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競選期間以及入主白宮之後的諸多言辭與執政作為，與美國曆屆總統有著明顯的區別，而被稱為美國曆史上未曾出現過的另類總統。
這大概不僅僅與其此前的商界大佬身份有關，更與他自己所感知的美國現狀有關。
他在競選期間高聲喊出：“要讓美國再次偉大”，這或許因為他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已經感到作為當今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已經漸顯疲態，需要作出改變，進而使美國再次偉大。
美國於18世紀立國後所建立並逐漸完善的政治制度，其實是優越的憲政民主制度，它在推動美國的全面發展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但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在反恐方面的表現，以及遭遇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確實逐漸顯出了疲態。近年來美國一些智庫以及專家、學者也屢屢探討這一問題。
比如，美國著名的《外交季刊》就曾推出《美國政治制度的病態》的專刊，深入探討美國政治制度所存在的弊端，諸如政黨之間的惡鬥、政府曾經停擺、財政危機等等議題。
著名的美籍日裔學者、斯坦福大學教授福山就在該專刊中推出了《衰退的美國：政治失序的根源》一文。他認為美國的憲政民主制度當初建立之時是維護自由、民主的最佳政治制度，但經過200多年來的變遷，已經日益僵化，不再適應當今之需要。
而美國中情局前副局長約翰·麥克勞克林也曾在社交網站上發表了題為《美國力量怎麼了？》的文章，提及美國人本能地把“力量”這個詞與美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聯繫起來，而且，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美國是無可爭議的世界領袖，並將繼續充當這個角色。
但隨著近十多年來世界局勢發生的重大變化，比如，中東與北非局勢的失控、恐怖主義的肆虐、俄羅斯頻頻挑戰歐洲秩序等等，均對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產生了重大影響。
為此，麥克勞克林發出了質疑：美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是否已日薄西山？美國的“力量”是否快要耗盡？其實，近年來類似的疑問已在美國政界、學術界等領域或隱或明地出現，這也正是美國《外交季刊》發出的聲音。看來美國人開始憂慮並關注美國的未來發展，也就有了特朗普關於“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吶喊。
的確，在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二戰之後，美國以其優越的政治體制以及逐漸發展起來的超強經濟實力，成為了世界頭號強國，而且遠超曾經是世界強首的西班牙、大英帝國。而在蘇東解體後，美國更是擁有了在世界範圍內無可匹敵的地位。
然而，或許由於美國的超強地位，使之再也不像二戰之前那樣主要關注固守本國地域，而是極力向外擴張。軍事戰略目標越來越大，也變得更為激進，且更具攻擊性。於是就有了越南戰爭、朝鮮戰爭、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之後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以及直接插手中東、北非的衝突。
總之，近幾屆美國總統幾乎都未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似乎都把向外擴張作為了執政的首要任務。這樣做的結果可想而知，軍費開支越來越大。比如，美國的國防預算已從2001年的2870億美元暴增至2016年的6000億美元。如此一來，美國軍費的實際開支，已經超過了世界軍費排名第二至第十位國家的總和。
再者，因為對外擴張而使美國的債務迅速擴張。2009年奧巴馬當選總統時國債為10萬6300億美元，當他2017年離開白宮時，美國國債總額暴增至20萬億美元。
目前，美國政府每年大約為其債務支付2.5%的利息，這意味著一年要花掉5000億美元。如此一來，美國每年支付的軍費和國債利息將超過1萬億美元。
或許這就是特朗普採取諸多違背“建制”，並與建制派對立的根本原因。他不僅加強了與中國、俄羅斯等國的溝通，他抵制全球化，宣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他要求北約盟友增加支付比率，甚至宣佈退出《巴黎協定》，等等。
實際上所有這一切既涉及美國的外交戰略，也涉及美國的經濟利益。而這些舉措將減少美國的財政負擔，改善國內經濟狀況，增加國內工薪階層的就業率，為“讓美國再次偉大”構建基石。
這大約就是美國非建制派總統的另類思維所推動的另類美國戰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科恩，日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美國優先”並非“美國唯一”》的文章，這大約是白宮高層對特朗普外交思路的完整表述，即特朗普的外交路線是務實主義的，而特朗普入主白宮近五個月來的外交作為，正是務實主義的表達。
其實，特朗普的務實主義的外交作為，是對美國二戰以來外交政策的反思。是的，美國的確需要反思，當年西班牙的擴張、大英帝國的擴張的結果已經擺在那裡。美國政界、輿論界對特朗普入主白宮後的一系列作為可謂詬病連連，但或許特朗普能為漸顯疲態的美國帶來新的機遇，為美國的發展帶來活力。
作者周櫟楓是中國電子科技大學前教授
現為加拿大時事評論員
來源：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