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 | 怎樣才是好的經濟學家？—專訪林毅夫

1979年5月16日晚，27歲的上尉連長林正義隻身離開臺灣金門，跨海游到了2000多米外的福建廈門海岸。2019年初春的一個下午，在北京大學朗潤園一間古樸雅緻的辦公室，67歲的林毅夫推開門，微笑著與我握手，迎接我的到訪。

其間，相隔整整40年。

當年那位金門馬山連連長，如今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學界權威，不僅當過中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還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去年12月，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林毅夫以對經濟轉型理論的貢獻成為受中共中央、國務院表彰的100 位改革先鋒之一。

2019 年對於林毅夫而言，是特殊的時間節點。

今年是林毅夫來到中國大陸40週年。這些年來，他近距離觀察中國經濟，發表了很多重要見解，引起了各界廣泛關注，也有些國外媒體稱他為“中國政府的辯護者”。

“首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不需要靠我這樣的學者來辯護。”林毅夫認為，我們有些政策雖然和國外主流觀點不同，但是符合中國的國情，才可能有這樣的成績。

“其次，很多時候，我是在中國政府行動之前提出分析、預判和建議的。”林毅夫說，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為何選擇這條漸進式道路。當年，在開始探索中國轉型問題時，西方主流經濟學界以“不能分兩步跨過一個溝坎”的比喻，倡導轉型國家採取激進的休克療法一步轉型到位。其實，現實世界中的溝坎並非都能一步跨過，特別是面對一個過寬過深的溝坎，採用一步跨過的策略必然掉入溝底。更為安全的做法是，逐漸填平後邁過溝坎。

深入瞭解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原因後，林毅夫認識到轉型經濟中的各種扭曲遍及宏觀、中觀和微觀各個層面，這充滿了內生性。如果忽視這種內生性，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可能會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而採用漸進式改革，逐漸消除內在矛盾的漸進策略，看似較慢，其實可以維持穩定並積小勝為大勝。

“其實，都是要避免不顧現實情況施政的激進思潮，倡導不受現成外來理論和已有經驗的束縛，根據自己的實踐發展不斷形成新的認識和行動綱領的文化。這是中國選擇漸進式改革戰略的一個重要原因。”

“1988 年的頓悟以後，我也是以這種方式來審思中國改革和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而不是以現存的來自於外國的理論作為思考的依據。”讓林毅夫高興的是，按這種方式來研究中國問題，不僅讓他能夠提出前人未曾提出的新理論，而且做出的政策建議也常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來解決實際問題。

今年，還是林毅夫正式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第十個年頭。現在他的身份之一，便是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近幾年他屢被外界猜測：會不會憑新結構經濟學，而成為首位獲諾貝爾獎的中國經濟學家？

當我向林毅夫提出此問，他以標誌性的微笑作答：“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隨後馬上補充道：“1995年我在《經濟研究》創刊40年的祝賀文章中就預測，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是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中國的經濟學家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只是時間問題，而且不是一個兩個，但不是我，而是下一代或兩代。”

在林毅夫看來，從亞當·斯密到二戰，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大多是英國人，或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因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在英國。二戰後，世界上大師級的經濟學家，基本上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因為美國已經取代了英國的地位。“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一定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現象，一定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現象，解釋中國經濟現象的理論，一定是影響最大的理論，提出這種理論的經濟學家就會成為經濟學大師。”

這40年來，林毅夫就如他自己所言，研究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轉型，總結了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指出一個國家成功發展的兩大關鍵：“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

頗為巧合的是，林毅夫在中國大陸的 40 年，與中國改革開放40 年基本吻合。他對我感慨，作為一名經濟學工作者，能夠適逢中國改革開放，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裡從事經濟學研究，親身觀察改革開放所推動的社會大變革，乃至參與了一些改革開放政策的討論，實屬幸運之至。

林毅夫每年都去參加達沃斯論壇，已經不下十次，他感覺到今年的氛圍最特殊。

“今年的天氣可能是最好的一次，沒有大雪紛飛，陽光明媚，氣溫也不太低。但從氣氛來講，可以說是最清淡的一次，而且大家的交談中也充滿了焦慮。”一方面，美國實體經濟沒有真正復甦，同時又在逆全球化；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在 2018 年出現了下行壓力，要知道，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每年全世界經濟增長的 30% 來自於中國，他們擔心中國這個火車頭也減速。

在林毅夫看來，2008 年金融危機後，每個國家都在講結構性改革，中國是真正推行結構性改革的少數國家之一。主要內容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前三項都是壓縮性的，都是把經濟增速往下壓。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佩服中國政府有勇氣推行收縮性的結構性改革。

十多年前，林毅夫曾預測中國經濟還有潛力保持 20 年 8% 的增長。在今天這個時間節點，他的預測有變化嗎？

“沒有變化。”1995 年，林毅夫就預測中國將在 21世紀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判斷從來沒有改變，認為 2008 年到 2028 年之間應該有年均增長 8% 的潛力。“當然，潛力是根據供給側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可能性來判斷的，能夠實現多少，要看內外部的需求條件。我國近些年的實際增長低於 8%，而同時伴隨著通貨緊縮的壓力，這也反證我國的增長潛力高於實際增長率。”

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還只是階段性勝利，下一步應該怎麼走？

林毅夫坦言，“確實，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大功告成。”目前看來，資金、資源等各種要素價格仍然受到扭曲，金融、電力、電訊等服務業仍然壟斷經營，由此帶來了尋租、腐敗和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中國現在已經是一箇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除了極少數和國防安全有關的產業外，絕大多數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像家電、汽車、造船、大型裝備業等已經在國內外市場具有競爭力，原來的保護補貼已經從“雪中送炭”變成了“錦上添花”。

“改革應該與時俱進，把漸進雙軌制所遺留下來的扭曲取消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於極少數還需保護的國防安全產業，可以像發達國家那樣由財政直接撥款給予支持。這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決議的主要內容。”林毅夫說，如果中國能夠沿著這個方向推進改革，就能消除各種雙軌制遺留下來的扭曲，建立起一個具有“有效市場”的體系，並在“有為政府”的因勢利導下，隨著比較優勢的變化，不斷形成新的競爭優勢，進而創造中華民族由衰至盛的歷史奇蹟。

在朗潤園中，我們聊過去的40年。

我問他，在他的心目中，怎樣才是好的經濟學家？

林毅夫正色道：“理論的目的是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而只有能夠幫助人們改造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人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我認為一個好的經濟學家，既要了解所處時代的問題，更要了解問題背後的原因，研究背後誰是決策者，他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他可動用的資源有多少，他面臨怎樣的限制條件，會有哪些選擇，哪一個是達到目標的最好選擇。然後，把這個邏輯寫出來就是一個理論，這是好的經濟學家的工作。”

也聊當下與未來。

雖早已年過花甲，但林毅夫依然豪氣不減：“如果上天再假我 30 年，我願繼續抓住時代的機遇，深化理論創新，貢獻於中國夢的實現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繁榮。”

作者：高淵

解放日報社特聘首席記者

本文刊登於《中國政協》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