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夏朝，走進三星堆：論西戎集團和甲骨文中的江漢古族（上）'
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大禹出生於西部羌戎集團，有“戎禹”之稱（見《潛夫論·五帝德》）。西戎集團是整個夏王朝統治集團的核心力量，其身影伴隨著夏王朝的始終。在西周時期，西戎是周人的通婚集團。從周武王至周厲王，每隔一代周王，都會娶一個姜姓的戎族女子為妻（見劉啟益《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這是學者們都比較熟悉的。但是，令學者們感到困惑的是，在殷墟甲骨文中卻並沒有發現“戎族”的記錄。在漢代之後，這個戎族也不見蹤影。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攝影大師莊學本先生進入川西地區採風，其攝影資料後輯為《羌戎考察記》並出版；隨後不久，民族學家馬長壽先生亦深入大涼山、川西北地區進行調查，並完成了《嘉戎民族社會史》、《缽教源流》、《彝族古代史初稿》、《氐與羌》等多篇論著。從這時起，一些學者開始逐漸意識到，中國歷史上的戎人與今天生活於川西地區的嘉絨藏族存在著極其密切的聯繫。
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大禹出生於西部羌戎集團，有“戎禹”之稱（見《潛夫論·五帝德》）。西戎集團是整個夏王朝統治集團的核心力量，其身影伴隨著夏王朝的始終。在西周時期，西戎是周人的通婚集團。從周武王至周厲王，每隔一代周王，都會娶一個姜姓的戎族女子為妻（見劉啟益《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這是學者們都比較熟悉的。但是，令學者們感到困惑的是，在殷墟甲骨文中卻並沒有發現“戎族”的記錄。在漢代之後，這個戎族也不見蹤影。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攝影大師莊學本先生進入川西地區採風，其攝影資料後輯為《羌戎考察記》並出版；隨後不久，民族學家馬長壽先生亦深入大涼山、川西北地區進行調查，並完成了《嘉戎民族社會史》、《缽教源流》、《彝族古代史初稿》、《氐與羌》等多篇論著。從這時起，一些學者開始逐漸意識到，中國歷史上的戎人與今天生活於川西地區的嘉絨藏族存在著極其密切的聯繫。
莊學本先生的採風作品《羌戎考察記》
根據嘉絨藏族的傳說，他們的祖先來自瓊部。這裡的“瓊”即嘉絨語的tɕon，敦煌古藏文寫卷作Khyung，漢語文獻作“邛”，意指神鳥。這些內容在筆者的《神鳥崇拜與空桑傳說》一文中已經略有述及。在西南地區，保持著邛鳥崇拜的還有納西族。邛鳥，東巴語讀作tɕhy，人們在口語裡一般稱為“大鵬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木仕華研究員認為，東巴經典中的大鵬鳥並非納西族文化中原生的形象，而是與印藏文化間溝通交流的產物（見《納西東巴文白海螺大鵬鳥字源考》）。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納西族，在《西康圖經》中記作“麼些”，《元史》卷64《地理四》明確記載：麼些人曾居於邛部州，其地後被仲由蒙後裔所奪。仲由蒙，即今彝族之先祖；仲由蒙之裔，即彝語志中的曲涅和古侯二部。曲涅和古侯二部攻陷邛部的時間約在南北朝時期，今納西族主要分佈於以麗江為中心的雲南地區，另四川、西藏略有少量分佈，顯然，這正是納西族自邛部州遷移後的結果。
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大禹出生於西部羌戎集團，有“戎禹”之稱（見《潛夫論·五帝德》）。西戎集團是整個夏王朝統治集團的核心力量，其身影伴隨著夏王朝的始終。在西周時期，西戎是周人的通婚集團。從周武王至周厲王，每隔一代周王，都會娶一個姜姓的戎族女子為妻（見劉啟益《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這是學者們都比較熟悉的。但是，令學者們感到困惑的是，在殷墟甲骨文中卻並沒有發現“戎族”的記錄。在漢代之後，這個戎族也不見蹤影。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攝影大師莊學本先生進入川西地區採風，其攝影資料後輯為《羌戎考察記》並出版；隨後不久，民族學家馬長壽先生亦深入大涼山、川西北地區進行調查，並完成了《嘉戎民族社會史》、《缽教源流》、《彝族古代史初稿》、《氐與羌》等多篇論著。從這時起，一些學者開始逐漸意識到，中國歷史上的戎人與今天生活於川西地區的嘉絨藏族存在著極其密切的聯繫。
莊學本先生的採風作品《羌戎考察記》
根據嘉絨藏族的傳說，他們的祖先來自瓊部。這裡的“瓊”即嘉絨語的tɕon，敦煌古藏文寫卷作Khyung，漢語文獻作“邛”，意指神鳥。這些內容在筆者的《神鳥崇拜與空桑傳說》一文中已經略有述及。在西南地區，保持著邛鳥崇拜的還有納西族。邛鳥，東巴語讀作tɕhy，人們在口語裡一般稱為“大鵬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木仕華研究員認為，東巴經典中的大鵬鳥並非納西族文化中原生的形象，而是與印藏文化間溝通交流的產物（見《納西東巴文白海螺大鵬鳥字源考》）。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納西族，在《西康圖經》中記作“麼些”，《元史》卷64《地理四》明確記載：麼些人曾居於邛部州，其地後被仲由蒙後裔所奪。仲由蒙，即今彝族之先祖；仲由蒙之裔，即彝語志中的曲涅和古侯二部。曲涅和古侯二部攻陷邛部的時間約在南北朝時期，今納西族主要分佈於以麗江為中心的雲南地區，另四川、西藏略有少量分佈，顯然，這正是納西族自邛部州遷移後的結果。
納西族的保護神邛鳥，今多譯作“大鵬鳥”。
宋元時期的邛部州，在漢時為邛都夷故國，地即今涼山州越西縣。據此，結合納西族對邛鳥的崇拜，我們不難推測，納西族當源自邛都夷。此外，馬長壽教授認為，嘉絨即漢之冉駹夷。按《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朝在邛都夷故地設立越嶲郡的同時，在冉駹夷居地設立了汶山郡。這種共時性表明，邛都夷與冉駹夷之間可能存在著密切聯繫。因此，我們把今天的嘉絨藏族和納西族均視為邛人後裔，當不得視為無據。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我們還可以把邛人的源頭進一步推及西周時期的羌戎、甲骨文中的工方、傳世文獻中的鯀禹族、江漢地區的古代共工氏。這一條線索，只要我們突破學科壁壘，結合歷史語言學、考古學、文獻學、民族學等材料來進行考察，應當說是比較清晰的。而過去學術界之所以難以在商代和漢代資料中發現戎人的蹤跡，根本原因就在於囿於漢語文獻，沒有能夠深入到西戎集團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中去。
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大禹出生於西部羌戎集團，有“戎禹”之稱（見《潛夫論·五帝德》）。西戎集團是整個夏王朝統治集團的核心力量，其身影伴隨著夏王朝的始終。在西周時期，西戎是周人的通婚集團。從周武王至周厲王，每隔一代周王，都會娶一個姜姓的戎族女子為妻（見劉啟益《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這是學者們都比較熟悉的。但是，令學者們感到困惑的是，在殷墟甲骨文中卻並沒有發現“戎族”的記錄。在漢代之後，這個戎族也不見蹤影。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攝影大師莊學本先生進入川西地區採風，其攝影資料後輯為《羌戎考察記》並出版；隨後不久，民族學家馬長壽先生亦深入大涼山、川西北地區進行調查，並完成了《嘉戎民族社會史》、《缽教源流》、《彝族古代史初稿》、《氐與羌》等多篇論著。從這時起，一些學者開始逐漸意識到，中國歷史上的戎人與今天生活於川西地區的嘉絨藏族存在著極其密切的聯繫。
莊學本先生的採風作品《羌戎考察記》
根據嘉絨藏族的傳說，他們的祖先來自瓊部。這裡的“瓊”即嘉絨語的tɕon，敦煌古藏文寫卷作Khyung，漢語文獻作“邛”，意指神鳥。這些內容在筆者的《神鳥崇拜與空桑傳說》一文中已經略有述及。在西南地區，保持著邛鳥崇拜的還有納西族。邛鳥，東巴語讀作tɕhy，人們在口語裡一般稱為“大鵬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木仕華研究員認為，東巴經典中的大鵬鳥並非納西族文化中原生的形象，而是與印藏文化間溝通交流的產物（見《納西東巴文白海螺大鵬鳥字源考》）。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納西族，在《西康圖經》中記作“麼些”，《元史》卷64《地理四》明確記載：麼些人曾居於邛部州，其地後被仲由蒙後裔所奪。仲由蒙，即今彝族之先祖；仲由蒙之裔，即彝語志中的曲涅和古侯二部。曲涅和古侯二部攻陷邛部的時間約在南北朝時期，今納西族主要分佈於以麗江為中心的雲南地區，另四川、西藏略有少量分佈，顯然，這正是納西族自邛部州遷移後的結果。
納西族的保護神邛鳥，今多譯作“大鵬鳥”。
宋元時期的邛部州，在漢時為邛都夷故國，地即今涼山州越西縣。據此，結合納西族對邛鳥的崇拜，我們不難推測，納西族當源自邛都夷。此外，馬長壽教授認為，嘉絨即漢之冉駹夷。按《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朝在邛都夷故地設立越嶲郡的同時，在冉駹夷居地設立了汶山郡。這種共時性表明，邛都夷與冉駹夷之間可能存在著密切聯繫。因此，我們把今天的嘉絨藏族和納西族均視為邛人後裔，當不得視為無據。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我們還可以把邛人的源頭進一步推及西周時期的羌戎、甲骨文中的工方、傳世文獻中的鯀禹族、江漢地區的古代共工氏。這一條線索，只要我們突破學科壁壘，結合歷史語言學、考古學、文獻學、民族學等材料來進行考察，應當說是比較清晰的。而過去學術界之所以難以在商代和漢代資料中發現戎人的蹤跡，根本原因就在於囿於漢語文獻，沒有能夠深入到西戎集團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中去。
嘉絨藏族
事實上，今天的嘉絨藏族仍然保留著許多古老的文化特徵，而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他們歷史的悠久性。比如，他們的語言因為至今仍然保留著複雜的複輔音特徵而被當今的歷史語言學界視為漢藏語系的“活化石”；又比如，他們的石碉建築因為具有高超的建造技術和藝術效果，也被學者們稱為研究古代建築的“化石標本”；再比如，他們的嘉絨藏戲也因為常常具有古老的宗教氣息而被一些學者稱為“戲曲百花苑中的活化石”。總之，嘉絨藏族的古老特徵表現在許多方面，而這些特徵也將成為我們研究的指引。
現在，就讓我們從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說起。
一、築城防水：石家河文化及共工氏的傳說
水，是農業的生命線。由於灌溉活動的需要，以稻作農業為主的古代江漢民族不能不選擇距離水源較近的地方生活。然而，遠古時期的長江中上游水患頻仍，瀕水而居的人們總是經常會受到水患的威脅。為了防禦水患，古代江漢古族開始了大規模的築城活動，城邑文化由此在中國境內興起。
考古資料顯示，位於湖南省常德市澧縣的城頭山遺址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史前城址，年代約在公元前4000年。該城址面積約8萬平方米，屬大溪文化。到了屈家嶺時代，江漢平原聚落越來越多，不少已經具有古代國家的形態。當時主要城址有天門石家河城（前2600-前2000年），面積達120萬平方米；荊門馬家垸，面積24萬平方米；荊州陰湘城，面積19萬平方米；石首走馬嶺城，面積7.8萬平方米；公安雞鳴城，面積15萬平方米；應城門板灣，面積20萬平方米；應城陶家湖，面積67萬平方米；澧縣雞叫城，面積14萬平方米。
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大禹出生於西部羌戎集團，有“戎禹”之稱（見《潛夫論·五帝德》）。西戎集團是整個夏王朝統治集團的核心力量，其身影伴隨著夏王朝的始終。在西周時期，西戎是周人的通婚集團。從周武王至周厲王，每隔一代周王，都會娶一個姜姓的戎族女子為妻（見劉啟益《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這是學者們都比較熟悉的。但是，令學者們感到困惑的是，在殷墟甲骨文中卻並沒有發現“戎族”的記錄。在漢代之後，這個戎族也不見蹤影。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攝影大師莊學本先生進入川西地區採風，其攝影資料後輯為《羌戎考察記》並出版；隨後不久，民族學家馬長壽先生亦深入大涼山、川西北地區進行調查，並完成了《嘉戎民族社會史》、《缽教源流》、《彝族古代史初稿》、《氐與羌》等多篇論著。從這時起，一些學者開始逐漸意識到，中國歷史上的戎人與今天生活於川西地區的嘉絨藏族存在著極其密切的聯繫。
莊學本先生的採風作品《羌戎考察記》
根據嘉絨藏族的傳說，他們的祖先來自瓊部。這裡的“瓊”即嘉絨語的tɕon，敦煌古藏文寫卷作Khyung，漢語文獻作“邛”，意指神鳥。這些內容在筆者的《神鳥崇拜與空桑傳說》一文中已經略有述及。在西南地區，保持著邛鳥崇拜的還有納西族。邛鳥，東巴語讀作tɕhy，人們在口語裡一般稱為“大鵬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木仕華研究員認為，東巴經典中的大鵬鳥並非納西族文化中原生的形象，而是與印藏文化間溝通交流的產物（見《納西東巴文白海螺大鵬鳥字源考》）。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納西族，在《西康圖經》中記作“麼些”，《元史》卷64《地理四》明確記載：麼些人曾居於邛部州，其地後被仲由蒙後裔所奪。仲由蒙，即今彝族之先祖；仲由蒙之裔，即彝語志中的曲涅和古侯二部。曲涅和古侯二部攻陷邛部的時間約在南北朝時期，今納西族主要分佈於以麗江為中心的雲南地區，另四川、西藏略有少量分佈，顯然，這正是納西族自邛部州遷移後的結果。
納西族的保護神邛鳥，今多譯作“大鵬鳥”。
宋元時期的邛部州，在漢時為邛都夷故國，地即今涼山州越西縣。據此，結合納西族對邛鳥的崇拜，我們不難推測，納西族當源自邛都夷。此外，馬長壽教授認為，嘉絨即漢之冉駹夷。按《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朝在邛都夷故地設立越嶲郡的同時，在冉駹夷居地設立了汶山郡。這種共時性表明，邛都夷與冉駹夷之間可能存在著密切聯繫。因此，我們把今天的嘉絨藏族和納西族均視為邛人後裔，當不得視為無據。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我們還可以把邛人的源頭進一步推及西周時期的羌戎、甲骨文中的工方、傳世文獻中的鯀禹族、江漢地區的古代共工氏。這一條線索，只要我們突破學科壁壘，結合歷史語言學、考古學、文獻學、民族學等材料來進行考察，應當說是比較清晰的。而過去學術界之所以難以在商代和漢代資料中發現戎人的蹤跡，根本原因就在於囿於漢語文獻，沒有能夠深入到西戎集團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中去。
嘉絨藏族
事實上，今天的嘉絨藏族仍然保留著許多古老的文化特徵，而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他們歷史的悠久性。比如，他們的語言因為至今仍然保留著複雜的複輔音特徵而被當今的歷史語言學界視為漢藏語系的“活化石”；又比如，他們的石碉建築因為具有高超的建造技術和藝術效果，也被學者們稱為研究古代建築的“化石標本”；再比如，他們的嘉絨藏戲也因為常常具有古老的宗教氣息而被一些學者稱為“戲曲百花苑中的活化石”。總之，嘉絨藏族的古老特徵表現在許多方面，而這些特徵也將成為我們研究的指引。
現在，就讓我們從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說起。
一、築城防水：石家河文化及共工氏的傳說
水，是農業的生命線。由於灌溉活動的需要，以稻作農業為主的古代江漢民族不能不選擇距離水源較近的地方生活。然而，遠古時期的長江中上游水患頻仍，瀕水而居的人們總是經常會受到水患的威脅。為了防禦水患，古代江漢古族開始了大規模的築城活動，城邑文化由此在中國境內興起。
考古資料顯示，位於湖南省常德市澧縣的城頭山遺址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史前城址，年代約在公元前4000年。該城址面積約8萬平方米，屬大溪文化。到了屈家嶺時代，江漢平原聚落越來越多，不少已經具有古代國家的形態。當時主要城址有天門石家河城（前2600-前2000年），面積達120萬平方米；荊門馬家垸，面積24萬平方米；荊州陰湘城，面積19萬平方米；石首走馬嶺城，面積7.8萬平方米；公安雞鳴城，面積15萬平方米；應城門板灣，面積20萬平方米；應城陶家湖，面積67萬平方米；澧縣雞叫城，面積14萬平方米。
城頭山遺址航拍圖
古代漢語文獻把善於營造的部族稱為共工，後亦稱“司空”，金文、簡帛材料多作“司工”。鄭玄注《考工記》說：“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從文獻的記載來看，把江漢古族推定為共工氏族是比較合理的。共工氏源自三苗集團，以炎帝為先祖。《山海經·海內經》說：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壤，以處江水。
呂思勉根據對《詩經》”陶復陶穴“的解釋，指出復有平地增高之義（見《呂思勉讀史札記》）。可見，《山海經》的“復土壤”即築堤之義。共工氏有築堤防水之技，故能安處江水，是以《左傳》乃言：“共工氏以水為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江水，為長江古稱。“江”字晚出，其在甲骨文中乃作“工”字，金文中則或作“邛”字（伯戔盤，《集成》10160），或從“邛”並別加“水”部（江叔鬲，《集成》677），或又省“邑”部而作“江”字（江小仲母生鼎，《集成》2391）。工者，計其字形，則如版築之杵（見劉新民《“工”字字源新考》）；計其字義，則指工技、工程，亦兼指善築之族；計其字音，則取於版築夯牆之聲。此善築之族，名以“工”稱，顯然即系共工氏；而共工氏所鄰之水，故亦得稱為”江水“。
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大禹出生於西部羌戎集團，有“戎禹”之稱（見《潛夫論·五帝德》）。西戎集團是整個夏王朝統治集團的核心力量，其身影伴隨著夏王朝的始終。在西周時期，西戎是周人的通婚集團。從周武王至周厲王，每隔一代周王，都會娶一個姜姓的戎族女子為妻（見劉啟益《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這是學者們都比較熟悉的。但是，令學者們感到困惑的是，在殷墟甲骨文中卻並沒有發現“戎族”的記錄。在漢代之後，這個戎族也不見蹤影。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攝影大師莊學本先生進入川西地區採風，其攝影資料後輯為《羌戎考察記》並出版；隨後不久，民族學家馬長壽先生亦深入大涼山、川西北地區進行調查，並完成了《嘉戎民族社會史》、《缽教源流》、《彝族古代史初稿》、《氐與羌》等多篇論著。從這時起，一些學者開始逐漸意識到，中國歷史上的戎人與今天生活於川西地區的嘉絨藏族存在著極其密切的聯繫。
莊學本先生的採風作品《羌戎考察記》
根據嘉絨藏族的傳說，他們的祖先來自瓊部。這裡的“瓊”即嘉絨語的tɕon，敦煌古藏文寫卷作Khyung，漢語文獻作“邛”，意指神鳥。這些內容在筆者的《神鳥崇拜與空桑傳說》一文中已經略有述及。在西南地區，保持著邛鳥崇拜的還有納西族。邛鳥，東巴語讀作tɕhy，人們在口語裡一般稱為“大鵬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木仕華研究員認為，東巴經典中的大鵬鳥並非納西族文化中原生的形象，而是與印藏文化間溝通交流的產物（見《納西東巴文白海螺大鵬鳥字源考》）。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納西族，在《西康圖經》中記作“麼些”，《元史》卷64《地理四》明確記載：麼些人曾居於邛部州，其地後被仲由蒙後裔所奪。仲由蒙，即今彝族之先祖；仲由蒙之裔，即彝語志中的曲涅和古侯二部。曲涅和古侯二部攻陷邛部的時間約在南北朝時期，今納西族主要分佈於以麗江為中心的雲南地區，另四川、西藏略有少量分佈，顯然，這正是納西族自邛部州遷移後的結果。
納西族的保護神邛鳥，今多譯作“大鵬鳥”。
宋元時期的邛部州，在漢時為邛都夷故國，地即今涼山州越西縣。據此，結合納西族對邛鳥的崇拜，我們不難推測，納西族當源自邛都夷。此外，馬長壽教授認為，嘉絨即漢之冉駹夷。按《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朝在邛都夷故地設立越嶲郡的同時，在冉駹夷居地設立了汶山郡。這種共時性表明，邛都夷與冉駹夷之間可能存在著密切聯繫。因此，我們把今天的嘉絨藏族和納西族均視為邛人後裔，當不得視為無據。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我們還可以把邛人的源頭進一步推及西周時期的羌戎、甲骨文中的工方、傳世文獻中的鯀禹族、江漢地區的古代共工氏。這一條線索，只要我們突破學科壁壘，結合歷史語言學、考古學、文獻學、民族學等材料來進行考察，應當說是比較清晰的。而過去學術界之所以難以在商代和漢代資料中發現戎人的蹤跡，根本原因就在於囿於漢語文獻，沒有能夠深入到西戎集團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中去。
嘉絨藏族
事實上，今天的嘉絨藏族仍然保留著許多古老的文化特徵，而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他們歷史的悠久性。比如，他們的語言因為至今仍然保留著複雜的複輔音特徵而被當今的歷史語言學界視為漢藏語系的“活化石”；又比如，他們的石碉建築因為具有高超的建造技術和藝術效果，也被學者們稱為研究古代建築的“化石標本”；再比如，他們的嘉絨藏戲也因為常常具有古老的宗教氣息而被一些學者稱為“戲曲百花苑中的活化石”。總之，嘉絨藏族的古老特徵表現在許多方面，而這些特徵也將成為我們研究的指引。
現在，就讓我們從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說起。
一、築城防水：石家河文化及共工氏的傳說
水，是農業的生命線。由於灌溉活動的需要，以稻作農業為主的古代江漢民族不能不選擇距離水源較近的地方生活。然而，遠古時期的長江中上游水患頻仍，瀕水而居的人們總是經常會受到水患的威脅。為了防禦水患，古代江漢古族開始了大規模的築城活動，城邑文化由此在中國境內興起。
考古資料顯示，位於湖南省常德市澧縣的城頭山遺址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史前城址，年代約在公元前4000年。該城址面積約8萬平方米，屬大溪文化。到了屈家嶺時代，江漢平原聚落越來越多，不少已經具有古代國家的形態。當時主要城址有天門石家河城（前2600-前2000年），面積達120萬平方米；荊門馬家垸，面積24萬平方米；荊州陰湘城，面積19萬平方米；石首走馬嶺城，面積7.8萬平方米；公安雞鳴城，面積15萬平方米；應城門板灣，面積20萬平方米；應城陶家湖，面積67萬平方米；澧縣雞叫城，面積14萬平方米。
城頭山遺址航拍圖
古代漢語文獻把善於營造的部族稱為共工，後亦稱“司空”，金文、簡帛材料多作“司工”。鄭玄注《考工記》說：“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從文獻的記載來看，把江漢古族推定為共工氏族是比較合理的。共工氏源自三苗集團，以炎帝為先祖。《山海經·海內經》說：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壤，以處江水。
呂思勉根據對《詩經》”陶復陶穴“的解釋，指出復有平地增高之義（見《呂思勉讀史札記》）。可見，《山海經》的“復土壤”即築堤之義。共工氏有築堤防水之技，故能安處江水，是以《左傳》乃言：“共工氏以水為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江水，為長江古稱。“江”字晚出，其在甲骨文中乃作“工”字，金文中則或作“邛”字（伯戔盤，《集成》10160），或從“邛”並別加“水”部（江叔鬲，《集成》677），或又省“邑”部而作“江”字（江小仲母生鼎，《集成》2391）。工者，計其字形，則如版築之杵（見劉新民《“工”字字源新考》）；計其字義，則指工技、工程，亦兼指善築之族；計其字音，則取於版築夯牆之聲。此善築之族，名以“工”稱，顯然即系共工氏；而共工氏所鄰之水，故亦得稱為”江水“。
江小仲鼎銘文
共工氏起土築堤，圍而成邑，此本正常的防水之術。及後來大禹治水，以導見功。兩相比較之下，築堤防水之術遂被說教者醜化為禍亂之道。《國語·周語下》載，周靈王二十二年，經王城北面的谷水和經王城南面的洛水爭搶水道，侵凌王宮，靈王想堵截谷水。太子晉進行勸阻，講了一番不可墮山防川的道理後，說：
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群生，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在下，疏川導滯，……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這裡的“壅防百川”，即《山海經》所謂的“復土壤”。這段話的重要性還在於，它還基本完整地勾勒出了共工裔族的歷史脈絡。下文，我們也將沿著這條線展開論述。
二、三苗西遷與伯鯀築城
在傳世漢語文獻中，今天藏緬語族的族群在古代西北者多被通稱為“羌”。著名藏學家任乃強認為：“羌族的原始住區，為藏北之絳塘草原（羌塘），與康北之俄洛草原。當其極盛時，人口發展無已，分向四方延展。”其中於較早時“遠入漢水流域與大巴山區者，則於唐虞時為三苗，殷周時為楚羋，魏晉時為巴氐。”並自注雲：“楚國羋姓，其字為羌之變體，而讀音如米，與羌氐語呼人為米同音，蓋羌族語猶存之證。”（見《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今按：古代羌系族群與江漢之苗蠻族群固有密切之聯繫，然以羌係為源，苗係為流，則與考古文化、文獻記載皆相背離。
從文獻記載來看，《後漢書·西羌傳》雲：“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又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見威王》曰：
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大禹出生於西部羌戎集團，有“戎禹”之稱（見《潛夫論·五帝德》）。西戎集團是整個夏王朝統治集團的核心力量，其身影伴隨著夏王朝的始終。在西周時期，西戎是周人的通婚集團。從周武王至周厲王，每隔一代周王，都會娶一個姜姓的戎族女子為妻（見劉啟益《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這是學者們都比較熟悉的。但是，令學者們感到困惑的是，在殷墟甲骨文中卻並沒有發現“戎族”的記錄。在漢代之後，這個戎族也不見蹤影。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攝影大師莊學本先生進入川西地區採風，其攝影資料後輯為《羌戎考察記》並出版；隨後不久，民族學家馬長壽先生亦深入大涼山、川西北地區進行調查，並完成了《嘉戎民族社會史》、《缽教源流》、《彝族古代史初稿》、《氐與羌》等多篇論著。從這時起，一些學者開始逐漸意識到，中國歷史上的戎人與今天生活於川西地區的嘉絨藏族存在著極其密切的聯繫。
莊學本先生的採風作品《羌戎考察記》
根據嘉絨藏族的傳說，他們的祖先來自瓊部。這裡的“瓊”即嘉絨語的tɕon，敦煌古藏文寫卷作Khyung，漢語文獻作“邛”，意指神鳥。這些內容在筆者的《神鳥崇拜與空桑傳說》一文中已經略有述及。在西南地區，保持著邛鳥崇拜的還有納西族。邛鳥，東巴語讀作tɕhy，人們在口語裡一般稱為“大鵬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木仕華研究員認為，東巴經典中的大鵬鳥並非納西族文化中原生的形象，而是與印藏文化間溝通交流的產物（見《納西東巴文白海螺大鵬鳥字源考》）。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納西族，在《西康圖經》中記作“麼些”，《元史》卷64《地理四》明確記載：麼些人曾居於邛部州，其地後被仲由蒙後裔所奪。仲由蒙，即今彝族之先祖；仲由蒙之裔，即彝語志中的曲涅和古侯二部。曲涅和古侯二部攻陷邛部的時間約在南北朝時期，今納西族主要分佈於以麗江為中心的雲南地區，另四川、西藏略有少量分佈，顯然，這正是納西族自邛部州遷移後的結果。
納西族的保護神邛鳥，今多譯作“大鵬鳥”。
宋元時期的邛部州，在漢時為邛都夷故國，地即今涼山州越西縣。據此，結合納西族對邛鳥的崇拜，我們不難推測，納西族當源自邛都夷。此外，馬長壽教授認為，嘉絨即漢之冉駹夷。按《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朝在邛都夷故地設立越嶲郡的同時，在冉駹夷居地設立了汶山郡。這種共時性表明，邛都夷與冉駹夷之間可能存在著密切聯繫。因此，我們把今天的嘉絨藏族和納西族均視為邛人後裔，當不得視為無據。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我們還可以把邛人的源頭進一步推及西周時期的羌戎、甲骨文中的工方、傳世文獻中的鯀禹族、江漢地區的古代共工氏。這一條線索，只要我們突破學科壁壘，結合歷史語言學、考古學、文獻學、民族學等材料來進行考察，應當說是比較清晰的。而過去學術界之所以難以在商代和漢代資料中發現戎人的蹤跡，根本原因就在於囿於漢語文獻，沒有能夠深入到西戎集團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中去。
嘉絨藏族
事實上，今天的嘉絨藏族仍然保留著許多古老的文化特徵，而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他們歷史的悠久性。比如，他們的語言因為至今仍然保留著複雜的複輔音特徵而被當今的歷史語言學界視為漢藏語系的“活化石”；又比如，他們的石碉建築因為具有高超的建造技術和藝術效果，也被學者們稱為研究古代建築的“化石標本”；再比如，他們的嘉絨藏戲也因為常常具有古老的宗教氣息而被一些學者稱為“戲曲百花苑中的活化石”。總之，嘉絨藏族的古老特徵表現在許多方面，而這些特徵也將成為我們研究的指引。
現在，就讓我們從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說起。
一、築城防水：石家河文化及共工氏的傳說
水，是農業的生命線。由於灌溉活動的需要，以稻作農業為主的古代江漢民族不能不選擇距離水源較近的地方生活。然而，遠古時期的長江中上游水患頻仍，瀕水而居的人們總是經常會受到水患的威脅。為了防禦水患，古代江漢古族開始了大規模的築城活動，城邑文化由此在中國境內興起。
考古資料顯示，位於湖南省常德市澧縣的城頭山遺址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史前城址，年代約在公元前4000年。該城址面積約8萬平方米，屬大溪文化。到了屈家嶺時代，江漢平原聚落越來越多，不少已經具有古代國家的形態。當時主要城址有天門石家河城（前2600-前2000年），面積達120萬平方米；荊門馬家垸，面積24萬平方米；荊州陰湘城，面積19萬平方米；石首走馬嶺城，面積7.8萬平方米；公安雞鳴城，面積15萬平方米；應城門板灣，面積20萬平方米；應城陶家湖，面積67萬平方米；澧縣雞叫城，面積14萬平方米。
城頭山遺址航拍圖
古代漢語文獻把善於營造的部族稱為共工，後亦稱“司空”，金文、簡帛材料多作“司工”。鄭玄注《考工記》說：“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從文獻的記載來看，把江漢古族推定為共工氏族是比較合理的。共工氏源自三苗集團，以炎帝為先祖。《山海經·海內經》說：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壤，以處江水。
呂思勉根據對《詩經》”陶復陶穴“的解釋，指出復有平地增高之義（見《呂思勉讀史札記》）。可見，《山海經》的“復土壤”即築堤之義。共工氏有築堤防水之技，故能安處江水，是以《左傳》乃言：“共工氏以水為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江水，為長江古稱。“江”字晚出，其在甲骨文中乃作“工”字，金文中則或作“邛”字（伯戔盤，《集成》10160），或從“邛”並別加“水”部（江叔鬲，《集成》677），或又省“邑”部而作“江”字（江小仲母生鼎，《集成》2391）。工者，計其字形，則如版築之杵（見劉新民《“工”字字源新考》）；計其字義，則指工技、工程，亦兼指善築之族；計其字音，則取於版築夯牆之聲。此善築之族，名以“工”稱，顯然即系共工氏；而共工氏所鄰之水，故亦得稱為”江水“。
江小仲鼎銘文
共工氏起土築堤，圍而成邑，此本正常的防水之術。及後來大禹治水，以導見功。兩相比較之下，築堤防水之術遂被說教者醜化為禍亂之道。《國語·周語下》載，周靈王二十二年，經王城北面的谷水和經王城南面的洛水爭搶水道，侵凌王宮，靈王想堵截谷水。太子晉進行勸阻，講了一番不可墮山防川的道理後，說：
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群生，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在下，疏川導滯，……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這裡的“壅防百川”，即《山海經》所謂的“復土壤”。這段話的重要性還在於，它還基本完整地勾勒出了共工裔族的歷史脈絡。下文，我們也將沿著這條線展開論述。
二、三苗西遷與伯鯀築城
在傳世漢語文獻中，今天藏緬語族的族群在古代西北者多被通稱為“羌”。著名藏學家任乃強認為：“羌族的原始住區，為藏北之絳塘草原（羌塘），與康北之俄洛草原。當其極盛時，人口發展無已，分向四方延展。”其中於較早時“遠入漢水流域與大巴山區者，則於唐虞時為三苗，殷周時為楚羋，魏晉時為巴氐。”並自注雲：“楚國羋姓，其字為羌之變體，而讀音如米，與羌氐語呼人為米同音，蓋羌族語猶存之證。”（見《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今按：古代羌系族群與江漢之苗蠻族群固有密切之聯繫，然以羌係為源，苗係為流，則與考古文化、文獻記載皆相背離。
從文獻記載來看，《後漢書·西羌傳》雲：“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又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見威王》曰：
銀雀山漢墓竹簡
堯有天下之時，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國四。故堯伐負海之國，而後北方民不得苛；伐共工，而後兵寢不起，弛而不用。其間數年，堯身衰而而治屈，胥天下而傳舜。舜擊讙收，放之宗；擊鯀，放之羽；擊三苗，放之危；亡有扈氏中國。有苗民存蜀，為弘。舜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傳之禹。（見《銀雀山漢墓竹簡》第壹冊）
此“有苗民存蜀為弘”一言，整理小組點校作“有苗民存，蜀為弘”，並讀蜀為“獨”。饒宗頤則指出，此文當“視蜀為地名，則三苗西遷，曾恃蜀以自固，故吳起說三苗疆域稱文山在其南（似應作北。——饒自注）。文山即岷山也。”（見《西南文化創世紀》）筆者認為，饒宗頤的解讀是更可信的。
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大禹出生於西部羌戎集團，有“戎禹”之稱（見《潛夫論·五帝德》）。西戎集團是整個夏王朝統治集團的核心力量，其身影伴隨著夏王朝的始終。在西周時期，西戎是周人的通婚集團。從周武王至周厲王，每隔一代周王，都會娶一個姜姓的戎族女子為妻（見劉啟益《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這是學者們都比較熟悉的。但是，令學者們感到困惑的是，在殷墟甲骨文中卻並沒有發現“戎族”的記錄。在漢代之後，這個戎族也不見蹤影。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攝影大師莊學本先生進入川西地區採風，其攝影資料後輯為《羌戎考察記》並出版；隨後不久，民族學家馬長壽先生亦深入大涼山、川西北地區進行調查，並完成了《嘉戎民族社會史》、《缽教源流》、《彝族古代史初稿》、《氐與羌》等多篇論著。從這時起，一些學者開始逐漸意識到，中國歷史上的戎人與今天生活於川西地區的嘉絨藏族存在著極其密切的聯繫。
莊學本先生的採風作品《羌戎考察記》
根據嘉絨藏族的傳說，他們的祖先來自瓊部。這裡的“瓊”即嘉絨語的tɕon，敦煌古藏文寫卷作Khyung，漢語文獻作“邛”，意指神鳥。這些內容在筆者的《神鳥崇拜與空桑傳說》一文中已經略有述及。在西南地區，保持著邛鳥崇拜的還有納西族。邛鳥，東巴語讀作tɕhy，人們在口語裡一般稱為“大鵬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木仕華研究員認為，東巴經典中的大鵬鳥並非納西族文化中原生的形象，而是與印藏文化間溝通交流的產物（見《納西東巴文白海螺大鵬鳥字源考》）。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納西族，在《西康圖經》中記作“麼些”，《元史》卷64《地理四》明確記載：麼些人曾居於邛部州，其地後被仲由蒙後裔所奪。仲由蒙，即今彝族之先祖；仲由蒙之裔，即彝語志中的曲涅和古侯二部。曲涅和古侯二部攻陷邛部的時間約在南北朝時期，今納西族主要分佈於以麗江為中心的雲南地區，另四川、西藏略有少量分佈，顯然，這正是納西族自邛部州遷移後的結果。
納西族的保護神邛鳥，今多譯作“大鵬鳥”。
宋元時期的邛部州，在漢時為邛都夷故國，地即今涼山州越西縣。據此，結合納西族對邛鳥的崇拜，我們不難推測，納西族當源自邛都夷。此外，馬長壽教授認為，嘉絨即漢之冉駹夷。按《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朝在邛都夷故地設立越嶲郡的同時，在冉駹夷居地設立了汶山郡。這種共時性表明，邛都夷與冉駹夷之間可能存在著密切聯繫。因此，我們把今天的嘉絨藏族和納西族均視為邛人後裔，當不得視為無據。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我們還可以把邛人的源頭進一步推及西周時期的羌戎、甲骨文中的工方、傳世文獻中的鯀禹族、江漢地區的古代共工氏。這一條線索，只要我們突破學科壁壘，結合歷史語言學、考古學、文獻學、民族學等材料來進行考察，應當說是比較清晰的。而過去學術界之所以難以在商代和漢代資料中發現戎人的蹤跡，根本原因就在於囿於漢語文獻，沒有能夠深入到西戎集團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中去。
嘉絨藏族
事實上，今天的嘉絨藏族仍然保留著許多古老的文化特徵，而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他們歷史的悠久性。比如，他們的語言因為至今仍然保留著複雜的複輔音特徵而被當今的歷史語言學界視為漢藏語系的“活化石”；又比如，他們的石碉建築因為具有高超的建造技術和藝術效果，也被學者們稱為研究古代建築的“化石標本”；再比如，他們的嘉絨藏戲也因為常常具有古老的宗教氣息而被一些學者稱為“戲曲百花苑中的活化石”。總之，嘉絨藏族的古老特徵表現在許多方面，而這些特徵也將成為我們研究的指引。
現在，就讓我們從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說起。
一、築城防水：石家河文化及共工氏的傳說
水，是農業的生命線。由於灌溉活動的需要，以稻作農業為主的古代江漢民族不能不選擇距離水源較近的地方生活。然而，遠古時期的長江中上游水患頻仍，瀕水而居的人們總是經常會受到水患的威脅。為了防禦水患，古代江漢古族開始了大規模的築城活動，城邑文化由此在中國境內興起。
考古資料顯示，位於湖南省常德市澧縣的城頭山遺址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史前城址，年代約在公元前4000年。該城址面積約8萬平方米，屬大溪文化。到了屈家嶺時代，江漢平原聚落越來越多，不少已經具有古代國家的形態。當時主要城址有天門石家河城（前2600-前2000年），面積達120萬平方米；荊門馬家垸，面積24萬平方米；荊州陰湘城，面積19萬平方米；石首走馬嶺城，面積7.8萬平方米；公安雞鳴城，面積15萬平方米；應城門板灣，面積20萬平方米；應城陶家湖，面積67萬平方米；澧縣雞叫城，面積14萬平方米。
城頭山遺址航拍圖
古代漢語文獻把善於營造的部族稱為共工，後亦稱“司空”，金文、簡帛材料多作“司工”。鄭玄注《考工記》說：“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從文獻的記載來看，把江漢古族推定為共工氏族是比較合理的。共工氏源自三苗集團，以炎帝為先祖。《山海經·海內經》說：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壤，以處江水。
呂思勉根據對《詩經》”陶復陶穴“的解釋，指出復有平地增高之義（見《呂思勉讀史札記》）。可見，《山海經》的“復土壤”即築堤之義。共工氏有築堤防水之技，故能安處江水，是以《左傳》乃言：“共工氏以水為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江水，為長江古稱。“江”字晚出，其在甲骨文中乃作“工”字，金文中則或作“邛”字（伯戔盤，《集成》10160），或從“邛”並別加“水”部（江叔鬲，《集成》677），或又省“邑”部而作“江”字（江小仲母生鼎，《集成》2391）。工者，計其字形，則如版築之杵（見劉新民《“工”字字源新考》）；計其字義，則指工技、工程，亦兼指善築之族；計其字音，則取於版築夯牆之聲。此善築之族，名以“工”稱，顯然即系共工氏；而共工氏所鄰之水，故亦得稱為”江水“。
江小仲鼎銘文
共工氏起土築堤，圍而成邑，此本正常的防水之術。及後來大禹治水，以導見功。兩相比較之下，築堤防水之術遂被說教者醜化為禍亂之道。《國語·周語下》載，周靈王二十二年，經王城北面的谷水和經王城南面的洛水爭搶水道，侵凌王宮，靈王想堵截谷水。太子晉進行勸阻，講了一番不可墮山防川的道理後，說：
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群生，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在下，疏川導滯，……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這裡的“壅防百川”，即《山海經》所謂的“復土壤”。這段話的重要性還在於，它還基本完整地勾勒出了共工裔族的歷史脈絡。下文，我們也將沿著這條線展開論述。
二、三苗西遷與伯鯀築城
在傳世漢語文獻中，今天藏緬語族的族群在古代西北者多被通稱為“羌”。著名藏學家任乃強認為：“羌族的原始住區，為藏北之絳塘草原（羌塘），與康北之俄洛草原。當其極盛時，人口發展無已，分向四方延展。”其中於較早時“遠入漢水流域與大巴山區者，則於唐虞時為三苗，殷周時為楚羋，魏晉時為巴氐。”並自注雲：“楚國羋姓，其字為羌之變體，而讀音如米，與羌氐語呼人為米同音，蓋羌族語猶存之證。”（見《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今按：古代羌系族群與江漢之苗蠻族群固有密切之聯繫，然以羌係為源，苗係為流，則與考古文化、文獻記載皆相背離。
從文獻記載來看，《後漢書·西羌傳》雲：“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又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見威王》曰：
銀雀山漢墓竹簡
堯有天下之時，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國四。故堯伐負海之國，而後北方民不得苛；伐共工，而後兵寢不起，弛而不用。其間數年，堯身衰而而治屈，胥天下而傳舜。舜擊讙收，放之宗；擊鯀，放之羽；擊三苗，放之危；亡有扈氏中國。有苗民存蜀，為弘。舜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傳之禹。（見《銀雀山漢墓竹簡》第壹冊）
此“有苗民存蜀為弘”一言，整理小組點校作“有苗民存，蜀為弘”，並讀蜀為“獨”。饒宗頤則指出，此文當“視蜀為地名，則三苗西遷，曾恃蜀以自固，故吳起說三苗疆域稱文山在其南（似應作北。——饒自注）。文山即岷山也。”（見《西南文化創世紀》）筆者認為，饒宗頤的解讀是更可信的。
石家河出土的玉虎
從考古文化上來看，三苗西遷應即表現為四千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進入成都平原地區。大約在公元前2800年，成都平原出現了三星堆一期和寶墩兩個強大的古文化。前者分佈在成都平原北部，後者分佈在成都平原西南部。裘士京和陳震通過對三件石家河人面玉像和二件三星堆青銅人面像造型及紋飾的比較，指出二者有很多相似和共同之處，並據此推測石家河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來源之一（見《三星堆青銅頭像和石家河玉面人像——從三星堆青銅頭像看三星堆文化的來源》）。此外，寶墩文化的灰白陶和波浪劃痕較多，也顯示出與石家河文化相近的因素。王毅和孫華二位學者認為：“寶墩村文化中出現的石家河文化因素很可能就是石家河文化強盛之時向西輻射四川輻射所致。”（見《寶墩村文化的初步認識》）。
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大禹出生於西部羌戎集團，有“戎禹”之稱（見《潛夫論·五帝德》）。西戎集團是整個夏王朝統治集團的核心力量，其身影伴隨著夏王朝的始終。在西周時期，西戎是周人的通婚集團。從周武王至周厲王，每隔一代周王，都會娶一個姜姓的戎族女子為妻（見劉啟益《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這是學者們都比較熟悉的。但是，令學者們感到困惑的是，在殷墟甲骨文中卻並沒有發現“戎族”的記錄。在漢代之後，這個戎族也不見蹤影。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攝影大師莊學本先生進入川西地區採風，其攝影資料後輯為《羌戎考察記》並出版；隨後不久，民族學家馬長壽先生亦深入大涼山、川西北地區進行調查，並完成了《嘉戎民族社會史》、《缽教源流》、《彝族古代史初稿》、《氐與羌》等多篇論著。從這時起，一些學者開始逐漸意識到，中國歷史上的戎人與今天生活於川西地區的嘉絨藏族存在著極其密切的聯繫。
莊學本先生的採風作品《羌戎考察記》
根據嘉絨藏族的傳說，他們的祖先來自瓊部。這裡的“瓊”即嘉絨語的tɕon，敦煌古藏文寫卷作Khyung，漢語文獻作“邛”，意指神鳥。這些內容在筆者的《神鳥崇拜與空桑傳說》一文中已經略有述及。在西南地區，保持著邛鳥崇拜的還有納西族。邛鳥，東巴語讀作tɕhy，人們在口語裡一般稱為“大鵬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木仕華研究員認為，東巴經典中的大鵬鳥並非納西族文化中原生的形象，而是與印藏文化間溝通交流的產物（見《納西東巴文白海螺大鵬鳥字源考》）。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納西族，在《西康圖經》中記作“麼些”，《元史》卷64《地理四》明確記載：麼些人曾居於邛部州，其地後被仲由蒙後裔所奪。仲由蒙，即今彝族之先祖；仲由蒙之裔，即彝語志中的曲涅和古侯二部。曲涅和古侯二部攻陷邛部的時間約在南北朝時期，今納西族主要分佈於以麗江為中心的雲南地區，另四川、西藏略有少量分佈，顯然，這正是納西族自邛部州遷移後的結果。
納西族的保護神邛鳥，今多譯作“大鵬鳥”。
宋元時期的邛部州，在漢時為邛都夷故國，地即今涼山州越西縣。據此，結合納西族對邛鳥的崇拜，我們不難推測，納西族當源自邛都夷。此外，馬長壽教授認為，嘉絨即漢之冉駹夷。按《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朝在邛都夷故地設立越嶲郡的同時，在冉駹夷居地設立了汶山郡。這種共時性表明，邛都夷與冉駹夷之間可能存在著密切聯繫。因此，我們把今天的嘉絨藏族和納西族均視為邛人後裔，當不得視為無據。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我們還可以把邛人的源頭進一步推及西周時期的羌戎、甲骨文中的工方、傳世文獻中的鯀禹族、江漢地區的古代共工氏。這一條線索，只要我們突破學科壁壘，結合歷史語言學、考古學、文獻學、民族學等材料來進行考察，應當說是比較清晰的。而過去學術界之所以難以在商代和漢代資料中發現戎人的蹤跡，根本原因就在於囿於漢語文獻，沒有能夠深入到西戎集團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中去。
嘉絨藏族
事實上，今天的嘉絨藏族仍然保留著許多古老的文化特徵，而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他們歷史的悠久性。比如，他們的語言因為至今仍然保留著複雜的複輔音特徵而被當今的歷史語言學界視為漢藏語系的“活化石”；又比如，他們的石碉建築因為具有高超的建造技術和藝術效果，也被學者們稱為研究古代建築的“化石標本”；再比如，他們的嘉絨藏戲也因為常常具有古老的宗教氣息而被一些學者稱為“戲曲百花苑中的活化石”。總之，嘉絨藏族的古老特徵表現在許多方面，而這些特徵也將成為我們研究的指引。
現在，就讓我們從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說起。
一、築城防水：石家河文化及共工氏的傳說
水，是農業的生命線。由於灌溉活動的需要，以稻作農業為主的古代江漢民族不能不選擇距離水源較近的地方生活。然而，遠古時期的長江中上游水患頻仍，瀕水而居的人們總是經常會受到水患的威脅。為了防禦水患，古代江漢古族開始了大規模的築城活動，城邑文化由此在中國境內興起。
考古資料顯示，位於湖南省常德市澧縣的城頭山遺址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史前城址，年代約在公元前4000年。該城址面積約8萬平方米，屬大溪文化。到了屈家嶺時代，江漢平原聚落越來越多，不少已經具有古代國家的形態。當時主要城址有天門石家河城（前2600-前2000年），面積達120萬平方米；荊門馬家垸，面積24萬平方米；荊州陰湘城，面積19萬平方米；石首走馬嶺城，面積7.8萬平方米；公安雞鳴城，面積15萬平方米；應城門板灣，面積20萬平方米；應城陶家湖，面積67萬平方米；澧縣雞叫城，面積14萬平方米。
城頭山遺址航拍圖
古代漢語文獻把善於營造的部族稱為共工，後亦稱“司空”，金文、簡帛材料多作“司工”。鄭玄注《考工記》說：“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從文獻的記載來看，把江漢古族推定為共工氏族是比較合理的。共工氏源自三苗集團，以炎帝為先祖。《山海經·海內經》說：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壤，以處江水。
呂思勉根據對《詩經》”陶復陶穴“的解釋，指出復有平地增高之義（見《呂思勉讀史札記》）。可見，《山海經》的“復土壤”即築堤之義。共工氏有築堤防水之技，故能安處江水，是以《左傳》乃言：“共工氏以水為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江水，為長江古稱。“江”字晚出，其在甲骨文中乃作“工”字，金文中則或作“邛”字（伯戔盤，《集成》10160），或從“邛”並別加“水”部（江叔鬲，《集成》677），或又省“邑”部而作“江”字（江小仲母生鼎，《集成》2391）。工者，計其字形，則如版築之杵（見劉新民《“工”字字源新考》）；計其字義，則指工技、工程，亦兼指善築之族；計其字音，則取於版築夯牆之聲。此善築之族，名以“工”稱，顯然即系共工氏；而共工氏所鄰之水，故亦得稱為”江水“。
江小仲鼎銘文
共工氏起土築堤，圍而成邑，此本正常的防水之術。及後來大禹治水，以導見功。兩相比較之下，築堤防水之術遂被說教者醜化為禍亂之道。《國語·周語下》載，周靈王二十二年，經王城北面的谷水和經王城南面的洛水爭搶水道，侵凌王宮，靈王想堵截谷水。太子晉進行勸阻，講了一番不可墮山防川的道理後，說：
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群生，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在下，疏川導滯，……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這裡的“壅防百川”，即《山海經》所謂的“復土壤”。這段話的重要性還在於，它還基本完整地勾勒出了共工裔族的歷史脈絡。下文，我們也將沿著這條線展開論述。
二、三苗西遷與伯鯀築城
在傳世漢語文獻中，今天藏緬語族的族群在古代西北者多被通稱為“羌”。著名藏學家任乃強認為：“羌族的原始住區，為藏北之絳塘草原（羌塘），與康北之俄洛草原。當其極盛時，人口發展無已，分向四方延展。”其中於較早時“遠入漢水流域與大巴山區者，則於唐虞時為三苗，殷周時為楚羋，魏晉時為巴氐。”並自注雲：“楚國羋姓，其字為羌之變體，而讀音如米，與羌氐語呼人為米同音，蓋羌族語猶存之證。”（見《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今按：古代羌系族群與江漢之苗蠻族群固有密切之聯繫，然以羌係為源，苗係為流，則與考古文化、文獻記載皆相背離。
從文獻記載來看，《後漢書·西羌傳》雲：“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又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見威王》曰：
銀雀山漢墓竹簡
堯有天下之時，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國四。故堯伐負海之國，而後北方民不得苛；伐共工，而後兵寢不起，弛而不用。其間數年，堯身衰而而治屈，胥天下而傳舜。舜擊讙收，放之宗；擊鯀，放之羽；擊三苗，放之危；亡有扈氏中國。有苗民存蜀，為弘。舜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傳之禹。（見《銀雀山漢墓竹簡》第壹冊）
此“有苗民存蜀為弘”一言，整理小組點校作“有苗民存，蜀為弘”，並讀蜀為“獨”。饒宗頤則指出，此文當“視蜀為地名，則三苗西遷，曾恃蜀以自固，故吳起說三苗疆域稱文山在其南（似應作北。——饒自注）。文山即岷山也。”（見《西南文化創世紀》）筆者認為，饒宗頤的解讀是更可信的。
石家河出土的玉虎
從考古文化上來看，三苗西遷應即表現為四千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進入成都平原地區。大約在公元前2800年，成都平原出現了三星堆一期和寶墩兩個強大的古文化。前者分佈在成都平原北部，後者分佈在成都平原西南部。裘士京和陳震通過對三件石家河人面玉像和二件三星堆青銅人面像造型及紋飾的比較，指出二者有很多相似和共同之處，並據此推測石家河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來源之一（見《三星堆青銅頭像和石家河玉面人像——從三星堆青銅頭像看三星堆文化的來源》）。此外，寶墩文化的灰白陶和波浪劃痕較多，也顯示出與石家河文化相近的因素。王毅和孫華二位學者認為：“寶墩村文化中出現的石家河文化因素很可能就是石家河文化強盛之時向西輻射四川輻射所致。”（見《寶墩村文化的初步認識》）。
三星堆金虎
在江漢地區的三苗古族被稱為“共工”，及其進入成都平原，考慮到傳世文獻中大量的“禹出西羌”之說，則可視之為鯀。鯀即共工促音。鯀族以善於築城理水而知名，文獻於此多有記載。《呂氏春秋·審分覽·君守》：“夏鯀作城。”高誘注：“鯀，禹父也。築作城郭。”顧頡剛說：“鯀作城即由作堤來，城即堤之另一種形式。以息壤堙洪水，一變而為作堤，再變而為作城。”（見《顧頡剛讀書筆記》第8冊）顧氏以“鯀作城”事與“息壤堙水”事相聯繫，實為洞見。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