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毒不過秋蚊子。個大、嘴尖、心狠，哪怕穿長衣褲的人也會被隔著布咬，而離草木近的地方就更嚴重了，比如北京西大望路上，靠近八王墳車站的天橋，雖常年通行著綠皮火車，鐵軌上卻依然是雜草叢生——這吸引了無數的蚊子，也殃及了橋下的人。
天橋下飛馳的車輛和奔走的行人倒不會受到影響，但有三個人的體會很不同，他們是“東北大姐”、“沉默大姐”和“害羞大叔”。這三人都是露天理髮師，各自支的攤兒都在橋下不到三米寬的馬路邊，為了遮陽，攤邊還會豎起一把大傘，傘下就是他們終日的活動範圍。
這種相對靜止的狀態，蚊子頗是喜歡。
也正是因此，防蚊防成了街邊一景：三個人的打扮高度相似，都是清一色的長衣長褲，外披一件白大褂。即使是夏天，帽子和口罩也絕不離身。從頭武裝到腳的三個人，每天從早八點到晚七點，靠一張椅子、一個招牌、一個工具箱，能接待近百顧客，像是謀生，也像是行為藝術。
過去，想見到這場景並不難。這些京城裡數量正在變少的街邊理髮師，曾常出沒在馬路邊、公園裡或小區門口。和醫生似的，白大褂是他們的制服，電動推子是他們的神器，還有件事不言而喻，就是服務價格的統一：“理髮一次都是5元。”
誰也不能破壞規矩。這個，是江湖道義。
一把推子背後的一群人
三個人中，“東北大姐”最晚到橋下開攤兒，但生意卻最好。傍晚臨近下班時分，半小時內就能招待三、四個客人。
“東北大姐“琢磨了一下，覺得是自己招牌的功勞。和其他人只簡單寫著“理髮、燙染”不同，“東北大姐”掛在馬路欄杆上的小木板上整整齊齊地寫著幾個大字——“東北理髮，可燙可染”。這個口號就像燒烤、火鍋一樣帶著遠方的氣息，但其實和東北Style無關。
“管他是東北還是別的，剪頭不都一樣嘛，只是我們在馬路邊，戴上帽子，分不出來誰是誰，我是為了給我的顧客一個區分。”這是“東北大姐”的差異化策略。
的確，剪頭技術在街邊理髮師這裡不存在太大的差別。他們有幾個共同的特徵：快、準、穩。手藝嘛，靠的是數十年的積累和磨練——這是四川小夥小李總結出來的，家住附近的他常在這裡理髮，已經算是半個老主顧了。
小李二十來歲，在媒介策劃行業工作，像他這樣的年輕人來街邊理髮可謂是鳳毛麟角。他的髮型挺潮，頭上頂了個辮子，兩邊刮光。剛來北京打工的時候，他也去過那些“正經”的理髮店，但慢慢就發現，年輕人頭髮長得快，15天就得來一次，但理髮店價格動輒一百多、手藝卻一般，“我媽就說，你就只用刮一刮，不需要那些花裡胡哨的。”就這樣，小李轉投了街頭理髮。
小李一開始懷疑，這群整齊劃一的人是不是在拍電影。來剪髮的多是老人，對髮型沒要求，頂多焗個油。但後來，阿姨們用手藝征服了他，她們不用梳子，只用手指，夾起一縷頭髮，咔嚓咔嚓，就能剪得異常平整。
因此，街頭理髮的好處是要慢慢品的，第一是實惠省時，下班回家路上就能順便理個髮，只用幾分鐘，不用再拖著疲乏的身體去找髮廊；第二是輕鬆省心，在這裡，誰也不用記得誰的英文名。
“這裡最大的好處就是沒有Tony老師！沒人推銷卡，多清淨！”小李興奮地說。
事實上，街邊理髮師不僅不和顧客聊天，彼此交流也極少。“沉默大姐”和“害羞大叔”都是河北人，河北人來北京有點“天經地義”，屬於最早來北京務工的一批。
緊挨著“東北大姐”的“沉默大姐”，家住在天橋旁火車會經過的平房裡，還有個從同村來的閨蜜作鄰居。每天下午，“沉默大姐”把推子放進黑色的Toni&Guy工具箱裡準備收攤時，鄰居都來幫忙搬東西。但兩人從不拉家常，更多時候，她們只是沉默地站著。
“害羞大叔”也是一樣，現在，他把攤位擺在遠離女理髮師的另一邊去了。
三個人並不是無事可分享，“沉默大姐”有個孫女，逢人就愛給人看照片，只是不給“東北大姐”看；而“害羞大叔”其實心繫天下，他說自己最近正在研讀“印度和中國的紛爭”，但這話卻不給“沉默大姐”講。他們的攤位彼此間只隔了幾米，卻猶如隔了一個銀河系。
街邊理髮師之間有一些不成文的默契，既不聊私事，也不大聲吆喝生意。如果有路人走過，轉過頭問一句：“理髮嗎？”，就是全部了。三個人一天下來，默默做事，甚少言語。
所以小李說：“現在不是老說工匠精神嗎，他們就是啊，少說多做，幹了幾十年能幹不好嘛。”
但恐怕，街邊理髮師們很少想什麼匠人精神。他們要麼是陰差陽錯，要麼是生活所迫，才選擇了這個行當。
“東北大姐”以前不幹這個，五六年前，她才從別的地方搬到了天橋下。她不知道從哪裡聽來，這片的理髮事業已經做出了氣候，顧客眾多。傳聞裡，天橋下有位剪了20多年頭髮的奠基人，正是他開創了天橋美髮事業的局面。可惜搬來後，奠基人卻離開了。
起初天橋下還有不少同行，人人都是白大褂加電動推子的裝備，不知道的還以為真是個統一著裝的正經理髮店。但忘了從什麼時候起，這窄窄的隧道口就只剩下了他們仨。
三個人之間存在沉默式競爭，有點像二戰期間的“樹林靜坐站”，看著挺激烈，卻不曉得槍子飛在哪兒。“害羞大叔”作為唯一的男性，性子內向，招攬不了什麼生意，因而暗暗對兩位女性頗為不滿，他覺得是自從她們來了以後，他的生意才被搶走了。
“技術再好也沒用，有的男的來了專門往女的那兒跑，有一句話叫同性相斥，反正我的熟客比較多都是正人君子。”言下之意，是他的技術最好。
國營理髮店的衰落和街頭理髮的興起
這點自信來源於“科班背景”。數年前，“害羞大叔”放下做了幾十年的各種雜活營生，去東直門的196中學學習理髮。但畢業後，只要二十幾歲年輕人的理髮店是去不了的，“害羞大叔”決定加入街邊理髮隊伍。他在家附近的路邊掛起一塊大招牌，學著理髮店的樣子打出了“專業美髮“的廣告語，很快吸引來了顧客，後來礙於影響交通，牌子被城管摘了。
2000年的街邊理髮欣欣向榮，偌大的一個北京城，不怕找不到有旺盛需求的社區，想要學習理髮的人因而也變多。理髮攤兒的優勢是靈活，這地方不行就換一個，堪比如今的快閃店。而這幅景象的成因，是源於國營理髮店的沒落和非典的來襲。
19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起來的個體戶們，完成了基本的財富積累，房地產生意也開始爆發，第一批人湧入城市，租下店面搞起了私營專業理髮店。但理髮業在中國有點複雜，甚至有時候也不只是理髮，還要和色情混在一起。
最早是發達的江浙滬一代有了以咖啡店、旅館做掩護的色情產業，據說是從海南掘金回來的商人帶來了這種習氣。又過了幾年，“有內涵”的理髮店也加入了掩護隊伍，從郊區滲透進城市，市面上出現了“洗頭妹”的說法。
國家鼓勵私營企業的發展，資本和色情也加速了私營理髮業的蓬勃，國營理髮店被慢慢擠得沒有了活路。2000年左右，北京四聯理髮店等國營企業已經出讓了大部分業務，最早一批進入國營理髮店的員工們面臨下崗。
17歲就開始學習理髮的“小美姨”記得，下崗那年她正好45歲。同一批失業的多為女性，因為往前推，1970年代的理髮師傅招收徒弟，還是收女孩居多。自古以來，中國人雖對臉面和頭顱看得重要，但美容美髮行當卻一直算不上體面，除非迫不得已，男人都很少入行。
理論上，剃頭匠比理髮匠高一檔。學校裡要先學更難的剃頭和磨刀子打基礎，這是皇城舊歲傳下的傳統，然後再學理髮。但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市場上，理髮或美髮才更受歡迎，“小美姨”作為理髮師，在下崗後進入了中關村附近一傢俬營老闆的店，卻因為上了年紀備受冷落，但作為單身母親，她不得不為了孩子和生活忍耐下去。
每次說起這段往事，“小美姨”都容易哽咽。好在生活充滿了戲劇性，2003年非典爆發，北京的理髮店有許多都不讓開了，被老闆辭退的“小美姨”被困在小區裡。
“一個親戚說，正好不用受氣，自己幹。”“小美姨”聽了，決定上馬路邊幹活。考慮到要照顧孩子，她選擇了離家近的菜市場。她弄了個電瓶車，買了個推子，準備好理髮的白大褂，學徒時期師傅就說了，理髮一定要穿白大褂，乾淨、醒目、一目瞭然，理髮環境再簡陋，人還是要乾淨。這是儀式感。
一開始，“小美姨”放不開，“都是中老年了，後來我爸爸鼓勵我，陪著我去，我一看，馬路上幹活的都是45歲以上，都是下崗的，慢慢地就放開了。”
街邊理髮成本低，成了下崗工人們最容易做起來的營生。一把推子、一把傘、一個車，“小美姨”算了算，100-300塊就能開張。菜市場是個好地方，在家帶孩子的街坊領居老人有許多都會起早逛逛，人來人往，街邊理髮的需求不小，生意好時，一上午就能理上20個客人。
街邊理髮師慢慢多了起來，蔓延到了北京的各個角落，也許天橋下的奠基人也出自此時。從業的人裡有“小美姨”這樣的本地人，也有外地人。總體來說，本地的不如外地的膽子大，也不如外地的年輕，所以外地人的生意更好。
不過，這理髮江湖裡不講個人品牌，講的是區域優勢。
都說同行是冤家，理髮行當說來依然是門手藝，和如今的相聲差不多，要講究門派和沿襲。東城的、西城的、海淀的、朝陽的，互相鄙視、互相看不慣，師兄得罩著自家兄弟，以前的理髮大賽也是如此，海淀的評委就向著海淀的，“我師父就是海淀的。”“小美姨”說。
競爭挺激烈，有人還開發了新服務——允許燙染。但街邊沒有水，燙染得去家裡。而正因為這個轉變，做了街邊理髮七八年本來還挺開心的“小美姨”在2014年被迫再次轉了行。
父親去世了、孩子去國外唸了書，三年前的一天夜裡10點，“小美姨”一個人在家，聽見有人敲門。她一想，怕是有熟人來理髮，就去開門，沒想到看見外頭站了幾個年輕小夥，其中一個是光頭，一個有一點頭髮，並不是屋前屋後的鄰居。幾個人言語輕佻，問店裡還有沒有其他服務。
“小美姨”立馬反映過來，她想關門，卻被外面堵住了，只能一邊硬頂著，一邊說：“你看，我比你媽都大，我這裡就是給街坊鄰居剪髮的，你想要找三陪，找錯了，我知道哪裡有。”外面人不聽，一度想要硬闖，幾番解釋安撫後，才走了。
自從這件事後，“小美姨”覺得不能在家裡理髮了，有個老主顧託人替她找了個老年公寓乾乾活兒，省得以後擔心害怕。說到這裡，“小美姨”似乎又要哭了，這讓人又愛又恨的理髮生涯終於還是宣告結束。
事實上，2014年和過往比起來，已經有不少街邊理髮師消失了。隨著大城市治理政策的改變，房價租金的上漲，一些外地人口離開了這裡，城市裡的公共空間也在整頓，隨意擺攤兒只能越來越往外環移。雖然不像燒烤攤那樣容易髒亂差，但已經被城管們溫和對待的理髮攤們，也依然不再如往昔般常見了。
街邊理髮會消失嗎
“好多人走了。”“害羞大叔”若有所思，他家住在十八里店，每天要騎40多分鐘車來到八王墳汽車站旁邊的這個天橋下工作。因此，他格外愛惜這個“辦公室”。
天橋下的水泥瓷磚裡早已塞滿了短髮，一看就知道是每日清掃的結果。除了這個證據，被理髮師們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地面和別的馬路沒什麼不同。“小美姨”說過，理髮其實是個賠本買賣，想靠他賺大錢是不可能的，所以堅持做這行的人多少有點喜歡。“沉默大姐”和“害羞大叔”都同意這一點，掙點小錢、做點小生意，日子也挺好。
街頭理髮隨著歲月逝去已經成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男理髮師也多了起來。這個行當似乎已經被平等對待，自清朝開始，京城的經商者將商業活動劃分為上下八行頭，上八行為鹽行、茶行、藥材行、雜貨行、油行、糧食行、棉花行、牛皮行八個資本導向的行業，下八行主要是些手藝作坊，理髮也曾勉強被算在其中。“小美姨”曾問女兒，是否有對讀研究生的男朋友坦露過自己母親的職業，好在女兒的話讓她欣慰多了：“我就說給人理髮的呀，這又不是什麼丟人的工作。
“沉默大姐”的老公也支持她做這行，她去年剛當上奶奶，本來可以在家裡享享福，但一件事做久了就變成了習慣。另外，10年下來，許多人坐上街邊椅子的動作之熟練，就像坐在自家的飯桌前，她怕自己走了，老顧客找不到剪頭的地方。
這些年，許多人都以為天橋無意中所形成的熟人社會終會瓦解。但“小美姨”並不擔心街邊理髮會就此消失，“變少，但也不會太少，這個事兒政府也很難管，街邊理髮會傳下去的，一代一代。畢竟人的生活習慣是很難改變的事，就像自由市場沒了，人們還是會努力去找，便宜又方便還是挺符合人們的需要的。”
街邊理髮師們相信，中國人的精神頭最反映在頭上，這是一種尊重。理髮是中國文化的民俗，到了龍抬頭的日子，不管你是大店還是路邊攤，都得從頭忙到晚，那些外來務工的孩子，無論需不需要理髮都會來剪兩刀，以圖個新年的好彩頭。
那一天也是街邊理髮師們全年生意最好的日子。
注：文中小李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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