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三晉之襄汾篇
文字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產生的產物，也是文明進化的一大標誌。對於中國漢字的起源，雖有“倉頡造字”的神話傳說，但是大家公認的甲骨文才是初步的文字系統，同時也認為在甲骨文之前，文字發展應該還有一段很長的歷史。
在山西南部的襄汾縣東北的陶寺遺址，發現了比甲骨文還要早1000年的文字，還陸續發掘出土了震驚海內外的諸多文物。令歷史教科書上的華夏文明整整提前了300年！
一
山西襄汾縣，是1954年襄陵縣和汾城縣合併後的名字，於當年10月，將縣治遷到今天的襄汾縣城所在地。
襄陵縣因晉文公重耳的兒子晉襄公死後葬於此地，故而稱之為襄陵，西漢時期在此置襄陵縣。
當年的汾城縣就是今天的汾城鎮。最早的時候為《史記》中魏國的城邑，秦國軍隊“兵屯汾城”,是今天襄汾縣趙康鎮的晉城。到了北魏年間，將臨汾縣北劃出設泰平縣，縣治為今天的古城鎮。北周時避諱宇文泰名諱，改名為太平縣。後唐太宗李世明將這塊地方封給卾國公尉遲恭，這裡被稱之為“卾公堡”。後將縣治遷移到今天的汾城鎮。因這裡沃野千里，百姓富庶，又有“金襄陵，銀太平”之說。
到民國時，因全國有三個太平縣，遂將縣名以古地名“汾城”改為汾城縣。
兩縣合併為襄汾縣後，遂有了汾城鎮。
1952年秋，因修建臨汾侯馬機場，在襄汾縣南丁村發現了巨大的骨骼。於是1954年在在此發現了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址，同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一同被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54年發現的3枚小孩牙齒和1976年發現的一塊小孩頂骨殘片，因發現於丁村，命名為丁村人。是介於北京人與現代人之間的人類，為早期智人。
這塊土地有著如此久遠的歷史，註定會有更為驚人的發現。
二
1984年春天，在襄汾縣城東北的陶寺鎮，考古隊在發掘中發現了一個已經殘破的扁壺。殘片斷茬周圍塗有紅色，殘片上有硃紅彩筆描的筆畫痕跡。當確認這個扁壺上這兩個筆畫痕跡是字時，這是目前中國所發現的最早的單字。同時出土的還有陶龍盤、陶鼓、鼉鼓、大石磬、玉器、彩繪木器等精美文物。根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年代大約為公元前2500年至1900年間。
這些珍貴文物的出土，一下子將堯舜禹的傳說變成了史實。
多數專家認為其中一個是“文”字，對另一個符號則分歧較大。有認為是“堯”，也有認為是“命”、“邑”和“唐”等的，還有認為不一定是字的。但是，單單一個“文”，便已早出甲骨文一千多年，足以證明當時在堯的領導下，人們已經開始是使用文字。倉頡造字的神話傳說，“觀鳥跡蟲文始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政”是否屬實的真相，離我們也越來越近了。
《尚書.堯典》載：“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八音”為“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金屬樂器在商周時期才成為制度，在此之前，“石、土”樂器已被廣泛使用，《周禮·春官·大師》稱：“......石，磬也。土，壎也 ......”在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石磬旁邊還有陶鼓或鼉鼓。
《尚書·堯典》記載舜的“典樂”夔向舜承諾“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這大概就是最早的樂器了吧。
三
在步入文明社會的堯帝帶領下的臣民，應該有所居住的城池啊！
在1978年到1987年的第一階段發掘後，第二階段從1999年開始了。
發現了一個巨型城址，城內有王宮區、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以及貴族墓葬區和祭祀區、庶民居住區等，完全具備了作為都城的全部功能和內涵。
在城址的東南部，發現了平面呈半圓形的平臺，在圓心觀測點以東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約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上有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寬20釐米左右。這是幹嘛用的呢？
後經多名天文學家的協助下，歷經數年的模擬觀測，這是最早的觀測日影天文觀測系統，也就是“觀象臺”。
站在觀測圓點，從豁口處看到太陽從塔兒山升起，根據太陽的不同位置，制定出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外的種植農時，以及氣候變化和宗教節日。其中二號豁口為觀測冬至，七號豁口為觀測春分和秋分的，十二號豁口為夏至的觀測口。
這是“中國天文考古真正的開端”。
現在陶寺觀象臺得以復原，成為華夏民族最早的科技成果向世人展示。
這些，證明是一座距今4000多年的都城，學術界幾無異議。
四
2006年，在陶寺遺址的宮殿區又發現了兩個文字，但是依舊在解讀中，此時已經發現了四個文字了。拋開文字的爭議，達成共識的是，這些是比較成熟的文字，並不是符號，和甲骨文一樣屬於漢字系統，為早甲骨文1000年的陶寺文字。
《竹書紀年》載：“帝堯陶唐氏，母曰慶都，生於鬥維之野，常有黃雲覆其上。及長，觀於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佑……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其狀如圖。”
這是一段被當做傳說的文字記載，在陶寺遺址出土的一件龍盤，圖案中的龍用硃砂繪製，盤龍身上的鱗狀斑紋可看成“龍負圖”。這與帝堯傳說吻合。
“單拿出某一個，都是可以質疑的，可以討論的，但是如此大量而密集的相關證據，形成的證據鏈是穩定的結構，那我們就說，是時候下結論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是這樣說的。
在這裡，發現了最早的測日影天文觀測系統，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最早的文字，發現了中國最古老的樂器，發現了中原地區最早的龍圖騰，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築材料——板瓦，發現了黃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可以說，陶寺是最初的“中國”，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這比歷史教科書上的華夏文明整整提前了300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在國新辦舉行的“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佈會”上是這樣說的：“是的，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要修改了!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就是堯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國”！我們會拿出報告，應該對教科書進行修改。我們是在為中華民族續寫家譜，是更早的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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