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熱風》裡說：“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中國人的精神劣根表現在嫉恨“個人的自大”而附和“合群的自大”，這種心理嚴重阻礙了我們在文化上的進步，非靠“科學”這劑良藥來醫治不可。
“我說過這樣的話。”——《書信(1936致外國人士)》
什麼是“個人的自大”？
《周易》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六十四卦中，只有《謙卦》從下到上六爻全是吉利。所以中國人很早就明白“滿招損，謙受益”的道理。但是魯迅認為，傳統文化中的謙虛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是對庸眾的妥協，最終會抹平自己的創造性。所以魯迅提倡“個人的自大”，並說：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
這種自大不是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也不是跳樑小醜的自我陶醉，而是天才的自大。叔本華很早就說過，天才在他的有生之年總是難以得到庸眾的認可，“人類精神思想最高級的產物一般都不受歡迎，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具有更高思想水平的人出現。”每個人的品位都與他的氣質相關，呆板的人只能理解呆板的事物，庸俗的人才會欣賞庸俗的作品，頭腦不清者喜歡混亂的東西。天才是為整個人類而不是為庸眾進行寫作，他的目光從來不侷限在自己的時代，因而他從庸眾那裡得到的也只能是謾罵而不是讚許。
此外，嫉妒心理也會促使庸眾去扼殺天才。一個人由於獲得了名聲，就會高高在上，而庸眾也就因此受到了同等程度的貶低，所以他們會用流言和誹謗來進行還擊，能在生前獨善其身的天才實在寥寥無幾。只有當他們死去之後，庸眾的嫉妒心理才會逐漸消散，或者把他遺忘。或者隨著思想水平不斷髮展，得以受益於天才的偉大發現之後，才會報以讚譽。這也是為什麼盧梭、潘恩生前受人唾棄，死後卻備受膜拜的原因。
天才在生前要抵禦住平庸之輩的攻擊，如果他們選擇投降，抹煞自己而迎合庸眾，也就會失去創造力。叔本華寧肯孤獨，也不庸俗；尼采則拒絕與流氓痞子同泉共飲；就連藏愚守拙的老子也說：“吾欲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只有“處眾人之所惡”才能接近於“道”。在庸眾的眼中，這種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人自然是“自大”了。然而魯迅說：
“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
然而我們中國古往今來就一直缺乏這種人生存的土壤，“合群的自大”不容許天才有一句異議，所以文化上也就長期停滯而無法革新。
什麼是“合群的自大”？
憤世嫉俗會被嘲諷，不合群就要受孤立，思想水平太高便是不接地氣，在庸眾合群的地方，哪裡還有天才的立足之地呢？對此，魯迅說：
“‘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的宣戰，卻尚在其次。”
因為自己無能，沒有什麼可誇示於人，便要拿另一個東西來做影子，當作炫耀的資本，這是人性的弱點。從一鄉、一城乃至於一國，到處都是這種“合群自大”的人。他們把自己所喜歡的東西抬得很高，讚美的不得了。一當這個影子或者影子中的某個人獲得了榮譽，他們也就幻想著畢竟自己也沾親帶故，能夠跟著沾光，從而產生出莫名其妙的自豪感。倘若遇到攻擊，他們也不必親自去應戰，只要蹲在影子的後面搖舌鼓脣、指點江山，便可克敵制勝。庸眾們自以為自己擁有著熱愛國家、熱愛集體的高尚情操，可是魯迅卻揭露了他們烏合之眾的心理：
“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復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在哪呢？不幸在這些人對外只會停留於口舌之爭、發洩情緒，對同胞卻是付諸行動的殘害，他們恨不同意見者比外敵還甚。例如李自成破滅明朝時，江南士大夫整日罵賊卻未曾向北發一矢；當滿清已經開始南下，弘光政權內部還互相傾軋，左良玉坐擁八十萬大軍，卻不抗滿清而欲滅南明。他們對外敵是那麼的陌生與無知，對內敵卻是刻骨銘心的仇恨。當文明走向衰落的時，人多勢眾的原則就會成為歷史的唯一法則。群體缺乏理性，想要展示力量，渴望破壞，所以總是會把對立推向極端，鼓吹鬥爭。他們的“合群自大”最終會綁架國家，使其偏離正軌，實乃不幸。
此外，“合群的自大”向來是敵視個人的，他們擅長黨同伐異，喜歡對少數天才宣戰。天才的傑出扯去了庸眾的遮羞布，讓他們看到了自己平庸與無能的現實，所以他們必定要極力否定天才。他們從思想上給天才定罪，勒令他恢復平庸，不然輕則以沉默來孤立，重則以行動來扼殺。
“合群的自大”都有哪些種類？
謙虛是中國人的美德，但這種謙虛僅停留在個人獨處的時候。古代，從華夏歧視蠻夷起，直到滿清的天朝上國夢被打破為止，“合群的自大”從未真正受過挑戰。現在還有人認為“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經歷了五千年，什麼風浪都見過，真是天下第一”，魯迅稱這種“合群的自大”為“完全自負”，它喪失了最起碼的實事求是精神，依然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阿Q每每與人發生口角時，都是自負的說：
“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
第二種“群體自大”是抓住自己的一點長處來自我安慰，說“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這種自大心理便是不思進取、不謀發展，沒有見賢思齊，反而是隱過匿愆、抱殘守缺。它的進一步延伸就是自認為是全世界的老祖宗，凡是世界上有什麼科技發明、理論創新，都說比我們晚，在多少年前我們就已經發現了，只是不夠完善罷了，彷彿地球離開了我們就不能旋轉。
第三種更為可悲，這種自大不是建立在對強者的勝利之上，卻是通過比慘而得來。說什麼“外國也有叫化子——也有草舍，——娼妓，——臭蟲。”因為全世界都存在落後與愚昧，所以我們也就無可厚非。退一步講，咱們至少比某某地方好吧？這便是消極的反抗，不僅不思進取，反而還要找理由來搪塞——假如我們的孩子老是想向倒數第一名看齊，那麼恐怕得讓他領教一下戒尺了。
最後一種自大心理最為讓人寒心，它的出現反而使人覺得前面的觀點還情有可原，至少它們知道什麼是進步、什麼是落後。這種心理頗似無賴，它說：“中國便是野蠻的好”，野蠻、愚昧乃至昏亂都是自古以來的，你們能把我們滅絕麼？我們就是流氓，我們以流氓為榮，你們又能拿我們怎麼樣？——這真是一副患了“祖傳老病”卻反對吃藥的模樣。這種病卻也沒法治，只能盼著他們早日離去，好騰出病床來對前面三種人進行搶救一下。
為何謙虛的個人也會有“合群的自大”？
我們中國人少有人能夠保持個人的謙虛又遠離“合群的自大”，故而少有人獲得吉利。
謙遜告訴我們，要“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個人的謙虛品質只能依靠自己去修行而獲得，“合群的自大”卻是民族的遺傳病。在它的作用下，我們不是“見賢思齊”而是“見賢生嫉”；不是“見不賢而內自省”，反是“見不賢而相群聚”。我們見到別人獲得殊榮，不是反躬自省，向他學習。卻去幻想自己跟他是同鄉人、同城人乃至同國人，便可以沾親帶故，引以為榮，不必去相形見絀，反思自己。然而這只是一種虛榮，除了精神上獲得虛假的滿足之外，毫無意義。
個體需要群體，因為群體能夠賦予他們虛幻的力量。他們進入群體之中後就迷惑於這種力量，最終喪失了謙遜的品格，在群體的影子裡滿足虛榮心。離開群體後他們又會變得謙虛甚至自卑。每次群體獲得榮譽，或者出現宿敵，都會將分散的個人結成群體，從而產生這種短暫而反覆的群體心理——或者說“烏合之眾心理”。這種心理作為精神病根，隱藏在我們的內心深處，不易去除。所以魯迅說：
“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
他開出的藥方就是“科學”，希望像勒龐（G.Le Bon）主張的那樣，擺脫先代死鬼的牽制，不要諱疾忌醫、打著“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這樣至少終有一天或許會痊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