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聞一多與沈從文，到康德與福柯 大師們上課點名嗎？'

西南聯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師們。左起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1944年攝）

西南聯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師們。左起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1944年攝）

法國哲學家福柯的課堂人滿為患。

學院是知識生產的策源地，是文章專著的孵化所，也是青年才俊活躍的文化場。新京報“學院觀察系列”關注中國人文知識界的生態、研究與日常，將學院那些事付諸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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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工作那會兒，年輕氣盛，每學期上第一堂課，必定會略帶挑釁地說：這門課我不點名，來不來隨便!我自認為這是欲擒故縱的招數，但效果往往很差。隨著日子一週周過去，來上課的人數慢慢減少，我也無法收回原來的話開始點名。雖然外在裝作無所謂的表情，但內心也會後悔自己自負的無知或無知的自負。

我想學生的缺課或也多是因為現實的困難。比如，奉賢海邊的冬天特別冷，每年冬天我去上課，都會被凍出重感冒來。老舍先生說，“能在青島住過一冬的，就有修仙的資格”，奉賢怕是也不差多少。

又比如，我們今日的大學往往是校園太大、校區太多，上個課，南征北戰，堪比長征。這種情形也有先例，如民國時期聖約翰大學的校園橫跨蘇州河，學生要擺渡過河上課，一天要來回擺渡五六次，你說他能不遲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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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強調佛系生活，老師忙，學生更忙，點名和應名，都需要一些合適的技巧和心態。錢穆在《師友雜憶》中提到孟森先生，點名時十分平和：

心史是一好好先生，心氣和易。所任明清史，講義寫得太詳密，上堂無多話講，學生缺席，只少數人在堂上，遇點名時輪流應到。心史說，今天講堂座上人不多，但點名卻都到了，仍自講述不輟。學生傳為談資。

由此看來，點名其實不能叫點名，而應該叫點頭。因為有頭未到而名到者。正是因為學生層出不窮的花樣，現在各個學校也都在不斷地升道防魔。刷卡已經很落後了，有通過指紋來“點指頭”的，據說北京某高校還採用了“刷臉”技術。我看目前最狠的手段是“點手機”，老師在教室門口為每個學生準備一個小口袋，學生上課時把手機放在各自的袋子中。手機現在是學生們的命根子，須臾不能離，放下手機，立地成野人。哪有人到而手機不到，或者手機到而人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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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很多老師都是不點名的。就像錢穆先生當年在北師大講秦漢史，二百餘人的大教室很早就被擠滿，走廊裡也都是學生，水洩不通，錢穆先生竟無路登講臺，於是只能跳上學生的課桌，踩著桌子才勉強走上了講臺。記得當年在復旦讀書時，著名的三一零八教室，常有大師光顧，座位是根本佔不到的，能擠進教室就屬幸運，有時候只能隔窗擠進去一個腦袋。運氣差的時候就架在走廊裡聽，有種隔牆有耳的感覺。

如此看來，學生缺不缺課，關鍵還在於老師，同一個學生，可能喜歡某甲的課，但不喜歡某乙的課，汪曾祺先生可謂典型的代表。汪曾祺在西南聯大讀中文系，但不喜歡系主任朱自清先生的課，朱先生上課愛點名，嚴厲刻板，作業太多，汪曾祺於是經常逃課去泡茶館或圖書館。

但汪曾祺喜歡聞一多先生的課，聞一多是具有詩人氣質的大學者，性情自由放曠，一上課，“聞先生點燃菸斗，我們能抽菸的也點著了煙（聞先生的課可以抽菸的），聞先生打開筆記，開講：‘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他也真是名士做派。聞一多上課從不點名，課講得極其精彩，吸引許多粉絲慕名而來：

聞先生教古代神話，非常“叫座”。不單是中文系的、文學院的學生來聽講，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同學也來聽。工學院在拓東路，文學院在大西門，聽一堂課得穿過整整一座昆明城。聞先生講課“圖文並茂”。他用整張的毛邊紙墨畫出伏羲、女媧的各種畫像，用按釘釘在黑板上，口講指畫，有聲有色，條理嚴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揚，引人入勝。聞先生是一個好演員。（汪曾祺《聞一多先生上課》）

汪曾祺更喜歡的老師是沈從文先生，這是影響其一生的恩師。沈從文上課也不點名，而且他“不長於講課，而善於談天”。

他幾次談及玉龍雪山的杜鵑花有多大，某處高山絕頂上有一戶人家，——就是這樣一戶！他談某一位老先生養了二十隻貓。談一位研究東方哲學的先生跑警報時帶了一隻小皮箱，皮箱裡沒有金銀財寶，裝的是一個聰明女人寫給他的信。談徐志摩上課時帶了一個很大的煙臺蘋果，一邊吃，一邊講，還說：“中國東西並不都比外國的差，煙臺蘋果就很好！”談樑思成在一座塔上測繪內部結構，差一點從塔上掉下去。談林徽因發著高燒，還躺在客廳裡和客人談文藝。他談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嶽霖。金先生終生未娶，長期獨身。他養了一隻大斗雞。這雞能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起吃飯。他到外蒐羅大石榴、大梨。買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輸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給小朋友，他再去買！（汪曾祺《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這樣的談天，別說穿越半個昆明城，哪怕是穿越半個中國，半個地球（有錢的話），也是值得的，老師自然是不用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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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些老師，不但不點名，反而不希望過多的學生去聽。法國思想家福柯43歲被選為法蘭西學院“思想史體系”教席，從1970年12月到1984年6月去世，他一直在法蘭西學院授課。他的課堂因思想性和個人魅力，在當時極受歡迎，聽課者除了學生，還不乏學者、教授、社會人士以及慕名而來的外國人，以至於“人滿為患，竟然到了擁堵的地步”。當時有記者描寫了福柯課堂的氣氛：

當福柯快速走入教室，雷厲風行，就像某人一頭扎入水裡，他擠過人群，坐到椅子上，推開錄音機，放下講稿，脫下外套，打開臺燈開始講課，一秒也不耽誤。擴音器傳出響亮、有力的聲音，這是大廳裡唯一的現代工具，從仿大理石的燈罩發出的光使教室不太明亮。教室有300個座位，擠了500人，沒有一點空地……

福柯當然不用點名，他反而一直抱怨課堂的人數太多，影響到了和聽眾的距離和課堂的效果，以至於他希望通過調整上課時間（從下午17：45改為上午9：30）來減少人數：

按我昨天收到的一封信的說法，大學生已不再在九點半以前起床了。你們會說這仍然不是一個很公平的挑選標準：起床的和不起床的。但不是這一個就是那一個，終究有一個標準。

這對如今許多隻嫌粉絲不多、只嫌出鏡率不高的“大師”、“名師”們來說，簡直是匪夷所思。福柯理想的課堂是有真正的交流，而人數太多，就無法實現互動，讓課堂變成了單向的表演：

有幾次，當課講得不太好時，不需要太多，只需一個問題就可以重新改變狀況。但是這樣的問題從沒有出現過。在法國，群體效應使一切真正的探討變得不可能。因為沒有反饋渠道，授課被戲劇化了。我和那裡的人們是表演者或雜技演員與觀眾的關係。當我講話完畢，就有一種完全的孤獨感……

這種“孤獨感”想必許多老師都有過，譬如我自己，課堂講授的多是文學理論、美學理論等之類枯燥乏味的課，遇到要講什麼結構與解構、語言與言語、存在與本體、言意之辨之類連自己都半懂不懂的內容時，如果此刻恰好與學生苦澀又無助的眼神相對，我的腦海就會反覆滾動起卡森·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在《心是孤獨的獵手》中寫的一段文字，那是啞巴辛格的一段內心獨白：

如果用嘴巴與人交談，從對方臉上茫然的表情中，他能感覺到自己的聲音聽上去想必就像動物的聲音，或者自己的言語中有某種令人討厭的東西。對他來說，努力用嘴說話是痛苦的……

其實，老師們之所以不願意點名，除了或真或假的自信外，可能是因為還在固執地守持著“只聞來學，未聞往教”的古訓，不願自降身價罷了。不點名，內心還是希望學生來聽課的。“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老師們最為虛榮又虛無的白日夢。其實，英才未必能得；得到英才，你也未必能教。但老師們應該都多少有點貨色，加上“好為人師”的虛榮，一段輕鬆的講述，可能需要燃燈枯坐好幾個通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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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多願不切實際地追求理想狀態，理想的教和學的環境，或許應該是自由和寬容的。老師願意教，學生願意學，就像幾被描畫為“學術理想國”的西南聯大。如何兆武先生回憶的那樣：

沒有任何組織紀律，沒有點名，沒有排隊唱歌，也不用呼口號。早上睡覺沒人催你起來，晚上什麼時候躺下也沒人管，幾天不上課沒人管，甚至人不見了也沒有人過問，個人行為絕對自由。……那幾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無論幹什麼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麼，聽什麼，怎麼想都沒有人干涉……

不點名的狀態，確是理想的狀態，有無為而治的意思。但現實中老師們也往往願意秉持精英主義的原則，儘管只是少數人來上課，也願用心去講。康德曾說過一句讓很多老師有知音之感的話：

眾所周知，課程的開頭被活躍而又不穩定的年輕人們搞得多麼緊張，而此後教室將逐漸地變得多麼寬敞。

遇到康德的課，多數的學生大概是一定要逃的。但我想，那逐漸寬敞的教室裡，肯定也會有兩三個學生在安靜地聽講。那兩三個人，才是不點名的康德留下來繼續講課的動力吧。

□王宏超（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