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冶出生於一個官宦人家，年幼的時候就被打上了“不安分”的道德標籤。

據說六歲的時候，她寫了一首《薔薇詩》：“經時不架卻，心緒亂縱橫。”因為“架卻”就是“嫁卻”的諧音，所以這兩句話的意思就是她不想嫁人，而想要“亂縱橫”。於是，她的父親又生氣又擔心，認為此她小小年紀就知道待嫁女子心緒亂，長大後恐為失行婦人，“必失行婦也”，乾脆把她送到道觀裡修行，好讓她這顆“懵懂之心”儘快在清心寡慾的道觀裡洗滌乾淨。

然而，女道士這個職業在唐朝，恰恰是不讓女人安分的—這個本應如仙如畫的超凡形象早已被開放的皇族們視為亂來的工具，太平公主為了躲避和親，當了一段時間的女道士才出嫁；唐玄宗看上了兒媳婦楊玉環，為了避免尷尬，讓楊玉環當了女道士才入宮；玉真公主為了逃避政治紛爭，乾脆認真當起了女道士，卻無心插柳地成了文藝沙龍主人，跟大詩人李白鬧起了緋聞。

上樑不正下樑歪，女道士在皇族的示範下，從超凡脫俗的形象變成了高雅的“交際花”，而李冶在這麼一個異度空間裡，命中註定要不安分了。

當她正值青春年少時，第一個男人上線了—朱放。

他其實就是一個隱士，做過一段時間的小官，其間曾與李冶相戀，後來被皇帝徵召，卻不肯赴任。

他在歷史上的形象雖然模糊，可是他在李冶的詩詞裡卻佔頭一份，李冶把最露骨的愛情詩詞都獻給了他：“相思無曉夕，相望經年月。”他也回過一首：“莫將羅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腸斷時。”

可惜的是，兩人最後沒有在一起，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朱放有門第觀念，不想娶一個女道士為妻。可是按照他辭官不就的行為來看，他似乎不是一個拘於俗禮的人，那麼最有可能的是第二個原因—他已經娶妻了，而李冶不願做妾。

李冶不願做妾，她自己並沒有說，在詩詞裡卻透出了一些信息，即使在兩人熱戀的時候，李冶也沒說出“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之類的話，她說的是“別後無限情，相逢一時說”—離別之後有相思情，相逢的時候只有片刻的歡悅。

即便在最熱情的時候，李冶對男人的愛情依然保持著冷靜的審視，就像《紅樓夢》裡賈母的丫頭紫鵑說的那句話：“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要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夕，也丟在脖子後頭了……”

為愛做妾，男人愛你的時候，自然百般好，可是若有朝一日他不愛你了呢？妾不如奴，到時候還不是由大婦拿捏，生不如死？與其如此，不如自由。

李冶看得明白，走得也清楚，相愛無果，兩人分手。

二

恢復了單身的李冶似乎自由了，可是，她的路其實也被限制住了—唐朝看似開放，可是主流文化依然是要講究名節的，尤其對女性。她與朱放談過一次戀愛，被人娶為妻子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除非做妾。可是幸運的是，依然有男人願意愛她娶她—茶聖陸羽。

陸羽在歷史上以《茶經》為名，是第一個寫過茶業專著的才子。這個男人在李冶的詩詞中並沒有露骨的愛情表達，行為卻很“暖男”。李冶病了的時候，他專門去看望，李冶還特意寫過一首詩來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

按理來說，這樣的暖男對自己關心備至，又是單身未娶，李冶湊合一下也就嫁了，可是沒有，李冶對陸羽的感情並非愛情，更像是一種珍貴的友情，她自己可能也很明白這一點，所以儘管他是暖男，她卻不嫁。

有一種女人對愛情的要求很純粹，不會因為世俗的條件動心，也不會因為別人的傾慕而將就，李冶不想被愛情選擇，她要自己選擇愛情。

然後，她遇到了第三個男人—皎然。

皎然是個和尚，還是個名僧，並且血統高貴，俗姓謝，是謝靈運的十世孫，大概長得也不錯。最關鍵的是，他得到了李冶的喜歡，她主動追求皎然，卻被他拒絕了。

這件事在後人看來似乎是文人之間的風流雅事，可以輕飄飄地一笑而過，可是對李冶來說，卻是致命的，甚至是人生轉折的一件重大事件。

皎然是和尚，李冶是女道士，女道士勾引和尚，這種不倫的事情，皎然居然用詩詞的方式公開了，這樣做是為了標明自己修行高超，不會為女色所動，自然被人稱讚，可是對李冶呢？

如果說，在這之前，別人眼中的李冶還帶著幾分修道者的冠冕堂皇，那麼這首詩則則徹底揭穿了李冶的“本來面目”—她是風流放蕩的女人，連和尚也要勾引！她萬萬沒想到，自己這場美好的愛情追逐，卻被這個道貌岸然的和尚推到了懸崖邊上。

跳下去，她會成為被人當成玩物的暗娼，男人們會用金錢收買她、佔有她，可是也會越發鄙視她，她所擁有的詩才最後也只是她賣肉價格的點綴而已。

那麼，跳還是不跳呢？

三

李冶沒有跳，而是轉身走了另外一條路—變成“男人”！

她深深地意識到在這個尷尬的社會裡，只有變成男人的同類，才會得到男人的尊重，同時，她也失去了戀愛的自由，可這有什麼關係呢？男人的愛情譬如朝露，太陽一出來就蒸發了，與其傷懷於此，不如干脆做他們的同類，跟他們共進退，這樣自己的才華也能得到真正的尊重，自己會活得更自由、更豁達。

於是，李冶轉身了。

轉身之後，李冶的詩詞越發像男人寫的。

比如“因過大雷岸，莫忘八行書”“湓城潮不到，夏口信應稀”“歸來重相訪，莫學阮郎迷”，其氣勢之恢宏顯而易見。

她與男人平輩論交，男人也不再把她當成普通女子，反而把她當知己，經常跟她訴說家庭的苦楚、仕途的艱難以及世情的苦痛。李冶超越了男女的性別之分，同時也理解了男人的思維方式，跨越了兩性的鴻溝，終於明白男女之間的遠與近，寫下了那首驚天動地的詩：

“至近至遠東西，至深至淺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親至疏夫妻。”

從某種意義上，她變身成功了。正因為變身成功，兼有女性的特點與男人的才華，她也被男人認同了，而認同的一個標誌則是“葷段子事件”。

李冶有次與詩人們在開元寺聚會，大家開懷暢飲，吟詩作和，李冶大概喝多了，知道詩人劉長卿有陰重之疾，就引用陶淵明的一首詩來嘲諷他，故意問他：“您的疝氣病好了嗎？”劉長卿居然也不惱怒，還了一句“眾鳥欣有託”（幸好有布兜託著呢），引得眾人哈哈大笑。

後人把這個例子當作李冶放蕩的典型，其實這未嘗不是男人們把李冶當“哥們兒”的一種認同。只有在自己的同性面前，男人才會開這種放肆且不曖昧的玩笑。

四

李冶被男人們認同後，其才華和名聲很快傳揚開來，大家不再把她當作一個玩物，一個性感標籤，而是一個才華橫溢的詩人。

後來唐玄宗聽聞她的才名，召她入宮，並將她“留宮中月餘，優賜甚厚”。

按理來說，這可以說是李冶人生的巔峰，畢竟她差點兒變成一個被人玩弄的暗娼，卻變身成功，最後以詩才得到了人們的尊重，尤其是男人們的尊敬。按說她應該歡喜才是，可是她很悲傷。

她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仰愧彈冠上華髮，多慚拂鏡理衰容。”她對著鏡子看著自己，感嘆紅顏易老，她再也不是當年貌美如花的樣子，皇上即使看上了她的詩才，也不會看上她的人了。

寂寞太久，她忽然又想起了愛情，又想到了歸宿，可是已經回不去了。

她註定要以男人的角色活下去，世人認可她的也只是她的才華。她年輕時為了迴避沉淪所進行的變身成就了她，也讓她永遠失去了做女人的資格，甚至後來給她帶來了殺身之禍。

唐德宗年間，某節度使叛亂，攻入長安，因為聽過她的名聲，這個節度使便逼著她寫詩歌稱頌自己，她寫了。這沒什麼好說的，對於政治，她不是很懂，她只是個詩人，刀架在脖子上，她不能不寫，然而寫了之後，卻沒想到遭到了德宗的報復。

德宗回京之後，聽說了這件事，召她來，問她為什麼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堅貞不屈。史書說，她無言以對——與其說她是愧疚，不如說是一種無奈。

她變成男性角色本來就是一種無奈，通過這個角色獲得的榮耀讓她幾乎想要重新迴歸女性，可惜已經晚了，她回不去，社會也不允許她回去了，於是，她只能硬著頭皮走下去。但是她能在感情上通達男女，卻無法真正理解男性世界，尤其是關於政治的君君臣臣。於是她死了，就像一隻披掛著虎皮的鹿，在廝殺的雄性世界裡成了毫無意外的犧牲品。

春風十里，不如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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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君子心

文章來源｜《百家講壇》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