他哪兒來的錢？
明初號稱有“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實際上頗有名不符實之處。
明太祖朱元璋制“魚鱗冊法”，宣稱“永不加賦”。但事實上自朱棣幹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後，對於他老爹的“祖宗成法”向來是選擇性繼承，比如說用不加賦這一條，朱老四就權當沒聽說過。
老朱定下的“祖制”，他的子孫往往都是選擇性的繼承
比如說永樂三年，全國收繳的稅糧就達到了3113萬石，而且是連續3年保持在3100萬石以上。按照當時的戶籍人口計算，每戶農民繳納的田賦超過3石，還沒算上各級地方層層的中飽私囊、肆意剋扣（打個滾翻上一番一點都不奇怪）。而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20年前，明朝全部的糧食產量才約為2089萬擔（《太祖實錄·卷一七六》）——這可是產量而不是田賦，而且是在一場靖難之役把大半個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爛的情況下，莫非朱棣會變戲法、變出了這麼多糧食？
這肯定是胡扯，朱老四不會變戲法，但他會橫徵暴斂。比如從下表（摘自《明代的財政制度變遷》，邊俊傑著）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永樂年間在戶籍人口還少於洪武年間的情況下，人均田賦增加了約2.4倍。
老朱吵吵著“永不加賦”，他的子孫統統當做沒聽著
諸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國家突然宣佈對個人收稅增加兩倍半，那日子得過成什麼德性？
不僅如此，朱老四還非常小心眼。比如他的大侄子朱允炆曾改革弊政——明朝自開國以來就對富庶的江南地區課以重稅，實為報復和壓榨——建文帝剛予以調減，朱棣又分文不差的加了回來；還有對靖難之時反抗最重的山東，朱老四更是刮地皮刮出了火星子，導致了有明一朝山東民變不絕。
除了橫徵暴斂，朱棣更令人不齒的一個斂財手段，就是利用寶鈔進行赤裸裸的搶劫。
中國最早的紙鈔是北宋時期出現在四川的交子。兩宋的商業高度發達，導致貴金屬貨幣供應不足，政府不得不鑄鐵幣代替銅幣，並默認在因交通不便與外界近乎隔絕的四川地區流通紙鈔。不過兩宋的趙氏皇帝畢竟不傻，充分認識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發行紙鈔的危害，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還是以金屬貨幣流通為主。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在開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為沒什麼可說的
朱棣在位期間，於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區的統治雖然多屬羈縻或軍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增加了戰略縱深。
朱棣如此能折騰，那麼問題來了——他哪兒來的錢？
明初號稱有“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實際上頗有名不符實之處。
明太祖朱元璋制“魚鱗冊法”，宣稱“永不加賦”。但事實上自朱棣幹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後，對於他老爹的“祖宗成法”向來是選擇性繼承，比如說用不加賦這一條，朱老四就權當沒聽說過。
老朱定下的“祖制”，他的子孫往往都是選擇性的繼承
比如說永樂三年，全國收繳的稅糧就達到了3113萬石，而且是連續3年保持在3100萬石以上。按照當時的戶籍人口計算，每戶農民繳納的田賦超過3石，還沒算上各級地方層層的中飽私囊、肆意剋扣（打個滾翻上一番一點都不奇怪）。而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20年前，明朝全部的糧食產量才約為2089萬擔（《太祖實錄·卷一七六》）——這可是產量而不是田賦，而且是在一場靖難之役把大半個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爛的情況下，莫非朱棣會變戲法、變出了這麼多糧食？
這肯定是胡扯，朱老四不會變戲法，但他會橫徵暴斂。比如從下表（摘自《明代的財政制度變遷》，邊俊傑著）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永樂年間在戶籍人口還少於洪武年間的情況下，人均田賦增加了約2.4倍。
老朱吵吵著“永不加賦”，他的子孫統統當做沒聽著
諸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國家突然宣佈對個人收稅增加兩倍半，那日子得過成什麼德性？
不僅如此，朱老四還非常小心眼。比如他的大侄子朱允炆曾改革弊政——明朝自開國以來就對富庶的江南地區課以重稅，實為報復和壓榨——建文帝剛予以調減，朱棣又分文不差的加了回來；還有對靖難之時反抗最重的山東，朱老四更是刮地皮刮出了火星子，導致了有明一朝山東民變不絕。
除了橫徵暴斂，朱棣更令人不齒的一個斂財手段，就是利用寶鈔進行赤裸裸的搶劫。
中國最早的紙鈔是北宋時期出現在四川的交子。兩宋的商業高度發達，導致貴金屬貨幣供應不足，政府不得不鑄鐵幣代替銅幣，並默認在因交通不便與外界近乎隔絕的四川地區流通紙鈔。不過兩宋的趙氏皇帝畢竟不傻，充分認識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發行紙鈔的危害，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還是以金屬貨幣流通為主。
元朝的中統交鈔才是中國最早的全國通行的紙鈔
之後的蒙古人心比較大，所以元朝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採用純紙鈔流通體制的朝代，並禁金銀銅等貴金屬流通。不過蒙古人雖然治國的本事讓人頭疼，紙鈔的貶值問題也讓他們自己頭疼，但是元朝的蒙古人起碼在責任心上比明朝的朱氏皇帝要強得多——蒙古人甚至將發行紙鈔的準備金制度都搞出來了——雖然也就堅持了10幾年就忍不住超發濫發，但也足以將從來就沒操心過這碼事（也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這碼事）的朱家皇帝甩出好幾裡地。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在開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為沒什麼可說的
朱棣在位期間，於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區的統治雖然多屬羈縻或軍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增加了戰略縱深。
朱棣如此能折騰，那麼問題來了——他哪兒來的錢？
明初號稱有“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實際上頗有名不符實之處。
明太祖朱元璋制“魚鱗冊法”，宣稱“永不加賦”。但事實上自朱棣幹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後，對於他老爹的“祖宗成法”向來是選擇性繼承，比如說用不加賦這一條，朱老四就權當沒聽說過。
老朱定下的“祖制”，他的子孫往往都是選擇性的繼承
比如說永樂三年，全國收繳的稅糧就達到了3113萬石，而且是連續3年保持在3100萬石以上。按照當時的戶籍人口計算，每戶農民繳納的田賦超過3石，還沒算上各級地方層層的中飽私囊、肆意剋扣（打個滾翻上一番一點都不奇怪）。而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20年前，明朝全部的糧食產量才約為2089萬擔（《太祖實錄·卷一七六》）——這可是產量而不是田賦，而且是在一場靖難之役把大半個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爛的情況下，莫非朱棣會變戲法、變出了這麼多糧食？
這肯定是胡扯，朱老四不會變戲法，但他會橫徵暴斂。比如從下表（摘自《明代的財政制度變遷》，邊俊傑著）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永樂年間在戶籍人口還少於洪武年間的情況下，人均田賦增加了約2.4倍。
老朱吵吵著“永不加賦”，他的子孫統統當做沒聽著
諸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國家突然宣佈對個人收稅增加兩倍半，那日子得過成什麼德性？
不僅如此，朱老四還非常小心眼。比如他的大侄子朱允炆曾改革弊政——明朝自開國以來就對富庶的江南地區課以重稅，實為報復和壓榨——建文帝剛予以調減，朱棣又分文不差的加了回來；還有對靖難之時反抗最重的山東，朱老四更是刮地皮刮出了火星子，導致了有明一朝山東民變不絕。
除了橫徵暴斂，朱棣更令人不齒的一個斂財手段，就是利用寶鈔進行赤裸裸的搶劫。
中國最早的紙鈔是北宋時期出現在四川的交子。兩宋的商業高度發達，導致貴金屬貨幣供應不足，政府不得不鑄鐵幣代替銅幣，並默認在因交通不便與外界近乎隔絕的四川地區流通紙鈔。不過兩宋的趙氏皇帝畢竟不傻，充分認識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發行紙鈔的危害，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還是以金屬貨幣流通為主。
元朝的中統交鈔才是中國最早的全國通行的紙鈔
之後的蒙古人心比較大，所以元朝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採用純紙鈔流通體制的朝代，並禁金銀銅等貴金屬流通。不過蒙古人雖然治國的本事讓人頭疼，紙鈔的貶值問題也讓他們自己頭疼，但是元朝的蒙古人起碼在責任心上比明朝的朱氏皇帝要強得多——蒙古人甚至將發行紙鈔的準備金制度都搞出來了——雖然也就堅持了10幾年就忍不住超發濫發，但也足以將從來就沒操心過這碼事（也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這碼事）的朱家皇帝甩出好幾裡地。
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的大明寶鈔，實際價值還不如廁紙
朱元璋算是個關心民生的好皇帝，但是在繼承蒙元以寶鈔完全取代金屬貨幣的政策這件事上，則是完全出自維護自家統治的財政需要，民生什麼的就得往後靠了。
所以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貴金屬、甚至連想拿新鈔換舊鈔都沒人管的大明寶鈔從誕生的那天起，超發貶值就成了其不可避免的命運。比如在下表中的支出（摘自《論明朝的寶鈔政策》，唐文基著），就屬於為了彌補財政赤字而大肆超發的寶鈔，動輒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錠（明朝以5貫鈔為1錠）。而以這種不能兌換的紙鈔向百姓採購物資，無疑就是搶劫。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在開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為沒什麼可說的
朱棣在位期間，於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區的統治雖然多屬羈縻或軍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增加了戰略縱深。
朱棣如此能折騰，那麼問題來了——他哪兒來的錢？
明初號稱有“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實際上頗有名不符實之處。
明太祖朱元璋制“魚鱗冊法”，宣稱“永不加賦”。但事實上自朱棣幹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後，對於他老爹的“祖宗成法”向來是選擇性繼承，比如說用不加賦這一條，朱老四就權當沒聽說過。
老朱定下的“祖制”，他的子孫往往都是選擇性的繼承
比如說永樂三年，全國收繳的稅糧就達到了3113萬石，而且是連續3年保持在3100萬石以上。按照當時的戶籍人口計算，每戶農民繳納的田賦超過3石，還沒算上各級地方層層的中飽私囊、肆意剋扣（打個滾翻上一番一點都不奇怪）。而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20年前，明朝全部的糧食產量才約為2089萬擔（《太祖實錄·卷一七六》）——這可是產量而不是田賦，而且是在一場靖難之役把大半個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爛的情況下，莫非朱棣會變戲法、變出了這麼多糧食？
這肯定是胡扯，朱老四不會變戲法，但他會橫徵暴斂。比如從下表（摘自《明代的財政制度變遷》，邊俊傑著）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永樂年間在戶籍人口還少於洪武年間的情況下，人均田賦增加了約2.4倍。
老朱吵吵著“永不加賦”，他的子孫統統當做沒聽著
諸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國家突然宣佈對個人收稅增加兩倍半，那日子得過成什麼德性？
不僅如此，朱老四還非常小心眼。比如他的大侄子朱允炆曾改革弊政——明朝自開國以來就對富庶的江南地區課以重稅，實為報復和壓榨——建文帝剛予以調減，朱棣又分文不差的加了回來；還有對靖難之時反抗最重的山東，朱老四更是刮地皮刮出了火星子，導致了有明一朝山東民變不絕。
除了橫徵暴斂，朱棣更令人不齒的一個斂財手段，就是利用寶鈔進行赤裸裸的搶劫。
中國最早的紙鈔是北宋時期出現在四川的交子。兩宋的商業高度發達，導致貴金屬貨幣供應不足，政府不得不鑄鐵幣代替銅幣，並默認在因交通不便與外界近乎隔絕的四川地區流通紙鈔。不過兩宋的趙氏皇帝畢竟不傻，充分認識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發行紙鈔的危害，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還是以金屬貨幣流通為主。
元朝的中統交鈔才是中國最早的全國通行的紙鈔
之後的蒙古人心比較大，所以元朝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採用純紙鈔流通體制的朝代，並禁金銀銅等貴金屬流通。不過蒙古人雖然治國的本事讓人頭疼，紙鈔的貶值問題也讓他們自己頭疼，但是元朝的蒙古人起碼在責任心上比明朝的朱氏皇帝要強得多——蒙古人甚至將發行紙鈔的準備金制度都搞出來了——雖然也就堅持了10幾年就忍不住超發濫發，但也足以將從來就沒操心過這碼事（也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這碼事）的朱家皇帝甩出好幾裡地。
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的大明寶鈔，實際價值還不如廁紙
朱元璋算是個關心民生的好皇帝，但是在繼承蒙元以寶鈔完全取代金屬貨幣的政策這件事上，則是完全出自維護自家統治的財政需要，民生什麼的就得往後靠了。
所以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貴金屬、甚至連想拿新鈔換舊鈔都沒人管的大明寶鈔從誕生的那天起，超發貶值就成了其不可避免的命運。比如在下表中的支出（摘自《論明朝的寶鈔政策》，唐文基著），就屬於為了彌補財政赤字而大肆超發的寶鈔，動輒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錠（明朝以5貫鈔為1錠）。而以這種不能兌換的紙鈔向百姓採購物資，無疑就是搶劫。
明朝初期的強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通過赤裸裸的搶劫百姓實現的
相比朱元璋還時不時的惦記一下百姓，朱棣的腦子裡壓根就沒有這根弦，於是寶鈔的超發就愈發的失去控制。他不僅大肆濫發寶鈔搜刮民財，使得民間極度貧困，而且還將搜刮的目標又對準了官員——把洪武朝後期京官領取全部俸米的制度改為米鈔兼支，使得日子過不下去的官員們不得不將手伸向公帑，吏治由此敗壞。永樂七年，朱棣又增設北京寶鈔提舉司，使得寶鈔印量成倍增長，當然其貶值的速度也就再無法控制。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在開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為沒什麼可說的
朱棣在位期間，於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區的統治雖然多屬羈縻或軍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增加了戰略縱深。
朱棣如此能折騰，那麼問題來了——他哪兒來的錢？
明初號稱有“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實際上頗有名不符實之處。
明太祖朱元璋制“魚鱗冊法”，宣稱“永不加賦”。但事實上自朱棣幹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後，對於他老爹的“祖宗成法”向來是選擇性繼承，比如說用不加賦這一條，朱老四就權當沒聽說過。
老朱定下的“祖制”，他的子孫往往都是選擇性的繼承
比如說永樂三年，全國收繳的稅糧就達到了3113萬石，而且是連續3年保持在3100萬石以上。按照當時的戶籍人口計算，每戶農民繳納的田賦超過3石，還沒算上各級地方層層的中飽私囊、肆意剋扣（打個滾翻上一番一點都不奇怪）。而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20年前，明朝全部的糧食產量才約為2089萬擔（《太祖實錄·卷一七六》）——這可是產量而不是田賦，而且是在一場靖難之役把大半個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爛的情況下，莫非朱棣會變戲法、變出了這麼多糧食？
這肯定是胡扯，朱老四不會變戲法，但他會橫徵暴斂。比如從下表（摘自《明代的財政制度變遷》，邊俊傑著）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永樂年間在戶籍人口還少於洪武年間的情況下，人均田賦增加了約2.4倍。
老朱吵吵著“永不加賦”，他的子孫統統當做沒聽著
諸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國家突然宣佈對個人收稅增加兩倍半，那日子得過成什麼德性？
不僅如此，朱老四還非常小心眼。比如他的大侄子朱允炆曾改革弊政——明朝自開國以來就對富庶的江南地區課以重稅，實為報復和壓榨——建文帝剛予以調減，朱棣又分文不差的加了回來；還有對靖難之時反抗最重的山東，朱老四更是刮地皮刮出了火星子，導致了有明一朝山東民變不絕。
除了橫徵暴斂，朱棣更令人不齒的一個斂財手段，就是利用寶鈔進行赤裸裸的搶劫。
中國最早的紙鈔是北宋時期出現在四川的交子。兩宋的商業高度發達，導致貴金屬貨幣供應不足，政府不得不鑄鐵幣代替銅幣，並默認在因交通不便與外界近乎隔絕的四川地區流通紙鈔。不過兩宋的趙氏皇帝畢竟不傻，充分認識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發行紙鈔的危害，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還是以金屬貨幣流通為主。
元朝的中統交鈔才是中國最早的全國通行的紙鈔
之後的蒙古人心比較大，所以元朝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採用純紙鈔流通體制的朝代，並禁金銀銅等貴金屬流通。不過蒙古人雖然治國的本事讓人頭疼，紙鈔的貶值問題也讓他們自己頭疼，但是元朝的蒙古人起碼在責任心上比明朝的朱氏皇帝要強得多——蒙古人甚至將發行紙鈔的準備金制度都搞出來了——雖然也就堅持了10幾年就忍不住超發濫發，但也足以將從來就沒操心過這碼事（也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這碼事）的朱家皇帝甩出好幾裡地。
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的大明寶鈔，實際價值還不如廁紙
朱元璋算是個關心民生的好皇帝，但是在繼承蒙元以寶鈔完全取代金屬貨幣的政策這件事上，則是完全出自維護自家統治的財政需要，民生什麼的就得往後靠了。
所以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貴金屬、甚至連想拿新鈔換舊鈔都沒人管的大明寶鈔從誕生的那天起，超發貶值就成了其不可避免的命運。比如在下表中的支出（摘自《論明朝的寶鈔政策》，唐文基著），就屬於為了彌補財政赤字而大肆超發的寶鈔，動輒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錠（明朝以5貫鈔為1錠）。而以這種不能兌換的紙鈔向百姓採購物資，無疑就是搶劫。
明朝初期的強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通過赤裸裸的搶劫百姓實現的
相比朱元璋還時不時的惦記一下百姓，朱棣的腦子裡壓根就沒有這根弦，於是寶鈔的超發就愈發的失去控制。他不僅大肆濫發寶鈔搜刮民財，使得民間極度貧困，而且還將搜刮的目標又對準了官員——把洪武朝後期京官領取全部俸米的制度改為米鈔兼支，使得日子過不下去的官員們不得不將手伸向公帑，吏治由此敗壞。永樂七年，朱棣又增設北京寶鈔提舉司，使得寶鈔印量成倍增長，當然其貶值的速度也就再無法控制。
要是沒有夏元吉，永樂大帝朱棣怕是早就窮得要當褲子了
堪稱整個大明朝最能幹的戶部尚書夏原吉拼盡老命給他搞錢，最後仍是左支右絀、束手無策，還被沒良心的朱老四下獄治罪。直到朱棣臨死之前才後悔，不過為時已晚：
“十九年冬，帝將大舉徵沙漠。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徵，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開平糧儲……帝益怒……遂並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糧盡引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崩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飢、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三十七》）
到了永樂末年，形同廢紙的寶鈔已經在事實上退出了流通，朝廷又以嚴刑苛法禁止使用貴金屬作為交易手段，使得民間商品交易不得退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的狀態，這豈是盛世應有之相？
到了洪熙以後，為了挽救國家財政，明朝政府不得不以增稅、罰鈔手段等形式回籠寶鈔，但這種手段仍是是對百姓赤裸裸的搶劫。明宣宗時的吏部稽勳司郎中、曾巡撫江西的趙新就曾說過：
“近因鈔法，江西各府計口徵納鹽鈔，有司但依黃冊所編丁口徵收，有死亡無從徵收者，有老疾貧難及居深山窮谷無鈔納者，有將男女典僱易鈔者。”（《宣德實錄·卷七六》）
所以到了明代宗景泰年間，朝廷不得不默認寶鈔在事實上已經完蛋：“寶鈔局近已停止造鈔。”（《景泰實錄·卷十》）若不如此，要完蛋的恐怕就是大明朝了。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在開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為沒什麼可說的
朱棣在位期間，於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區的統治雖然多屬羈縻或軍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增加了戰略縱深。
朱棣如此能折騰，那麼問題來了——他哪兒來的錢？
明初號稱有“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實際上頗有名不符實之處。
明太祖朱元璋制“魚鱗冊法”，宣稱“永不加賦”。但事實上自朱棣幹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後，對於他老爹的“祖宗成法”向來是選擇性繼承，比如說用不加賦這一條，朱老四就權當沒聽說過。
老朱定下的“祖制”，他的子孫往往都是選擇性的繼承
比如說永樂三年，全國收繳的稅糧就達到了3113萬石，而且是連續3年保持在3100萬石以上。按照當時的戶籍人口計算，每戶農民繳納的田賦超過3石，還沒算上各級地方層層的中飽私囊、肆意剋扣（打個滾翻上一番一點都不奇怪）。而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20年前，明朝全部的糧食產量才約為2089萬擔（《太祖實錄·卷一七六》）——這可是產量而不是田賦，而且是在一場靖難之役把大半個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爛的情況下，莫非朱棣會變戲法、變出了這麼多糧食？
這肯定是胡扯，朱老四不會變戲法，但他會橫徵暴斂。比如從下表（摘自《明代的財政制度變遷》，邊俊傑著）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永樂年間在戶籍人口還少於洪武年間的情況下，人均田賦增加了約2.4倍。
老朱吵吵著“永不加賦”，他的子孫統統當做沒聽著
諸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國家突然宣佈對個人收稅增加兩倍半，那日子得過成什麼德性？
不僅如此，朱老四還非常小心眼。比如他的大侄子朱允炆曾改革弊政——明朝自開國以來就對富庶的江南地區課以重稅，實為報復和壓榨——建文帝剛予以調減，朱棣又分文不差的加了回來；還有對靖難之時反抗最重的山東，朱老四更是刮地皮刮出了火星子，導致了有明一朝山東民變不絕。
除了橫徵暴斂，朱棣更令人不齒的一個斂財手段，就是利用寶鈔進行赤裸裸的搶劫。
中國最早的紙鈔是北宋時期出現在四川的交子。兩宋的商業高度發達，導致貴金屬貨幣供應不足，政府不得不鑄鐵幣代替銅幣，並默認在因交通不便與外界近乎隔絕的四川地區流通紙鈔。不過兩宋的趙氏皇帝畢竟不傻，充分認識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發行紙鈔的危害，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還是以金屬貨幣流通為主。
元朝的中統交鈔才是中國最早的全國通行的紙鈔
之後的蒙古人心比較大，所以元朝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採用純紙鈔流通體制的朝代，並禁金銀銅等貴金屬流通。不過蒙古人雖然治國的本事讓人頭疼，紙鈔的貶值問題也讓他們自己頭疼，但是元朝的蒙古人起碼在責任心上比明朝的朱氏皇帝要強得多——蒙古人甚至將發行紙鈔的準備金制度都搞出來了——雖然也就堅持了10幾年就忍不住超發濫發，但也足以將從來就沒操心過這碼事（也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這碼事）的朱家皇帝甩出好幾裡地。
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的大明寶鈔，實際價值還不如廁紙
朱元璋算是個關心民生的好皇帝，但是在繼承蒙元以寶鈔完全取代金屬貨幣的政策這件事上，則是完全出自維護自家統治的財政需要，民生什麼的就得往後靠了。
所以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貴金屬、甚至連想拿新鈔換舊鈔都沒人管的大明寶鈔從誕生的那天起，超發貶值就成了其不可避免的命運。比如在下表中的支出（摘自《論明朝的寶鈔政策》，唐文基著），就屬於為了彌補財政赤字而大肆超發的寶鈔，動輒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錠（明朝以5貫鈔為1錠）。而以這種不能兌換的紙鈔向百姓採購物資，無疑就是搶劫。
明朝初期的強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通過赤裸裸的搶劫百姓實現的
相比朱元璋還時不時的惦記一下百姓，朱棣的腦子裡壓根就沒有這根弦，於是寶鈔的超發就愈發的失去控制。他不僅大肆濫發寶鈔搜刮民財，使得民間極度貧困，而且還將搜刮的目標又對準了官員——把洪武朝後期京官領取全部俸米的制度改為米鈔兼支，使得日子過不下去的官員們不得不將手伸向公帑，吏治由此敗壞。永樂七年，朱棣又增設北京寶鈔提舉司，使得寶鈔印量成倍增長，當然其貶值的速度也就再無法控制。
要是沒有夏元吉，永樂大帝朱棣怕是早就窮得要當褲子了
堪稱整個大明朝最能幹的戶部尚書夏原吉拼盡老命給他搞錢，最後仍是左支右絀、束手無策，還被沒良心的朱老四下獄治罪。直到朱棣臨死之前才後悔，不過為時已晚：
“十九年冬，帝將大舉徵沙漠。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徵，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開平糧儲……帝益怒……遂並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糧盡引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崩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飢、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三十七》）
到了永樂末年，形同廢紙的寶鈔已經在事實上退出了流通，朝廷又以嚴刑苛法禁止使用貴金屬作為交易手段，使得民間商品交易不得退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的狀態，這豈是盛世應有之相？
到了洪熙以後，為了挽救國家財政，明朝政府不得不以增稅、罰鈔手段等形式回籠寶鈔，但這種手段仍是是對百姓赤裸裸的搶劫。明宣宗時的吏部稽勳司郎中、曾巡撫江西的趙新就曾說過：
“近因鈔法，江西各府計口徵納鹽鈔，有司但依黃冊所編丁口徵收，有死亡無從徵收者，有老疾貧難及居深山窮谷無鈔納者，有將男女典僱易鈔者。”（《宣德實錄·卷七六》）
所以到了明代宗景泰年間，朝廷不得不默認寶鈔在事實上已經完蛋：“寶鈔局近已停止造鈔。”（《景泰實錄·卷十》）若不如此，要完蛋的恐怕就是大明朝了。
在開國之初就搞得民不聊生，還敢號稱盛世，這臉皮得有多厚？
與延綿中晚明的閹宦之禍一樣，明朝寶鈔政策的破產和沒完沒了的財政危機，究其罪魁禍首，還是朱老四。
再說回遷都——朱棣為啥非得要遷都北京？
提起朱棣遷都北京，最常被人提起的就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個讓人十分熱血的理由。但其實吧，這基本屬於胡扯。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在開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為沒什麼可說的
朱棣在位期間，於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區的統治雖然多屬羈縻或軍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增加了戰略縱深。
朱棣如此能折騰，那麼問題來了——他哪兒來的錢？
明初號稱有“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實際上頗有名不符實之處。
明太祖朱元璋制“魚鱗冊法”，宣稱“永不加賦”。但事實上自朱棣幹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後，對於他老爹的“祖宗成法”向來是選擇性繼承，比如說用不加賦這一條，朱老四就權當沒聽說過。
老朱定下的“祖制”，他的子孫往往都是選擇性的繼承
比如說永樂三年，全國收繳的稅糧就達到了3113萬石，而且是連續3年保持在3100萬石以上。按照當時的戶籍人口計算，每戶農民繳納的田賦超過3石，還沒算上各級地方層層的中飽私囊、肆意剋扣（打個滾翻上一番一點都不奇怪）。而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20年前，明朝全部的糧食產量才約為2089萬擔（《太祖實錄·卷一七六》）——這可是產量而不是田賦，而且是在一場靖難之役把大半個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爛的情況下，莫非朱棣會變戲法、變出了這麼多糧食？
這肯定是胡扯，朱老四不會變戲法，但他會橫徵暴斂。比如從下表（摘自《明代的財政制度變遷》，邊俊傑著）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永樂年間在戶籍人口還少於洪武年間的情況下，人均田賦增加了約2.4倍。
老朱吵吵著“永不加賦”，他的子孫統統當做沒聽著
諸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國家突然宣佈對個人收稅增加兩倍半，那日子得過成什麼德性？
不僅如此，朱老四還非常小心眼。比如他的大侄子朱允炆曾改革弊政——明朝自開國以來就對富庶的江南地區課以重稅，實為報復和壓榨——建文帝剛予以調減，朱棣又分文不差的加了回來；還有對靖難之時反抗最重的山東，朱老四更是刮地皮刮出了火星子，導致了有明一朝山東民變不絕。
除了橫徵暴斂，朱棣更令人不齒的一個斂財手段，就是利用寶鈔進行赤裸裸的搶劫。
中國最早的紙鈔是北宋時期出現在四川的交子。兩宋的商業高度發達，導致貴金屬貨幣供應不足，政府不得不鑄鐵幣代替銅幣，並默認在因交通不便與外界近乎隔絕的四川地區流通紙鈔。不過兩宋的趙氏皇帝畢竟不傻，充分認識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發行紙鈔的危害，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還是以金屬貨幣流通為主。
元朝的中統交鈔才是中國最早的全國通行的紙鈔
之後的蒙古人心比較大，所以元朝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採用純紙鈔流通體制的朝代，並禁金銀銅等貴金屬流通。不過蒙古人雖然治國的本事讓人頭疼，紙鈔的貶值問題也讓他們自己頭疼，但是元朝的蒙古人起碼在責任心上比明朝的朱氏皇帝要強得多——蒙古人甚至將發行紙鈔的準備金制度都搞出來了——雖然也就堅持了10幾年就忍不住超發濫發，但也足以將從來就沒操心過這碼事（也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這碼事）的朱家皇帝甩出好幾裡地。
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的大明寶鈔，實際價值還不如廁紙
朱元璋算是個關心民生的好皇帝，但是在繼承蒙元以寶鈔完全取代金屬貨幣的政策這件事上，則是完全出自維護自家統治的財政需要，民生什麼的就得往後靠了。
所以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貴金屬、甚至連想拿新鈔換舊鈔都沒人管的大明寶鈔從誕生的那天起，超發貶值就成了其不可避免的命運。比如在下表中的支出（摘自《論明朝的寶鈔政策》，唐文基著），就屬於為了彌補財政赤字而大肆超發的寶鈔，動輒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錠（明朝以5貫鈔為1錠）。而以這種不能兌換的紙鈔向百姓採購物資，無疑就是搶劫。
明朝初期的強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通過赤裸裸的搶劫百姓實現的
相比朱元璋還時不時的惦記一下百姓，朱棣的腦子裡壓根就沒有這根弦，於是寶鈔的超發就愈發的失去控制。他不僅大肆濫發寶鈔搜刮民財，使得民間極度貧困，而且還將搜刮的目標又對準了官員——把洪武朝後期京官領取全部俸米的制度改為米鈔兼支，使得日子過不下去的官員們不得不將手伸向公帑，吏治由此敗壞。永樂七年，朱棣又增設北京寶鈔提舉司，使得寶鈔印量成倍增長，當然其貶值的速度也就再無法控制。
要是沒有夏元吉，永樂大帝朱棣怕是早就窮得要當褲子了
堪稱整個大明朝最能幹的戶部尚書夏原吉拼盡老命給他搞錢，最後仍是左支右絀、束手無策，還被沒良心的朱老四下獄治罪。直到朱棣臨死之前才後悔，不過為時已晚：
“十九年冬，帝將大舉徵沙漠。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徵，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開平糧儲……帝益怒……遂並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糧盡引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崩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飢、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三十七》）
到了永樂末年，形同廢紙的寶鈔已經在事實上退出了流通，朝廷又以嚴刑苛法禁止使用貴金屬作為交易手段，使得民間商品交易不得退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的狀態，這豈是盛世應有之相？
到了洪熙以後，為了挽救國家財政，明朝政府不得不以增稅、罰鈔手段等形式回籠寶鈔，但這種手段仍是是對百姓赤裸裸的搶劫。明宣宗時的吏部稽勳司郎中、曾巡撫江西的趙新就曾說過：
“近因鈔法，江西各府計口徵納鹽鈔，有司但依黃冊所編丁口徵收，有死亡無從徵收者，有老疾貧難及居深山窮谷無鈔納者，有將男女典僱易鈔者。”（《宣德實錄·卷七六》）
所以到了明代宗景泰年間，朝廷不得不默認寶鈔在事實上已經完蛋：“寶鈔局近已停止造鈔。”（《景泰實錄·卷十》）若不如此，要完蛋的恐怕就是大明朝了。
在開國之初就搞得民不聊生，還敢號稱盛世，這臉皮得有多厚？
與延綿中晚明的閹宦之禍一樣，明朝寶鈔政策的破產和沒完沒了的財政危機，究其罪魁禍首，還是朱老四。
再說回遷都——朱棣為啥非得要遷都北京？
提起朱棣遷都北京，最常被人提起的就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個讓人十分熱血的理由。但其實吧，這基本屬於胡扯。
這種說辭除了撒狗血，對國家民族並非幸事，不服的想想漢唐是怎麼幹的
朱棣之所以非得遷都，而且無論是太子還是大臣怎麼苦勸都沒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南京呆得不爽。朱老四不爽，就得全天下的人都跟著他不爽。
朱棣不喜歡南京，一則是因為靖難之後他在南京殺人太多，尤其是殺了方孝孺、練子寧、黃子澄等人之後，結怨於江南士林和大族；二則是他改變了朱允炆取消江南重稅（明初江南的稅負為其他地區的數倍不止）的政策，繼續在當地橫徵暴斂，江南百姓對他普遍反感；三則朱棣擔心南方有反對他的勢力與朝野百姓相勾結顛覆他的統治；四則是我在瞎猜——朱棣親手幹掉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接班人朱允炆，還繼續住在南京的皇宮裡的話，朱老四就不怕老朱半夜來託夢？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在開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為沒什麼可說的
朱棣在位期間，於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區的統治雖然多屬羈縻或軍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增加了戰略縱深。
朱棣如此能折騰，那麼問題來了——他哪兒來的錢？
明初號稱有“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實際上頗有名不符實之處。
明太祖朱元璋制“魚鱗冊法”，宣稱“永不加賦”。但事實上自朱棣幹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後，對於他老爹的“祖宗成法”向來是選擇性繼承，比如說用不加賦這一條，朱老四就權當沒聽說過。
老朱定下的“祖制”，他的子孫往往都是選擇性的繼承
比如說永樂三年，全國收繳的稅糧就達到了3113萬石，而且是連續3年保持在3100萬石以上。按照當時的戶籍人口計算，每戶農民繳納的田賦超過3石，還沒算上各級地方層層的中飽私囊、肆意剋扣（打個滾翻上一番一點都不奇怪）。而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20年前，明朝全部的糧食產量才約為2089萬擔（《太祖實錄·卷一七六》）——這可是產量而不是田賦，而且是在一場靖難之役把大半個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爛的情況下，莫非朱棣會變戲法、變出了這麼多糧食？
這肯定是胡扯，朱老四不會變戲法，但他會橫徵暴斂。比如從下表（摘自《明代的財政制度變遷》，邊俊傑著）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永樂年間在戶籍人口還少於洪武年間的情況下，人均田賦增加了約2.4倍。
老朱吵吵著“永不加賦”，他的子孫統統當做沒聽著
諸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國家突然宣佈對個人收稅增加兩倍半，那日子得過成什麼德性？
不僅如此，朱老四還非常小心眼。比如他的大侄子朱允炆曾改革弊政——明朝自開國以來就對富庶的江南地區課以重稅，實為報復和壓榨——建文帝剛予以調減，朱棣又分文不差的加了回來；還有對靖難之時反抗最重的山東，朱老四更是刮地皮刮出了火星子，導致了有明一朝山東民變不絕。
除了橫徵暴斂，朱棣更令人不齒的一個斂財手段，就是利用寶鈔進行赤裸裸的搶劫。
中國最早的紙鈔是北宋時期出現在四川的交子。兩宋的商業高度發達，導致貴金屬貨幣供應不足，政府不得不鑄鐵幣代替銅幣，並默認在因交通不便與外界近乎隔絕的四川地區流通紙鈔。不過兩宋的趙氏皇帝畢竟不傻，充分認識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發行紙鈔的危害，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還是以金屬貨幣流通為主。
元朝的中統交鈔才是中國最早的全國通行的紙鈔
之後的蒙古人心比較大，所以元朝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採用純紙鈔流通體制的朝代，並禁金銀銅等貴金屬流通。不過蒙古人雖然治國的本事讓人頭疼，紙鈔的貶值問題也讓他們自己頭疼，但是元朝的蒙古人起碼在責任心上比明朝的朱氏皇帝要強得多——蒙古人甚至將發行紙鈔的準備金制度都搞出來了——雖然也就堅持了10幾年就忍不住超發濫發，但也足以將從來就沒操心過這碼事（也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這碼事）的朱家皇帝甩出好幾裡地。
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的大明寶鈔，實際價值還不如廁紙
朱元璋算是個關心民生的好皇帝，但是在繼承蒙元以寶鈔完全取代金屬貨幣的政策這件事上，則是完全出自維護自家統治的財政需要，民生什麼的就得往後靠了。
所以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貴金屬、甚至連想拿新鈔換舊鈔都沒人管的大明寶鈔從誕生的那天起，超發貶值就成了其不可避免的命運。比如在下表中的支出（摘自《論明朝的寶鈔政策》，唐文基著），就屬於為了彌補財政赤字而大肆超發的寶鈔，動輒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錠（明朝以5貫鈔為1錠）。而以這種不能兌換的紙鈔向百姓採購物資，無疑就是搶劫。
明朝初期的強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通過赤裸裸的搶劫百姓實現的
相比朱元璋還時不時的惦記一下百姓，朱棣的腦子裡壓根就沒有這根弦，於是寶鈔的超發就愈發的失去控制。他不僅大肆濫發寶鈔搜刮民財，使得民間極度貧困，而且還將搜刮的目標又對準了官員——把洪武朝後期京官領取全部俸米的制度改為米鈔兼支，使得日子過不下去的官員們不得不將手伸向公帑，吏治由此敗壞。永樂七年，朱棣又增設北京寶鈔提舉司，使得寶鈔印量成倍增長，當然其貶值的速度也就再無法控制。
要是沒有夏元吉，永樂大帝朱棣怕是早就窮得要當褲子了
堪稱整個大明朝最能幹的戶部尚書夏原吉拼盡老命給他搞錢，最後仍是左支右絀、束手無策，還被沒良心的朱老四下獄治罪。直到朱棣臨死之前才後悔，不過為時已晚：
“十九年冬，帝將大舉徵沙漠。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徵，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開平糧儲……帝益怒……遂並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糧盡引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崩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飢、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三十七》）
到了永樂末年，形同廢紙的寶鈔已經在事實上退出了流通，朝廷又以嚴刑苛法禁止使用貴金屬作為交易手段，使得民間商品交易不得退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的狀態，這豈是盛世應有之相？
到了洪熙以後，為了挽救國家財政，明朝政府不得不以增稅、罰鈔手段等形式回籠寶鈔，但這種手段仍是是對百姓赤裸裸的搶劫。明宣宗時的吏部稽勳司郎中、曾巡撫江西的趙新就曾說過：
“近因鈔法，江西各府計口徵納鹽鈔，有司但依黃冊所編丁口徵收，有死亡無從徵收者，有老疾貧難及居深山窮谷無鈔納者，有將男女典僱易鈔者。”（《宣德實錄·卷七六》）
所以到了明代宗景泰年間，朝廷不得不默認寶鈔在事實上已經完蛋：“寶鈔局近已停止造鈔。”（《景泰實錄·卷十》）若不如此，要完蛋的恐怕就是大明朝了。
在開國之初就搞得民不聊生，還敢號稱盛世，這臉皮得有多厚？
與延綿中晚明的閹宦之禍一樣，明朝寶鈔政策的破產和沒完沒了的財政危機，究其罪魁禍首，還是朱老四。
再說回遷都——朱棣為啥非得要遷都北京？
提起朱棣遷都北京，最常被人提起的就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個讓人十分熱血的理由。但其實吧，這基本屬於胡扯。
這種說辭除了撒狗血，對國家民族並非幸事，不服的想想漢唐是怎麼幹的
朱棣之所以非得遷都，而且無論是太子還是大臣怎麼苦勸都沒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南京呆得不爽。朱老四不爽，就得全天下的人都跟著他不爽。
朱棣不喜歡南京，一則是因為靖難之後他在南京殺人太多，尤其是殺了方孝孺、練子寧、黃子澄等人之後，結怨於江南士林和大族；二則是他改變了朱允炆取消江南重稅（明初江南的稅負為其他地區的數倍不止）的政策，繼續在當地橫徵暴斂，江南百姓對他普遍反感；三則朱棣擔心南方有反對他的勢力與朝野百姓相勾結顛覆他的統治；四則是我在瞎猜——朱棣親手幹掉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接班人朱允炆，還繼續住在南京的皇宮裡的話，朱老四就不怕老朱半夜來託夢？
朱棣和江南的官民相看兩相厭，才是他執意遷都最主要的原因
相比於處處跟他作對，而且遍佈朝野的出身於江南的大臣以及南京百姓，朱棣對於北京的好感簡直爆棚。
在靖難之初，朱棣被他大侄子的幾十萬大軍圍攻、幾乎陷入絕境之時，唯有北京軍民（當時叫北平）堅定的站在他身後，與他生死與共。朱棣當上皇帝之後，北京軍民與有榮焉，每次他“北狩”都受到熱烈歡迎。一南一北一冷一熱，這種巨大的差異，很難說不是使得集權之慾、逆反之心與朱元璋相比更甚一籌的朱棣非得遷都的動機之一。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在開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為沒什麼可說的
朱棣在位期間，於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區的統治雖然多屬羈縻或軍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增加了戰略縱深。
朱棣如此能折騰，那麼問題來了——他哪兒來的錢？
明初號稱有“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實際上頗有名不符實之處。
明太祖朱元璋制“魚鱗冊法”，宣稱“永不加賦”。但事實上自朱棣幹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後，對於他老爹的“祖宗成法”向來是選擇性繼承，比如說用不加賦這一條，朱老四就權當沒聽說過。
老朱定下的“祖制”，他的子孫往往都是選擇性的繼承
比如說永樂三年，全國收繳的稅糧就達到了3113萬石，而且是連續3年保持在3100萬石以上。按照當時的戶籍人口計算，每戶農民繳納的田賦超過3石，還沒算上各級地方層層的中飽私囊、肆意剋扣（打個滾翻上一番一點都不奇怪）。而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20年前，明朝全部的糧食產量才約為2089萬擔（《太祖實錄·卷一七六》）——這可是產量而不是田賦，而且是在一場靖難之役把大半個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爛的情況下，莫非朱棣會變戲法、變出了這麼多糧食？
這肯定是胡扯，朱老四不會變戲法，但他會橫徵暴斂。比如從下表（摘自《明代的財政制度變遷》，邊俊傑著）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永樂年間在戶籍人口還少於洪武年間的情況下，人均田賦增加了約2.4倍。
老朱吵吵著“永不加賦”，他的子孫統統當做沒聽著
諸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國家突然宣佈對個人收稅增加兩倍半，那日子得過成什麼德性？
不僅如此，朱老四還非常小心眼。比如他的大侄子朱允炆曾改革弊政——明朝自開國以來就對富庶的江南地區課以重稅，實為報復和壓榨——建文帝剛予以調減，朱棣又分文不差的加了回來；還有對靖難之時反抗最重的山東，朱老四更是刮地皮刮出了火星子，導致了有明一朝山東民變不絕。
除了橫徵暴斂，朱棣更令人不齒的一個斂財手段，就是利用寶鈔進行赤裸裸的搶劫。
中國最早的紙鈔是北宋時期出現在四川的交子。兩宋的商業高度發達，導致貴金屬貨幣供應不足，政府不得不鑄鐵幣代替銅幣，並默認在因交通不便與外界近乎隔絕的四川地區流通紙鈔。不過兩宋的趙氏皇帝畢竟不傻，充分認識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發行紙鈔的危害，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還是以金屬貨幣流通為主。
元朝的中統交鈔才是中國最早的全國通行的紙鈔
之後的蒙古人心比較大，所以元朝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採用純紙鈔流通體制的朝代，並禁金銀銅等貴金屬流通。不過蒙古人雖然治國的本事讓人頭疼，紙鈔的貶值問題也讓他們自己頭疼，但是元朝的蒙古人起碼在責任心上比明朝的朱氏皇帝要強得多——蒙古人甚至將發行紙鈔的準備金制度都搞出來了——雖然也就堅持了10幾年就忍不住超發濫發，但也足以將從來就沒操心過這碼事（也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這碼事）的朱家皇帝甩出好幾裡地。
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的大明寶鈔，實際價值還不如廁紙
朱元璋算是個關心民生的好皇帝，但是在繼承蒙元以寶鈔完全取代金屬貨幣的政策這件事上，則是完全出自維護自家統治的財政需要，民生什麼的就得往後靠了。
所以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貴金屬、甚至連想拿新鈔換舊鈔都沒人管的大明寶鈔從誕生的那天起，超發貶值就成了其不可避免的命運。比如在下表中的支出（摘自《論明朝的寶鈔政策》，唐文基著），就屬於為了彌補財政赤字而大肆超發的寶鈔，動輒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錠（明朝以5貫鈔為1錠）。而以這種不能兌換的紙鈔向百姓採購物資，無疑就是搶劫。
明朝初期的強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通過赤裸裸的搶劫百姓實現的
相比朱元璋還時不時的惦記一下百姓，朱棣的腦子裡壓根就沒有這根弦，於是寶鈔的超發就愈發的失去控制。他不僅大肆濫發寶鈔搜刮民財，使得民間極度貧困，而且還將搜刮的目標又對準了官員——把洪武朝後期京官領取全部俸米的制度改為米鈔兼支，使得日子過不下去的官員們不得不將手伸向公帑，吏治由此敗壞。永樂七年，朱棣又增設北京寶鈔提舉司，使得寶鈔印量成倍增長，當然其貶值的速度也就再無法控制。
要是沒有夏元吉，永樂大帝朱棣怕是早就窮得要當褲子了
堪稱整個大明朝最能幹的戶部尚書夏原吉拼盡老命給他搞錢，最後仍是左支右絀、束手無策，還被沒良心的朱老四下獄治罪。直到朱棣臨死之前才後悔，不過為時已晚：
“十九年冬，帝將大舉徵沙漠。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徵，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開平糧儲……帝益怒……遂並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糧盡引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崩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飢、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三十七》）
到了永樂末年，形同廢紙的寶鈔已經在事實上退出了流通，朝廷又以嚴刑苛法禁止使用貴金屬作為交易手段，使得民間商品交易不得退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的狀態，這豈是盛世應有之相？
到了洪熙以後，為了挽救國家財政，明朝政府不得不以增稅、罰鈔手段等形式回籠寶鈔，但這種手段仍是是對百姓赤裸裸的搶劫。明宣宗時的吏部稽勳司郎中、曾巡撫江西的趙新就曾說過：
“近因鈔法，江西各府計口徵納鹽鈔，有司但依黃冊所編丁口徵收，有死亡無從徵收者，有老疾貧難及居深山窮谷無鈔納者，有將男女典僱易鈔者。”（《宣德實錄·卷七六》）
所以到了明代宗景泰年間，朝廷不得不默認寶鈔在事實上已經完蛋：“寶鈔局近已停止造鈔。”（《景泰實錄·卷十》）若不如此，要完蛋的恐怕就是大明朝了。
在開國之初就搞得民不聊生，還敢號稱盛世，這臉皮得有多厚？
與延綿中晚明的閹宦之禍一樣，明朝寶鈔政策的破產和沒完沒了的財政危機，究其罪魁禍首，還是朱老四。
再說回遷都——朱棣為啥非得要遷都北京？
提起朱棣遷都北京，最常被人提起的就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個讓人十分熱血的理由。但其實吧，這基本屬於胡扯。
這種說辭除了撒狗血，對國家民族並非幸事，不服的想想漢唐是怎麼幹的
朱棣之所以非得遷都，而且無論是太子還是大臣怎麼苦勸都沒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南京呆得不爽。朱老四不爽，就得全天下的人都跟著他不爽。
朱棣不喜歡南京，一則是因為靖難之後他在南京殺人太多，尤其是殺了方孝孺、練子寧、黃子澄等人之後，結怨於江南士林和大族；二則是他改變了朱允炆取消江南重稅（明初江南的稅負為其他地區的數倍不止）的政策，繼續在當地橫徵暴斂，江南百姓對他普遍反感；三則朱棣擔心南方有反對他的勢力與朝野百姓相勾結顛覆他的統治；四則是我在瞎猜——朱棣親手幹掉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接班人朱允炆，還繼續住在南京的皇宮裡的話，朱老四就不怕老朱半夜來託夢？
朱棣和江南的官民相看兩相厭，才是他執意遷都最主要的原因
相比於處處跟他作對，而且遍佈朝野的出身於江南的大臣以及南京百姓，朱棣對於北京的好感簡直爆棚。
在靖難之初，朱棣被他大侄子的幾十萬大軍圍攻、幾乎陷入絕境之時，唯有北京軍民（當時叫北平）堅定的站在他身後，與他生死與共。朱棣當上皇帝之後，北京軍民與有榮焉，每次他“北狩”都受到熱烈歡迎。一南一北一冷一熱，這種巨大的差異，很難說不是使得集權之慾、逆反之心與朱元璋相比更甚一籌的朱棣非得遷都的動機之一。
若不是有北平這個堅強的後盾，朱棣的靖難之役能打成啥樣真不好說
朱棣堅持遷都的主要理由是南京距離北方太遠，不利於加強對於北方邊境的控制和抵禦蒙古人的攻擊：
“伏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俯視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勢，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成帝王萬世之都也。”（《明太宗實錄·卷二百二十九》）
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理由其實是不成立的。
一個最為明顯的證據就是明朝以南京為都城時，始終對蒙古人保持著攻勢，及至藍玉在捕魚兒海一戰之後，事實上已經摧毀了北元朝廷。等到朱棣五次北伐之後，蒙古人幾乎處於數百年間最為虛弱的狀態，只要繼續對其保持一定的壓力，蒙古殘餘勢力可能就要自行崩潰了。
可是明朝遷都北京之後，與蒙古人之間一下子減少了近2000裡的戰略縱深。為了保證京師的安全，明朝不得不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修建“九邊”防線，與蒙古人之間的攻守之勢徹底逆轉。從明英宗到建州女真崛起的百多年間，蒙古人始終是明朝的心腹大患，而且一直是前者按著後者猛揍，京師聞警、告急次數之多簡直讓人麻木。最後也正是龐大的九邊靡費成了壓垮明朝的重要因素之一。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在開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為沒什麼可說的
朱棣在位期間，於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區的統治雖然多屬羈縻或軍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增加了戰略縱深。
朱棣如此能折騰，那麼問題來了——他哪兒來的錢？
明初號稱有“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實際上頗有名不符實之處。
明太祖朱元璋制“魚鱗冊法”，宣稱“永不加賦”。但事實上自朱棣幹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後，對於他老爹的“祖宗成法”向來是選擇性繼承，比如說用不加賦這一條，朱老四就權當沒聽說過。
老朱定下的“祖制”，他的子孫往往都是選擇性的繼承
比如說永樂三年，全國收繳的稅糧就達到了3113萬石，而且是連續3年保持在3100萬石以上。按照當時的戶籍人口計算，每戶農民繳納的田賦超過3石，還沒算上各級地方層層的中飽私囊、肆意剋扣（打個滾翻上一番一點都不奇怪）。而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20年前，明朝全部的糧食產量才約為2089萬擔（《太祖實錄·卷一七六》）——這可是產量而不是田賦，而且是在一場靖難之役把大半個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爛的情況下，莫非朱棣會變戲法、變出了這麼多糧食？
這肯定是胡扯，朱老四不會變戲法，但他會橫徵暴斂。比如從下表（摘自《明代的財政制度變遷》，邊俊傑著）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永樂年間在戶籍人口還少於洪武年間的情況下，人均田賦增加了約2.4倍。
老朱吵吵著“永不加賦”，他的子孫統統當做沒聽著
諸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國家突然宣佈對個人收稅增加兩倍半，那日子得過成什麼德性？
不僅如此，朱老四還非常小心眼。比如他的大侄子朱允炆曾改革弊政——明朝自開國以來就對富庶的江南地區課以重稅，實為報復和壓榨——建文帝剛予以調減，朱棣又分文不差的加了回來；還有對靖難之時反抗最重的山東，朱老四更是刮地皮刮出了火星子，導致了有明一朝山東民變不絕。
除了橫徵暴斂，朱棣更令人不齒的一個斂財手段，就是利用寶鈔進行赤裸裸的搶劫。
中國最早的紙鈔是北宋時期出現在四川的交子。兩宋的商業高度發達，導致貴金屬貨幣供應不足，政府不得不鑄鐵幣代替銅幣，並默認在因交通不便與外界近乎隔絕的四川地區流通紙鈔。不過兩宋的趙氏皇帝畢竟不傻，充分認識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發行紙鈔的危害，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還是以金屬貨幣流通為主。
元朝的中統交鈔才是中國最早的全國通行的紙鈔
之後的蒙古人心比較大，所以元朝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採用純紙鈔流通體制的朝代，並禁金銀銅等貴金屬流通。不過蒙古人雖然治國的本事讓人頭疼，紙鈔的貶值問題也讓他們自己頭疼，但是元朝的蒙古人起碼在責任心上比明朝的朱氏皇帝要強得多——蒙古人甚至將發行紙鈔的準備金制度都搞出來了——雖然也就堅持了10幾年就忍不住超發濫發，但也足以將從來就沒操心過這碼事（也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這碼事）的朱家皇帝甩出好幾裡地。
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的大明寶鈔，實際價值還不如廁紙
朱元璋算是個關心民生的好皇帝，但是在繼承蒙元以寶鈔完全取代金屬貨幣的政策這件事上，則是完全出自維護自家統治的財政需要，民生什麼的就得往後靠了。
所以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貴金屬、甚至連想拿新鈔換舊鈔都沒人管的大明寶鈔從誕生的那天起，超發貶值就成了其不可避免的命運。比如在下表中的支出（摘自《論明朝的寶鈔政策》，唐文基著），就屬於為了彌補財政赤字而大肆超發的寶鈔，動輒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錠（明朝以5貫鈔為1錠）。而以這種不能兌換的紙鈔向百姓採購物資，無疑就是搶劫。
明朝初期的強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通過赤裸裸的搶劫百姓實現的
相比朱元璋還時不時的惦記一下百姓，朱棣的腦子裡壓根就沒有這根弦，於是寶鈔的超發就愈發的失去控制。他不僅大肆濫發寶鈔搜刮民財，使得民間極度貧困，而且還將搜刮的目標又對準了官員——把洪武朝後期京官領取全部俸米的制度改為米鈔兼支，使得日子過不下去的官員們不得不將手伸向公帑，吏治由此敗壞。永樂七年，朱棣又增設北京寶鈔提舉司，使得寶鈔印量成倍增長，當然其貶值的速度也就再無法控制。
要是沒有夏元吉，永樂大帝朱棣怕是早就窮得要當褲子了
堪稱整個大明朝最能幹的戶部尚書夏原吉拼盡老命給他搞錢，最後仍是左支右絀、束手無策，還被沒良心的朱老四下獄治罪。直到朱棣臨死之前才後悔，不過為時已晚：
“十九年冬，帝將大舉徵沙漠。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徵，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開平糧儲……帝益怒……遂並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糧盡引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崩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飢、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三十七》）
到了永樂末年，形同廢紙的寶鈔已經在事實上退出了流通，朝廷又以嚴刑苛法禁止使用貴金屬作為交易手段，使得民間商品交易不得退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的狀態，這豈是盛世應有之相？
到了洪熙以後，為了挽救國家財政，明朝政府不得不以增稅、罰鈔手段等形式回籠寶鈔，但這種手段仍是是對百姓赤裸裸的搶劫。明宣宗時的吏部稽勳司郎中、曾巡撫江西的趙新就曾說過：
“近因鈔法，江西各府計口徵納鹽鈔，有司但依黃冊所編丁口徵收，有死亡無從徵收者，有老疾貧難及居深山窮谷無鈔納者，有將男女典僱易鈔者。”（《宣德實錄·卷七六》）
所以到了明代宗景泰年間，朝廷不得不默認寶鈔在事實上已經完蛋：“寶鈔局近已停止造鈔。”（《景泰實錄·卷十》）若不如此，要完蛋的恐怕就是大明朝了。
在開國之初就搞得民不聊生，還敢號稱盛世，這臉皮得有多厚？
與延綿中晚明的閹宦之禍一樣，明朝寶鈔政策的破產和沒完沒了的財政危機，究其罪魁禍首，還是朱老四。
再說回遷都——朱棣為啥非得要遷都北京？
提起朱棣遷都北京，最常被人提起的就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個讓人十分熱血的理由。但其實吧，這基本屬於胡扯。
這種說辭除了撒狗血，對國家民族並非幸事，不服的想想漢唐是怎麼幹的
朱棣之所以非得遷都，而且無論是太子還是大臣怎麼苦勸都沒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南京呆得不爽。朱老四不爽，就得全天下的人都跟著他不爽。
朱棣不喜歡南京，一則是因為靖難之後他在南京殺人太多，尤其是殺了方孝孺、練子寧、黃子澄等人之後，結怨於江南士林和大族；二則是他改變了朱允炆取消江南重稅（明初江南的稅負為其他地區的數倍不止）的政策，繼續在當地橫徵暴斂，江南百姓對他普遍反感；三則朱棣擔心南方有反對他的勢力與朝野百姓相勾結顛覆他的統治；四則是我在瞎猜——朱棣親手幹掉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接班人朱允炆，還繼續住在南京的皇宮裡的話，朱老四就不怕老朱半夜來託夢？
朱棣和江南的官民相看兩相厭，才是他執意遷都最主要的原因
相比於處處跟他作對，而且遍佈朝野的出身於江南的大臣以及南京百姓，朱棣對於北京的好感簡直爆棚。
在靖難之初，朱棣被他大侄子的幾十萬大軍圍攻、幾乎陷入絕境之時，唯有北京軍民（當時叫北平）堅定的站在他身後，與他生死與共。朱棣當上皇帝之後，北京軍民與有榮焉，每次他“北狩”都受到熱烈歡迎。一南一北一冷一熱，這種巨大的差異，很難說不是使得集權之慾、逆反之心與朱元璋相比更甚一籌的朱棣非得遷都的動機之一。
若不是有北平這個堅強的後盾，朱棣的靖難之役能打成啥樣真不好說
朱棣堅持遷都的主要理由是南京距離北方太遠，不利於加強對於北方邊境的控制和抵禦蒙古人的攻擊：
“伏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俯視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勢，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成帝王萬世之都也。”（《明太宗實錄·卷二百二十九》）
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理由其實是不成立的。
一個最為明顯的證據就是明朝以南京為都城時，始終對蒙古人保持著攻勢，及至藍玉在捕魚兒海一戰之後，事實上已經摧毀了北元朝廷。等到朱棣五次北伐之後，蒙古人幾乎處於數百年間最為虛弱的狀態，只要繼續對其保持一定的壓力，蒙古殘餘勢力可能就要自行崩潰了。
可是明朝遷都北京之後，與蒙古人之間一下子減少了近2000裡的戰略縱深。為了保證京師的安全，明朝不得不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修建“九邊”防線，與蒙古人之間的攻守之勢徹底逆轉。從明英宗到建州女真崛起的百多年間，蒙古人始終是明朝的心腹大患，而且一直是前者按著後者猛揍，京師聞警、告急次數之多簡直讓人麻木。最後也正是龐大的九邊靡費成了壓垮明朝的重要因素之一。
要不是于謙，大明朝的君王真的要死社稷了，而且提前了將近200年
可以說朱棣遷都非但沒起到加強北方邊防的目的，反倒是起了反作用。
可是朱棣從來不是個虛心納諫的主兒，在他的堅持下誰反對遷都誰倒黴，甚至還砍掉了不少腦袋。而且因為遷都的問題，朱棣與太子朱高熾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以至於朱高熾在臨終遺詔中都不忘囑咐他的兒子朱瞻基，趕緊把京師再遷回南京去：
“嗚呼，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向仰鹹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國子民宜從眾志。”（《仁宗皇帝實錄·卷十五》）
可惜朱瞻基還是跟爺爺親，根本懶得搭理他爹，所以大明朝的京師最終還是定在了北京。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在開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為沒什麼可說的
朱棣在位期間，於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區的統治雖然多屬羈縻或軍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增加了戰略縱深。
朱棣如此能折騰，那麼問題來了——他哪兒來的錢？
明初號稱有“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實際上頗有名不符實之處。
明太祖朱元璋制“魚鱗冊法”，宣稱“永不加賦”。但事實上自朱棣幹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後，對於他老爹的“祖宗成法”向來是選擇性繼承，比如說用不加賦這一條，朱老四就權當沒聽說過。
老朱定下的“祖制”，他的子孫往往都是選擇性的繼承
比如說永樂三年，全國收繳的稅糧就達到了3113萬石，而且是連續3年保持在3100萬石以上。按照當時的戶籍人口計算，每戶農民繳納的田賦超過3石，還沒算上各級地方層層的中飽私囊、肆意剋扣（打個滾翻上一番一點都不奇怪）。而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20年前，明朝全部的糧食產量才約為2089萬擔（《太祖實錄·卷一七六》）——這可是產量而不是田賦，而且是在一場靖難之役把大半個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爛的情況下，莫非朱棣會變戲法、變出了這麼多糧食？
這肯定是胡扯，朱老四不會變戲法，但他會橫徵暴斂。比如從下表（摘自《明代的財政制度變遷》，邊俊傑著）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永樂年間在戶籍人口還少於洪武年間的情況下，人均田賦增加了約2.4倍。
老朱吵吵著“永不加賦”，他的子孫統統當做沒聽著
諸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國家突然宣佈對個人收稅增加兩倍半，那日子得過成什麼德性？
不僅如此，朱老四還非常小心眼。比如他的大侄子朱允炆曾改革弊政——明朝自開國以來就對富庶的江南地區課以重稅，實為報復和壓榨——建文帝剛予以調減，朱棣又分文不差的加了回來；還有對靖難之時反抗最重的山東，朱老四更是刮地皮刮出了火星子，導致了有明一朝山東民變不絕。
除了橫徵暴斂，朱棣更令人不齒的一個斂財手段，就是利用寶鈔進行赤裸裸的搶劫。
中國最早的紙鈔是北宋時期出現在四川的交子。兩宋的商業高度發達，導致貴金屬貨幣供應不足，政府不得不鑄鐵幣代替銅幣，並默認在因交通不便與外界近乎隔絕的四川地區流通紙鈔。不過兩宋的趙氏皇帝畢竟不傻，充分認識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發行紙鈔的危害，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還是以金屬貨幣流通為主。
元朝的中統交鈔才是中國最早的全國通行的紙鈔
之後的蒙古人心比較大，所以元朝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採用純紙鈔流通體制的朝代，並禁金銀銅等貴金屬流通。不過蒙古人雖然治國的本事讓人頭疼，紙鈔的貶值問題也讓他們自己頭疼，但是元朝的蒙古人起碼在責任心上比明朝的朱氏皇帝要強得多——蒙古人甚至將發行紙鈔的準備金制度都搞出來了——雖然也就堅持了10幾年就忍不住超發濫發，但也足以將從來就沒操心過這碼事（也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這碼事）的朱家皇帝甩出好幾裡地。
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的大明寶鈔，實際價值還不如廁紙
朱元璋算是個關心民生的好皇帝，但是在繼承蒙元以寶鈔完全取代金屬貨幣的政策這件事上，則是完全出自維護自家統治的財政需要，民生什麼的就得往後靠了。
所以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貴金屬、甚至連想拿新鈔換舊鈔都沒人管的大明寶鈔從誕生的那天起，超發貶值就成了其不可避免的命運。比如在下表中的支出（摘自《論明朝的寶鈔政策》，唐文基著），就屬於為了彌補財政赤字而大肆超發的寶鈔，動輒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錠（明朝以5貫鈔為1錠）。而以這種不能兌換的紙鈔向百姓採購物資，無疑就是搶劫。
明朝初期的強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通過赤裸裸的搶劫百姓實現的
相比朱元璋還時不時的惦記一下百姓，朱棣的腦子裡壓根就沒有這根弦，於是寶鈔的超發就愈發的失去控制。他不僅大肆濫發寶鈔搜刮民財，使得民間極度貧困，而且還將搜刮的目標又對準了官員——把洪武朝後期京官領取全部俸米的制度改為米鈔兼支，使得日子過不下去的官員們不得不將手伸向公帑，吏治由此敗壞。永樂七年，朱棣又增設北京寶鈔提舉司，使得寶鈔印量成倍增長，當然其貶值的速度也就再無法控制。
要是沒有夏元吉，永樂大帝朱棣怕是早就窮得要當褲子了
堪稱整個大明朝最能幹的戶部尚書夏原吉拼盡老命給他搞錢，最後仍是左支右絀、束手無策，還被沒良心的朱老四下獄治罪。直到朱棣臨死之前才後悔，不過為時已晚：
“十九年冬，帝將大舉徵沙漠。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徵，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開平糧儲……帝益怒……遂並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糧盡引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崩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飢、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三十七》）
到了永樂末年，形同廢紙的寶鈔已經在事實上退出了流通，朝廷又以嚴刑苛法禁止使用貴金屬作為交易手段，使得民間商品交易不得退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的狀態，這豈是盛世應有之相？
到了洪熙以後，為了挽救國家財政，明朝政府不得不以增稅、罰鈔手段等形式回籠寶鈔，但這種手段仍是是對百姓赤裸裸的搶劫。明宣宗時的吏部稽勳司郎中、曾巡撫江西的趙新就曾說過：
“近因鈔法，江西各府計口徵納鹽鈔，有司但依黃冊所編丁口徵收，有死亡無從徵收者，有老疾貧難及居深山窮谷無鈔納者，有將男女典僱易鈔者。”（《宣德實錄·卷七六》）
所以到了明代宗景泰年間，朝廷不得不默認寶鈔在事實上已經完蛋：“寶鈔局近已停止造鈔。”（《景泰實錄·卷十》）若不如此，要完蛋的恐怕就是大明朝了。
在開國之初就搞得民不聊生，還敢號稱盛世，這臉皮得有多厚？
與延綿中晚明的閹宦之禍一樣，明朝寶鈔政策的破產和沒完沒了的財政危機，究其罪魁禍首，還是朱老四。
再說回遷都——朱棣為啥非得要遷都北京？
提起朱棣遷都北京，最常被人提起的就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個讓人十分熱血的理由。但其實吧，這基本屬於胡扯。
這種說辭除了撒狗血，對國家民族並非幸事，不服的想想漢唐是怎麼幹的
朱棣之所以非得遷都，而且無論是太子還是大臣怎麼苦勸都沒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南京呆得不爽。朱老四不爽，就得全天下的人都跟著他不爽。
朱棣不喜歡南京，一則是因為靖難之後他在南京殺人太多，尤其是殺了方孝孺、練子寧、黃子澄等人之後，結怨於江南士林和大族；二則是他改變了朱允炆取消江南重稅（明初江南的稅負為其他地區的數倍不止）的政策，繼續在當地橫徵暴斂，江南百姓對他普遍反感；三則朱棣擔心南方有反對他的勢力與朝野百姓相勾結顛覆他的統治；四則是我在瞎猜——朱棣親手幹掉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接班人朱允炆，還繼續住在南京的皇宮裡的話，朱老四就不怕老朱半夜來託夢？
朱棣和江南的官民相看兩相厭，才是他執意遷都最主要的原因
相比於處處跟他作對，而且遍佈朝野的出身於江南的大臣以及南京百姓，朱棣對於北京的好感簡直爆棚。
在靖難之初，朱棣被他大侄子的幾十萬大軍圍攻、幾乎陷入絕境之時，唯有北京軍民（當時叫北平）堅定的站在他身後，與他生死與共。朱棣當上皇帝之後，北京軍民與有榮焉，每次他“北狩”都受到熱烈歡迎。一南一北一冷一熱，這種巨大的差異，很難說不是使得集權之慾、逆反之心與朱元璋相比更甚一籌的朱棣非得遷都的動機之一。
若不是有北平這個堅強的後盾，朱棣的靖難之役能打成啥樣真不好說
朱棣堅持遷都的主要理由是南京距離北方太遠，不利於加強對於北方邊境的控制和抵禦蒙古人的攻擊：
“伏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俯視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勢，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成帝王萬世之都也。”（《明太宗實錄·卷二百二十九》）
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理由其實是不成立的。
一個最為明顯的證據就是明朝以南京為都城時，始終對蒙古人保持著攻勢，及至藍玉在捕魚兒海一戰之後，事實上已經摧毀了北元朝廷。等到朱棣五次北伐之後，蒙古人幾乎處於數百年間最為虛弱的狀態，只要繼續對其保持一定的壓力，蒙古殘餘勢力可能就要自行崩潰了。
可是明朝遷都北京之後，與蒙古人之間一下子減少了近2000裡的戰略縱深。為了保證京師的安全，明朝不得不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修建“九邊”防線，與蒙古人之間的攻守之勢徹底逆轉。從明英宗到建州女真崛起的百多年間，蒙古人始終是明朝的心腹大患，而且一直是前者按著後者猛揍，京師聞警、告急次數之多簡直讓人麻木。最後也正是龐大的九邊靡費成了壓垮明朝的重要因素之一。
要不是于謙，大明朝的君王真的要死社稷了，而且提前了將近200年
可以說朱棣遷都非但沒起到加強北方邊防的目的，反倒是起了反作用。
可是朱棣從來不是個虛心納諫的主兒，在他的堅持下誰反對遷都誰倒黴，甚至還砍掉了不少腦袋。而且因為遷都的問題，朱棣與太子朱高熾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以至於朱高熾在臨終遺詔中都不忘囑咐他的兒子朱瞻基，趕緊把京師再遷回南京去：
“嗚呼，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向仰鹹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國子民宜從眾志。”（《仁宗皇帝實錄·卷十五》）
可惜朱瞻基還是跟爺爺親，根本懶得搭理他爹，所以大明朝的京師最終還是定在了北京。
明仁宗朱高熾要是能多活幾年，大明朝可能會走向另一條不同的道路
在朱棣的一意孤行之下，遷都不可逆轉。
永樂元年，朱棣擢升北平府為順天府，稱“行在”，同時遷發山西商人和江南富戶以充實北平。
永樂四年，下詔以南京皇宮為範本興建北平皇宮和城垣。
永樂七年，朱棣在北平修建自己的陵墓——長陵。
永樂八年，朱棣下詔開會通河，打通南北漕運，欲以江南財富支撐北平作為國都的經濟基礎。
當一切準備就緒，永樂十四年，朱棣正式提出遷都動議並召集群臣商議。不過名為商議，凡事敢反對的大臣要麼被摘帽要麼被打屁股，於是遷都之事全票通過。
永樂十八年，北平皇宮和城垣建成，朱棣下詔正式遷都，並改北平順天府為京師，金陵應天府為南京。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在開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為沒什麼可說的
朱棣在位期間，於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區的統治雖然多屬羈縻或軍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增加了戰略縱深。
朱棣如此能折騰，那麼問題來了——他哪兒來的錢？
明初號稱有“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實際上頗有名不符實之處。
明太祖朱元璋制“魚鱗冊法”，宣稱“永不加賦”。但事實上自朱棣幹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後，對於他老爹的“祖宗成法”向來是選擇性繼承，比如說用不加賦這一條，朱老四就權當沒聽說過。
老朱定下的“祖制”，他的子孫往往都是選擇性的繼承
比如說永樂三年，全國收繳的稅糧就達到了3113萬石，而且是連續3年保持在3100萬石以上。按照當時的戶籍人口計算，每戶農民繳納的田賦超過3石，還沒算上各級地方層層的中飽私囊、肆意剋扣（打個滾翻上一番一點都不奇怪）。而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20年前，明朝全部的糧食產量才約為2089萬擔（《太祖實錄·卷一七六》）——這可是產量而不是田賦，而且是在一場靖難之役把大半個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爛的情況下，莫非朱棣會變戲法、變出了這麼多糧食？
這肯定是胡扯，朱老四不會變戲法，但他會橫徵暴斂。比如從下表（摘自《明代的財政制度變遷》，邊俊傑著）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永樂年間在戶籍人口還少於洪武年間的情況下，人均田賦增加了約2.4倍。
老朱吵吵著“永不加賦”，他的子孫統統當做沒聽著
諸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國家突然宣佈對個人收稅增加兩倍半，那日子得過成什麼德性？
不僅如此，朱老四還非常小心眼。比如他的大侄子朱允炆曾改革弊政——明朝自開國以來就對富庶的江南地區課以重稅，實為報復和壓榨——建文帝剛予以調減，朱棣又分文不差的加了回來；還有對靖難之時反抗最重的山東，朱老四更是刮地皮刮出了火星子，導致了有明一朝山東民變不絕。
除了橫徵暴斂，朱棣更令人不齒的一個斂財手段，就是利用寶鈔進行赤裸裸的搶劫。
中國最早的紙鈔是北宋時期出現在四川的交子。兩宋的商業高度發達，導致貴金屬貨幣供應不足，政府不得不鑄鐵幣代替銅幣，並默認在因交通不便與外界近乎隔絕的四川地區流通紙鈔。不過兩宋的趙氏皇帝畢竟不傻，充分認識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發行紙鈔的危害，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還是以金屬貨幣流通為主。
元朝的中統交鈔才是中國最早的全國通行的紙鈔
之後的蒙古人心比較大，所以元朝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採用純紙鈔流通體制的朝代，並禁金銀銅等貴金屬流通。不過蒙古人雖然治國的本事讓人頭疼，紙鈔的貶值問題也讓他們自己頭疼，但是元朝的蒙古人起碼在責任心上比明朝的朱氏皇帝要強得多——蒙古人甚至將發行紙鈔的準備金制度都搞出來了——雖然也就堅持了10幾年就忍不住超發濫發，但也足以將從來就沒操心過這碼事（也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這碼事）的朱家皇帝甩出好幾裡地。
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的大明寶鈔，實際價值還不如廁紙
朱元璋算是個關心民生的好皇帝，但是在繼承蒙元以寶鈔完全取代金屬貨幣的政策這件事上，則是完全出自維護自家統治的財政需要，民生什麼的就得往後靠了。
所以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貴金屬、甚至連想拿新鈔換舊鈔都沒人管的大明寶鈔從誕生的那天起，超發貶值就成了其不可避免的命運。比如在下表中的支出（摘自《論明朝的寶鈔政策》，唐文基著），就屬於為了彌補財政赤字而大肆超發的寶鈔，動輒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錠（明朝以5貫鈔為1錠）。而以這種不能兌換的紙鈔向百姓採購物資，無疑就是搶劫。
明朝初期的強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通過赤裸裸的搶劫百姓實現的
相比朱元璋還時不時的惦記一下百姓，朱棣的腦子裡壓根就沒有這根弦，於是寶鈔的超發就愈發的失去控制。他不僅大肆濫發寶鈔搜刮民財，使得民間極度貧困，而且還將搜刮的目標又對準了官員——把洪武朝後期京官領取全部俸米的制度改為米鈔兼支，使得日子過不下去的官員們不得不將手伸向公帑，吏治由此敗壞。永樂七年，朱棣又增設北京寶鈔提舉司，使得寶鈔印量成倍增長，當然其貶值的速度也就再無法控制。
要是沒有夏元吉，永樂大帝朱棣怕是早就窮得要當褲子了
堪稱整個大明朝最能幹的戶部尚書夏原吉拼盡老命給他搞錢，最後仍是左支右絀、束手無策，還被沒良心的朱老四下獄治罪。直到朱棣臨死之前才後悔，不過為時已晚：
“十九年冬，帝將大舉徵沙漠。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徵，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開平糧儲……帝益怒……遂並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糧盡引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崩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飢、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三十七》）
到了永樂末年，形同廢紙的寶鈔已經在事實上退出了流通，朝廷又以嚴刑苛法禁止使用貴金屬作為交易手段，使得民間商品交易不得退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的狀態，這豈是盛世應有之相？
到了洪熙以後，為了挽救國家財政，明朝政府不得不以增稅、罰鈔手段等形式回籠寶鈔，但這種手段仍是是對百姓赤裸裸的搶劫。明宣宗時的吏部稽勳司郎中、曾巡撫江西的趙新就曾說過：
“近因鈔法，江西各府計口徵納鹽鈔，有司但依黃冊所編丁口徵收，有死亡無從徵收者，有老疾貧難及居深山窮谷無鈔納者，有將男女典僱易鈔者。”（《宣德實錄·卷七六》）
所以到了明代宗景泰年間，朝廷不得不默認寶鈔在事實上已經完蛋：“寶鈔局近已停止造鈔。”（《景泰實錄·卷十》）若不如此，要完蛋的恐怕就是大明朝了。
在開國之初就搞得民不聊生，還敢號稱盛世，這臉皮得有多厚？
與延綿中晚明的閹宦之禍一樣，明朝寶鈔政策的破產和沒完沒了的財政危機，究其罪魁禍首，還是朱老四。
再說回遷都——朱棣為啥非得要遷都北京？
提起朱棣遷都北京，最常被人提起的就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個讓人十分熱血的理由。但其實吧，這基本屬於胡扯。
這種說辭除了撒狗血，對國家民族並非幸事，不服的想想漢唐是怎麼幹的
朱棣之所以非得遷都，而且無論是太子還是大臣怎麼苦勸都沒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南京呆得不爽。朱老四不爽，就得全天下的人都跟著他不爽。
朱棣不喜歡南京，一則是因為靖難之後他在南京殺人太多，尤其是殺了方孝孺、練子寧、黃子澄等人之後，結怨於江南士林和大族；二則是他改變了朱允炆取消江南重稅（明初江南的稅負為其他地區的數倍不止）的政策，繼續在當地橫徵暴斂，江南百姓對他普遍反感；三則朱棣擔心南方有反對他的勢力與朝野百姓相勾結顛覆他的統治；四則是我在瞎猜——朱棣親手幹掉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接班人朱允炆，還繼續住在南京的皇宮裡的話，朱老四就不怕老朱半夜來託夢？
朱棣和江南的官民相看兩相厭，才是他執意遷都最主要的原因
相比於處處跟他作對，而且遍佈朝野的出身於江南的大臣以及南京百姓，朱棣對於北京的好感簡直爆棚。
在靖難之初，朱棣被他大侄子的幾十萬大軍圍攻、幾乎陷入絕境之時，唯有北京軍民（當時叫北平）堅定的站在他身後，與他生死與共。朱棣當上皇帝之後，北京軍民與有榮焉，每次他“北狩”都受到熱烈歡迎。一南一北一冷一熱，這種巨大的差異，很難說不是使得集權之慾、逆反之心與朱元璋相比更甚一籌的朱棣非得遷都的動機之一。
若不是有北平這個堅強的後盾，朱棣的靖難之役能打成啥樣真不好說
朱棣堅持遷都的主要理由是南京距離北方太遠，不利於加強對於北方邊境的控制和抵禦蒙古人的攻擊：
“伏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俯視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勢，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成帝王萬世之都也。”（《明太宗實錄·卷二百二十九》）
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理由其實是不成立的。
一個最為明顯的證據就是明朝以南京為都城時，始終對蒙古人保持著攻勢，及至藍玉在捕魚兒海一戰之後，事實上已經摧毀了北元朝廷。等到朱棣五次北伐之後，蒙古人幾乎處於數百年間最為虛弱的狀態，只要繼續對其保持一定的壓力，蒙古殘餘勢力可能就要自行崩潰了。
可是明朝遷都北京之後，與蒙古人之間一下子減少了近2000裡的戰略縱深。為了保證京師的安全，明朝不得不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修建“九邊”防線，與蒙古人之間的攻守之勢徹底逆轉。從明英宗到建州女真崛起的百多年間，蒙古人始終是明朝的心腹大患，而且一直是前者按著後者猛揍，京師聞警、告急次數之多簡直讓人麻木。最後也正是龐大的九邊靡費成了壓垮明朝的重要因素之一。
要不是于謙，大明朝的君王真的要死社稷了，而且提前了將近200年
可以說朱棣遷都非但沒起到加強北方邊防的目的，反倒是起了反作用。
可是朱棣從來不是個虛心納諫的主兒，在他的堅持下誰反對遷都誰倒黴，甚至還砍掉了不少腦袋。而且因為遷都的問題，朱棣與太子朱高熾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以至於朱高熾在臨終遺詔中都不忘囑咐他的兒子朱瞻基，趕緊把京師再遷回南京去：
“嗚呼，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向仰鹹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國子民宜從眾志。”（《仁宗皇帝實錄·卷十五》）
可惜朱瞻基還是跟爺爺親，根本懶得搭理他爹，所以大明朝的京師最終還是定在了北京。
明仁宗朱高熾要是能多活幾年，大明朝可能會走向另一條不同的道路
在朱棣的一意孤行之下，遷都不可逆轉。
永樂元年，朱棣擢升北平府為順天府，稱“行在”，同時遷發山西商人和江南富戶以充實北平。
永樂四年，下詔以南京皇宮為範本興建北平皇宮和城垣。
永樂七年，朱棣在北平修建自己的陵墓——長陵。
永樂八年，朱棣下詔開會通河，打通南北漕運，欲以江南財富支撐北平作為國都的經濟基礎。
當一切準備就緒，永樂十四年，朱棣正式提出遷都動議並召集群臣商議。不過名為商議，凡事敢反對的大臣要麼被摘帽要麼被打屁股，於是遷都之事全票通過。
永樂十八年，北平皇宮和城垣建成，朱棣下詔正式遷都，並改北平順天府為京師，金陵應天府為南京。
事實證明，永樂遷都不但消耗了國力，而且破壞了國防
永樂十九年夏，北京紫禁城的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遭雷擊，燒成一片白地。本就反對遷都、只是被皇帝強力壓制的群臣一片譁然，非議之聲再起。於是朱棣大怒，宰了蹦得最高的禮部主事蕭儀，朝野上下這才再次消停。
不過朱棣管得住大臣的嘴，卻沒法憑空變出錢財（印寶鈔這個壓箱底的法寶已經失靈，此時那玩意除了當廁紙幾乎沒有別的用途），於是大明朝的臉面——皇宮三大殿的火災現場——就這麼一直躺在地上被踩到正統五年，也就是到了20年之後才得以修復。
明成祖朱棣“靖難”成功，幹翻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正牌皇帝朱允炆，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藩王造反併成功奪取政權的範例。不過朱棣取代朱允炆當皇帝，對於大明朝肯定是件好事，畢竟後者就是個徹底被儒家洗了腦的書呆子。比如說當他四叔屢敗官軍、向著南京步步逼近之時，朱允炆和方孝孺還忙著埋首故紙堆中，研究如何復古改制。在他們的心目中，把承天門改叫韋皋門、端門改為應門、謹身殿換成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職由侍講學士改叫文學博士，再或者恢復聖人主張的井田制等等這些事情，哪個都比步步緊逼的叛軍更要緊、更要命。
我認為要是朱允炆沒被朱棣攆下臺，大明朝早就完犢子了
這樣的皇帝還能指望他乾點啥正經事？畢竟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和讖緯之學盛行以後，但凡智力正常的皇帝都是掛著儒家的羊頭賣著法家的狗肉。歷史上唯一一個忠實踐行儒家治國方略的皇帝是個什麼下場——在晉惠帝時一場大火燒了國庫之前，王莽的腦袋可是一直被收藏其中，作為反面教材示眾吶。
一手打造出“孝宣中興”的漢宣帝劉詢，曾替他的同行們說了句大實話：
“（太子劉奭）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卷九·帝紀第九》）
劉奭繼位後果然把朝政弄得一團糟，劉詢廢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出來的“孝宣中興”徹底玩完。
而朱棣，正是劉詢口中的那種“王霸道雜之”的有為皇帝。
朱老四的確是毛病一身，但不能否認他的雄才大略
朱棣在政治上首創設內閣，又遷都北京；經濟上疏浚了大運河；軍事上對外五次親征蒙古，一度收復安南，強化了對於東北、西北和西南方向的統治；外交上多次派鄭和下西洋，使得大明揚威海內；文化上編修了《永樂大典》。因此朱棣在位期間，後世有稱為永樂盛世。
就像清朝的康乾盛世到了後期已經名不副實一樣，永樂年間明朝對外保持了強烈的進取心和攻擊性，但是對內統治就一言難盡了。誰要稱其為盛世，如果當時的百姓有知，怕是要一人一口吐沫活活淹死他。
朱棣在政治上是個強人，軍事上更是個狠人（甚至比他爹強），但是在經濟上如果他不是個二百五的話，那肯定就是個強盜加騙子。
先來說說朱棣的文治武功。
1、文治方面，朱老四很現實，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屁股坐得是否穩當。
歷史上得位不正的皇帝，對於自身權力的正當性和來自外界的評價都更加敏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能開創貞觀之治，並被後世稱作“千古一帝”，就不乏這方面的因素——他想向世人證明，他是一個優秀的皇帝，能帶給大唐更美好的未來，起碼要比廢太子李建成強。而李世民為此做出最過分的事情，就是首開皇帝干涉起居注的惡例，不過這點手段比起朱棣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
李二雖然是我的偶像，但這件事他幹得確實不地道
朱棣迴應質疑的辦法堪稱簡單粗暴：一個是殺戮，一個是威懾。
對於那些嘰嘰歪歪的儒生，朱棣手中的刀子從來不是擺設——方孝孺、景清、練子寧、陳迪、胡閏、董庸、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王度、盧原質等建文舊臣不但統統被他砍了，而且動輒夷族，一直殺到沒人敢對他說三道四為止。
方孝孺就是“百無一用”的典型代表，但朱棣殺了他確實不得人心
作為一個通過武力走上權力巔峰的皇帝，朱棣自然深知藩王之害。起初，為了維護“靖難”的正當性，他還曾恢復了周、齊、代、岷諸親王舊封，但很快便再次削奪，並波及其他諸王。在朱棣的手中，明朝宗室諸王失去了兵權和治權，但對於後來造成明朝衰亡的宗室藩王靡費巨大的問題，他要麼是沒有這個意識，要麼是視而不見。由此可見，朱棣的削藩其實與朱允炆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他的手段更高明而已。
為了加強皇權同時強化對於臣子的監事和控制，朱棣大肆信任和任用宦官，還恢復了被朱元璋裁撤掉的錦衣衛，並開設東廠。要說起在中晚明時期把國政折騰得烏煙瘴氣的閹宦之禍和特務政治，朱老四絕對是罪魁禍首。
導致明朝衰亡的閹宦之禍，追根溯源都是朱棣惹的禍
洪武大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所以他可以廢掉宰相直接管理六部，可他兒子就沒這個本事了。而且朱棣動不動就“北狩”回他心愛的北方度假，心情不痛快了還經常跑到草原上砍蒙古人出氣，朝政自然沒工夫管。於是他為了偷懶，就選拔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替他批答奏章，後來逐漸形成了內閣制度。不過在永樂朝內閣大學士官不過六品，充其量只能起到替朱棣過濾垃圾奏章的作用，遠沒有後來形同宰相的威風。
剩下的就是遷都北京了，這個咱們後邊再說。
2、對外擴張——這才是朱棣後來被稱作“永樂大帝”的主要原因。
早在朱棣就藩北平時，就多次率師北征，曾招降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並曾生擒大將索林帖木兒，不但使他號稱宗室第一名將，也算是為後來的靖難之役做了熱身。不過這段經歷更大的影響就是使得朱棣幾乎對北伐陷入了痴迷。
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雖然給予了韃靼、瓦剌和兀良哈這三個北元殘餘勢力以較大的打擊，但始終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第三、四、五次親征可以說就是在攆兔子，基本沒打什麼仗）。同時頻繁的征伐不但使得明朝的軍力、財政接近枯竭，而且朱棣也在第五次親征返回途中病逝。
朱棣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蒙古問題，在戰略上不明智，在結果上更是差強人意
元末時期中原戰亂，安南趁機獨立並屢次騷擾邊境。從永樂四年到永樂十二年，朱棣派遣名將張輔兩次南征安南，終於將其平定，並在安南設置州縣，派軍鎮守。不過僅過了四年，安南叛亂再起，此時朱棣已無力發動三次南征，只能坐視。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以“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宣德二年冬十月乙卯朔享》）為由徹底從安南撤軍，南征安南之役成果盡喪。
在開疆拓土方面，朱棣的作為沒什麼可說的
朱棣在位期間，於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衛，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在上述地區的統治雖然多屬羈縻或軍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邊防，增加了戰略縱深。
朱棣如此能折騰，那麼問題來了——他哪兒來的錢？
明初號稱有“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但實際上頗有名不符實之處。
明太祖朱元璋制“魚鱗冊法”，宣稱“永不加賦”。但事實上自朱棣幹翻了大侄子朱允炆之後，對於他老爹的“祖宗成法”向來是選擇性繼承，比如說用不加賦這一條，朱老四就權當沒聽說過。
老朱定下的“祖制”，他的子孫往往都是選擇性的繼承
比如說永樂三年，全國收繳的稅糧就達到了3113萬石，而且是連續3年保持在3100萬石以上。按照當時的戶籍人口計算，每戶農民繳納的田賦超過3石，還沒算上各級地方層層的中飽私囊、肆意剋扣（打個滾翻上一番一點都不奇怪）。而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20年前，明朝全部的糧食產量才約為2089萬擔（《太祖實錄·卷一七六》）——這可是產量而不是田賦，而且是在一場靖難之役把大半個北方和一部分南方打得稀爛的情況下，莫非朱棣會變戲法、變出了這麼多糧食？
這肯定是胡扯，朱老四不會變戲法，但他會橫徵暴斂。比如從下表（摘自《明代的財政制度變遷》，邊俊傑著）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永樂年間在戶籍人口還少於洪武年間的情況下，人均田賦增加了約2.4倍。
老朱吵吵著“永不加賦”，他的子孫統統當做沒聽著
諸位不妨想一想——如果放在今天國家突然宣佈對個人收稅增加兩倍半，那日子得過成什麼德性？
不僅如此，朱老四還非常小心眼。比如他的大侄子朱允炆曾改革弊政——明朝自開國以來就對富庶的江南地區課以重稅，實為報復和壓榨——建文帝剛予以調減，朱棣又分文不差的加了回來；還有對靖難之時反抗最重的山東，朱老四更是刮地皮刮出了火星子，導致了有明一朝山東民變不絕。
除了橫徵暴斂，朱棣更令人不齒的一個斂財手段，就是利用寶鈔進行赤裸裸的搶劫。
中國最早的紙鈔是北宋時期出現在四川的交子。兩宋的商業高度發達，導致貴金屬貨幣供應不足，政府不得不鑄鐵幣代替銅幣，並默認在因交通不便與外界近乎隔絕的四川地區流通紙鈔。不過兩宋的趙氏皇帝畢竟不傻，充分認識到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發行紙鈔的危害，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還是以金屬貨幣流通為主。
元朝的中統交鈔才是中國最早的全國通行的紙鈔
之後的蒙古人心比較大，所以元朝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採用純紙鈔流通體制的朝代，並禁金銀銅等貴金屬流通。不過蒙古人雖然治國的本事讓人頭疼，紙鈔的貶值問題也讓他們自己頭疼，但是元朝的蒙古人起碼在責任心上比明朝的朱氏皇帝要強得多——蒙古人甚至將發行紙鈔的準備金制度都搞出來了——雖然也就堅持了10幾年就忍不住超發濫發，但也足以將從來就沒操心過這碼事（也可能是根本不知道這碼事）的朱家皇帝甩出好幾裡地。
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的大明寶鈔，實際價值還不如廁紙
朱元璋算是個關心民生的好皇帝，但是在繼承蒙元以寶鈔完全取代金屬貨幣的政策這件事上，則是完全出自維護自家統治的財政需要，民生什麼的就得往後靠了。
所以沒有任何準備金、也不能兌換貴金屬、甚至連想拿新鈔換舊鈔都沒人管的大明寶鈔從誕生的那天起，超發貶值就成了其不可避免的命運。比如在下表中的支出（摘自《論明朝的寶鈔政策》，唐文基著），就屬於為了彌補財政赤字而大肆超發的寶鈔，動輒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錠（明朝以5貫鈔為1錠）。而以這種不能兌換的紙鈔向百姓採購物資，無疑就是搶劫。
明朝初期的強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通過赤裸裸的搶劫百姓實現的
相比朱元璋還時不時的惦記一下百姓，朱棣的腦子裡壓根就沒有這根弦，於是寶鈔的超發就愈發的失去控制。他不僅大肆濫發寶鈔搜刮民財，使得民間極度貧困，而且還將搜刮的目標又對準了官員——把洪武朝後期京官領取全部俸米的制度改為米鈔兼支，使得日子過不下去的官員們不得不將手伸向公帑，吏治由此敗壞。永樂七年，朱棣又增設北京寶鈔提舉司，使得寶鈔印量成倍增長，當然其貶值的速度也就再無法控制。
要是沒有夏元吉，永樂大帝朱棣怕是早就窮得要當褲子了
堪稱整個大明朝最能幹的戶部尚書夏原吉拼盡老命給他搞錢，最後仍是左支右絀、束手無策，還被沒良心的朱老四下獄治罪。直到朱棣臨死之前才後悔，不過為時已晚：
“十九年冬，帝將大舉徵沙漠。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徵，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開平糧儲……帝益怒……遂並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糧盡引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崩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飢、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三十七》）
到了永樂末年，形同廢紙的寶鈔已經在事實上退出了流通，朝廷又以嚴刑苛法禁止使用貴金屬作為交易手段，使得民間商品交易不得退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的狀態，這豈是盛世應有之相？
到了洪熙以後，為了挽救國家財政，明朝政府不得不以增稅、罰鈔手段等形式回籠寶鈔，但這種手段仍是是對百姓赤裸裸的搶劫。明宣宗時的吏部稽勳司郎中、曾巡撫江西的趙新就曾說過：
“近因鈔法，江西各府計口徵納鹽鈔，有司但依黃冊所編丁口徵收，有死亡無從徵收者，有老疾貧難及居深山窮谷無鈔納者，有將男女典僱易鈔者。”（《宣德實錄·卷七六》）
所以到了明代宗景泰年間，朝廷不得不默認寶鈔在事實上已經完蛋：“寶鈔局近已停止造鈔。”（《景泰實錄·卷十》）若不如此，要完蛋的恐怕就是大明朝了。
在開國之初就搞得民不聊生，還敢號稱盛世，這臉皮得有多厚？
與延綿中晚明的閹宦之禍一樣，明朝寶鈔政策的破產和沒完沒了的財政危機，究其罪魁禍首，還是朱老四。
再說回遷都——朱棣為啥非得要遷都北京？
提起朱棣遷都北京，最常被人提起的就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個讓人十分熱血的理由。但其實吧，這基本屬於胡扯。
這種說辭除了撒狗血，對國家民族並非幸事，不服的想想漢唐是怎麼幹的
朱棣之所以非得遷都，而且無論是太子還是大臣怎麼苦勸都沒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南京呆得不爽。朱老四不爽，就得全天下的人都跟著他不爽。
朱棣不喜歡南京，一則是因為靖難之後他在南京殺人太多，尤其是殺了方孝孺、練子寧、黃子澄等人之後，結怨於江南士林和大族；二則是他改變了朱允炆取消江南重稅（明初江南的稅負為其他地區的數倍不止）的政策，繼續在當地橫徵暴斂，江南百姓對他普遍反感；三則朱棣擔心南方有反對他的勢力與朝野百姓相勾結顛覆他的統治；四則是我在瞎猜——朱棣親手幹掉了他老爹朱元璋指定的接班人朱允炆，還繼續住在南京的皇宮裡的話，朱老四就不怕老朱半夜來託夢？
朱棣和江南的官民相看兩相厭，才是他執意遷都最主要的原因
相比於處處跟他作對，而且遍佈朝野的出身於江南的大臣以及南京百姓，朱棣對於北京的好感簡直爆棚。
在靖難之初，朱棣被他大侄子的幾十萬大軍圍攻、幾乎陷入絕境之時，唯有北京軍民（當時叫北平）堅定的站在他身後，與他生死與共。朱棣當上皇帝之後，北京軍民與有榮焉，每次他“北狩”都受到熱烈歡迎。一南一北一冷一熱，這種巨大的差異，很難說不是使得集權之慾、逆反之心與朱元璋相比更甚一籌的朱棣非得遷都的動機之一。
若不是有北平這個堅強的後盾，朱棣的靖難之役能打成啥樣真不好說
朱棣堅持遷都的主要理由是南京距離北方太遠，不利於加強對於北方邊境的控制和抵禦蒙古人的攻擊：
“伏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俯視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勢，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成帝王萬世之都也。”（《明太宗實錄·卷二百二十九》）
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理由其實是不成立的。
一個最為明顯的證據就是明朝以南京為都城時，始終對蒙古人保持著攻勢，及至藍玉在捕魚兒海一戰之後，事實上已經摧毀了北元朝廷。等到朱棣五次北伐之後，蒙古人幾乎處於數百年間最為虛弱的狀態，只要繼續對其保持一定的壓力，蒙古殘餘勢力可能就要自行崩潰了。
可是明朝遷都北京之後，與蒙古人之間一下子減少了近2000裡的戰略縱深。為了保證京師的安全，明朝不得不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修建“九邊”防線，與蒙古人之間的攻守之勢徹底逆轉。從明英宗到建州女真崛起的百多年間，蒙古人始終是明朝的心腹大患，而且一直是前者按著後者猛揍，京師聞警、告急次數之多簡直讓人麻木。最後也正是龐大的九邊靡費成了壓垮明朝的重要因素之一。
要不是于謙，大明朝的君王真的要死社稷了，而且提前了將近200年
可以說朱棣遷都非但沒起到加強北方邊防的目的，反倒是起了反作用。
可是朱棣從來不是個虛心納諫的主兒，在他的堅持下誰反對遷都誰倒黴，甚至還砍掉了不少腦袋。而且因為遷都的問題，朱棣與太子朱高熾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以至於朱高熾在臨終遺詔中都不忘囑咐他的兒子朱瞻基，趕緊把京師再遷回南京去：
“嗚呼，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向仰鹹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國子民宜從眾志。”（《仁宗皇帝實錄·卷十五》）
可惜朱瞻基還是跟爺爺親，根本懶得搭理他爹，所以大明朝的京師最終還是定在了北京。
明仁宗朱高熾要是能多活幾年，大明朝可能會走向另一條不同的道路
在朱棣的一意孤行之下，遷都不可逆轉。
永樂元年，朱棣擢升北平府為順天府，稱“行在”，同時遷發山西商人和江南富戶以充實北平。
永樂四年，下詔以南京皇宮為範本興建北平皇宮和城垣。
永樂七年，朱棣在北平修建自己的陵墓——長陵。
永樂八年，朱棣下詔開會通河，打通南北漕運，欲以江南財富支撐北平作為國都的經濟基礎。
當一切準備就緒，永樂十四年，朱棣正式提出遷都動議並召集群臣商議。不過名為商議，凡事敢反對的大臣要麼被摘帽要麼被打屁股，於是遷都之事全票通過。
永樂十八年，北平皇宮和城垣建成，朱棣下詔正式遷都，並改北平順天府為京師，金陵應天府為南京。
事實證明，永樂遷都不但消耗了國力，而且破壞了國防
永樂十九年夏，北京紫禁城的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遭雷擊，燒成一片白地。本就反對遷都、只是被皇帝強力壓制的群臣一片譁然，非議之聲再起。於是朱棣大怒，宰了蹦得最高的禮部主事蕭儀，朝野上下這才再次消停。
不過朱棣管得住大臣的嘴，卻沒法憑空變出錢財（印寶鈔這個壓箱底的法寶已經失靈，此時那玩意除了當廁紙幾乎沒有別的用途），於是大明朝的臉面——皇宮三大殿的火災現場——就這麼一直躺在地上被踩到正統五年，也就是到了20年之後才得以修復。
三大殿這把火，徹底將朱棣的裡子面子都燒沒了
鑑於中國歷史上糟糕的統計習慣，所以營造北京到底靡費多少國帑已經無法統計，但可以肯定是造成永樂末年嚴重的財政危機的罪魁之一。比如前邊提到的夏原吉就曾經提出過警告：
“十八年，北京宮室成，使原吉南召太子、太孫。既還，原吉言：‘連歲營建，今告成。宜撫流亡，蠲逋負以寬民力。’”（《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三十七》）
而在三大殿火災之後，左中允、署國子監事鄒緝曾上《奉天殿災疏》，便把遷都之害說得比較清楚了（原文太長，只能摘錄）：
“陛下肇建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冗官蠶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皇暴露，莫知所適……貪官汙吏，遍佈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明史·卷一百六十四·列傳第五十二》）
如果鄒緝所言為實，那麼永樂末年苛民殘民之惡堪比漢武、隋煬、乾隆之末，稱之為盛世實在是太過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