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晉文、段婧瑛
近日，由黎巴嫩、法國、美國聯合制片的劇情片《何以為家》於中國內地上映，該片以兒童視角為切入點，聚焦中東地區的難民兒童群體，將戰爭對人性與家庭倫理的扭曲與異化，以一種平靜樸素的敘事手法毫無保留地展示給觀眾。影片將戰爭置於後景，將家庭置於前景，實寫家庭悲劇，虛寫戰爭陰霾，在不著一字中盡得風流，將戰爭罪惡的批判推向深度和極致，將戰爭、家庭、人性、民族與社會的劇烈碰撞與衝突融為一體，凸顯了創作者痛徹心扉又“影以載道”的現實主義悲憫情懷。
年僅十二歲的男孩將自己的親生父母告上法庭，指責父母生下他，給他帶來了痛苦的生活。這個看似顛覆家庭倫理的極端之舉，表達了男主扎因藉助反倫理和反道德的自虐方式對戰爭發出嚴正抗議。電影表現了苦難社會和戰爭禍害之下，普通個體人性的覺醒，依託家庭倫理的小視角完成對社會大罪惡的深度批判，憑藉藝術的力量對戰爭幽靈進行無情的鞭撻，這是藝術的力量所在，也是藝術無用之大用的最好體現。
通過展現不同人的不同遭遇，將電影的主題引向深入。不論是年僅十一歲就被迫嫁人最終難產而死的妹妹薩哈，還是在街頭流浪、嚮往著逃到兒童可以“自然死亡”的國度的流浪女孩梅蘇姆，亦或是被傭人母親“違法誕生”的嬰兒尤納斯，在這些被迫成為難民的兒童的認知中，被“誕生”並非喜悅，而是無盡的痛苦和磨難。影片結尾處，母親告訴扎因自己再度懷孕的消息，在母親的心中，這個孩子是對她的補償，但在扎因心中，只是這世上多了一人複製他的遭遇罷了。溫暖的家庭倫理在炮火硝煙中瞬間走向土崩瓦解，這裡沒有正常家庭的其樂融融，沒有正常人的尊嚴和體面，有的只是無盡的黑夜和痛苦的輪迴。
戰爭摧毀的不僅僅是物質，更是人的靈魂與道德。肉體的創傷容易癒合，精神和靈魂的創傷難以治癒，這才是戰爭對人類、社會和個體犯下的最大罪行。本片沒有停留在簡單的譴責層面，而是探尋戰爭對社會文化心理結構，以及家庭倫理道德結構深度解體的重大問題。在影片《何以為家》中，戰後異化的社會瓦解了個人的道德底線，為了生存，人人變成了出賣靈魂的行屍走肉。比如，為了付房租，父親將十一歲的女兒嫁給房東；為了金錢，母親向牢獄中的人出售使人成癮的藥品……這些行為背後皆存在著無奈與淒涼。在經歷了戰爭的冷酷之後，人們渴望通過生孩子改變自己的命運，為了活下去，他們甘願忍受現實賦予的莫大羞辱，最終只能在自我放逐和自我流浪中了卻餘生。影片用平靜、簡單、粗糙的鏡頭語言，向觀眾撕開看似燦爛的現代文明中最為痛楚的陰暗面，對西方霸權主義的醜惡行徑進行了無情揭露。
小男主角扎因是影片中充滿“希望”的存在，他拼盡全力保護自己的妹妹，想以一己之力改變現狀；他有著強烈的人道情感，即便在極端艱辛的條件下，依舊無法捨棄與自己毫無血緣關係的“弟弟”尤納斯。當扎因用尤納斯換取金錢準備移民的那一刻，第一次流下了沮喪的淚水。也許真正的悲劇就是好人毀滅的過程。扎因最後的墮落和沉淪就是如此，一種充塞天地之間的悲涼之霧令人窒息和壓抑！
在影片中，不論是沒有身份的難民扎因，還是剝奪生育權的埃塞俄比亞女傭拉希爾，亦或是流浪的敘利亞難民女孩梅蘇姆，他們都遭遇了身份認同危機，是一群無名或難以命名的自然生物體。然而，這些無辜者聚合在一起，在為了活下去的慾望和衝動之下，他們又自發地產生了一種超乎血緣的人間真情，這種人性的溫暖和原初情感的曙光，正是人類在困頓、迷惘和災難中匍匐前行的唯一希望和動力，也是人類在歷盡大的災難沒有中斷繁衍生息，沒有中斷文明進程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之一。
影片中扎因與尤納斯的“兄弟”之情，拉希爾與扎因的“姐弟”之情，這群遊離在社會底層的“邊緣人”組成了沒有血緣的家庭，達到了一種人與人之間超越種族的人性共鳴，用溫暖的人性給予殘酷的生活最為振聾發聵的反擊，以一個“家”的力量，向拋棄他們的世界發出了無聲的吶喊，他們用情感點燃了黑暗地獄中的點點星火，使影片在絕望的基調中透露了足以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這是創作者在沉悶現實中的藝術理想和現實呼喚，也是藝術在死寂的現實生活中發出的希望之光。
影片《何以為家》撕開了當代文明最為陰暗慘烈的傷口，以兒童的視角控訴了戰爭對於個體家庭的摧殘和毀滅。無論是從劇作質量，還是從藝術力量看去，影片不僅富有詩意，而且負載深意，體現了創作者與時代同行、與百姓甘苦的偉大悲憫精神，是近年來世界反戰題材電影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力作。
（作者薛晉文為太原師範學院影視藝術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段婧瑛為太原師範學院影視藝術系教研室主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