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到底是不是靠“尊崇藏傳佛教”控制住了蒙古草原？'

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歷經千年的往來拉鋸，終於輪到蒙古帝國的鐵蹄踏破四海煙波，征服南宋，建立了大元朝。

自此之後不到百年，元順帝帶領百官、后妃退居漠北，經歷了明朝初年的多次北征掃蕩，蒙古草原上的遊牧勢力仍舊是一波沉寂，一波崛起，以南北對峙的態勢，維持到了明朝末年。

伴隨著清王朝的崛起，蒙古諸部卻一直臣服於清朝統治之下，維持了近300年之久，對於這個現象，有諸多解釋，其中在坊間流傳最廣的，無過於“尊崇藏傳佛教”磨滅了騎馬民族的“血性”這個說法傳播最為廣泛。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藏傳佛教不是清朝給蒙古人的，而是明代同期蒙古人自己主動接受的。

早在公元1578年（明神宗萬曆六年），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和俺達汗的“青海之晤”後，黃教（藏傳佛教格魯派）開始在蒙古草原廣泛傳播，或者說得到尊崇的地位。

事實上，並不止黃教在擴張自己的信眾，紅教（藏傳佛教寧瑪派）也深入草原，進行傳教活動。

曾經在清宮戲出現過不止一次的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嫡傳，布延汗的長孫、蒙古汗國的正統可汗，擁有大元傳國金璽和千金嘛哈噶喇佛像，是成吉思汗、忽必烈的正統繼承人，就在紅教喇嘛沙爾巴呼圖克圖的影響下，改宗信奉了紅教，引發自俺答汗時代就皈依黃教的漠北三部和漠南諸多大部落的不滿。

也就是說，藏傳佛教早在清朝還沒有統治蒙古草原的時代，已經廣泛傳播，甚至成為影響政治選擇的一個因素。

其次，蒙古被滿洲的征服，與其說是偶然，不如說是必然。

這要從蒙古草原的經濟地理說起。

蒙古草原實際上是一個十字路口，一個多重開口的盆地，而非人們一般理解的無限開放的大平原。

廣義的蒙古草原的南界其實是東起陰山山脈，西到隴山的綿延山脈，也就是明長城一線，漠南和漠北，是通過千里戈壁灘中的幾條固定通道聯通的。

北方則是西伯利亞的茂盛叢林以及南北貫穿的諸多河谷地帶，西方則是阿爾泰山的阻隔，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而東方，則通過大興安嶺南段的缺口，可以進入東北的平原地帶。

在成吉思汗的時代，金朝控制了南方和東方的文明區，而金朝本身又並不嚴禁貿易和鐵器等戰略物資的流入草原，這一點和對漠北草原厲行貿易禁運的遼朝完全不同，這就在蒙古草原和今天吉林、黑龍江的金朝轄區間建立了貿易聯繫。

另一方面，當時的中亞文明區，仍保留著古絲綢之路的貿易線路和繁榮，直到蒙古西征的大軍徹底地摧毀了當地的水利灌溉系統為止。

也就是說，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人，是“世界人”，居於一箇中亞—北亞—東亞的大貿易系統之中，通過貿易和文化的交流，他們並不是完全閉塞的。

這種“世界人”的角色，並不是很多人以為的“蒙古西征”的副產品，亞歐大草原上並沒有“加蓋子”，“蒙古西征”的作用，只是讓這些本就存在的底層經濟行為變成“有資格被記錄”的上層政治行為。

比如，一群威尼斯商人來到“別失八里”售賣玻璃製品，無論路程多麼艱險，都十有八九會被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可如果是羅馬教皇派出的“朝貢使團”，就一定會被記錄在大蒙古國或者大元朝的國史裡。

因為前者對於記錄者而言，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後者就上升到了帝國的榮耀。

事實上，早在西征之前，甚至在成吉思汗統一蒙古之前，草原上的蒙古人就有信奉基督教的傳統，這無疑是曾經存在的文明交流的果實。

而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人在吸收了各個文明的成果之後，選取了最適用於軍事目標的先進技術和組織形式，將整個由成吉思汗打碎血緣、地緣部落，“剛剛製造出來”的蒙古民族打造成為一個純粹的戰爭機器。

所以，戰鬥力超強，可以橫掃東西方，說得通俗點，就是打遊戲時將技能點全都加在了戰鬥屬性上。

在國人最普遍的歷史認知中，有一個非常嚴重的誤解，就是遊牧民族的“騎射無敵”，事實上，在長達數千年的遊牧民族與定居民族的對抗中，哪怕是“騎兵”這個理應是遊牧民族看家本領的兵種，大多數時候，富庶的定居民族都要比遊牧民族更優秀。

無他，技術與財富的雙重作用罷了。

而蒙古帝國的崛起，同樣是吸收文明的力量，而不是純粹野蠻的力量。

這一切，元末明初退出中原後的北元勢力已經完全不具備。

一方面，當年分封在漠北的諸多宗王經過長時間的分裂和戰爭已經退化回了血緣部落；另一方面，草原上薄弱的產出不足以支撐元朝“國家”這樣龐大的脫產組織。

最終，政治和組織敵不過經濟的退化，只能隨之退化，到達延汗的時代，蒙古汗國的組織只能重新退回到簡陋的遊牧國家形態。然而，遊牧國家任何意義上的中央集權，都需要定居農業的支撐，至少，需要與定居文明的規模性貿易維持。

大明朝對於北方的對手，施行的是分化瓦解式的手段，堅決不與蒙古汗國的“中央”妥協，而寧可與其中的“地方勢力”——俺答規模互市，並默許其河套地區大規模“板升地”的存在，也就是漢人移民的農業區。

正是由於這樣的大環境，此時由中型部落聯盟走向“統一”的蒙古汗國形成了“多中心”的格局，而明王朝邊疆的武力衰落也是可望可及的。

事實上，完全不同於很多“明粉”的錯覺，明朝的邊防力量，在明成祖之後其實一直呈現出衰落的趨勢，哪怕是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李成樑、戚繼光時代，他們的主要戰績取得，也是小規模的治安戰。

在此條件下，農牧分界線附近的兩大勢力，實質上形成了力量均衡，中小規模的走私和跨越長城貿易，以及中型部落為基本組織單位的聯合劫掠，即可以將草原的生活維持下去，甚至中上層還能過得不錯。

兩個“臭棋簍子下棋”的結果是，在組織能力上，明朝的邊軍除了少部分主將保有的“內丁”精銳（其中還有比例不小的蒙古降人和女真人）作為職業武士，還能勝任一些千人規模的對抗之外，普通營兵已經朽爛不堪。這個組織水平，和草原上的部落領主差別不大，只不過這些中型部落還能聚集起一群騎馬的牧民來壯壯聲勢。

然而，真正的職業騎士，除了鎧甲、刀槍之外，從小到大的訓練和培養，都是靠錢、靠物資堆起來的，不是一句“生在馬背上”就能憑空得來的。

其實，蒙古人在面對明朝的戰爭中，戰鬥力已經急劇衰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窮。

通往中亞的商路，已經被衛拉特蒙古佔據，東方和南方的文明區，全部掌握在敵對的明朝手中，蒙古汗國的“存在”由於經濟上的無力，只能不斷地發生組織性退化，最終停留在部落聯盟的層次上，而不再是強悍的中央集權軍事帝國。

皇太極時代所面對的蒙古，就是這樣一個部落聯盟，而他使用“掏心戰術”不斷地追殺“正統共主”林丹汗直至其妻子投降，最終獲得草原各部的臣服，恰恰只是對一個部落聯盟的征服，而不是對一個強大民族國家的征服。

有人問，團結起來抵抗不行嗎？

答案就是：靠什麼團結？用什麼團結？不存在的。

第三，清朝對蒙古統治真正的殺招是什麼？

清朝對蒙古統治實際上是組合拳，一方面劃分旗地，也就消滅了部落崛起、擴張的可能性，同時隔絕了交流；另一方面，採取要點駐軍的手段，對事實上的經濟和交通中心進行掌握，從而保障統治的可觸達和威懾力。

至於其他的盟會、朝貢，甚至文化手段，都是小伎倆。

真正的殺招，來自於商業。

比如乾隆年間崛起的商號“大盛魁”，在蒙古草原上廣泛活動，徹底佔據了各個半固定居住的蒙古部落的商業活動，又用商業交換和高利貸，將所有產出綁住，形成一個真正的經濟統治循環。

大盛魁的年收入最多時達到3000萬兩白銀，幾乎趕上當時清朝一年的財政收入，可想而知，這部分財富如果由一個“統一的”蒙古集權國家來控制，會對其組織水平、軍事力量產生怎樣的“化學反應”？

這個大商號，一直依託清朝的軍隊和政治特權保持著存在，直到徐樹錚再次收復外蒙古失敗為止，方才徹底衰落。

可見，經濟手段，才是真正的終極殺招，當然，如果沒有清朝一系列的統治組合拳，這種經濟手段也無法發揮，所以，實際上是互為表裡的。

那些認為光一個推廣喇嘛教就能讓數百萬蒙古人俯首帖耳，甚至再也不復英勇善戰的想法，可謂愚不可及，對於古代軍事常識，需要補得課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