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兵前的運籌帷幄
斯諾拍攝的毛澤東
1937年7月7日深夜，在北平（今北京）的南大門盧溝橋附近，日本侵略軍突然向駐守在這裡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中國軍隊被迫奮起還擊。盧溝橋反抗日本侵略軍的槍聲，標誌著中華民族全面抗戰開始。14日，毛澤東等致電身在南京的葉劍英，要他轉告蔣介石：“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令出動。”由於紅軍即將開赴前線，一個新的問題提到中共中央、毛澤東的面前：中共中央在全民族抗戰中的軍事策略—戰略方針是什麼？簡言之，紅軍在抗日前線應該怎樣作戰？因為，毛澤東深知：“過去的革命戰爭證明，我們不但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
1937年7月28日，毛澤東、張聞天聯名致電同國民黨談判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林伯渠，要求他們轉告蔣介石：“（一）八月十五日前編好，二十日出動抗日。（二）三個師以上必須設總指揮部，朱正彭副，並設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不要康澤）（引者注：康澤為國民黨特務頭目），以便指揮作戰……（四）主力出動後集中作戰，不得分散。（五）擔任綏遠方面（作戰）之一線。”
“不要康澤”“集中作戰，不得分散”，意味著中共軍隊獨立自主；“擔任綏遠方面（作戰）之一線”，意味著紅軍主要起戰役配合作用，不和日軍正面硬拼。
1937年8月1日，毛澤東、張聞天聯名致電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三人正在雲陽出席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召開的紅軍高級幹部會議），指出：“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這一指示，首次明確提出了紅軍對日作戰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分散游擊戰原則。
8月5日，毛澤東、張聞天在給紅軍總部的聯名回電中強調：“我們事實上只宜作側面戰，不宜作正面戰，故不宜於以獨當一面的語意提出。”同時指示：“提出按情況使用兵力的原則，在此原則下，承認開拔主力（主力在數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對蔣不說幾分之幾，事實上須估計戰爭的長時間性與殘酷性，應估計蔣之軍閥割據（紅軍全部開去是蔣之要求），又須估計陝甘是我們唯一可靠後方（蔣在陝甘則尚有十個師，以便把我們全部送去，他則穩佔此後方）等等問題。”顯然，毛澤東對紅軍作戰方針及兵力使用等問題一直採取慎重的態度。
二、毛澤東提出山地游擊戰
隨著紅軍出兵在即，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對黨的任務、戰略方針進行一次全盤的討論，統一思想，遂決定“在紅軍開動時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同時討論作戰問題，地點在洛川。”
會議是在8月22日至25日召開的。由於洛川會議主要討論軍事問題，吸收了前方主要將領參加，實際上成為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講話中，毛澤東著重談了紅軍的戰略方針，那就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於山地）”。毛澤東最初提出這一方針時，突出的是山地游擊戰，主要戰場是山西。這是由於山西是八路軍對日作戰的前線，八路軍要堅持持久抗戰，首先必須充分利用山西的有利地形條件，用游擊戰控制山西，建立根據地，站穩腳跟，以此為依託逐步向外發展。會議最後一天，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義發佈命令，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即日開赴抗日戰場。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明確地提出，紅軍在抗日戰爭階段的戰略方針以游擊戰爭為主，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轉變，不能說黨內、軍內是一致同意的。參加會議的蕭勁光說過，“洛川會議上在討論軍事指導方針中儘管意見不同，但出發點都是一個，就是如何在出徵以後更有利地打擊敵人，更有利於我軍的發展壯大。當然，它也說明同志們在當時對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對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問題在認識上有差異。”毛澤東也曾指出，在紅軍抗戰方略上，“在中央和一部分軍事幹部之間發生過嚴重的爭論。”
三、游擊戰還是運動游擊戰
洛川會議上，軍隊領導同志如彭德懷、林彪卻從過去紅軍反“圍剿”戰爭的成功經驗出發，又為當時國共兩黨合作抗戰的大好形勢所鼓舞，主張紅軍應以運動戰為主，配合國民黨軍抗擊日寇進攻，或者乾脆由紅軍單獨開闢一條戰線，獨立自主地同日寇進行較正規的運動戰。“由於對紅軍作戰方針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彭德懷和毛澤東曾就紅軍出師問題個別交談。彭德懷認為，紅軍的游擊戰與運動戰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而毛澤東作戰方針的基點是游擊戰，這對於馳騁湘鄂贛閩，以劣勢裝備動輒整團、整旅地‘吃掉’國民黨政府軍的紅軍將領來說，無疑將是一個戰略性的轉變。”（見《彭德懷傳》）另外，全民族抗戰爆發後，許多指戰員十分興奮，對戰爭的長期性和艱鉅性認識不足，急於想打一些大仗，毛澤東對此非常憂心。
在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以前，八路軍對日作戰基本上是運動戰與游擊戰並行，而且運動戰往往佔居主要位置。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既同當時華北戰場客觀形勢的要求有很大關係，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相當一部分同志對洛川會議精神缺乏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
1937年9月12日，毛澤東致電擬偕同周恩來赴南京“報告前方實情和爭取補充”的彭德懷，特別指示：“在晉、在冀、在京，均著重解釋我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這個基本原則，取得他們的徹底瞭解與同意。……此原則中包含：(一)依照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紅軍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之自由。(三)南京只作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之一切自由。(四)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原則。”這一指示，將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戰略方針具體化了。
四、毛澤東對平型關之戰“潑冷水”
1937年9月中下旬，華北西線日軍大舉進攻山西。閻錫山處於不打一仗無法向山西民眾交代的情況下，擬集中兵力與日寇來一次決戰，並希望八路軍參加。面對閻錫山這一請求，八路軍當然義不容辭，問題是八路軍應該如何打？ 9月21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他還特別要求彭德懷：“請你堅持這個觀點，從遠處大處著想，對於個別同志不妥當的觀點給與深刻的解釋，使戰略方針歸於一致。林彪同志來電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斷與部署，他只想以陳旅（引者注：陳光任旅長的八路軍115師第343旅）集中相機給敵以打擊，暫時不分散。這種一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但如許久還無機可乘時，仍以適時把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
9月25日晨，林彪、聶榮臻率領八路軍115師主力向正在開進的日軍板垣師團一部及輜重部隊發起突襲，靠勇敢頑強的近戰肉搏，以傷亡600餘人的代價殲滅日軍1000餘人，繳獲大批軍械物資，這是一場典型的運動戰。平型關之戰，紅軍付出了重大的犧牲，但給全國帶來了華北戰場上第一個振奮人心的勝利，共產黨、八路軍的英勇精神和神奇戰術，在全國獲得很高的聲譽。一時間，“運動戰制勝”又在八路軍內部尤其是林彪身上一定程度地抬頭，毛澤東決定潑潑冷水！
就在平型關大捷當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並轉劉少奇等，指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運、統一戰線等等，應環繞於游擊戰爭。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須負嚴重的責任。”10月16日，毛澤東專門電示林彪：“我軍應堅持既定方針，用游擊戰配合友軍作戰。此方針在京與蔣何（引者注：蔣介石、何應欽）決定，周彭（引者注：周恩來、彭德懷）又在晉與閻（引者注：閻錫山）當面商定，基本不應動搖此方針。”
毛澤東的電報，不僅再次明確八路軍對日作戰主要是打游擊戰而不是運動戰，而且闡明瞭集中打仗與分散做群眾工作這兩者的相互關係，對於澄清前線將領的認識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五、王明對游擊戰戰略的干擾
然而，正當八路軍各部隊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全面轉入敵後游擊戰爭的時候，1937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從蘇聯回國。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為了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總結黨的工作，在延安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對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採取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提出了批評。與會的彭德懷印象深刻：“我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見《彭德懷傳》）“對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戰爭中如何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他是忽視的。”王明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當時很有迷惑性，連彭德懷都一時“中招”——“當王明對毛澤東以山地游擊戰為唯一方針的意見提出批評時，彭德懷錶示贊同。他認為，八路軍‘在戰略上應該是運動游擊戰，在應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擊戰’。”
由於毛澤東的抵制，王明的錯誤意見沒有形成會議決議。會後，王明到武漢主持工作，他的一些主張在中共中央長江局得以貫徹，從而使新四軍未能充分利用當時國民黨軍隊撤出華中、華中敵後空虛之機，迅速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這給新四軍在華中開展抗日帶來了困難。
彭德懷是八路軍的副總司令，在前方協助朱德總司令分管軍事工作，八路軍的作戰部署，多由彭德懷主持。在“十二月會議”後，毛澤東和彭德懷詳細討論研究了八路軍4個月來的作戰情況和華北戰場的形勢。毛澤東向彭德懷再次闡述了他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的游擊戰爭在全民族抗戰中的戰略地位和八路軍應採取的作戰方針。
六、在曲折中完成向游擊戰的轉變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即“三月會議”），王明繼續堅持他在“十二月會議”上提出的右傾觀點，附和國民黨“統一軍令”的主張，竟然提出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在內的各抗日軍隊，都要確定和普遍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這就完全顛覆了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戰略方針。毛澤東在會上慷慨陳詞，反覆強調：“在指揮關係上，我們應堅持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八路軍運用的主要是游擊戰爭。”
“三月會議”沒有形成正式文件，會後王明發表《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一文，把自己的主張當作中共中央的路線加以宣揚，引起了一些混亂。不過，就此時華北戰場全局情況而言，八路軍各部隊已深入敵後發動游擊戰爭，游擊戰已成為其對日作戰的主要形式，王明的主張在實踐中並沒有造成多少直接影響。
從1938年春天起，華北、華中的抗日遊擊戰場由山地向平原拓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也自然而然需要進一步完善。當時，由於國民黨軍隊迅速敗退，華北抗戰的重擔主要地落在了中共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身上。為推動華北乃至全國抗戰形勢的發展，共產黨、八路軍必須走出山地，向東部廣大平原地區推進，在更廣泛的空間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只有這樣，才可能真正創造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局面。1938年4月21日，毛澤東在給朱德等的電報中指出：“根據抗戰以來經驗，在目前全國堅持抗戰與正在深入的群眾工作兩個條件之下，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廣大地發展抗日遊擊戰爭是可能的，而且堅持平原地區的游擊戰爭也是可能的。……應堅決採取儘量廣大發展游擊戰爭的方針，儘量發動最廣大的群眾走上公開的武裝抗日鬥爭。”很快，在河北、山東部分平原地區，中共領導下的敵後游擊戰爭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開展，特別是冀南、冀中根據地的創建，為在整個華北平原地區全面發動全民族的游擊戰爭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不過，對於在平原地區開展抗日遊擊戰爭，黨內有的同志持懷疑態度。如當時的新四軍主要負責人項英，強調華中地區地形特殊，不相信在華中平原存在發展敵後游擊戰爭的可能性。1938年5月4日，毛澤東專門致電項英指出：“在敵後進行遊擊戰爭雖有困難，但比在敵前同友軍一道並受其指揮反會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敵情方面雖較嚴重，但只要有廣大群眾，活動地區充分，注意指揮的機動靈活，也能夠克服這種困難，這是河北及山東方面的游擊戰爭已經證明了的。”不過，項英對此置若罔聞。
關於發展平原游擊戰爭思想的提出，使我軍獨立自主遊擊戰戰略方針的內涵更為豐富、更為完善。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兩篇名著《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前者對於如何開展敵後抗日遊擊戰爭，進行了深入淺出的闡述；後者則提綱挈領地總結道：“八路軍的方針是：‘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與洛川會議相比，這時關於戰略方針的提法更全面了，這也標誌著抗戰初期提出的紅軍軍事戰略轉變的完成。
七、抗日戰爭堅持並取勝的重要因素
1938年七八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帶著共產國際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第一天，先由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王稼祥傳達的共產國際這些指示極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掃除了障礙，也確立了毛澤東抗日遊擊戰爭戰略方針的正確路線。因此，毛澤東作過這樣的評價：“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最終確立，他的軍事路線也得到全黨全軍的擁護。在會上的發言中，彭德懷衷心地說：“領袖是長期鬥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鬥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這裡所說的“正確的領導”，當然包括軍事戰略方針的領導。這一戰略方針，源自於八路軍，同樣適用於新四軍。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有這麼一句話：“在抗日戰爭的戰略退卻和戰略相持階段中，因為敵我強弱相差更甚，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正確方針是：‘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強求過多的運動戰是錯誤的。”
不過，這個戰略方針落實到各戰區，不是一帆風順的。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的工作報告中，毛澤東曾感慨地說過：“關於發展自己，發展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民主根據地，以此為代表中華民族打擊日寇的中心力量，這個問題中央曾做過很多工作來同反對這個方針或不積極執行這個方針的同志作鬥爭。華中與山東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曾經表現得最嚴重，差不多花了一九三九年一整年才糾正過來，但後來還是出了皖南事變，到皖南事變後才徹底糾正過來。”“對運動戰還是游擊戰的問題，我們內部也發生過爭論，但是還是執行了以游擊戰為主的正確戰略方針。”
關於實行這一戰略轉變的意義，毛澤東於1938年11月在《戰爭與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這一轉變關係於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係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戰爭在中國民族解放命運上的歷史意義，就會知道的。”抗戰的軍事實踐，完全證明了毛澤東預見的正確。日軍於1938年10月佔領武漢後，之所以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日軍背後出現了一個他們從未預計到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敵後抗日戰場，組織、開展了波瀾壯闊的人民游擊戰爭，使日軍受到了嚴重的威脅，迫使其不得不將部分兵力投入到這個戰場上來。八年抗戰中，中共領導的敵後游擊戰爭，成了抗日戰爭能夠堅持並取得最後勝利的重要因素，我黨我軍也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中獲得了很大發展。