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風，山高水長（4）：大師們最後的歲月

蔡元培先生70歲生日是在上海度過的。他說：“人生在世，120歲以上稱為上壽，100歲稱為中壽，80歲以下稱為下壽。”

他藉以勉勵自己，言語間充滿了樂觀。在國際飯店舉行了盛大規模的生日宴會，許多名人劉海素，黃炎培，林語堂，梅蘭芳，馬寅初，顧維鈞等出席。

不過生日宴席後，他大病一場，身體不如以前。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他前往香港避難和養病。

他來到香港宋王臺遺址，他想到，在南宋末年，最後一個小皇帝在此縱身一躍，和眾多大臣嬪妃們，宋王朝結束。他看著這曾經華美的地方，彷彿聽到當年空靈的呼聲。笙歌唱，時光匆匆。而他一手扶持強大起來的北大，也許真的是回不去了。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曾受蔡元培之聘而籌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北大教授傅斯年對有些國民黨人在抗戰嚴峻時刻還繼續貪汙享樂很有微詞，他將怒火對準了貪汙頭子孔祥熙。

傅斯年還找出了孔祥熙的貪汙事實，直接在會議上炮轟。他的不夠圓滑恰是一個真正文人的脊樑。會後，他對蔣介石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最後，孔祥熙下臺。

同年，胡適受命以非正式使節的身份赴美國及歐洲進行國民外交。

在舊金山大戲院發表“CanChina Win?”，又去哥倫比亞電臺“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 inthe present crisis” . 電臺要修改說言詞太激烈，他說寧可不播也不修改。最後還是播了，並且反響熱烈。

10月12日，胡適向羅斯福報告了中國抗戰的情況，希望得到支持。他的堅定態度讓羅斯福看到了中國人的決心，得到了總統的認可。後10個月，他在美加巡迴演講，痛斥日本罪行。

他在美國、歐洲的時候，一直寫信中國朋友要勇敢面對日本侵略者，不要做走狗。

這時，國民黨聘任他正式做駐美大使，這也是胡適第一次做官。

他說：

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

1938年12月5日，在紐約發表演講《北美獨立戰爭與中國抗日戰爭》，

胡適指出：

美國的成功，一方面是由於華盛頓領導軍民艱苦奮鬥，不怕犧牲，誓達獨立目標的決心和行動；一方面得到了法國對美國的物質和精神援助。中國的抗戰與美國獨立戰爭在歷史的背景上雖有不同，但兩者艱苦奮鬥的精神與誓求獨立自由的目標是相同的。因此，中國期待美國友人的援助，而美國也有積極支持中國抗戰的義務......華盛頓當年在佛爾居山谷苦戰，需要用七輛車滿載鈔票才可換得一車麥粉；而中國今日情形還未有如此惡劣，如有美國的援助，中國抗戰必定勝利成功。

胡適沒有外交經驗和才幹，一介書生唯一拿得出來的就是“誠實與公開”。

他的誠懇讓美國感動，不到2個月，就給中國2500萬美元的借款。當時見羅斯福很難，但胡適可以很容易見到美國總統。珍珠港事件後，他是唯一直接接到羅斯福電話向胡適告知事件發生的外國人。

但是胡適也是個不擅長外交的知識分子，在爾虞我詐的外交中，他的誠實與公開並不能解決太多問題。所以遭受受國內非議：職員班子沒有組織好，紀律缺乏，又喜歡出風頭，到各大學演講，先後獲得27個榮譽博士學位。

1942年8月15日，他收到了免職務的電令。

抗日戰爭前，清華很好。

梅貽琦的教育理念通才教育思想，從德智體美等培養。

德育：愛國主義和健全人格；

智育：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學術自由，在廣博學識的基礎上綜合素質提升。

他很重視體育。並且希望學生在參加團隊活動時能捨己從人，培養學生服務社會的合作精神。他認為，大學的根本就是學術自由。認同蔡元培的“兼容幷包”的思想。

貽琦本人是在美國研究物理學的，學成後回國成為清華大學第一個物理學教授。同時，與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和趙元任保持這真摯的友誼。

他主張學術自由，科學民主，主張學和術分開，文和理通科，提倡自主學習。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是他自己描述的和清華的關係。

他主張“教授治學”，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同時並存。他悉心聽他人所言，審慎闡述意見，與會者相互尊重。這種思想是通過評議會來實現的，這樣的方式讓清華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創造一個相對自由寬鬆的環境。

教授治學是蔡元培首創，但梅貽琦身體力行推行，才使清華有了當時少有的民主的空氣。

在這背後，不僅是民主作風，還有對教授學者的尊重。清華精英薈萃。

（清華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梅貽琦、趙元任）

抗戰爆發後，一切變了，但是，因為有這些教授大師的坐鎮，治學求學之路也沒有變。

由清華北大南開這三所大學臨時組合的西南聯大應運而生。

1937年7月7日，老師學生開始流亡。三所大學先遷到長沙，後來又到昆明。

梅貽琦擔任聯大校長。

1940年，昆明陷入危機，政府下令遷入四川。

梅教授在西南聯大團結了很多專家學者，讓聯大在物質生活很困難的情況下能夠烽火相傳。

值得一提，梅教授愛學生保護學生是他最顯著的標籤之一。

他說：做領袖通常是兩種人，一種能夠讓人懾服，一種讓人悅服。因為教育的出發點是愛。

在北京還沒有被迫遷移的時候，他就一直保護學生。學生遊行回來後，他總是派人開車把學生接回來。對於當局逮捕開除學生，他也總是想法加以保護，或者通知可能要被逮捕的學生離開學校。一次，為了保護一個學生脫險，他把學生藏在自己的車裡，想要偷運出去。

在學校遷移的過程中，梅教授也是如此！

而在遷移大隊中，還有陳寅恪。這時的他，在送別父親的悲痛中喁喁前行，他辦完後事就和家人倉皇逃離，一路都是悽惶和心酸，隨處可見逃難者。

他們先去長沙，但是沒等在長沙站穩腳跟，炮火又來，又只能逃到雲南。他只好把家人安頓在香港後，自己再回昆明，這對於他個人和家庭來說可能不好，但他是個學貫中西有不屈風骨的民國教授。

1939年，陳寅恪收到牛津大學教授聘書，由於時局動盪，他無法成形。在西南聯大時，身體不好，工作環境惡劣，但創作了許多歷史手稿，最大成就之一是《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在這段局勢動盪期間，內有梅貽琦陳寅恪等遷移西南聯大，外有胡適等在國際周旋尋找聲援，而林語堂不在中國居住。這不代表他沒有忘記中國。

之前的1935年，他用英文寫了《吾國與吾民》在美國出版。

這本書為他帶來豐厚稿費，也讓西方人對中國人有了新的認識。這本書講到了中國人的智慧、德性，對於中國人的藝術天賦也大加讚賞：

中國文明範疇的一切狀態中，只有藝術可予世界文化以不朽的貢獻。上自祠天的聖殿，下至文人的信箋及其他工藝品，中國藝術顯示出一種纖巧和諧的情調，判別出人類性靈最優美的技巧的產物。

1939年，在巴黎居住的林語堂又寫了《京華煙雲》。

當時，中國進入抗日戰爭，他通過這部講述近代中國社會風雲變幻的小說呼喚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支持，希望全世界人都進一步瞭解這個多災多難頑強前行的國家。他其實是在以另外一種方式挽救這個國家。

二戰前，林語堂在歐洲演講《希特勒和魏忠賢》，他指出：

當今世界上有很多人將希特勒比喻為耶穌。就如同中國有一位儒者提議讓魏忠賢和孔子有一樣的地位。也只有這麼歌功頌德，才能夠保住自己手中的那份工作，而反對他的官員則全部被殺害了。可是魏忠賢雖然權勢熏天，卻依然逃不過被民眾們偷偷辱罵，那時的情況和今天的德國比較起來簡直如同往日重現。魏忠賢最後迫於形勢只好自殺了事。自殺真可謂是世間所有獨裁暴君的唯一出路。

二戰後，林語堂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真正的威脅不是炸彈，是概念》

1940年，林語堂回到重慶。人們以為他來做官的，他說我是書生，做人民的父母之管，非我書生本色。

他不滿汪精衛的偽政權。

他說：有學問有見識的美國人都曉得他不過是日本槍尖上的傀儡。

此後，經常奔走在中美，歐洲之間，為中國爭取許多物資等。抗戰勝利後，他因為有很大的影響力，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與文學主任，1952年，創辦《天風》雜誌，倡導民主與自由。

國內烽火連天，在香港養病的蔡元培繼續養著病。也許前半生辦教育、遊走奮鬥不辭辛勞，他的身體真的無法讓他有更大的恢復可能。在港的3年中，蔡元培僅僅參加了一次演說，其餘時間都在養病和寫作。

1940年，72歲的蔡元培與世長辭。臨終前，他也許記掛著好友梅貽琦等人在雲南辦學是否順利，如此艱苦環境，是否可以有依然力拔山河般的壯麗。

好友馮友蘭回憶：在他身邊，感同風光霧月，如沐春風，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種氣象，他之所以能夠受到人們的愛戴，完全是他的人格的感化。

他為公眾服務了幾十年，身後極為蕭條，沒有一間房屋，一寸土地，捧著一顆鮮紅的心來，不帶半根稻草離去。

他代表兩種文化，一是中國傳統之聖賢修養，二是西歐自由博愛思想。

為王國維紀念碑首先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教授，為追求的學術精神和價值取向。這種思想就是，突破世俗觀念的束縛，但又是可以討論和商量的。

他上課既能用西方文化觀點解讀問題，又能引經據典用國學觀點把問題講得很透徹。哲學大師馮友蘭也對他必恭必敬，以學生自居。不管是海歸學者，還是傳統學者，都不敢瞧不起陳。他是教授的教授。

1942年，日本人請他到上海做教授，他拒絕了。他對國民黨當局也不屑，一些御用文人奉承蔣介石，還發起向蔣獻九鼎的活動。

後來，因為生活條件和用眼過渡，導致視網膜脫落。抗戰後，他接受牛津大學邀請，並且在英國做了手術，但是情況更糟糕。

回國時，他沒有去臺灣，而是在嶺南大學，已經沒有多少視力了，但上課時不偷工減料，更加認真。

多年艱苦中求學後，1945年，日本投降。

三所學校師生即可北上返校。如果說，1937年，從北平到昆明途中，誰也沒有抱怨，只是跟著教授大師們踏破布鞋也堅持不懈的話，那麼1946年，從昆明到北平，那就是又一重希望和喜悅在這貧困的環境裡成為最美好的事情。

清華大學在梅校長的帶領下第一個開學。

抗戰烽火的8年生涯中，西南聯大傲然佇立，是內外共同努力的結果，外部取決與民主治校學術自由等政策，內部是校長老師學生的努力。梅貽琦保存了教育的元氣，用自己的精神力量鼓舞和帶動學生們不斷前行，在艱難的歲月中，西南聯大仍然取得傲人的成績，這是中國現代教育歷史上的奇蹟。

1946年，國民黨潰敗，梅貽琦決定離開清華，離開大陸。他要保護好清華的基金，因為基金都來自庚子賠款，這筆錢，是由美國“華美協進社”來保管，而負責協進社接洽的梅不走，這筆基金就可能不會流失。他離開大陸後，在美國幾年，然後去了臺灣。

1949年，傅斯年來到了臺灣，擔任臺灣大學校長。他摒棄了民國以來的建“大學堂”的觀念，集成了胡適等人在五四中提出的辦學觀念，尊重個性，注重人性，提倡正義，並將追求真理當作大學存在目的與發展方向。

他不畏權貴、發憤治學的精神成了臺大的“魂”。他與蔣介石平起平坐，也能隨時從國民黨財政部要來錢，但自己兩袖清風，健康每況愈下。

1951年時，55歲的傅斯年腦溢血去世。安葬在臺大校門旁的一快空地上“傅園”。

每次上課與下課的時候都會傳出21聲，因為傅斯年說過：“一個人在一天24小時，要留下3小時作為沉思。”

胡適評價評價自己的學生說：

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任務。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同時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親可愛的人。

1949年後，胡適離開北京去了紐約，開始8年的流亡生活。他發現那裡現在已經不是那樣淳樸了，是億萬富翁的樂園，生活成本高出很多。他存款不多，在家寫考證《水經注》。胡適無法應對越來越昂貴的生活成本。

1955年，梅貽琦在臺灣用基金在新竹辦了清華原子能科學研究所，這也是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當時已經67歲，他高薪聘請高水準的學者，諾貝爾化學獎李遠哲就是在這裡取得碩士學位的。

他在世的時候一直不想把名字改為清華大學，他說，真正的清華在北平。

1957年胡適接受蔣介石的邀請，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心做學術，選出了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等30多位新院士。他也喜歡演講，也喜歡和小市民交朋友。

胡適也是敢於叫板蔣介石的人，他提出蔣不能再連任了，“當領袖的人應該培養繼任人，到了適當的時候選這個人出來，還應全力支持他，這才是大政治家的風度。“

這叫囂的後果是他受到了蔣介石支持者的”圍剿“。在憂憤和孤寂中，胡適的心臟病越來越厲害。

從1949年到1956年，陳寅恪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平靜自在的生活。不僅周恩來，陳毅等先後看望過他，而且在中山大學特地為他修建了一條白色水泥路，以方便他和他夫人散步。

這段安穩清靜的日子裡，他愛上了聽戲，找到了生命的另一番動力，1964年，他最重要的作品《柳如是別傳》也終於完稿。可是，後面的不幸又在等待著這位白髮老人。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在臺灣病逝，73歲。

他寡言少語，內心堅忍，看上去沒有太鮮明的性格，但是正是他堅毅、隱忍的性格和辦事公正的品德，贏得了尊敬。他的人生經歷少了許多傳奇色彩，但是他的簡單專著，讓他成為成功純粹的教育家，他不刻意追求自己的名譽地位，很少參與政治經濟，他把自己一生的都投入到做清華大學校長上。他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斯文”，他尊重文化，重視教育，淡泊名利。

在臺灣的1962年2月，第五次院士會後酒會。

胡適很高興和學生聊天和記者合影，並且在酒會上，他侃侃而談：“幾年前我就對朋友說過，我雖然對物理一竅不通，但是有兩位學生是物理學家，一位是吳健雄，一位是饒毓泰。今天兩位吳博士談排行，吳健雄說，我高一輩，原來楊振寧李正道又是吳教授的學生的學生，這樣，我的第二、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學家，我的第四代還是得了諾貝爾獎呢。我對物理不通，但是非常得意。“

“我去年說了25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他，都是小事體。我捱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酒會後，突然昏倒，去世。這突然的離世倒是有胡適風骨：他是思想之軍，不是暴力之軍，他可以被忽略，卻從未有人能把他擊垮。

他是位發乎情、止乎禮的謙謙君子，曾經資助同樣在海外留學的林語堂、吳晗等人，他也資助老百姓，他交友，不論貧富。

他是倡導白話文的旗手，很多人譏諷他倡導白話文，他總是溫文爾雅，從不人身攻擊。

他保持著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風，不站隊，不妄議，不迎合，不謾罵。

他和魯迅交惡後，魯迅多次在報刊上挖苦胡適，但他不應戰。

魯迅去世後，他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他擔任魯迅紀念委員會文苑，為《魯迅全集》奔波。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說：“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過火了，反損他們的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

不受虛榮，不祈妄福。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讀古人的書，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聰明到怎樣，一方面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樣。”

當年在贈北大學生畢業文章裡，說：

引用一位高僧所言：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

就這樣，1962年，兩位大師：梅貽琦、胡適，匆匆離去。

而另一邊，1966年，文革爆發了。

那年冬天，70多歲的陳寅恪第一次寫檢討，然後不停地被迫寫，一直到死都沒有停下來。

他被批鬥為大學裡最大牌的封建餘孽。從一個人人敬仰的大師成為人人喊打的無產階級專政對象，他的助理被趕走，醫生護士撤離，存款被凍結，行動被監視，家裡的牆被大字報覆蓋，還遭到殘酷折磨，造反派故意把高音喇叭防在他屋子後面，趁熟睡猛然開展對他的批判。

更令他心頭滴血的是多年藏書文稿被踐踏、毀壞、散失，這比他的生命還要重要。

同年，林語堂到了臺灣。政府給他提供陽明山上的古樸雅宅，有綠蔭庭院，有蓮荷水池，還有一大片草地，可以種蔬菜養雞鴨，每天餵魚養雞，抱抱孫兒，平淡生活。

他的生活體現了中國人的藝術。

但是另一邊的陳寅恪教授，卻......

1969年夏末，他躺在這座房子裡，只能靠流食掙扎在滿是侮辱的生死線上。

苦難中，他對自己說，他還要完成《中國通史》和《中國歷史教訓》，他也一定是有能力完成，但是已經有心無力了，1969年10月7日，去世。

他的學生季羨林說，老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儼然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季羨林也在文革中被批鬥過，但是還是生存下來了。

陳寅恪從來沒有為所謂的成功而活，今天值得談論的，不是他的記憶力學識和傳奇，而是他在這個環境中堅持了道理，讓大道學問成了他人格的象徵。因此，我們能理解他的悲情力量，能成為一種後人不可企及的傳奇高標。

這些大師，直到上世紀70年代，只有林語堂還在世。

1975年，他擔任國際筆會副會長。1976年，心臟病去世。

他的英語好到無法翻譯成中文，中文好到無法翻譯成英文。

他給我們提示的是一條中國知識分子獲得精神自由的可能途徑。

他真誠勇猛，書生本色，後來耽溺風雅，提倡性靈，是時勢使然，或可視為消極反抗，有意孤行的行為。

隨後的著作中，他都提倡讀書。

讀書或書籍的享受素來被視為有修養的生活上的一種雅事。

沒有養成讀書習慣的人，以時間和空間而言，是受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錮的，他的生活是機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幾個朋友和相識者接觸談話，他只看見他周遭所發生的事情。他在這個監獄裡是逃不出去的。可是當他拿起一本書的時候，他立刻走進一個不同的世界。

讀書和婚姻一樣，是命運註定的或陰陽註定的。當一個人的思想和經驗還沒有達到閱讀一部傑作的程度時，那本傑作只會留下不好的滋味。孔子曰：五十以學《易經》。

讀書藝術的觀念，就把那種視讀書為責任或義務的見解完全打破了。懸樑刺骨的，真是荒謬。一個人把書本擺在前面，而他在打盹，那麼他應該乾脆去睡覺。

他的許多思想和文字，在今天多元化的社會看來，也是那麼適合。正應驗了他當初反諷別人的話：“我的文章是給40年以後的中國人看的。”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他們經過了大國凋零與復甦的動盪，人飄零如浮萍，卻浩然長歌，將名字刻上了煙塵滾滾的歷史。

他們讀書讀到心中，可能不夠圓滑、只會講真話、不願作權貴、不趨炎附勢，可是，要比那些圓滑者、趨炎附勢的權貴者，更加讓人尊重和敬佩。

這就是大師--------本我的風采，淵博的學識，深厚的涵養，美好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