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實現了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邁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文藝界社科界委員時指出，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來黨和人民的奮鬥實踐，深刻解讀新中國70年曆史性變革中所蘊藏的內在邏輯，講清楚歷史性成就背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優勢，更好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實踐，為黨和人民繼續前進提供強大精神激勵。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新要求，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不斷深化中國當代史研究，進一步完善中國當代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解讀好、闡釋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
成就舉世矚目
首都師範大學政法學院副院長王冠中表示，70年來，新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外交、軍隊、國防和執政黨建設等方面，都實現了量的積累和質的突破，變化翻天覆地，道路崎嶇坎坷，成就舉世矚目。新中國70年的發展歷程、祖國各條戰線的成就和經驗，值得中國當代史工作者深入研究和系統總結。
“中國當代史是正在發展著的、活的歷史，波瀾壯闊，豐富多彩，不斷進步。”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理論研究室主任宋月紅認為，認識和研究中國當代史，主要是從“史”的領域或角度，認識和把握當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及其發展趨勢和前景。這一歷史既是當代中國不斷建設和發展的基礎與前提，又與當代中國的理論和實踐最直接最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當代中國在各個領域取得了彪炳史冊的成就，各行各業百舸爭流推進改革事業，各民族為國家富強譜寫壯麗詩篇。這些不僅為中國當代史研究提供了豐富且必要的素材，更是中國當代史研究紮根的堅實土壤，為中國當代史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提供著源源不斷的理論與實踐資源。“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取得的輝煌成就，成為當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圍繞和突出這一主流進行研究，是真實記述當代中國歷史的客觀要求。看不到這個主流，不能正確反映和突出這個主流，有意無意地脫離或是否認這個主流，就難以對當代中國歷史做出科學判斷和正確評價。”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張星星提出，以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學習研究歷史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導，努力推進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發展和繁榮，進一步講清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和獨特的發展道路，引導人們更加全面地認識當代中國、更加深刻地感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是擺在中國當代史研究者面前的重要時代責任。
多學科全面把握
中國當代史研究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便已起步。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進一步加速。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成立使中國當代史研究事業有了組織依託，為蒐集新中國史資料、撰寫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開展新中國史的宣教等，作出了重大貢獻。199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成立，為中國當代史研究凝聚了一大批史學工作者、研究者和宣教者。
王冠中總結了近年來中國當代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中一些可圈可點的成就。例如，對學科屬性的探討、對黨的十九大精神與學科體系建設關係的研究、對新中國各領域口述史的研究、對大數據技術與中國當代史研究關係的探討、對量化數據庫方法的應用等，都是值得關注的重要方面。
“從學科上講，如果只從歷史學角度進行中國當代史研究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開展多學科綜合、融合研究。”宋月紅提出，研究中國當代史，既包括歷史學的研究，又必須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還應該有哲學、經濟學、法學和社會學等研究。中國當代史是“當代”的，要從全面的、聯繫的和發展的觀點去認識，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理論與實踐的聯繫、時代與世界的視野中去把握。
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良玉表示，與歷史學的其他斷代領域相比，中國當代史有一定的特殊性，如資料浩繁、閱讀和分析困難等。這對當代史學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學者必須堅持以真實為原則、以事實為基礎、以材料為根據的根本方法；必須堅持學術良知、社會責任和人生價值的統一；必須兢兢業業、堅持不懈地建設當代史知識共同體，不斷推動當代史研究的進步。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
學者一致認為，近年來，中國當代史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成果進一步豐富，未來必須繼續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解放思想，與時俱進。
在張星星看來，不斷推進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理論和學術創新，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開闊視野，把當代中國的發展放在中華民族漫長而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放在當代世界風雲變幻的時代進程中來考察和研究，讓中國當代史研究適應時代、國家、社會和黨的理論創新的發展要求。
王冠中提出，中國當代史研究必須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研究者應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自覺抵制歷史虛無主義。應處理好關係學科發展的對象型知識和類屬型知識之間的關係。當前，學界積累起來的對象型知識較為豐富，而圍繞中國當代史學科自身發展問題的類屬型知識則相對不足，這一點需要引起學界重視。要正確認識研究的碎片化問題。以求整為目標而“敲碎”歷史，以研究其中細節，這種做法值得提倡，但那種“為碎而碎”的消極碎片化，應當明確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