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喻戶曉的《駱駝祥子》，圍繞著年輕主人公祥子個人奮鬥終至落敗並且身心俱疲的經歷，譜演了他肉體與靈魂的雙重悲劇。這個北平民國年間的貧民故事，卻又有著少為人知、相當隱祕的民族寓言背景。
老舍
祥子真的是一個地道的農民嗎？《駱駝祥子》是一則滿族寓言嗎？1月13日，老舍研究專家、滿族文學與文化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關紀新，在首都博物館多功能廳中，發表了“《駱駝祥子》：北平老年間的貧民故事”的演講，探究了祥子隱祕的民族背景，以及老舍書寫這則寓言的普世意義。
《駱駝祥子》是曲筆書寫民族題材中的一部
“祥子初來城裡已有18歲，如果他以前真的是在小農意識佔支配地位的農民中間長大，就該對都市社會不良的精神現象，有較強的心理承受力，但是，當時的祥子，缺乏起碼的承受力，他單純得叫人揪心，假使祥子剛到北平城裡來的時候，就能世故些油滑些，也許隨後的許多故事都不易發生。這就讓讀者想到一個問題：祥子原來真的是個地道的農民嗎？”關紀新說。
老舍是滿族人，他在十一歲的時候，趕上了對滿族來說一個很關鍵的辛亥革命。這雖對歷史來說是一場進步，可對老舍身處的滿族來講，卻是一件不美好的事情。辛亥革命後的滿族醜化，使得民國年間推行著一種歧視滿人的大漢族主義。
少年老舍親眼看到了他眾多的民族同胞在清朝垮臺之後，被迫湧入城市赤貧階層的行列，過著完全失去溫飽掙扎於死亡邊緣的生活。老舍自己也有一個悽苦的童年，但是他遇到了善人，資助他讀書。老舍知道，很多貧民並沒有像他一樣幸運，所以他對這類城市貧民充滿著同情和關懷。
駱駝祥子
關紀新認為，老舍沒有忘卻他苦難的民族同胞，在不允許文學作品明文書寫“滿族”字樣的歲月裡，他採用多種變通方式，頑強地描繪著與自己民族骨肉相依的那些人，在赤貧階層的生存和命運。《駱駝祥子》只是這類曲筆書寫民族社會題材小說當中的一部。
祥子是滿族人嗎？
那麼，《駱駝祥子》的主人公祥子是否也是一個滿人呢？關紀新認為，這個答案是肯定的。他舉了幾個例子來證明這一點。
首先，是祥子的名字。在作品裡，祥子出現時，“他就是‘祥子’，彷彿根本就沒有個姓”，而且，“有姓無姓，他自己也並不在乎。”這種情況在漢族人中間很少會遇到。有姓無姓都不在乎，在漢族人眼裡其實很不可思議。但是，這種現象在清代中後期直到民國早期，在陸續改用漢字姓的北平滿人中間，卻是司空見慣的。
因為滿人的滿語姓氏不會輕易示人，只有家族內部才知道。滿姓改漢字姓後，他們保持著這種對外“稱名不舉姓”的習性。所以，在清末民初的北平市井風俗裡，對滿人男性的稱謂，常以這人倆字名字的前一個字來作為代稱。在他年輕時稱他“x（即兩字名的前一個字）子”，而這人年長或者身份較高時，便被稱為“x爺”。“祥子“到底姓什麼，外人並不關心，他究竟叫“祥什麼”別人也不會去打聽。在那時，北平滿人還佔著很高人口比例，人們都明白這種人必是滿人無疑。
其次，是祥子的語言。雖然說祥子是個不太喜歡說話的人，但他每一開口，卻總是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而不是外埠或者京郊農人的語調。這證實了他在語言文化的歸屬上，跟故都內的老住戶們，就是一回事。清代的北京內城，長期被闢為專門居住八旗軍人和家屬的地方。滿人們經過一兩百年的錘鍊，把明代之前的北京方言來了一番徹底的改造。京腔京韻便是改造後的產物，京城滿人都以能說一口“京片子”為能事。
老舍寫《駱駝祥子》的時候，正是保持對人物語言地方性高度敏感的階段。他甚至能讓不同原籍的人物操不同方言。比如，天津人楊太太嘴裡的“怎嗎札（怎麼著）？”這可見祥子在進到北平城之前的語言文化歸屬上，他早就是一個北平人。
駱駝祥子
再次，是祥子喜潔、好義、講禮貌、好面子的性格。從前祥子極好乾淨，不管是在車廠子裡還是到宅門兒，他總是主動打掃各處。“而忘了車伕並不兼管打雜”，這種“潔癖”式的窮人，在各地的農民中很少見，但在京城滿族中間卻多得很。而且，祥子起先又具備待人處世熱心俠腸的一面，肯於自己掏錢，給快凍死的老車伕祖孫買包子吃；摔壞了曹先生的車，立即想到該賠人家。
初到城裡，他甚至於“最忌諱隨便罵街”，這也跟一般農民不像。據京城老年人講，只有舊式的滿人，才不習慣張口就罵人，彼此產生齟齬，有的竟只能當面說一句“我實在地恨您”來發洩。祥子身上凡此種種，知曉滿族人文特徵的讀者，都能讀出他們的內在聯繫。
還有，是祥子煢煢孑立的處境。祥子從開頭到結尾，一直“就沒有知己朋友，所以才有苦無處去訴”。民國初年的北平生活中，恐怕只有滿人更可能有這般世間冷遇了。
可是祥子生長在鄉間，他怎麼可能是一個滿人？
說祥子出身於滿族，其中一個障礙在於，祥子18歲以前不是城裡人。他“生長在鄉間”。關紀新認為，其實這依舊不能排除他是滿人的可能性，而且恰恰還能證明祥子原本淳樸的品性。清代的京城滿人，不都駐紮在京城圈內，在城外鄉間，駐紮的還有成建制的三個八旗軍事部隊及其家眷，即所謂“外三營”——火器營、健銳營和圓明園營。他們分別駐紮在京西的藍靛廠、香山腳下和圓明園園林裡。
“外三營”的滿族官兵世居郊外，與京師城內的市井習氣阻斷，直至清末民初，仍較少受到荒嬉怠惰之風的侵蝕，保持了純樸、倔強和勇武的傳統。在清廷垮臺之後，“外三營”的滿人只好就地改事農耕，他們缺少耕種的技術，還有軍閥混戰給他們帶來了掠奪和摧殘。不少人在田地間謀不出生路，就只好丟掉土地，投奔城裡。
祥子“失去了父母（他們可能死於戰亂）與幾畝薄田，十八歲的時候便跑到城裡來”，與這一歷史現象正好吻合。關紀新認為，假若這種分析有道理，能順利成章地獲得相互證實的，還有以下兩點：一是，祥子因為自小在京西地區八旗居住地長大，才對該方向的若干地理方位異常熟悉，因此，他為了從被亂兵擄去的地方跑回城裡，“一閉眼，他就有了個地圖”。
老舍
二是，祥子雖自幼生長在京外鄉間，但他對在那裡長期居留並從事農業勞動，卻沒有興趣，他把北平當成“他的唯一朋友”。進城後，他一度被抓到遠郊去，他仍然“渴望”著這座“沒有父母兄弟，沒有本家親戚”的城，認定“整個城都是他的家”，每逢在城裡困苦到了極點，他總是告訴自己：“能在北平，還是在北平！”以至“他不能走，他願死在這兒。”可見，祥子從心理到文化（雖然他並沒有太高的文化）上講，是絕對從屬這座古城的。他若不是滿人，難以想象會有這份堅定的歸屬感。
底層滿人的市俗“墮落”
關紀新認為，我們再次得到了老舍以滿人作為作品主角兒，又不願明說的創作底細的結論，但這不是我們的最終願望。作家如果只是想寫北平下層的滿族洋車伕，自不必繞這麼一大彎子，非讓小說主人公從鄉間走來不可。老舍的用意還包括下面一層：他要借祥子的心理變異，思考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滿族下層人的精神與心理演變規律。
關紀新先撇下祥子，對作品中“劉四-虎妞”和“二強子-小福子”兩家，做了些族屬觀察。劉四，據小說裡介紹，“年輕的時候他當過庫兵”。那時該是清末，管錢糧倉庫的庫兵，必定都是內務府滿人；虎妞是劉四女兒，也出不了滿族圈子，她那豪橫、爽利的性情，也是滿人女性常有的樣子。
“二強子”，從名字上看，又是個男性滿人。他也很有滿人特徵，“在他醉了的時候，他一點情理不講。在他清醒的時候，他頂受體面、因為愛體面，他往往擺起臭架子，事事都有個譜兒”；他的女兒小福子被軍人騙婚而後拋棄的經歷，在民國初年的北平城，是生活無著落的滿族年輕女子最典型的遭遇。
於是，關紀新找到了祥子和劉四、虎妞、二強子們在精神上的對應關係。剛到北平的祥子，代表著最原初本色的滿人精神——重倫理、尚淳樸，還葆有創造性；而劉四、虎妞、二強子們則代表著徹底市俗化了的滿人精神——基本特點是輕道德、賤創造，是沒落的消費型心態，構建著扭曲的人生價值觀。
祥子當初跟他們格格不入，後來，祥子卻亦步亦趨地被他們的價值觀念俘獲。終於，他心靈的潔淨變骯髒了，淳厚的品格變“精明”了。祥子短暫幾年間完成的心靈蛻化，濃縮了滿族精神文化長久以來，從本元類型向市俗類型演進的趨勢。
儘管18歲之前的祥子身心健康，一旦遇到汪洋般湧來的市俗文化的夾擊，他也只能一籌莫展地敗下陣來。由此可見，老舍對瀰漫於都市底層的蠻悍的市俗精神力量的憂慮。
當然，關紀新認為，小說提供的思考，不僅停留在潛在滿族的精神文化層面，它已經具備了普遍的社會文化意義。現存的民族都經歷過精神上的純真童年，也都難免要面對隨後的心靈走失的階段。老舍的非凡之處，在於他洞察了本民族的文化變異，將它清晰地投影於中國多民族的精神文化之屏，讓來自不同方位的民族，都能從中找到自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作家從歷史的特殊性出發，穿越文學描述，觸及了歷史的深層規律，從而極大地擴充了作品的現實主義價值。
作者 新京報記者 徐悅東
編輯 安也
校對 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