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乾貨，主要回顧了羅馬的金融經濟危機中政府的政策以及對此的一點反思。

1. 羅馬的經濟體系

彼時的羅馬是地中海的經濟和文化之都。主街聖道商販雲集，堪比今日的紐約第五大道。古羅馬廣場彙集了銀行家和交易商，鬥獸場則吸引了觀看角鬥和戲劇的市民。

商業的繁榮促進了金融體系的發展。商人存貸款的需求催生了錢商這一職業，信用的積累又讓錢商開始實行部分準備金制度，只預留少量資金應對提款而將大部分資金貸出，類似於今天的銀行。

金融家們貸款給城市和君主投資於公共項目，並代政府行使徵稅職能。商人以乾果和小麥為抵押貸款簽訂遠期交貨合同，正是金融衍生品的雛形。金融體系的信貸擴張為羅馬提供了大量基礎建設的資金，促進了貿易活動，經濟蓬勃發展。

然而，與自由市場經濟相伴而生的，是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大量財富被積累到少數人手裡，平民百姓無法與大量湧入的奴隸勞動力競爭，包稅制下的私人徵稅公司想法設法多收稅款來盈利，許多城市債臺高築，債權人與債務人矛盾激化。

與每一次繁榮蕭條的經濟週期一樣，債務違約開始湧現，流動性出現危機。

公元前91年，羅馬因不平等問題爆發同盟者戰爭。戰爭引爆了金融危機，不動產價格下跌，導致大量債務違約，許多人不得不拋售資產還債，進一步拉低價格，造成惡性通縮循環。直到勝利方上臺宣佈減免3/4債務，才暫時解決了問題，但這顯然侵害了債權人的利益。

公元前45年，尤里烏斯·凱撒和龐培的內戰再次引發了金融危機，這次債權人開始回收貸款，而債務人卻不願或無力還款，加上人們出於擔憂開始囤積鑄幣，流動性很快枯竭，經濟陷入停滯。（當時羅馬的流通貨幣為迪納厄斯金幣和賽斯特斯銀幣，均為足值貨幣，即貨幣代表的價值與鑄幣所需的金屬等值，因此囤積鑄幣是保值的。）

2. 屋大維的經濟刺激政策

公元前27年屋大維建立羅馬帝國時，面臨的便是這樣的局面。稅負苛重，商業萎靡，生活必需品價格飛漲，債務和流動性危機頻現。為了打破通縮循環，復甦經濟，屋大維採取了極為寬鬆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

• 稅制改革：廢除包稅制，取而代之的是財產稅和銷售稅，建立自由貿易區。
• 公共建設：屋大維拿出大量的個人財富投入公共開支，重建意大利各地公路，修繕大量神廟，並興建了許多羅馬城內今日的名勝古蹟。
• 貨幣增發：發掘金礦和銀礦鑄幣。
• 財政補貼：屋大維用個人財產向民眾發放現金，僅公元前29年這一年，就向至少25萬名公民每人發放400賽斯特斯銀幣，接近羅馬軍團士兵半年的俸祿。幾年間，屋大維發放了約7億賽斯特斯銀幣。作為對比，當時普通公民一天的工資大約3~4賽斯特斯銀幣。

激進的刺激政策很快重振了經濟，但與此同時，許多負面作用也顯露出來。

投機行為愈發瘋狂，一條紅鯔魚的價格就能被炒到10000賽斯特斯。利率從12%一路降到4%，債務水平飛漲。

通脹蔓延，資產價格泡沫急劇膨脹。大量黃金流向印度、中國和阿拉伯半島，換回香料、絲綢和奇珍異獸，貿易出現逆差。

政府用大量的福利項目削弱了社會的不平等，但同時也大幅增加了政府開支。

3. 提庇留的緊縮政策

公元14年，屋大維逝世，提庇留繼任。他發現屋大維留給他的只有1億賽斯特斯和巨大的財政負擔，於是倡導緊縮以應對困局，但他依然保留了向民眾無償發放現金和食物的救濟政策。

事實上，由於大量奴隸勞動力的湧入，實際工資接近於0，平民百姓失去了謀生的基礎手段，只能依賴於政府救濟度日。

政府的政策轉向，恰恰是歷史上多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利率開始上升，債務出現違約，大量債務人上告稱債權人的貸款違反了12%的利率上限，獲得了提庇留的支持，債權人只能選擇收回貸款，以避免虧損。

於是又一場通縮循環開始，債務人為了還款只能拋售資產，資產價格泡沫破裂，房地產市場崩盤，人們大量囤積現金，流動性枯竭，史稱公元33年金融危機。而這一年，恰是耶穌去世與復活的一年。

在這一場信貸緊縮中，提庇留建立了一個公共的壞賬銀行，向債務人提供無息貸款，這在事實上履行了今日政府的“最後貸款人”職責。隨著政府信用的介入，市場開始恢復信用，危機逐漸好轉。

4. 惡性通脹的詛咒

提庇留死後，繼任的卡利古拉道德敗壞、魚肉百姓。他重啟屋大維的激進刺激政策以圖享受，將提庇留留下的數十億賽斯特斯揮霍一空。兩年後他就被禁衛軍殺死。

克勞迪繼承了皇位，他相信通過版圖擴張可以獲得新的土地和稅賦，維持體系運轉。

為了收稅，越來越多的人被賦予了羅馬公民身份，但政府開支也與日俱增。邊遠行省的大量奴隸勞動力促使製造業轉移，羅馬成為了政治、銀行和奢侈品貿易的中心，經濟逐漸萎靡。

克勞迪死後，尼祿繼承了皇位。為了應對大量的財政負擔，尼祿想出了一招頗為現代的措施——貨幣貶值。

前面說過，當時羅馬的貨幣是足值貨幣，而尼祿則通過降低金銀幣中的金銀含量收取鑄幣稅。

然而，當貨幣代表的價值與其本身的價值逐漸脫鉤發展為信用貨幣時，必須嚴格控制發行量才能保證信用貨幣的價值，否則會造成貨幣貶值引發通脹，但當時的羅馬皇帝們顯然並不在乎。

在公元1世紀含銀量達90%的羅馬銀幣在戈爾蒂安皇帝統治的公元238年含銀量只有28%，而到了公元268年的克勞迪二世時，含銀量已經下滑到只有0.02%，近乎於信用貨幣。

於是，一場惡性通貨膨脹逐漸蔓延。

在此期間，羅馬的經濟並無起色。羅馬政府試圖通過增加稅賦來維持帝國擴張的軍費開支和福利項目卻捉襟見肘，反而引起民怨。

軍隊和貴族依然生活奢靡，大量黃金外流。通脹壓力引發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舊幣退出市場，國庫進一步虧空。

公元2世紀末，羅馬皇帝開始實行越來越嚴厲的懲罰性稅賦和強制勞動，高通脹和信任危機引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此後的整個世紀都被危機所籠罩，史稱三世紀危機。

金融危機最終變為帝國危機，整個三世紀，物價上漲了15000倍，錢商銷聲匿跡，以物易物盛行。最終，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最後一位皇帝被廢黜，西羅馬帝國滅亡。

5. 總結

縱觀羅馬這場導致帝國滅亡的金融危機可以看到，自由商業貿易能促進經濟繁榮，但信貸體系卻需要政府介入提供信用支持，平抑經濟週期的波動。

政府的缺位使得債務違約引爆了系統性的經濟危機，從而讓整個市場陷入通縮循環。

屋大維的經濟刺激政策是政府財政負擔的開始，直接補貼滋長了奢靡腐敗的社會風氣，扭曲了價格信號，雖然一時挽救了經濟，卻留下了經濟過熱的隱患。

提庇留的緊縮政策引發的經濟危機與日本的房地產泡沫破裂有相似之處，政府政策轉向往往會點燃市場的恐慌情緒形成踩踏，但之後“最後貸款人”的策略卻十分有效的重建了市場信用。

奴隸勞動力的湧入擠壓了勞動力市場，造成國內供給過剩而需求不足，進口過多擠佔國內需求造成貿易逆差。

政府大規模的軍事擴張顯然是雪上加霜，不僅進一步扭曲勞動力市場，引發產業空心化，還增加了軍費開支和福利開支，相比之下增加的稅收完全不值一提。

而最終的貨幣貶值既是政府債務負擔的救命稻草也是帝國滅亡的致命毒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