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人】
洛麗塔的魅惑
熟悉文學史的人都知道，很多作家之所以能夠從如過江之鯽般的同行中脫穎而出，大多是因為成功塑造了文學人物。這些人物如此鮮活，如此真實，彷彿像真的從這個世界上走過一遭一樣。他們的個性和命運又如此撼人心魄，讓生活在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人都能心有慼慼。比起真實的人，他們的人生似乎更完美：生得轟轟烈烈，死得永垂不朽——每一代陌生的讀者都會不約而同地把他們當成身邊的人、心裡的人。
當然，這樣的人物並不易得。就像這世上突然被愛情擊中的已婚婦女很多，但卻沒有幾個如安娜·卡列尼娜般不苟且、不偷歡，秉持道德的純粹、情感的熱烈，不惜結局的慘烈一樣。文學人物帶給人的，既是夢幻也是啟示，既是魅惑也是警醒。
流亡美國的蘇聯作家納博科夫，以天才和毒舌著稱的納博科夫，最討厭庸人和蠢貨的納博科夫，也塑造了一個獨一無二的人物，那就是《洛麗塔》的主人公亨·亨伯特：一個只喜歡少女的性變態者，一個充滿了控制慾的囚禁者。面對審判，他用以為自己辯白的，是自己的愛何其獨特、何其濃烈、何其忠貞，是自己為愛承受的痛苦。小說以“壞人”的視角，用第一人稱寫，讓人讀的時候總是神思恍惚、無法明辨是非，甚至會有短暫被“惡”的邏輯說服的時刻。
變態者就一定不純情嗎？愛什麼人、用什麼方式愛，哪有一定之規呢？在這種表面的邏輯之下，納博科夫刻意埋藏起有關愛的前提和真相：沒有尊重，不給自由，就不是愛，而是控制，是獨裁，是霸權。而這種種的表現，在納博科夫無比鄙視的弗洛伊德、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裡，通常都被認為是非理性的，而在納博科夫看來，這恰恰是最大的理性。看看亨·亨伯特為達到自己的目的，是如何隱瞞、欺騙和精心佈局的吧。
惡的表現無論多麼瘋狂，都是理性的，這是納博科夫讓人醍醐灌頂之處，也是他的偉大之處。在無處不在的“惡”的控制和推理下，美麗的少女洛麗塔，理應健康成長、自由去愛的洛麗塔，都變得有些“邪惡”了。在亨伯特眼裡，她不經意的動作都具有性的誘惑，她自然而然的反應都變成了他進一步控制她的理由。而她懂事之後，勇敢地逃跑，想方設法逃脫亨伯特的魔爪，甚至為自由不惜選擇更艱難的生活，在亨伯特看來，都是不能容忍的“背叛”。因為“惡”的邏輯太強大，“惡”為自己辯白的聲音太高亢，“惡”控制下的犬儒和順從太多，以至於洛麗塔也彷彿具有了亦正亦邪的特質，她的覺醒和選擇，也似乎不可理喻了起來。
就像走鋼絲，納博科夫用超常的藝術天分走在善與惡、是與非、瘋狂和理性的分界線上，彷彿每一個細節，每一處人物的心思變化，都可偏可倚。他挑起文學和道德的尖銳衝突，擺出人在愛與自由、人格獨立和被動順從方面可能遇到的所有歧路，並讓這一切看上去並非一目瞭然，所以，他的書才會遇到出版的困難。不明就裡的出版商會問，他為什麼要寫一個性變態？這對讀者有什麼益處？被多次退稿之後，《洛麗塔》在巴黎面世，之後一直爭議不斷，直到今天。
老納博科夫在同一本書中，用兩個成功的人物形象，考驗讀者的明辨力，考驗讀者的閱讀智慧和人生智慧，更考驗或者提請讀者思考：關於愛、關於自由、關於控制和被控制，尤其是以愛為名的控制，你有怎樣的偏見和盲區。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和那些同樣在美國尋求庇護的作家：布羅茨基、米沃什、漢娜·阿倫特等有共通之處——藝術是他們記錄過往的方式，也是他們深刻思考個人處境和社會環境的方式。他們想在藝術的世界中淡化民族情感和意識形態熱情，更本質、更內在地思考問題。
納博科夫畢生都在期待和有智慧的讀者成為知音。他說：“讀者生而自由，且應保持自由。”在《俄羅斯文學講稿》中，他甚至用這樣的場景描寫作家和讀者見面的場景：“在那無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是藝術大師，他登上山頂，當風而立。你猜他在那裡遇見了誰？是氣喘吁吁卻又興高采烈的讀者。兩人自然而然擁抱起來了。”
令人意外和欣喜的是，有能力攀上山頂，跟納博科夫擁抱的讀者，是同樣在美國尋求庇護的伊朗女學者阿扎爾·納菲西。她和她的女學生們，也愛洛麗塔。
在德黑蘭讀《洛麗塔》
阿扎爾·納菲西出身於伊朗的貴族，很多伊朗政要和文化名人不是通過歷史書被她瞭解，而是通過父母的生活和交遊。她的父親曾是德黑蘭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市長，被戴高樂將軍授予榮譽勳位，也曾因政治鬥爭被誣告入獄。母親的家族聲名顯赫，第一任丈夫來自伊朗政要家庭，嫁給父親後，母親曾擔任過伊朗的國會議員。納菲西自己曾留學瑞士、英國，回到伊朗後在德黑蘭大學任教。1995年辭去教職，在家裡開辦了一個屬於小說的“理想課堂”。她精心挑選了七個女生，一起討論小說。《洛麗塔》是他們討論的第一篇，所以她也把記錄這個過程的書取名為《在德黑蘭讀<洛麗塔>》。書在美國出版的時候，她隱去了所有參與人的名字，也交叉互換了她們的經歷以確保安全。
表面看去，這像一本書評，實際上，這是以書、以讀書為線索寫成的回憶錄,主要回憶在1995年到1997年這段時間，納菲西和七個女生在伊朗的“祕密生活”。中間穿插著她個人的成長史、家族史，她和精神知己“魔術師”深入的交流，以及戰爭帶給人的刻骨的恐怖。
大多數時候，以書為鑑，或者以小說為鑑，即便在專業的文學研究者看來，似乎都並不可取。文學有認識世界、解剖人性、體認命運的功能，但這個功能有多大，又總是讓人心生猶疑、底氣不足。然而，納菲西在伊朗，後來在伊朗和美國的生活對比中，在經歷過家族由盛而衰，戰爭轟炸接連不斷，不得不以遠離故國家人為代價換來自由安寧的時刻，給了文學最尊貴的推崇。她們把《洛麗塔》為代表的一系列小說奉為絕望中的燈塔，一如蓋茨比眼裡的綠光。文學給了她們活下去的理由和麵對自己的希望，以至於歐洲女性主義者說的“自己的一間屋”在她們的境遇面前都顯得太奢侈、太奔放了。
這些女生中，有的因為宗教信仰坐過牢，有的支持革命，有的在婚姻和愛情中左右為難，有的時時被弟弟監視。她們愛讀書，在納菲西引導下，她們討論《洛麗塔》，“審判”《了不起的蓋茨比》，嫉妒《傲慢與偏見》的舞會，聽著炮響讀《黛西·米勒》。儘管在面紗的控制下她們順從，她們看上去毫無個性，但在這個課堂上，她們想象力飛揚，雖然觀點各不相同，價值觀甚至相互牴牾，但她們是如此豐富多彩又嚮往自由的生命，這在納菲西眼裡其迷人的程度絲毫不亞於勇敢少女洛麗塔。
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事實上，在第一節課，納菲西就笑著問：“你們哪個最後會出賣我？”她們相互支持又不得不互相防範；她們共同嚮往自由和獨立，又各有各的牽絆和妥協。納菲西觀察她們、尊重她們，也審視她們。同時，她更觀察和審視自己。所以她的文字總是既鏗鏘直接又溫婉多情，既理性思辨又感性柔美，既直抵內心又境界闊大，讀起來讓人總是有一語中的又回味無窮的感覺。她帶給人的，不只是陌生化的伊朗和陌生化的伊朗女性的生活，也不只是陌生化的小說闡釋角度和文學功用，更是令人驚喜和振奮的藝術之美在恐懼和絕望中照亮未來的幸福時刻。
除了祕密課堂內部的複雜，外部環境更是難以預料。那時候，伊朗的局勢瞬息萬變，戰爭就在身邊。她們買不到美國小說，課堂討論素材也需要複印，而她之所以辭職，也是因為她無法在德黑蘭大學的課堂上正常地表達文學觀點。
納菲西說，在伊朗封鎖最嚴密的時候，看美國小說意味著“背叛”。她們被剝奪了“想象的快樂、愛的快樂以及文化的快樂”，然而，正因為被剝奪，反而給了她們更大的勇氣和力量，讓她們千方百計地尋求這些快樂在小說中的吉光片羽。於是，文學變成了她們世界中不可或缺的東西：它意味著面紗之下豐富的面部表情和心理表情，意味著被宗教和政治控制的生活縫隙中頑強生存的自我，意味著精神世界和精神人格本身，意味著美生長在荒涼和恐怖之上的巨大反差，更意味著生命本身的反抗和希望。
在美國打破“伊朗式沉默”
目前為止，中國翻譯出版了阿扎爾·納菲西在美國出版的三本書，除了《在德黑蘭讀<洛麗塔>：以閱讀來記憶》之外，還有家族回憶錄《我所緘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兒的回憶》和書評式文化評論《想象的共和國：三本書裡讀美國》。而她研究納博科夫的學術專著，是她在伊朗出版的第一本書，目前還沒有中譯本。
在每一本書中，納菲西都將讀書和生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將小說的閱讀體驗、教學體驗和個人的經歷、個人對伊朗社會、美國社會的感受和觀察結合在一起，甚至，和她相處過、交往過的人物性格結合在一起：比如她自己的父母、她的學生、她的丈夫和精神知己等等。尤其她對精神知己、大隱隱於市的魔術師的記憶和描寫，讓人過目不忘。他博學智慧，優雅隱忍，見識非凡。他堅持留在伊朗，非暴力不合作。
通過對小說的閱讀、討論和闡釋，納菲西為自己和讀者打開了一扇通往伊朗歷史、伊朗文化和伊朗人、尤其是伊朗貴族和政要高層的生活狀態、精神世界的窗，也為自己尋找到了記錄家族史、回憶往事和懷想故國的勇氣。她在寫家族回憶錄的時候說：在伊朗，她曾想借著研究納博科夫，悉心尋找表達上“公與私的交叉點”，但最後發現都是徒勞，因為“一方面我不能坦白地描寫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描寫個人和私密的經驗在這個國家一直是一種禁忌”。 直到“逃離德黑蘭”到了美國，父母去世之後，打破禁忌才成為可能，她開始用自己從來不敢想象的方式說話，講述“私密生活中的那些背叛”，講述“伊朗式沉默”背後的情緒波瀾，寫成了《我所緘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兒的回憶》。
這是一部非常獨特的非虛構家庭故事，在民族性格和愛與人性的複雜交織方面，或許堪比阿摩斯·奧茲以耶路撒冷為背景寫下的猶太家庭故事（長篇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
納菲西以“大多數男人為了搞外遇而欺騙妻子，父親卻是為了有一個幸福家庭而騙母親”開頭，一下子把人拉近她的家庭內部——一個伊朗政要的家庭。他們的家族史某種意義上就是一部伊朗近現代歷史，糾結著宗教信仰、經濟地位、政治主張；而父母婚姻的模式，也深刻反映了伊朗社會中男女關係的內在緊張。
她說家裡人各個都喜歡說故事，只不過父親有豐富的閱歷，讀書甚多，也能寫，曾出版回憶錄，還有未能出版的、更有趣的回憶錄和一千五百多頁的日記，詳細記錄了自己從政、坐牢以及對妻子和家人的感受。而母親從來不寫，她只是不停地講述，按自己的意願講述，或者說是虛構。
納菲西和母親的關係不好，她的叛逆加上母親的控制慾，讓兩個人的關係時常陷入戰鬥狀態。父親是緩衝閥，他用自己的幽默，用故事，給小納菲西打開了一個看世界和看母親言談舉止的空間。母親愛父親，但卻經常懷疑他是不是有外遇，並不由自主地將自己放在受害者的境地。她的第一任丈夫婚後不久就去世了，但她用自己的餘生不斷美化那段經歷，在一遍遍地今夕對比中，傷害家人，也傷害自己。她開朗好客，幫助父親結交各界人士；她也虛榮浮誇，某些時刻認為自己無所不能。家庭中，母親像個任性卻權力巨大的孩子，真誠地愛著所有人，方式卻差強人意。多年後，納菲西依然能感覺到母親那種令人窒息的掌控欲，也能感覺到母親在自己的烏托邦裡沉湎的可笑與可憐。
同時，為了避免陷入過於私人化、碎片化的描述，她將家庭故事和伊朗的現實緊緊結合在一起。在動盪中，即使是位高權重的父親、地位顯赫的家庭，也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懼中。於是，她行動上不斷向外逃，心理上不斷向內轉。通過閱讀，她轉向內心、轉向精神空間、轉向想象和美帶給人的安全感。
納菲西無比認同納博科夫的觀念：人可以通過想象控制現實，也可以通過閱讀來記憶；生命中的一切瑣屑、恐懼、悲傷和無常，只要曾被審美的狂喜照亮，就會在未來不斷閃現、不斷重複。納博科夫堅信，藝術具有將痛苦轉化為幸福的永恆的能力，一個具有精神深度的人才有能力從卑賤的生活中提煉形象，並把它塑造成精緻的傑作。納博科夫和納菲西，都強調藝術的去意識形態化特質，他們更強調人的自由和豐富本身。而這種強調，通常都會被“誤解”為批判的激情。
說吧，記憶
在納博科夫和納菲西那裡，批判的激情即便有，也是基於藝術和美的。正如審美也有層次一樣，批判也是分層次的。說過“恐嚇和辱罵決不是戰鬥”的魯迅也曾說，窮人不會有交易所折本的煩惱，煤油大王不會懂得撿煤渣人的辛酸，賈府的焦大也不會愛上林妹妹。大意是指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各自的身份處境決定了喜怒哀樂的不同。
反應人類悲歡的文學亦是如此，當所有人試圖從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尋找革命痕跡和思想深度的時候，納博科夫卻不斷強調，最該從中尋找的恰恰不應該是俄羅斯的靈魂，而應是天才的個體，尋找他們語言實踐的能力。由此他鄙視高爾基把文學變成對現實的圖解，毒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虛假的感傷主義；他剝離托爾斯泰道德說教的表象去看他溫和的意識形態主張，推崇他藝術上無可匹敵的原創性；他肯定果戈裡的文學風格像宇宙太空一般存在曲度，肯定他的文學成就是一種語言現象而不是思想現象。
並非不知道文學有諸多功用諸多維度，也並非不知道要理解俄羅斯文學和蘇聯文學，尤其需要聯繫社會和歷史的發展，但納博科夫卻一直伸張一種更為永恆和雋永的文學價值。
他的個人回憶錄《說吧，記憶》最為人稱道的，是他在個人的顛沛流離中，寫下的依然是美好的童年，充實的少年；寫下美讓人心動、讓人流淚的瞬間；寫下莊園的小徑，捕蝶的經歷，棋題的設計；寫下色彩、香氣、美味；寫下初戀的心悸，家庭教師的幽默；寫下父親的博學、母親的慈愛。他想在極度荒涼中，在如流沙般消逝的歲月中，留下“那雙眼睛，那個微笑”，留下在他和初戀女友面前翩然飛過的燕子。
他說，他與蘇聯的舊怨，與財產和地位被剝奪無關，最不能原諒的，是他們使他永失美好的童年，那用世界上最頂級的語言都無法確切描繪的美好童年。
納博科夫出生於顯赫的貴族家庭，家裡同時使用俄語、英語和法語。十五歲時已繼承有百萬家財、良田萬頃。父親熱愛法國文學和俄國詩歌，是法學家、政論家，母親亦是貴族家的小姐，溫柔優雅。十月革命之後，他們財產被剝奪，舉家逃亡。1922年父親在歐洲遇刺。父親的死給了他太大的傷痛，以至於在回憶錄中，他總是小心翼翼迴避，唯恐自己陷入涕淚滂沱的情感深淵。二戰爆發，他攜妻薇拉逃至法國，然而又因為薇拉的猶太血統，不得不再次流亡。期間母親貧病交加，客死布拉格，弟弟死於納粹集中營。到美國後，他先後在哈佛和康奈爾大學任教，同時也放棄俄語而用英語寫作，努力成為一個美國作家。
或許恰恰是因為這樣的人生反差，對何為永恆、何為虛無才有了更深的理解，對流亡作家忠於自己的正義和美學立場才會有深刻的體悟。讓藝術成為任何社會思潮、任何意識形態的附庸在他看來都是恥辱。所以，他才會寫下“搖籃在深淵上方搖著，而常識告訴我們，我們的生存不過是兩個永恆的黑暗之間瞬息即逝的一線光明”這樣撼人心魄的句子。他才會堅持給生活在身邊的妻子寫50年的情書，多年後以《致薇拉》為題出版。他才會在天才作家之外，還成了一個陶醉於蝴蝶的鱗翅目分類學家。
他說：“一個小玻璃球裡的彩色螺旋，我就是這麼看待自己的一生的。”無論經歷了什麼，他都願意看到色彩，這是老納博科夫在玄奧難懂、幽默揶揄、犀利毒舌的文字表象之下深沉的人生教養。或許，這也是納菲西將納博科夫作為研究對象，並在不同的階段不斷提及他作品細節的原因之一：理想讀者固然可貴，但最不遑多讓尊崇還是應該留給最值得理想讀者膜拜的理想作家。
納菲西的出身和經歷，包括因戰爭和革命所造成的人生反差，和納博科夫頗有相似之處。或許，貴族氣質和對藝術本身的高度尊崇有時候是一體兩面的關係。優渥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背景，使得他們對藝術功能的理解更接近精神充盈而不是改造社會，他們更關注文學探究生命層次的進程而不是與現實在什麼層面上能夠對應，他們對恐懼和絕望，對支撐人生的最本質的東西都有共同的體認。為此，他們不妥協。
只要稍加妥協就可以繼續在大學任教，但納菲西卻只想擁有自己的理想課堂和理想學生。父親坐牢多年之後沉冤得雪，她在電視上看到家庭悲劇的製造者，全家人最該痛恨的人之一被審判，卻沒有復仇的快樂，反而是巨大的悲傷——一種超出個人利害的人文主義者的悲傷。
在《想象的共和國》中，納菲西寫下的序言，是一篇振聾發聵的藝術宣言。這藝術不只是關於美的，還是關於權利與自由的，是關於人之所以為人，不論在極權社會還是在民主社會，都需要的一種想象的自由。在這個想象的共和國裡，有奪不走的理想，搶不走的人性，和人類純粹堅持著的美。
然而，她終究是女性，也終究是沒有寫小說，因而無法用形象來埋藏更深的見解，更大的憂傷，所以，她還是會忍不住抒情，忍不住直接表達。作為伊朗的“叛逆”女兒，她說：“我離開了伊朗，但伊朗從未離開我。”當她短暫返回伊朗時，她說：“直到重返故鄉，我才領會到流亡的真諦。當我走過那些我所深愛、懷念的街道時，我覺得彷彿正在踩碎躺在腳下的回憶。”而自從離開就終生沒有返回俄國的納博科夫說：“非常美！非常荒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