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飛（1911-1993）
孔飛，蒙古族，1911年出生於哲裡木盟科爾沁左翼中旗（今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左翼中旗）。
孔飛出生在一個貧窮的蒙古族家庭。英雄嘎達梅林的家鄉距離孔飛的家鄉只有幾十里路，嘎達梅林的造反精神、維護蒙古民族利益的英勇壯舉，從小對孔飛的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孔飛正在瀋陽上中學，他和幾個同學堅決不當亡國奴，沒有錢就徒步走，後來扒火車去了北平，在知行中學讀書，1934年考入遷到北平的東北大學法學院邊疆政治系，加入了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簡稱“民衛會”），後來民衛會轉成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孔飛擔任分隊長。1935年，北平爆發“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孔飛擔任東北大學學生糾察隊隊長，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一二九”運動後，幾十名學生包括孔飛被國民黨逮捕。在國民黨監獄裡，他堅貞不屈，後來在東北大學校長張學良的活動下才出獄。1936年4月，孔飛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了他為共產主義奮鬥一生的革命歷程。
1937年“七七”事變後，開始了全面抗戰，孔飛毅然奔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在抗大一大隊二支隊第十班擔任班長。1939年4月，孔飛調到西北工作委員會民族問題研究室擔任研究員，這是中國共產黨專門研究民族問題的機構。1940年初，組織上派遣孔飛前往大青山和土默川地區調查民族問題。大青山地區是日本人佔領區，孔飛人生地不熟，又是說了一口東北話。為了保護孔飛的安全，擔任託縣抗日遊擊隊隊長的雲浦一路陪同，負責保護他的安全，孔飛走訪了一戶戶蒙古族群眾，調查瞭解蒙古族群眾的生活、生產、經濟狀況、民族情感、民族矛盾和抗日思想等許多問題。孔飛在土默川、大青山地區活動了將近一年的時間，1941年初，他結束了調查工作和李森一起帶著20多名年輕人回到延安，這些年輕人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孔飛返回延安後經常到延安民族學院講課，認識了烏蘭夫和雲浦的妹妹雲清，兩人從相識到相愛，特意選擇7月1日黨的生日那天結了婚，從此志同道合，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
1942年初秋，孔飛與雲清調到中央社會部工作。孔飛有個表哥叫韓子宜，蒙古名愚勒布圖格其，也是科爾沁蒙古族人，當時在張家口的偽蒙疆自治政府擔任弘報局局長。共產國際駐延安的特派員孫平希望孔飛能夠利用這個親戚關係，到敵佔區長期潛伏，做地下情報工作，瞭解日本侵略者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情報，配合世界反法西斯鬥爭。孔飛和雲清出發之前，向烏蘭夫告別。烏蘭夫語重心長地鼓勵妹妹、妹夫：“你們做地下工作是非常危險的工作，要不怕犧牲，要甘做無名英雄。”
孔飛與雲清經過長途跋涉，來到土默特旗塔布子村。雲浦看到孔飛和妹妹雲清一起回來，而且成為一家人，非常高興，他明白妹妹和妹夫一定帶著祕密使命，想辦法為他們辦理了日偽地區的臨時通行證。孔飛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經常奔波於厚和市（今呼和浩特市，日偽時期的改稱）和張家口之間，並做好了韓子宜的工作，順利進行情報蒐集。
1943年的8月的一天，日本憲兵隊突然包圍了塔布子村，直奔孔飛和雲清曾經落腳的雲存存家，抓走了雲浦和偽裝成長工的報務員柴保義，搜出了隱藏的電臺，雲清的父親和表哥雲存存、侄子云旺旺被日本憲兵隊打成了重傷，雲存存幾天後不治身亡。日本憲兵隊沒有找到孔飛和雲清，發出通緝令，搜捕孔飛夫婦。孔飛和雲清從張家口回來後，雖然處在危險之中，仍然決定要趕在日本人前面通知張家口的韓子宜迅速轉移，於是乘坐當天夜裡的火車返回張家口，找到韓子宜。三個人乘坐當天的火車又回到厚和市，連夜上了大青山，去了八路軍駐地。不久，大青山中共地下黨和雲浦先後委託交通員給孔飛和雲清捎來口信：“從延安和你們一起來的賈振業叛變了，日本憲兵審問時，他還和我對質。你們快走，趕快走！” 三個人在大青山抗日遊擊隊的掩護下，很快返回了延安。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了。烏蘭夫在張家口成立了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孔飛被派往卓索圖盟（今赤峰南部地區）開展工作。蒙古族上層人士白雲航當時也在卓索圖盟活動，大家在民族自治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孔飛聯合白雲航建立了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卓索圖盟分會，同時在各旗建立了旗支會，內蒙古自治運動飛速開展起來。
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內蒙古東部地區形勢緊張。9月，建立了卓索圖盟縱隊（簡稱卓盟縱隊），師級建制。孔飛擔任卓盟縱隊副司令員、司令員。卓盟縱隊主要任務是保護新興的人民政權，打擊國民黨反動武裝和剿滅當地土匪。剿匪鬥爭和大部隊作戰完全不一樣。土匪各自分散，大股的土匪一百多人，小股的土匪十幾人甚至幾個人，他們騎著馬，動作快，殺人掠奪，殘害百姓，心狠手辣。一些慣匪有很高的騎射技術和戰鬥力，轉瞬即來，轉瞬即走，有利就一哄而起，無利則四處潛伏。為了打擊土匪，卓盟縱隊常常要奔襲幾百公里，戰士們幾天甚至十幾天馬不離鞍，槍不離身，一有命令，飛身上馬就走。內蒙古的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孔飛親自指揮剿匪鬥爭，同時還特別注意政治攻勢，儘量減少殺傷和損失，如果能夠迫使土匪投降，就不急於採用殲滅方式。1946年末，由於國民黨勢力強大，有的騎兵部隊出現了整建制的叛變，卓盟縱隊卻沒有一個叛變的。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政府在烏蘭浩特成立，敵我鬥爭異常激烈，孔飛是會議代表，可是卻離不開戰鬥第一線，沒有能夠參會，被選為臨時參議會參議員。烏蘭夫稱讚孔飛為內蒙古革命政權的建立功不可沒。
1948年1月，內蒙古人民自衛軍改稱內蒙古人民解放軍。9月，卓盟縱隊改為內蒙古人民解放軍騎兵第十師，騎兵人數達到1700多人。後來騎兵十師又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內蒙古軍區騎兵第三師，孔飛一直擔任師長，他帶領騎兵們一直戰鬥在剿匪第一線，在卓索圖盟、昭烏達盟、錫林郭勒盟的廣大區域，參與和協助各個騎兵師聯合進行剿匪戰鬥，有效遏制了內蒙古東部地區猖獗的匪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5年6月，羅榮桓元帥簽署命令，任命孔飛擔任內蒙古軍區副司令員兼軍區參謀長。9月，孔飛被授予少將軍銜，是新中國五位蒙古族開國將軍之一。孔飛為了部隊建設和邊防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他經常深入部隊蹲點，檢查軍事訓練情況。20世紀60年代初，中央軍委決定編寫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兵種戰鬥條例，騎兵戰鬥條例由內蒙古軍區承擔，具體任務落在孔飛身上。他親自組織編寫人員，召開老騎兵會議，協調其他軍區，編寫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騎兵師（團）、連以下戰鬥條令、隊列條令、馬術教範和戰鬥條令，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唯一的一部騎兵戰鬥條例，為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烏蘭夫被誣陷免職，孔飛作為烏蘭夫的妹夫也受到牽連，成為內蒙古軍區的頭號“黑幫”，被長期批鬥、毒打、關押，遭受了長達十年之久的迫害，受盡磨難，九死一生。但是，他錚錚鐵骨，意志堅定，始終說的一句話是：“相信群眾，相信黨。”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 9月，葉劍英元帥和孔飛打招呼說，準備把他調到北京軍區擔任副司令員，讓孔飛做好思想準備。不久，鄧小平突然找孔飛談話，告訴孔飛：“你已經已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主任。”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孔飛一直在軍隊工作，現在中央安排他主政內蒙古，深感責任重大。
1979年，“文化大革命”延續下來的革委會體制終結，經過內蒙古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孔飛成為“文化大革命”以後內蒙古第一任政府主席。當時的內蒙古地區，問題嚴重，百廢待興，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內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內人黨”三大冤案，急需儘快平反冤假錯案，才能穩定人心，促使其它工作順利開展。孔飛已近70高齡，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尤其對落實政策問題一抓到底，毫不放鬆。在孔飛和其他自治區領導的共同努力下，內蒙古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逐步得到落實。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內蒙古三大冤案徹底平反。
“文化大革命”期間，內蒙古自治區周邊地域被“肢解”，呼倫貝爾盟劃歸黑龍江省，哲裡木盟劃歸吉林省，昭烏達盟（赤峰）劃歸遼寧省，阿拉善地區的幾個旗分別劃給了寧夏和甘肅。內蒙古自治區是經過內蒙古各族人民長期奮鬥和無數革命先輩用鮮血換來的革命成果，如此分割嚴重傷害了內蒙古人民的感情。“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內蒙古各族人民強烈要求把劃出去的地方歸還回來，烏蘭夫也一再提出恢復內蒙古自治區的行政區劃。孔飛作為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多次給中央打報告要求恢復內蒙古自治區的行政區域，併到北京和烏蘭夫商談自治區的區劃問題。197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從1979年7月1日起，恢復內蒙古原來的行政區劃。可是有些地方領導採取消極態度，設置各種阻力。孔飛多次聽取各個部門的彙報，明確要求：積極協調，努力爭取，堅持不懈，原則問題上不放鬆，最終使得內蒙古區劃的恢復工作得以圓滿解決。
孔飛從延安開始就認真研究馬列主義民族理論，他在擔任自治區政府主席期間，堅定落實黨的民族政策，非常重視蒙古語言文字的使用和學習，他提出：“在少數民族地區搞民族工作，不會民族語言文字就做不好工作。”他在很多場合都強調學習蒙古語：“自治區今後用幹部，必須會蒙漢兩種語言，真正貫徹中央‘漢族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也要學習少數民族語言’的指示。”他在民族幹部的使用上認為：蒙古民族是內蒙古自治區的主體民族，主體民族幹部比例一定要超出50%，才能更好地落實黨的民族政策。
孔飛為了讓廣大群眾從“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推進內蒙古經濟的快速發展，廣泛接觸基層幹部和群眾，支持群眾和基層幹部的致富行動。內蒙古的環境問題也是孔飛特別重視的問題之一，他多次召開政府辦公會議，專門研究限制開荒問題，明確要求：“在林區、牧區堅決制止開荒。開荒對森林、草場破壞太大，對國家無利，要從根本上解決。”
1983年，已經72歲的孔飛感到自己的體力和精力已經難以完成繁重的政府主席工作。當時，中央提出了“幹部年輕化”的號召，他從心底裡支持。1983年1月，孔飛向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遞交了辭職信，主動辭去了政府主席職務。1983年直到去世，他擔任了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依然認真去基層調查研究，給全國政協寫提案，關注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教育、民族政策等問題。孔飛是烏蘭夫研究會第一任會長、烏蘭夫基金會第一任會長，他一直希望老一輩革命者開創的事業能夠一代代傳承下去。
1993年1月，孔飛在呼和浩特逝世。事後人們發現，他悄悄留在筆記本里的最後字跡是這樣寫的：“人生一死萬事休，我為人世留下真骨頭，不為後人留下一點假骨頭，這就是人的偉大。”
（呼和浩特市委黨校 魏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