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波士頓環球報》網站3月6日發表傑弗裡·D·薩克斯題為《拋棄國際法的高昂代價》的文章稱，如果美國真的拋棄國際法，不僅國家安全利益將嚴重受損，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下降也將被證實和加速。
文章稱，早在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原則之前，共和黨就基本拋棄了國際法。現在，“美國優先”原則可能意味著對國際法及其程序的進一步詆譭，並對美國國家安全和長期利益進一步造成損害。
未加入的全球公約越來越多
2009年，奧巴馬總統簽署了《殘疾人權利公約》，但參議院拒絕批准。投反對票的38名參議員都是共和黨人。他們認為該公約“將使我們的國家主權屈從於非民選的聯合國官僚”。
顯而易見，共和黨人向聯合國公約發起了挑戰：如果世界其他國家就某些事情達成了一致，那麼這就會受到他們的質疑，他們甚至認為，美國與這些國家一道加入一項聯合國公約是危險的，理由是公約義務將侵犯美國主權。
美國拒絕加入的全球協定名單很長，而且越來越長。例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渥太華禁雷公約》和《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等。
美國參議院（以共和黨人為主）反對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理由是，這將妨礙美國企業從深海勘探中受益。反對加入《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理由是，保護瀕危物種將威脅美國農場主的私有財產權。反對《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理由是，全面禁止核試驗無法核實。美國不加入《渥太華禁雷公約》不僅是因為參議院反對，還因為美軍仍在使用地雷保護韓國。
美國未能加入《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一事尤其能說明問題。小布什總統正式告知國際刑事法院，美國不尋求成為其成員，並表達了對美國軍人可能受到國際刑事法院起訴的擔憂。美國的對策是簽署了100多份雙邊豁免協議，簽署這種協議的國家不能將美國公民移交給國際刑事法院。當一些國家對是否簽署雙邊豁免協議猶豫不決時，美國威脅要切斷對它們的援助。
儘管強烈反對國際刑事法院對美國公民進行司法管轄，但美國政府卻多次堅持要求國際刑事法院對其他國家領導人實施司法管轄，包括蘇丹總統奧馬爾·巴希爾。
參議院普遍反感加入任何形式的聯合國公約，以至於過去10年間沒有批准過任何公約，過去15年間僅批准了一項（有關網絡犯罪的）公約。美國未簽署或未批准的公約名單仍在變長，此舉讓美國在世界上越來越孤立。我們蔑視全球共同遵守的協議規則，對此，世界看得清清楚楚。
美國的繁榮有賴於國際法
簽訂條約背後的邏輯應該足夠清楚了。原則上，條約涉及的是一些國家可能對另一些國家造成嚴重傷害的領域（汙染、軍備競賽、武器貿易和戰爭），或者是對容易受到傷害的人口（兒童和難民）進行全球保護的領域。締約國相互放棄自己的主權，每個國家都同意避免採取對其他國家造成傷害的行動。當然，這其實就是國際法框架內的黃金法則。
美國政府通常樂見甚至堅持要求其他國家遵守國際協議的條款。我在前文提到，美國對國際刑事法院的許多訴訟都給予了支持。同樣，美國也經常依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還曾推動過《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許多具體目標。
共和黨對國際法的牴觸有三個根基。第一個是歷史形象（本質上是一個從建國之初就存在的迷思），即美國註定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它是無拘無束的。這種態度就體現在特朗普政府起草的一份貿易政策議程上。該文件稱：“自美國贏得獨立以來，我們國家的一項基本原則是，美國公民只遵守美國政府——而不是外國政府或國際機構——制定的法律和規則。今天這一原則仍然適用。所以，特朗普政府將在貿易政策問題上積極捍衛美國的主權。”
第二個是一種隱含的信念，即美國在海上、環境或軍備方面的安全和經濟利益，大多都可以通過美國自身的行動而不是世界的聯合行動獲得。
第三個是對“美國主導地位”的絕對信心，即美國可以憑一己之力捍衛自身利益，而無需依賴國際規則和國際法。
這些觀點都是錯誤的。從建國開始（尤其是今天），美國的繁榮和安全一直依賴國際法體系。該體系幫助治理了國際貿易、全球健康、國際金融流動、軍控、人權、環境保護等領域。如果沒有國際法，今天的全球經濟就不可能正常運轉，世界也不可能成功對抗新出現的疾病、控制跨境犯罪或維持大國之間的和平。如果沒有國際條約，就不可能有推動全球各國和平互利行為的可靠且可行的途徑。
在二戰後美國實力的巔峰期，美國領導人意識到，亟須大幅擴張國際法體系以規範日趨複雜和相互依賴的世界。從上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美國曾牽頭推動建立某些聯合國條約。但近年來，隨著美國相對實力的減弱，參議院共和黨人開始反對這些不可或缺的途徑，但它們是捍衛美國關鍵利益和安全所必需的。
有傳言說，特朗普政府將進一步反對國際法，忽視或拋棄最近達成的氣候變化協議，單方面重新制定貿易規則，削弱美國對聯合國的支持，推翻長期以來的軍控條約等。如果美國真的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不僅國家安全利益將嚴重受損，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下降也將被證實和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